（三十）我和秋玲（八）——两人世界

“先结婚，后恋爱”，其实并非是一个坏主意，我和秋玲几乎就是这样开始的。我们先确定了我们两人的婚姻关系，然后，我们“正式”开始谈恋爱。

就象奇妙无比的生命是由每一次平凡无华的呼吸所构成，最伟大的爱情也是由每一个眼神、每一次对话、每一次触摸、甚至每一次挫折所组成。

第一次和秋玲一起看完一场电影，我们漫步在灯火阑珊的马路上，正准备穿过一条马路。忽然，秋玲轻轻地挽住了我的手臂，问我：“我可以这样吗？”

我怔住了，有些喘不过气来。这么突然，又是如此自然；我感觉秋玲似乎有些犹豫，但又很果敢，…… 她是在含蓄温柔地征询我对她爱的许可！

我受宠若惊。我喜欢秋玲那质朴的眷恋、坦诚的爱，我的手紧紧地握住秋玲扶着我手臂的那只手。秋玲那女性的执着，是多么的亲切，又多么的自在！那柔情似水的温馨，那灿烂如熙的暖意，仿佛一直就在我的梦中，一直在朦胧的灯光下等待着我……

我沉浸在爱河之中，如痴如醉，如醒如梦。在柔和淡黄色的灯光下，我看见秋玲的脸上闪烁着迷人的光泽，洋溢着满足的喜悦。

我们在一起，不就足够了吗？那不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动人的乐曲、最迷人的诗章？

我开始时时刻刻思念起秋玲来，渴望着见到秋玲那欣喜的面容，那活力喷薄的身姿。而秋玲更是不即不离，每天一定会借机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至少一次，而且每天一定会给我打电话，即使我们才刚刚见过面。

而每次听到她“又”打电话来，办公室的小肖、小孙和老张总会神秘兮兮地相互会心一笑，好像我又惹上什么“麻烦”似的。

有一次，我们还真的就惹上了“麻烦”。

淮海路上的襄阳公园，座落在锦江饭店和高安路、我和秋玲两人的工作单位之间，五到十分钟的路程，闹中取静，向来是个优雅的去处。有一天，我们约在午餐休息时间在那里见面，秋玲从市委所在地的高安路骑车过来，我从锦江饭店的茂名南路骑车过去。

我们在门口相见之后，买了5分钱一张的门票，进了公园。中午公园人不多，不少椅子都空着，我们便随意挑了一处路边的椅子，坐了下来。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空中似乎弥漫着上海春天特有的令人懒散的闷热湿气，公园里的一切因为春暖花开，显得葱郁盎然。而与秋玲在一起，我的心情更是怡然欢愉。

这是我们的恋爱季节，这是我们的“两人世界”。我们虽然漫无边际地聊着天，但我们的心际紧贴在一起，我整个宇宙都凝缩聚焦在秋玲的身上，我们享受着在一起的短暂时光，我们似乎已经消失在永恒之中，我“目中无人”，只见秋玲……

“分开点！分开点！啊！分开点！靠了尬（这么）近，像啥厄（什么）样子？”

忽然，从背后传来一阵叱喝声。同时，我觉得有一根什么东西顺着我们两人的耳边、从我们背后伸到我们的眼前，敲打着我们两人的肩膀和脸颊。

这是一杆小红旗。我顺着这杆敲打我们肩膀的小红旗回头一看，原来是两位老人（当时在上海，年轻的我们称这些老人‘老头子’），手臂上戴着红袖章，手里拿着小红旗。

如在噩梦中一般，我惊呆了。我怎么也想不到，在这个当时全上海、也应该是全中国最开放、最“洋派”的市区公园，坐着谈恋爱竟也会遭到如此莫名其妙的干涉。分开还谈什么恋爱呢？我感到愤怒，也感到很尴尬。我想到了我作为市政府官员的“权力”，我工作所在地锦江饭店的“威风”，这些“无事生非”的老头子，真是欺人太甚……

但是现在，我是和秋玲在一起，我不能在这里“打群架”，像我在中学时代那样，我现在是有“家室”的人了……我看着秋玲。

秋玲一看如此尴尬的局面，就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噢，公园里也不可以谈恋爱的啊？”然后问我：“那，要么我们就走？”

那两个老头子却不放过我们：“你们两个人是干什么的？那个单位的？啊？工作证拿出来，我们要看一看！”他们很凶的样子，不依不饶，好像他们逮着了罪犯。很显然，我们今天是秀才遇着了兵。

我掏出了工作证。两个老头子拿了去，颠来倒去看了半天，面面相觑了好一会儿，好像他们也噩梦了一场似的。最后，他们尴尬地将工作证还给了我，还拉下笑脸，有些讨好地对我们说：“嘿嘿，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晓得你们是市政府的……我看你们坐得这么近，就以为，嘿……”他们还向我们解释最近治安不太好，社会风气也不太好，所以……

步出襄阳公园时，我默默无语，思念仍被“园管”的蛮横困扰着。转脸去看秋玲，她却煞无介事，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她还调皮地向我作了一个怪脸，说：“伊拉好白相伐（他们好玩吗）？”

好白相？如此扫兴还好白相？

不过慢慢地我才知道，不是“老头子”和“小红旗”好白相，而是秋玲自己“好白相”。在秋玲的眼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很“好白相”，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紧。她的口头禅就是：“这有啥要紧啦？”

看来，秋玲是对的，至少在这一件事上。分开一点就分开一点，那又有啥要紧呢？那不过是暂时的。两年之后，当我们再一次来到襄阳公园时，我们带着我们刚满月的女儿。我和秋玲不仅没有“分开一点”，而是靠得更近了，我们索性住到一块去了。不仅如此，我们的家最后还就安在了公园附近，襄阳公园成了我们家的“后花园”。

我和秋玲的约会是从西郊宾馆开始的，我又是在锦江饭店办公，在当时全国相对贫乏的环境中，这本身就是特权。但秋玲和我最终都并没有太在乎这种物质上的浮华。我甚至从未带秋玲去锦江饭店、和平饭店或上海大厦这些上海最好的饭店、我的“近水楼台”吃过一顿饭。像大多数热恋中的上海青年，我们的恋爱始终是在马路上、在公园里进行的。我们闯荡东西，游走南北，只是为了我们两个人能在一起。我们享受着这个唯一不受拘束和管制、仅仅属于我们的“两人世界”。

当然，马路上的“两人世界”，也并非总是情意缠绵。秋玲就是在马路上漫步时突然停住，问我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世界上什么最好？什么最坏？”

当时我对这个问题有点摸不着头脑。秋玲就自问自答地告诉我：“最好的是人，最坏的也是人。”

显然，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人类的“普世性”问题。我心中暗暗惊讶，秋玲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她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对人性作出强有力的观察。

……而我第一次听到秋玲的歌声，也是在公园里。

有一次，我们在公园里随意走着，聊着，忽然秋玲问我：“唱一首歌给你听好吗？”

还不等我回答，秋玲就扬起笑脸，带着她特有的自我陶醉的欢快神情唱了起来：“洪湖水呀，浪丫末浪打浪啊……”

我被镇住了，也被迷住了。这是我在舞台和电台之外所听到的最美的歌声，而这出自于我所认识的“灰姑娘”！我怎么会没有注意到秋玲那圆润丰厚的嗓音？我怎么会没想到她的才艺天赋？我心中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惊喜和满足。何等幸运！上苍竟如此眷顾，让我终身享受女高音之美。秋玲的歌喉，恰如她的容貌和心灵，甜美动人，充满激情。

……在谈恋爱的马路上，我们甚至还谈到了我们根本不相信的“上帝”。

漫步在皎洁的月光之下，我看着秋玲，一时无法抑制住心底的感激与惊喜，我就说：

“你知道吗？你就是我心中的上帝。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一定是像你这样：单纯，执着，真诚、善良、美丽，怜悯、温柔，甘愿牺牲……”

秋玲一听，变得惊惶失措起来，她竭力抵赖“她是上帝”，她肯定我是在说疯话。

信主之后，我们回想起当年的“幼稚”，感到格外的亲切和有趣。创造宇宙万物并鉴察人心的上帝，好像真是离我们不远，即使我们不信，他还是在那里幽默地看着我们，静静地听着我们胡言乱语，他一定喜欢我们这样在爱中谈论他……

我们婚前简单的“马路公园进行曲”，在婚后进一步演变成“游山玩水交响乐”——我们渡长江，下九江，上庐山，游苏杭，登鼓浪屿，望金门岛，闯紫禁城，观烽火台，泛舟避暑山庄，凭吊圆明园陵……

无论是逛马路谈恋爱，还是旅行结婚游山水，其实都好像是我们人生的写照：我们希望有生命的伴侣；我们渴慕真正的爱情；我们享受与伴侣一路的同行，而当我们走向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时，我们自由地吐露心声，我们单单注目彼此，无论经过嘈杂拥挤的街道还是穿越冷僻荒芜的原野；因为我们都期盼一个充满爱的家，无论在地上还是在天上……

秋玲感觉我们在一起的一切都很“好白相”，好像我们的“两人世界”，就是游历天堂……

直到有一天……

1988年，生了韵庐十个月之后，秋玲利用产假结束前的一段时间和我一起去北京玩了一周。从北京回来之后，一天晚上，她已经坐在了被窝里，准备睡觉，却不知怎么搞的，突发奇想，对我说，她想去读大学（业余大学，我们那时称夜校，或夜大学）。

“好啊。”我当然十分吃惊。在北京游玩的一个礼拜中，她一句都没提起过此事，赞美现在毫无来由地突然冒出了这一句。当然，读大学，对我们这些“文革之子”而言，是一个交织着痛苦和梦想、牺牲和盼望的重大决定。我自己当时正在完成华东师范大学自学高考的毕业论文。看来，秋玲也有梦想，她也不甘落后。但是，孩子才刚满周岁，她马上又要上班，如果再加上考试、读大学，这不是有点疯狂吗？不过我想，秋玲既然是个“灰姑娘”，就是一个铁姑娘，既然什么事对她都很“好白相”，那么读大学对她来说一定更“好白相”了。于是，我顺口说了一句：“那你就准备考试喽。”

“就不要考了，你帮我跟高教局的人说一声就可以了，你不是都认识的吗？我不要考试，直接去读就可以了。”

啊？我的天！原来秋玲是这样“白相”的啊？大学是我开的吗？秋玲自说自话的样子好像事情已经定了。我有些哭笑不得。这可是大学，不是幼儿园！

但毕竟，这是秋玲第一次“正式请求”为她开个“后门”，而这个“后门”也有其“正当性”，显示了她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为了不打击她这种难能可贵的“积极性”，我向教委和高教局的“朋友”咨询了不考试直接上“业大”的可能性。他们考虑之后回复我说，不考试直接进大学，“影响不好”，读大学毕竟还是要有一定的基础课功底，还是先考一下为好，如果分数不够他们会想办法。

但是最糟糕的是，当时离高考的日期只剩下三个星期了，而我之前都不知道。

三个星期？

这对秋玲来说简直是一个“噩耗”。我回家对她说了之后，她瞠目结舌，“悲痛欲绝”。看得出来，她知道，她原本美妙的“大学梦”破灭了。我第一次感觉到她前所未有地沮丧起来。

我鼓励她说：“那就考吧。”

她看看我，吞吞吐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句：“人家不就是考不出来才叫你去打招呼的嘛……”

秋玲上一次参加高考是十年前的1977年，那是文革后第一次高考。不知是神经过度紧张，还是身体正好耍无赖，考试那天，她身上和脸上突然发起了风疹块，脸肿得像南瓜，眼睛都睁不开，考试时都看不太清楚……

结果当然可想而知，秋玲从此与大学无缘。

那时，还是中学刚刚“毕业”的时候，还有点“基本概念”。而现在呢？十年过去了。在这十年中，除了琼瑶小说，秋玲基本上没有碰过其它什么书，照她自己的说法，“我已经都还给老师了。”秋玲对此显得无奈无助，一脸惆怅。

我心头一紧，沉默了。我知道，秋玲多么希望自己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上大学啊！这是她的梦想！

我看着秋玲，心里立刻做了决定：我要全力以赴，帮助秋玲闯过这个难关，实现她的梦想！以秋玲的聪颖、努力、要强的个性和顺服“听话”的态度，她有这个“机会”，虽然她必须面对强大的外在和内在的压力和挑战，包括她自己过去的失败经历。

“我来帮助你考。”

“你帮我去考啊？”秋玲忽然转忧为喜，睁大了眼睛，“真的啊？”

“你去考，我来帮助你准备。”

秋玲一听我说这话，又彻底泄了气。她几乎哭了起来：“还是要我去考啊？侬勿晓得，我是考不出来的，我历史地理政治语文统统都不行的，而且只有三个礼拜……不可能的，我考不出来的……”

我紧紧地抱住了秋玲：“你可以的，你会考过的，我会帮助你的，你放心，你可以的……”

第二天，我去了一趟教育局，问他们要了一套完整的高中学生课本和老师教材课本，整整一箱子，一共有十几本。我又到高教局和社科院，搜罗了文革前十年的大学高考考卷，统统带回了家。

秋玲一看，吓傻了。我的妈呀！要我看这么多书啊？我一辈子都没看过这么多书，三个星期，你还要我活不活啦？

“这些书都是我看的，不是你看的，”我笑着安慰秋玲，“你只要自己负责数学就好（我知道秋玲的数学很好），其它的，政治、地理、语文、历史，我会给你重点去背，你只要努力，死记硬背就可以了。”

“真的吗？”她不相信。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和秋玲每天一下班就在一起，像诺曼底登陆前的盟军那样，紧张而专注地反复演练，像面临最后冲刺的短跑选手一样，与时间赛跑……

每天早上，我给秋玲“交代任务”，“分配”她一天要做的“记忆”工作和任务。她带着这些“任务”去上班，抽空就要背读。每天晚上下班回来，我在家对她检查、测试，陪她演练，一直弄到秋玲精疲力竭，半昏半醒地对我说：“我的眼皮快要睁不开来了，快要搭牢（粘住）了”。

等秋玲“昏”过去之后，我的工作开始了：从课本里“大海捞针”，挑出“重点”，分门别类，以便第二天一早交给秋玲去“死记硬背”。

就这样，我们这个“两人世界”的“夫妻作坊”紧张地运作了三个礼拜。

“大考”那几天，我每天都送秋玲去。不消说，她考得昏天黑地。每次进考场，她都依依不舍地不断回头看着我，好像生怕一进考场就出不来了，会有什么不测风云，会发风疹块，甚至会被吞吃掉似的。看着秋玲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心里实在觉得好笑。秋玲从来都是大大咧咧，天不怕，地不怕的，现在竟如此“前怕虎，后怕狼”，真是“好白相”。

不过一次次考下来，秋玲也越来越有信心了。她每次考完都说考得不错。我要她死记硬背、对她反复强调的那些题目，不知怎么搞的，还真的都出现在考卷上了。甚至语文和政治那几道分数最高、相对来说也是最难的的写作题，也正好都是我事先给她写好让她死记硬背的。她考试中失分，也不是因为不知道答案，而是当时实在想不起来了。考试一结束，却又想起来了。她每天回来都很奇怪地看着我，问我怎么会猜得那么准？

但是，这哪有可能是猜的呢？可爱的秋玲。

两个礼拜之后，秋玲以优异成绩被上海大学商学院会计大专录取。终于，秋玲不需要“走后门”，就可以堂堂正正地、以自己的努力踏入了百里挑一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大门……

男女相恋相爱，如同生命之花绽开、青春激情的瀑布飞流那样神秘和奇妙！每一个生命都像一个丰富的宝藏，有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生命“能源”、天赋恩赐的美丽“宝石”、独特个性和无尽创意的“稀有金属”……而正是男女之爱，那不可遏制的对异性的渴慕、追求和思恋，使得每一个独特生命的宝藏被另一个生命充分发掘、开采、运用和欣赏，实现上帝所赋予的终极价值。

最伟大的爱是永恒之爱，那属于上帝。其次就是终生不渝的爱情，属于人类。两性之爱是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奥秘之一，因这一奥秘之爱我与秋玲相遇，我们成了一生中最知心的朋友，更成为最好的“师生”和“同学”。在我们这个“两人世界”中，秋玲是一个最谦卑顺服、最听话、最努力、最可爱、也是最“好白相”的“五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