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我和秋玲（六）——秋洁风高

像蓝天白云那样轻闲、飘逸、自然、随意，从第一天开始，与秋玲在一起的时光，就是我享受生命“零距离”的时刻，她的真诚和热情迎面扑来，使我心灵深处的孤傲、矜持和冷漠，全都像冰雪在阳光的直接照射下那样，顷刻就融化了。

秋玲愉悦单纯的性情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当年我办公室的同事们才会如此不遗余力地“集体游说”，为我做媒。无独有偶，在我结婚二十年之后，在我和秋玲一起服事的教会诗班，也有那么一群年长的姐妹，因为爱怜秋玲的单纯，而“干涉”起我和秋玲的“内政”来，常常“群起而攻之”地无端对我发出严正“警告”：秋玲那么可爱，如果我不善待秋玲，她们可不会答应！

然而，就象所有那些真正的童话故事那样，秋玲单纯的天性，并非是出于她人生的单调平稳，一帆风顺，恰恰相反，她不长的人生经历已经充满了诸多不定的变数和曲折苦难。

在中学时，秋玲的学校有一位高年级同学，他有一次，在一列火车疾驰而来时，将一头正在铁轨上“散步”的牛及时推出了铁轨，避免了一场火车出轨事故，于是他在上海名噪一时，成了“英雄人物”（我还记得，我在上海的一次上海市红卫兵大会上也曾见过这位少年英雄在台上介绍自己的“英雄事迹”）。这位“英雄”之后在学校向低他两年级的秋玲“求爱”，而崇尚“英雄”的秋玲则受宠若惊。于是他们谈起了所谓的“朋友”（早恋）。然而在“英雄”即将毕业之际，他告诉秋玲，他为了她而决定“留城”上海，不去“上山下乡”了。秋玲闻之，失望至极，以至断绝了与他的往来。

“为什么？”我问秋玲。

秋玲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首先，他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不求进步的表现；其次，他不去上山下乡，是害怕吃苦、贪图安逸的表现，是当“逃兵”；第三，他说他留在上海是为了“陪”我，那是借口，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一句话，他不当英雄当“狗熊”，当“逃兵”。秋玲告诉我，她不喜欢这种男人。

看着一脸凝重、像煞有介事的秋玲，我沉思良久：原来，温柔随和的秋玲，不仅情深，而且义重，十六七岁，就能“大义灭亲（情）”，真可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乃女中豪杰也！

“但是他说的也没错啊，上山下乡，他不就离开了上海，成为农村户口，不就是将你‘抛弃’了吗？”我继续问。

“哎，对噢？我怎么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呢？我认为男人就是要有男子汉气概，不能说话不算数，不能退缩，当逃兵……”秋玲想想似乎有些泄气，她不知所措起来。

然而，秋玲的恋爱故事却并没有因此而“简单化”，单纯美丽的她始终不乏“前赴后继”的“追随者”。

在与那位大名鼎鼎的“英雄”断交之后，秋玲又被一位颇具裁缝天赋、“讲究实惠”的邻居同学“追”上了。这位同学聪明能干，裁缝手艺高超，也很会赚钱。但他却不太求“上进”，还十分专制，对秋玲去夜校进修和参加很多业余活动很不满，生怕秋玲一旦追求“上进”，就会跟别人“跑”了。渐渐地，他开始强行“管制”秋玲每日的行踪，要求秋玲只能“两点一线”地围绕着他的生活过日子。秋玲最后实在忍受不了，要与他分手，他却以死相挟。

自然，这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局，对秋玲来说，这是又一场“噩梦”。

“噩梦”醒来之后，等待着她的是一场更大的“灾难”。秋玲被厂里一位不但“进步”、而且“才华横溢”的团支书兼车间主任“追上了”（参看前文“盘石相会”）。只不过这一次，“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他竟然想要同时“霸占”两个“女朋友”，一直弄到快要结婚了，两个女孩子纯真痴恋的爱情都被这个男人的贪婪和欺骗玩弄了。

就这样，在我认识秋玲之前，她至少已经历了将近十年的“恋爱三部曲”：第一部曲是“英雄”变成了“逃兵”，第二部是“才子”变成了“专制”，第三部更糟，“情种”变成了“骗子”…… 秋玲的恋爱经历，就是一部典型的“痛苦失望进行曲”。

如果秋玲因此“吸取教训”，从此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开始对那些“心怀鬼胎”的男人们“提高警惕”；或者，她“大彻大悟”，“看破红尘”，从此对爱情“画上句号”的话，那么今天我所认识的“秋玲”大概也就不会存在了。

这是我认识的秋玲：即使到了“跳黄浦江”的地步，秋玲对人生还是存着“不切实际”的希望，希望她下一次的际遇不会这么“惨”；即使人的一切行为都是那么令人失望，她仍然“糊里糊涂”地相信，相信生命原本应该是美好的；即使被欺骗，她仍然是那么“傻乎乎”地去爱……

有一个晚上，我和秋玲在街上漫步，闲聊着……

走到一个角落，秋玲忽然停了下来，面转向我，像煞有介事（十分严肃）地问我一个问题：

“我问你，你说，世界上，什么最好？什么最坏？”

这让我心里有些吃惊，秋玲一向马马虎虎，喜笑颜开，怎么会忽然认真起来？还问出这种高深莫测的哲学问题来了呢？

“什么最好？什么最坏？”我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还是觉得有点迷糊，这个问题也太大了，一点范围都没有。秋玲一直都是很实实在在的，怎么忽然会问起这样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来呢？“你是指什么方面？是指人呢，还是指物？”

“我问你，你就回答好了，世界上，到底什么最好，什么最坏？”秋玲似乎有些不耐烦起来，而且从她执着的脸上，我甚至可以感觉到，这可能会成为一个能否继续成为她“男朋友”的终极考题。

我开始有点紧张起来，为此也有些“痴呆”起来了：这是什么样的“哲学”问题啊？单纯可爱的秋玲怎么会忽然变得如此不近情理地“形而上”起来了呢？

“人！……你知道吗？是人！世界上最好的是人，最坏的也是人！”还没等犹犹豫豫的我给出任何回答，秋玲就直截了当说出了答案！她的心里是什么都藏不住的。

“最好的是人，最坏的也是人！”多么俭朴，又多么深刻！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是秋玲二十几岁时对人性的深切体验和观察，而这不正是《圣经》向我们启示的真理？“最好”是因为上帝的创造，“最坏”是因为人的犯罪！秋玲真是一位最单纯、也是最深刻的人生“哲学家”。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秋玲这么多年的“早恋”和接二连三的谈情说爱，大致都是在“偷偷摸摸”的情况下进行的“地下工作”。可以想像，她爸爸在家设立的“半军事化基地”多么牢固，这个”专制的北方王国“是绝不容许秋玲跨越“三八线”、“逃亡韩国”的。

亲戚朋友们因为并不知道秋玲已有“男朋友”了，都争先恐后地为她介绍，这么漂亮能干又贤慧的姑娘到了年龄，怎么能没有男朋友呢？

秋玲既不能说清楚，也说不清楚，而且即使自己想说，可能也不一定能说清楚，于是她只能对亲戚朋友们为她“介绍男朋友”一事，支支吾吾，不置可否。她为了躲避众人的“追捕”，甚至“梦想”在必要时能“遁地而去”——她有一次曾对我说：“我那时真想在地上挖一个洞，钻进去就好了……”

但是她还是不断地被热心的媒人们“绑架着”去约会了几次，一次是与一位有钱的“港商”，另一次是与一位父亲是部级干部的“高干子弟”。

“港商”见了秋玲之后，对媒人说他自己太矮，与秋玲不配。秋玲说，她总算松了一口气，逃过一“劫”。

而那位“高干子弟”却是“火眼金睛”，一眼就看上了秋玲，尽管那天秋玲故意穿着妈妈的老旧破衣服，想“伪装”成一个“丑女”，把自己弄得“土里土气”的，但一点没用。那位高干子弟个子挺高，相貌不错，“条件”也很好，人也真诚。秋玲却在约会中反反复复向他表明一个“意思”：她实在“没有办法”和他“谈朋友”。秋玲当然没有说明原因，弄得对方一头雾水：你既然无法和我谈朋友，那为什么还要答应约我来“谈”呢？

秋玲为此常常自责：“他人真的蛮好的，我觉得我对不起他，好像是在骗他一样。你说，我怎么会这么坏啊？”她这是在问我，“他怎么就会看上我了呢？我穿那么难看的衣服，他还要和我谈朋友……？”

今天看来，我和秋玲在一起似乎是“预定”的，但事实上，秋玲在认识我之前的十年里，只要有“一念之差”，我们就会完全擦肩而过，或者根本不会认识，终身无缘。秋玲对她未来的配偶只不过有一些最基本的“标准”：诚实勇敢，有责任心，上进好学。使秋玲真正与众不同、也最终让我们相遇的重要因素是：她“坚持”她的“原则”。她自己是那样的真情坦实，自然也希望她的配偶能以情相许，以诚相待……

令我惊讶一生的是，如此温柔随和的秋玲，对生命的原则却如此执着，并对此有着几乎永不止息的热情，她对人有着几乎不假思索的信任和无法遏制的关切，即使她在自己的青春年华已经为此付上了“三起三落”的沉重代价。甚至在我们婚前的那段“初恋”时期，秋玲也没有“改弦易辙”，还是常常“惹事生非”，使我们的初恋时光，平添几分“秋色”（那是，秋玲的“秋”），奇趣横生。

那时，秋玲在一家夜校学习英语“牛康”（NewConcept新概念英语）。我偶尔会在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去接她，等她下课。有一天，秋玲下课走出学校，看到我扶着自行车在等着她，喜出望外。我们就一起骑车离开学校。

没走多远，秋玲转头看了看我，忽然笑着做了个鬼脸，说：“‘人家’是开着“红旗牌”轿车来接我的，你怎么骑着个自行车来接女朋友呢？侬哪能尬推板啊啦（你怎么这么差劲呢）？”她看着我，开始咯咯咯笑个不停。

这个“人家”是我们两人工作关系中的一个共同朋友，是南京军区上海的宾馆——延安饭店的一个军人干部，他与秋玲关系特好，也常常帮助她安排从北京部里来的领导。他与秋玲一样，也是上海“本地人”。他是专为军区首长开车的。当时“红旗”牌轿车是国家领导人的专用车，个别大军区（如南京军区）的司令员（正级）也享受这一特殊待遇，而他也因此变得十分特殊。

我问秋玲：“是你叫他来接你的吗？”

秋玲瞥了我一眼：“我怎么会叫他来接我呢？是他自己要来接我的噢，我怎么知道他会开‘红旗’牌来接我呢？”

我看着秋玲，笑着告诉她：“他在追你呢。”

“侬瞎讲！侬骗我！……人家、人家根本没有这个意思的，人家……”秋玲马上提出抗议，脸也几乎有些涨红了。

我没说话，心里觉得好笑，看来，大大咧咧的秋玲也会紧张。

“哎，好像也是的噢？他要我帮他介绍女朋友，他不是已经有女朋友了吗，那个接线员不是蛮好的吗？为什么还要我介绍呢？…… ”后来，秋玲自己想了好半天，好像也悟出点什么来了。

这位“红旗”牌轿车驾驶员始终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在秋玲的撮合帮助下，最终与他所在的延安饭店的接线员小姐结婚。当他们生了孩子之后，秋玲还专程到他们家去看望过他们。

秋玲还很“贪玩”。一般来说，无论什么建议，只要是关于“玩”的，她一定会积极响应。在我和秋玲恋爱不久，秋玲为她的一位女同学介绍了一个男朋友，一位“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英语教师。但在第一次见面之后，他没有继续与他的“女朋友”谈下去，却转向了“介绍人”，常常邀请秋玲去参加他们学校的活动，“沙龙”聚会或游泳。而秋玲则因为可以到大学去看看玩玩，统统都一口答应下来，高兴得乐不可支。

旁观者清。我又一次向秋玲“告密”：“人家在追你呢。”

“侬瞎讲！人家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知道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呀。”秋玲立即向我撇得干干净净：怎么可能每个人都在追我呢？这有什么好追的呢？我真有那么好吗？

事实上，她真有那么好，“人家”就是喜欢她。“迟钝”的秋玲后来自己也有些感觉到了，就对我说：“那以后他再叫我，我就不去了。”

但秋玲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又为这位外国语学院的老师介绍了她自己在大学的同学，她最要好的漂亮女友。六年后，我们先后都到了美国，我们还专程到纽约机场去接比我们晚出国的他，他还到我们在布鲁克林的地下室一起住了好几天呢。

也许是情人眼中出西施，但是对我而言，有谁会不“喜欢”秋玲呢？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而这一点不正是使她更讨人喜欢吗？那些认识秋玲的“男朋友们”不过是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在表达他们的“爱慕之情”而已，而我只是他们当中最“荣幸”的一位。我“透露”给秋玲这一信息，她一直显出半信半疑的惊喜和转不过弯来的困惑。

甚至那位因自己“脚踏两只船”的欺骗而深深伤害过秋玲情感的“团支书”男朋友，在我们结婚之后还“惦念”着秋玲呢。

我们婚后，秋玲以前厂里的同事们约好一起来我们家“闹新房”。秋玲的一位小姐妹特地来问秋玲，“‘那位’也想要来，怎么办？他面皮真的老厚的，哪能还好意思来问呢？”小姐妹这样评论道。

“那位”就是秋玲的前男友。秋玲来问我时，我十分惊讶。我想起在与秋玲第一次约会时，听到她述说她如何被欺骗时，我的内心是何等的愤怒。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尚未对秋玲表达过任何悔改和歉意的人这个时候要来干什么。我也很惊讶秋玲还会来问我这个问题，照我的想象，她完全可以在第一时间就一口回绝。

我问秋玲，她觉得应该怎么办呢？秋玲说：“我也不知道…… 他这个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啊？他是想来破坏我和你的关系？还是要让我出丑难堪呢？”

看着不知所措的秋玲，我决定要请他来。我觉得，为了秋玲，为了她一生的幸福，我必须这么做。

那天，秋玲以新娘子的身份热情大方地欢迎她以前的同事们。他也来了。正如我从秋玲第一天约会的描述中得到的印象，这是一个精明得过于自信的人，他的眼中闪烁着不定的光芒。他进门时看秋玲的眼光，有一种居高临下的鄙夷，似乎秋玲仍然是他的“女朋友”，他仍然可以对秋玲颐指气使。

在大家彼此寒暄之时，他曾几次挑起话题，试图引起大家的注意，但秋玲的女同事们都有些不自在，大家似乎都等待着、或期望他不要说出什么让秋玲和我难堪的话来，毕竟她们是来“闹新房”的。

我看得出来，他心里一直在躁动不安。于是，我等秋玲忙里忙外告一个段落，就拉着她，一起特意坐到他的旁边去。

他看到秋玲和我在他对面坐下了，就乐了起来，似乎他可以就此“大展宏图”、尽情发挥了：

“哈哈，秋玲和我很熟悉的啦，侬晓得伐，我们以前一直在一起的，我们，呵呵呵呵……”

“你以前是她的男朋友，是吧？”我打断了他，我从他进门后满不在乎的笑容和嘲弄的口吻中看出，他不仅对秋玲毫无歉意，甚至好像秋玲还欠着他什么似的，他是来讨债的。

“秋玲在和我第一次约会时，第一时间就把你和她的事全告诉我了……”

我看得出，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他似乎大吃了一惊。

“你知道吗？我要感谢你，我能有机会遇到秋玲，全是因为你。我实在觉得奇怪，你怎么竟然会把秋玲这样一个纯洁、热情、美丽的女孩子，随随便便就扔掉了呢？你不将秋玲当一回事，但秋玲却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 对一个纯真的女孩子，你必须以百分之百的真情去对待、去珍惜，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每一个人在经历男女情爱时，都在强烈地体现着自己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他人性的高尚与卑下、纯洁与庸俗、美丽与丑陋。一个庸俗、狭隘和卑下的男人，永远配不上这样一颗纯洁高贵的心灵……”

我指着挂在我们房间墙上镜框中的四个大字，对他说：“‘秋洁风高’，这是我写的 …… 就是这个意思！”

之后的那个晚上，他在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晚上，等众人都离去后。秋玲含着热泪拥抱着我，对我说：“谢谢你……”

那是秋玲生命中沉重痛苦的一页！感谢上帝，我和她一起，将这一页，翻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