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新大陆的启示（三）——感恩在美国

来到美国后，懵懵懂懂之间，忽然发现，原来我的生日，11月26日与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公告的美国第一个感恩节是同一天！无独“有偶”，秋玲的生日是10月11 日，与加拿大的感恩节（十月第二个礼拜一）也常常是同一天！这让我们两人常常惊奇不已。

对我而言，美国的感恩节是最容易被理解、也最不容易理解的一个节日。容易理解是因为世上大概很少有人会反对“感恩”这一“美好的情愫”；不容易理解的是，一种道德情感怎么会成为美国的国定假日？在美国之前，没有任何其它国家有过这样的国定假日。

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感恩的民族。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什么是“感恩”所知甚少，基本上只是一种自我“感悟”而已。虽然读过一些书，但搜索枯肠，最接近“感恩”的，大概也只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寸晖”一诗跃出我的记忆。那是对父母的感激之情，是人类良知的最后底线，我想，哪个人或民族不是如此呢？但是美国怎么会对“感恩”如此重视呢？究竟什么才是美国的“感恩”呢？

中文翻译的“感恩”——感知所受的恩惠和好处，反映了心灵感念的层面。但“感恩”的英文原文 ”Thanksgiving”，是一个出自《圣经》的词汇，明白无误地指向以色列人和基督徒对上帝恩典回应的行为——“对上帝的感恩奉献”！对在1620年那批冒着生命危险、从英伦海峡穿越狂暴不羁的大西洋、抵达新大陆的“清教徒”来说，举行“感恩节”仪式是他们对上帝保守祝福的自然回应！

换句话说，美国人的感恩是从对上帝的信仰开始的。感恩不仅仅是一种心态，而且是一种行动，一种生活，一种信仰生命的流露。

1991年，秋玲和女儿韵庐从中国来到了纽约。我们在曼哈顿的北区（Uptown）住了一段时间后决定搬往曼哈顿东部的布鲁克林区去住。搬家路上，我们像进城民工或下乡知青，以中国“传统特色”的大包小包，肩头扛着、两手拎着，还拖着个三岁的女儿，坐地铁、转地铁、最后更以行李“超重”、人员“硬挤”的“上海风格”“搞定”了张口结舌的出租车司机，到达了新住家，完成了“历史性的转移”——横扫曼哈顿，惊垮纽约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我们上下地铁转车时，因为包裹数量太多，我要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迅速及时地将五六个硕大包裹“抢救出”准时自动关门的地铁车厢；秋玲则“挺身而出” 为我做掩护——抱着韵庐挡住随时都要关上的地铁车门。真是惊心动魄！

但有时我还未来得及将行李全部拖出车外，车门就开始关起来了，秋玲的身体挡不住那冰冷无情的机器门，眼看我们可能就要彼此“永别”了。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总会有一位默默无闻的“壮汉”出面顶住即将关起的门，使我们转危为安。

从布鲁克林地铁站台到地面出口是十几二十层的台阶，秋玲和我站在一大堆行李边商议如何往上搬。为了不让我们的“家当”被黑人抢走（这是黑人区），我们必须一人在上面看着行李，一人在下面看着行李，另外一人上下至少跑三、四趟，但我们只有两个人，女儿还不到四岁，也得看着她。最后决定秋玲在上面看着，我来回搬。

一路“抢救”搬运的我，这时已是精疲力竭，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了。忽然边上转过一位刚下车的黑人汉子，看看我们和一大堆行李，就凑过来问：“要帮忙吗？”

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当然需要帮助，但同时也满腹狐疑：这黑汉子会不会拎着我的行李就不翼而飞了？

那黑人却不由分说，伸手掂了掂行李箱的分量，说：“来，我们一起抬这一个重的，另一手再提一个。”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已经风快地提起两个行李要我跟他一起走，我不得不立即“跟踪追击”。就这样，他和我上下飞快地跑了两趟，帮我把所有的行李包裹全搬到了地面出口处，他向我们头也不回地“拜拜”，就不见了人影。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在我们有需要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金融中心——纽约，竟会出现如此助人为乐的 “活雷锋”！还是一位黑人兄弟！我们的运气怎么会这么好，这个黑人不但没有抢我们，而且还帮我们！大概我们看上去实在是穷得没什么好抢的？

暑假结束，我们从纽约回到了中部堪萨斯的海斯小镇，开始过起了美国农村的“贫苦”生活。

虽说是“农村小镇”，但对刚从“大上海”来、一直在上海著名的五原路“小菜场”买菜的秋玲来说，小镇上的两个大型超市和两个超级百货商场简直就是“仙境”和“天堂”，是妈妈的“迪斯尼乐园”，即使不买东西，去逛逛也心满意足了。在国内时做梦都不相信会有如此豪华漂亮、琳琅满目的“大菜场”！买惯上海“小菜”的秋玲在买便宜货方面有着上海人“精明”绝伦的天赋。她常常会买到二角钱一磅的鸡，一美元五条（每条一磅）的面包，即使我们处于“赤贫状态”，还是过着奶油面包、顿顿有肉的“富裕”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秋玲在超市常常发现工作人员为了保持蔬菜新鲜，会将一些蔬菜如黄芽菜或卷心菜外层的菜皮剥下来。有一次，秋玲想要自己腌菜，她忽然想起了这些被剥下来的菜皮，就到超市去问，能不能稍微便宜地买一些这些剥下来的菜皮。超市工作人员十分惊奇，竟会有人要这些准备扔掉的“坏菜皮”！于是秋玲带回来好几纸箱“菜皮”。她高兴得嘴都合不拢，连连对我说：“他们都给我了，他们都不要了，我拿也拿不过来了。这么好的菜，他们都不要了…”于是我们开始“享受”起超市“免费供应”的各类“过时”蔬菜。

不久秋玲的需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她想包芝麻汤团，需要猪油。于是她又到超市去“打听”。

人家超市听说吓坏了，说他们从来不卖“猪油”，那是心脏“杀手”，有谁会买？不过，秋玲可是“上海姑娘”，没那么容易对付。她追着又问：“你们只卖瘦肉，那肥肉都到哪里去了呢？”

于是不知秋玲给那些美国超市工作人员灌了什么迷魂汤，他们竟然带着她跑到超市后面“内部”的新鲜肉品加工场去看。

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得了，秋玲又大箱小箱地带回家好几箱以“猪油”为名义的五花肥肉、毫无猪油但却瘦肉连片的小排骨和大排骨。那可是一个月都吃不完的量。当然全部免费！看得我也傻了——我讨老婆时可不知道秋玲在中美“外交”方面有这个能耐啊！

秋玲从大排骨边上剔出一堆肉来——那可是最好的瘦肉啊，剩下的炖骨头汤；小排骨则糖醋、椒盐、红烧。五花肉炒青椒、大蒜、黄芽菜；肥肉炸猪油，做芝麻汤团，剩下的猪油渣吃得可开心了（那时还不太清楚心血管那回事）；其它部分则都被分包处理，将冰箱塞得满满的。秋玲忙得不可开交，也笑得乐不可支。

这还没完呢。秋玲又进一步与超市建立起了正式的“友好”关系——每周定期去“取”“处理”好的蔬菜和肉。超市开始为秋玲特地“装箱”，准备秋玲“指定”所要的蔬菜和肉制品。简直让我联想起我们国内八十年代还处于“原始阶段”的“贪污腐败”。就这样，秋玲像“玩”似的将我们从“赤贫”的地位迅速上升到“特殊利益”集团地位。

当秋玲在打电话给上海的爸爸妈妈时，情不自禁地报告了这个“喜讯”：“我们这里什么都有，超市里的菜剥下的菜皮，还很好的，他们就不要了，我拿回来正好腌咸菜，他们送的，免费的，还有大小排骨，上面的肉是最好的，还有炖汤的大骨头， ……”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在美国这头，秋玲讲得是眉飞色舞，心花怒放；在上海那头，秋玲的爸爸妈妈拿着电话伤心地掉下了眼泪，哭了起来：“可怜的女儿啊，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生活，竟然要以‘捡菜皮’、‘拾骨头’度日，真是可怜！在上海好好的，坐着好好的位子，工作都不错，为什么一定要出国呢？……”

当我们在美国呆久了就发现，这种所谓“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无论白人黑人，对美国人来说，这些都是一些习以为常、“微不足道”的“小事”，只有刚到美国的中国人会大惊小怪：“雷锋叔叔都出国啦！”

…… 我们曾在美国东部的高速公路上深夜迷路，偶尔经过的人停车询问后，自愿往他们家相反的方向开出二十多里路带我们回旅馆 ……

……我们的车曾在美国西部的高速公路上抛锚，不同方向的好几辆长龙卡车都停下来询问我们，试图提供帮助，最后一直把我送到三十多里以外的修车厂 ……

……在美国中部，我的汽车钥匙曾被锁在车里了，当地警察来“管闲事”，帮我打开了车门 ……

…… 秋玲怀孕了，教会的“陌生人”更爱“管闲事”，不仅“干涉”我们家的“内政”，“不让”我们流产，而且还一路“护送”，叫我们“无计可施”，最后就多生了两个孩子；政府也以要我们申请免去所有的医疗费用的方式来“干预”我们的经济状况……

……1994年我完成了研究生课程，全家准备启程去加州。在离开海斯市之前，教会的牧师“交给”秋玲一张“教会”开出的支票。这是整个教会为我们一家离开海斯小镇专门捐出的款项。教会几乎没人认识我，我们也没有请求他们这样做，他们是主动自发地这样做的。想到我们离开海斯之后也许永远不会再回来，他们与我们几乎毫无关系，为什么他们要向我们这些陌生人如此慷慨呢？……

……1999年，当我们全家又准备要离开加州前往加拿大温哥华时，我们所在的教会牧师也“塞给”秋玲另一张支票，为我们全家送行。这是一张“私人”支票，牧师是一位香港人，他自己也有两个孩子，生活也绝不宽裕……

回头去看，在美国，每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得到了超过我们所期望的帮助，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帮助全是来自“陌生人”——与我们没有任何血缘、亲情和利益“关系”的人！

总部设在伦敦的“慈善捐助基金会”（Charity Aids Foundation）与盖洛普民调机构在每年对135个国家进行民调研究的基础上，向全世界发表各国“世界捐献（给予）指数”（World Giving Index），以衡量各个国家“慈善捐助”的状况。该项权威指数包括三项具体的指标：1. 金钱捐助（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2. 伸出援手帮助陌生人（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3. 志愿义务服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

2014 年，美国在这项综合性的指数中排名第一，也是唯一一个在这一指数的三项指标中都名列前十名的国家。相比较而言，在总共有135个国家参与的这项综合指数调研的排名中，台湾名列47，日本名列90，苏联名列126，中国名列128。而在过去五年这项指数综合排名中，美国名列第一。中美比较，在“金钱捐助”方面，中国排名107，美国排名第九；在“伸出援手帮助陌生人”方面，中国排名113，美国排名第一；在“志愿服务”方面，中国排名129，美国排名第五。

如果从金钱捐献的数额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而言，美国人更是高据榜首，远远超过任何其它国家。2013年，美国的金钱捐献超过3350亿美金，占其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紧跟第二的是以色列，1.18% GDP；中国，0.46% GDP。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慈善捐献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仅仅是因为富有。美国大公司的捐款只占总捐款项的5%，除了私人基金会，72%的捐献来自个人——我们喜欢称为“私人”捐款。

这些数据进一步证实了我在美国的亲身经历并非只是偶然和个别现象。一个GDP（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也是WGI（世界捐助指数）最高的国家！一个地球上最自由、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慷慨无私、最愿意伸出援手、最愿意牺牲的国家！美国不仅是经济大国、也是慈善大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发现！也是我所发现的真正的“新大陆”！长期以来，人们尝试着从各个角度——文化习惯、财富过剩、公共意识、甚至从税务优惠的角度去解释这一现象，试图找出其行为模式的根源。但是，如果离开美国人民的信仰去另找原因的话，实在是缘木求鱼，是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的。

因为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感恩”的基础之上，所以“给予”作为向上帝的“奉献”才会成为这个国家普遍的社会行为。如果“Thanksgiving”（感恩地给予——对上帝的感恩奉献）不是出于内心自由的信仰，它如何能够持之以恒四百年之久？

NBC国家广播公司在2014年感恩节前的一次新闻联播中报道：一位二十岁大学生（Steve）在一场火灾中不幸丧生，但他曾在十五岁时立下死后愿意捐献出自己身体器官的遗嘱。在他死后，他的心脏被移植给一位七十一岁的退伍老兵。他的肝和肾脏等器官拯救了另外六个人。死者的父母则为自己的孩子能帮助他人而感到欣慰。

获得心脏捐献移植的退伍老兵在手术成功后希望与捐献者的家人见面，以表感谢之情。当他们见面时，死者的父母和妹妹与这位老人拥抱。他们以听筒听着移植到这位老人体内、他们的儿子和哥哥心脏的博跳，都激动得哭了。他们流着眼泪与拥有自己孩子、自己哥哥的心脏而活着的老人紧紧拥抱。父母和妹妹思念的眼泪伴随着这样的信念：他们的儿子，她的哥哥仍然在他人生命中活着；而接受心脏移植的退伍老兵则充满着感恩不尽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