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母亲是我一生最亲切迷恋、依依不舍的永恒回忆！

我失去母亲时二十四岁。今天，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七年！

我的母亲性格文静温良，为人随和，处事却稳重利落，又深明大义，颇有大家闺秀风范。

母亲与父亲极为恩爱。

父亲出生于浙江诸暨的偏僻山村，仅有小学文化，独自一人来到上海“寻饭吃”，是标准的“农民工”；母亲出生于大上海，我外公外婆是大户人家，母亲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又是党员、干部，是上海当时典型的 “高价姑娘”。

但是母亲却极为质朴贤淑，婚后对父亲真情相随，敬重有加。

他们从不斗嘴。

只有一次——因为我！

有一次，不知我闯了什么祸（撒谎或偷吃了什么东西，我当时常常闯祸），父亲在很严厉地训斥一番之后，开始用十二公分的木尺打我的手掌，然后，……屁股。

母亲开始在一旁默默坐着，为父亲助威，严肃家风家教。

父亲一下、一下，打我的手心，然后一下、一下地，开始打我的屁股。

父亲好像要我说什么认错之类的话，但我就是不说。父亲大概气坏了，越打越重。

母亲开始坐不住了，轻轻地恳求父亲：

“可以打得轻一点伐啦，小人呀！”

“轻一点他下次还要再犯！你看他，哭也不哭！”爸爸一边更重重地下手，一边气恨恨地回答。

妈妈大概看到我的屁股渐渐“青天白日满地红”了，开始在一旁无声地流泪抽泣起来。

慢慢地，她实在坐不住了，就从稍远一点、似乎是旁观席的椅子上站起来，坐到床上（一共只有十二平方米的空间）更靠近我的地方，开始哭了起来：

“侬这样打下去，勿要拿小人打死忒啦？叫我哪能活啊！”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妈妈哭，好像是在向父亲抗议，而这完全是为了我的缘故。

我觉得天塌了下来！我竟让母亲如此伤心哭泣，为了我而与父亲不合！

这是唯一的一次，母亲“悖逆”父亲。

母亲每年都会随着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去探望爷爷和嬷嬷（祖母）——乘坐火车、长途公共汽车、二轮平板车或步行二十里山路，差不多要经过二十个小时才能到达浙江诸暨俚坞的山村老家——杨家村。

我最早的记忆大概就是和妹妹（相差十九个月）被放在竹匾包中，挑在父亲或哪位叔伯扁担的两头，摇摇晃晃地经过二十里“黑不隆东”的山地。

母亲是“上海媳妇”，当然“娇贵”，所以走一会儿高低起伏的山路，要坐一会儿人拉平板车歇一歇，才能继续翻山越岭。

母亲每年这样长途跋涉，顺从丈夫，孝敬公婆，甚至在父亲过世后的十年间，也是如此。不仅仅在金钱上尽其所能抚养在农村的公婆，还带着我们定期前往父亲的山村老家看望，一直到她生命的终点。

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我住读愚园路商业局的寄宿幼儿园。

有一天，应该是在四、五月份，因为阳光灿烂，浑身暖洋洋的，我们在花园玩“好人坏人”。有一个姓苏的“坏人”同学带着一副墨镜（坏人的标志！），在花园小坡上占山为王，无论我们“好人”怎样冲将上去，都被他打将下来。

这个坏人可真“坏”，气得我七窍冒烟。

我开始“思考”：只有比他“更坏”，才能最终打败他！

怎么才能“更坏”呢？我忽然灵机一动，还有什么比反对毛主席更胆大包天，更“坏的”呢？

于是我不知去哪里偷来一支粉笔，在靠近小山坡的水泥地上写下了“反对毛主席”五个大字！

没多久，我就被拽到空空荡荡、冷清昏暗的大礼堂，独自一个人站在毛主席像前，认罪悔改，不知持续了多长时间。

我看着毛主席的像，心里有点纳闷：这个毛主席怎么好像在一直看着我呢？我在家写那么多“毛主席万岁！”都没人理我，我写一个“反对毛主席”，他怎么会知道呢？

我不记得之后我父母对此向我说起过什么。

稍微长大一点，我才知道，我当时几乎犯了“杀头”之罪！

但我一直心存侥幸，不敢问父母究竟后来他们出了什么事，免得不是又被打一顿，就是惹父母不开心。

虽然母亲是五十年代少有的上海财经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但她从不向我们提起，也从不张扬。是我阿姨后来常常骄傲地向我们说起，我们才知道。

我记得，母亲文革前在市商业局南京东路山东路的商业局东海大楼会计科工作，常带我去上班，我每天就在各个办公室乱窜。

文革开始后不久，就被调到了湖南路桥北的紫金大楼陶瓷用品公司。母亲仍然常带着我去上班。就是在那里，我在电视上和妈妈的同事们，一起观看了陈丕显和曹狄秋批斗大会的实况转播，以及后来《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不少样板戏的首演。

母亲从奉贤“五七”干校回来后（也带着我去），又调到了人民路上的陶瓷批发部，最后索性被调到福建路门市部。

我心里隐隐觉得，以母亲的资历和为人，实在不应如此。

大概在我复员后有一次，我和母亲在阳台上乘凉，她忽然轻轻地问我：“你还记得你在幼儿园的事吗？”

母亲终于要捅破这层纸了。

我没忘记。我不会忘记！我怎么会忘记呢？

“他们隔离审查侬爹爹和我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说七岁的孩子不懂事，怎么会写反动标语？一定是爸爸妈妈教的！所以文革开始我就被调出局里，下放到基层改造，侬爹爹也被下放到浦东咸菜工厂，劳动改造……”

我猜到了。

我沉默无语，怅然叹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酸楚和哀痛。

作为父母期望最高的长子，我没有为父母带来多大安慰和快乐，却以令父母骄傲的早熟的“才智”，给父母带来一生的“灾难”！

我知道，母亲忍耐着，直到几乎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才告诉我，是为了不让我有太大的压力。

自此之后，每当我想起这一切，我就想哭——我的母亲！

父亲和母亲同年。父亲三十八岁就离开了我们！

母亲在一段时间悲痛欲绝后，重新振作起来，因为她知道她有责任抚养三个孩子，当时我和妹妹弟弟只有十三、十一和八岁。

母亲一直把我当大人，长兄代父，对我完全信任。母亲是会计，每月家庭的拮据开销总是与我商量，流水帐也让我一起参与。不过再精打细算，也往往入不敷出，山穷水尽，但是母亲总会想方设法“柳暗花明”。

我在中学混进校队打篮球，每天跑步打球很伤鞋。要买篮球鞋，很贵。母亲工资每月六十五元，在当时并不低。但球鞋每双要二三十元，几乎是半个月的工资。母亲看着我实在无奈，几乎哭了，不知该怎么办。

我最后只能借学校的球鞋穿。

我中学毕业时准备到海丰去。母亲对此一句话都没说，忍受着这可怕的、几乎有可能是永恒的别离，默默地为我准备着行装。

当我后来参军去了部队，母亲在仅隔一年之后就不惜跋山涉水，带着弟弟到皖南崇山峻岭中的部队营区来看望我。当时这样的行程需要搭乘火车、转乘长途汽车，住旅馆，辗转往返十分辛苦，单程就需要两天的时间。

慈母之心，不言而喻。

母亲以她忍辱负重的坚强毅力，在父亲去世后，用一个伟大母亲的慈爱和牺牲，一个人默默地抚养拉扯着我们长大成人。

妹妹七七年中学毕业，正好赶上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华东化工学院。弟弟也在三年后进入复旦大学。我八一年复员回上海，进入市政府工作。

那是母亲自父亲去世以来最开心的一段时间。

大概是一九八二年的夏天，在去诸暨乡下的火车上，我和母亲聊着天。

忽然母亲问了我一句：“你有女朋友了没有？”

我怔了一下，母亲怎么会突然问我这样的问题？我才二十三岁，还从来没想过呢。

记得在中学时，有一次清晨在学校篮球队训练。

那天，我们在室内训练。训练休息，我出去一下，当时外面正下着大雨，为了避雨，我快速冲刺经过一个障碍物，没有完全注意到障碍物顶上还横出一块铁皮，就在我跳跃过程中，铁皮划进我的右眼角，离我的右眼只有毫米之差！

我自己看不见，没什么特别感觉，但我看到其他球员见我时都惊恐万状的模样，就知道我当时有多么可怕！划开的破口一定很深，伤口翻开，应该比眼睛还大。

教练张老师马上叫一个老师和几个同学陪我到黄浦区中心医院。

当班一个年轻医生看见我，一边问“怎么这么痞啊”，一边给我涂了点红药水，敷上一块大纱布把我的右眼全遮住，就打发我回家去了。

我后来知道，这样长（至少1.5公分）、这样深（半公分）的伤口应该缝针。我自己猜想，医生当时没有缝针，一则可能因为缝针手术难度太高，当时没有值班医生可做；或是因为并无生命威胁，只涉及面容外观而已。那年代，谁在乎一个孩子的外观呢？

回到家，母亲一看到我这副“独眼龙”的模样，第一句话就是：“耐好，寻不到女朋友了。”

母亲，真是母亲！看法就是与医生完全不同。

但母亲真的就没有机会看到我的“女朋友”了。

一九八三年四月，母亲频频出差，格外繁忙。因为腹部常常感觉不舒服，她几次说要去医院检查，但一直忙于工作而没有成行。

终于，到了四月底，母亲大概实在撑不下去了，于是要我陪她到龙华医院（她单位的劳保医院）检查。

上午一早到了医院，医生给母亲做了验血检查。

不多久，医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关上了门，说：

“肝癌晚期，只有三个星期的生命！回家好好休息吧，医院不能收这样医不好的病人！”

……

我像头顶被打了一闷棍，又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底。

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已经走到了在外面候诊室等待消息的母亲面前。

我忽然发现，母亲歪歪地、软软地瘫坐在板凳上。母亲显然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妙，她的精神一下子显得萎靡了许多。

她一看见我，就对我说：“我不要回去，我要住在医院里，我不要回家，不要回家。”

她几乎是用哀求的口吻对我说。

母亲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我们几个孩子身上，她为了我们积劳成疾，已经面临着死亡吞噬的威胁，而她单位所谓的“劳保”医院——一家“人民”医院——竟然将她拒之门外。理由是，这会占医院一个治而不愈的名额——治愈率是考核医院先进的指标。

三个星期的生命不算生命？三年的生命又怎么样？每个人最终都会死亡，医院难道能以不收病人来保持医院先进的名声？

我看着母亲，心里无比心酸，不知如何是好。

但我不得不镇定地对母亲说：“好的，放心，我会去安排。”

我让妈妈在医院等着。一转身就往外冲，直冲到了自行车的停车场。

铺天盖地的悲哀和酸楚忽然从中而来，我眼泪喷涌而出。

难道母亲真的就要这样离我们而去？！而且如此突然，只有三个星期？

这不公平！这不公平！上帝在哪里？没有公平，没有上帝！……

我在心里绝望地吼叫着。

我飞车回到单位——市府——向我的“领导”求救！

我的“领导”一听到医院拒收母亲，马上拍案而起，破口大骂，撩起桌上的红机就拨卫生局党委书记。

书记老婆接的电话，说：“书记在还午睡，能不能过一会儿啊”。

我“领导”眼珠一瞪：“人都快死了，还睡个鸟！叫他起来接电话！”

于是，卫生局领导在电话上忙开了。恰巧卫生局的一位副局长（正是前龙华医院院长）就在龙华医院，书记给他拨了电话。然后叫我去医院找他。

我感到无限伤感！为我母亲的孤苦无助，为我“领导”的侠道仗义，也为我们这个国家的体制——生命最基本的诉求都离不开强权和特权。

我飞车回到医院，找到了副局长。副局长一脸苦色，老大的不情愿，好像是我在给他穿小鞋。

“医院一般是不收这样的病人的，除非你们家属同意死后尸体解剖。”局长最后撂下了这样一句话。

闻讯匆忙赶来的舅舅们听到这样的话，都被激怒了，他们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病人——他们亲爱的妹妹，我亲爱的母亲——还在候诊室勉强支撑着迅速垮下来的身体，等候着病床，寻求生命中最后的帮助，对医院怀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医院却近乎残忍地要求病属签字同意他们活着的亲人死后尸体解剖，以此作为提供一张病床的条件！

我还是签了字！虽然面对长辈们情绪激烈的不满和指责。

因为我知道什么是“铜墙铁壁”,我也实在厌倦“权力”斗争。

我母亲现在仅仅只需要一张床位。即使是象征性的，也是对她最后的安慰！这就够了。

我母亲已经活得够苦的了。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母亲早上七点半步出家门，就再也没有回家！

从上海北边的虹口广中路家到徐汇南边的龙华医院，经过路途转乘公共汽车的折腾，面对噩耗突临的死亡诊断，不仅要支撑孱弱衰竭的病体，还要为自己最后残存的生命作无奈的哀求。

在随之而来的权力角逐、权衡和妥协后，我母亲在当天下午六点，终于躺上了她“梦寐以求”的病床——那张以人的尊严为代价的床！

母亲在这张床上确实只躺了二十一天——整整三个星期！

根据医生的死亡判决书！

我日以继夜地在医院陪伴着母亲，妹妹和弟弟也在下班和下课后来轮流值班。

有一天我坐在母亲床边，那是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天。医生告诉我们，母亲黄疸已经蔓延全身，没有几天了，要我们尽量不要有接触。

母亲微微睁开眼，看见是我坐在床边，就无语深情地望着我。

好一会儿后，轻柔地问我：

“小风，侬跟我讲老实话，我是不是没有希望了？”

我心里一紧，胸中悲涛汹涌，为母亲我已经万念俱灰。但是为了母亲，我必须表现得若无其事。

我眼定定地看着母亲，语气平稳地说：

“姆妈，侬会好起来的！”

我伸手握住母亲留在被子外面的那只手。我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另一只手在母亲的手背上面轻轻地抚摸着，抚摸着……

“我对你们，很放心……就是，我…… 舍不得你们啊。”母亲的眼角流出了眼泪。

我更靠近地伏在母亲的脸上。母亲那只被我握着的手，挣扎着，开始温柔地抚摸起我的脸庞。

我感觉母亲几乎欣喜万分，满足地、享受般地打量着、轻轻地摸着她儿子的脸。

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如此近距离地看我了，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摸我的脸了。

她似乎忘却了她的生命正在渐渐离我们而去，她似乎忘记了她正处在巨大的痛苦之中，她好像是在欣赏赞叹她自己的杰作，她深情地看着我，微笑着，温柔地抚摸我的脸……

我禁不住深深地亲吻了母亲的额头。

接着，我又捧着母亲的脸，轻轻地、亲吻了她的嘴唇。

我真想替我母亲去死！

或者，和我母亲一起去死！

我的头靠着母亲的颈项，母亲的手贴着我的脸，就像儿时那样，显得那么自然，她的脸上流溢着安然满足的光泽。

我想，她知道，她知道——她的孩子们会知道。

她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 。

像一声叹息！

两天之后，五月十八日凌晨5:40，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但，我的母亲，我亲爱的妈妈啊：我的心，须臾不曾离开过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