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旧闻——外婆家的犹太人

历史并非只是时间和偶然事件毫无意义的累积，虽然历史有时看来似乎是突如其来偶然事故的合成。

2015年春节前夕，在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而举办的世界巡回油画展——《犹太人在上海》中，我看到了几幅画，这使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如此熟悉的地方，如此亲切的马路和弄堂——上海虹口区唐山路、“三益村”、舟山路，竟然出现在这些外国人绘制的油画上。那是我外婆家的“隔壁弄堂”——我幼童少年时期每年春节到外婆家“过年”的地盘，是我小时候流连往返、玩滚铁圈、玩单脚“刨冰车”、玩“警察捉强盗”、“好人坏人”的游玩场所……

而这些地方竟是二战中欧洲一部分“犹太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避难所！

这让我惊喜若狂，兴奋不已。这几幅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性”油画，不仅勾起了我对我外婆的思念，对中国春节的缅怀，对我这个生长在上海外滩孩童少年时代“过年”时光的回忆，更使我的思绪穿越世纪性历史，与犹太人那独特的历史和其通向永恒的记载碰撞起来……

我想起了每年我到外婆家过年……五福里，三益村……外婆家的犹太人……

春节，上外婆家过年，是我小时候一年中的“头等大事”！

大年初一，我和弟弟妹妹一早就会被催促起床。懵懵懂懂地从床上跳起来，还没分清东南西北，我就跌跌撞撞地从阁楼顺着竹梯滚将下来。

在脸上嘴里胡乱地洗洗刷刷之后，就马马虎虎地吃几口泡饭和酱菜、腐乳什么的。一边吃，一边在心里痒痒地开始“展望未来”：反正马上就要到外婆家去大快朵颐了，现在饿一点，是为了到时候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

妈妈给我亲手穿上不是显得过大、就是不太“服帖”、十分别扭的“新衣服”。一边给我穿，妈妈一边还总是自我欣赏地前后掂量，反复说：“稍微大一点，是稍微大了一点，噢？明年就会正好了，明年就会正好。”

为什么老是明年才“正好”，今年呢？为什么今年老是不“正好”呢？我心里老是这样嘀咕着。

打点整装之后，全家人从昏暗曲折的楼梯鱼贯而下，倾巢而出，每个人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水果点心，浩浩荡荡走出弄堂。一路上，总有邻居大声问候：

“喔唷，走人家拜年去啦？”

“到外婆屋里去拜年了！”

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觉得这样浩浩荡荡、大包小包、在弄堂里大声宣告到外婆家去“走人家”有点难为情——一个男孩子为什么老是要跟着爸爸妈妈屁股后面到外婆家去“走人家”呢？

外婆家在虹口区的唐山路上，要到外滩坐25路电车去。那时的上海，黄浦区马路上跑的大多是没有污染、也没有多少噪音的“公共电车”，而尾部排气的“公共汽车”大多是往闸北、普陀、长宁、徐汇方向去的。

走出家门，拐出狭窄的永胜路口，就是金陵东路。在我小时候，金陵东路上还跑着头上悬吊着辫子、脚下穿梭着铮亮的钢轨、老古董般的“1路”有轨电车。我很向往乘坐这部叮叮当当、吱吱嘎嘎、缓缓行驶、永远从容不迫的“老爷电车”，站在铁皮包裹的木板箱似的车厢中，我常常情不自禁地陶醉于钢轨和机车轮子碰撞的快感，始终好奇于这个“铁盒子”怎么竟然能够如此移动自如！

不过去外婆家过年，一般不需要乘1路电车，因为从家到外滩25路车站只有一站，走路也不过五分钟，花3分钱买车票只坐一站不值（那时，有轨电车三分起，无轨电车4分起，公共汽车5分起）。只有一个新年，寒冬腊月，外滩黄浦江狂风怒起，而我却生病发烧，又不能不去外婆家过年，于是我就和妈妈乘了一站1路，这是唯一的一次破例优待。

虽说从家走到外滩25路电车站不过五分钟的路程，但我们却往往需要在车站上“迎战”几十分钟，才能挤上去军工路方向的25路电车。一旦上了车，买一张七分车票，我就站在司机背后，开始入迷地观赏司机驾驶的一举一动和一路的风景。25路车从十六铺码头经由整个外滩，过外白渡桥后，穿过“三角地菜场”，经高阳路桥到唐山路，然后直奔军工路终点站。我们则在与唐山路交街的公平路下车。

有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上了车，却发现不是25路，而是去提篮桥的19路电车。但为时已晚，已经身不由己，虽然不是南辕北辙，但还是需要迂回绕道、“曲线救国”才能最终到达目的地——唐山路“五福里”外婆家。

“五福里”和“三益村”是座落在唐山路上靠近舟山路的两个比邻相通、别具一格的弄堂民居住宅村。两个弄堂口都有一个杂货店和一个电话亭。走进弄堂村，中间是宽敞的通道，两边是一排排上有平顶阳台的三层红砖楼房，左右每排各有两户人家，整个宅村进深约有五排楼房——“五福里”。笃底一排的过道连接着两个“弄堂”，外婆家就在“五福里”连接“三益村”过道的第一家，51号。

走进51号，是一个狭窄的过道，过道左手是“灶片间”，短短的过道尽头正面是一楼的“客堂间”，左手是通向二楼的楼梯。大约16平方米的“客堂间”和相连的一小间“后厢房”，是我大舅家。上了楼梯，在还不到二楼的楼梯左手边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亭子间”，是我二舅家。继续右拐再上几阶楼梯就是二楼，右手边一间5平方米的小屋住着我的大外婆（我外婆的姐姐）；正前方是“二厢房”，我三舅家。再往上经过狭窄的七阶转角楼梯，经过平顶阳台门，再走五阶楼梯（我走过几百次，也数过几百次。大概5、6岁时我还曾经从这5/7楼梯上滚摔下来，砸破过脑袋），就到了“三层阁”——我外婆的住所。

中国新年——春节，永远是全中国人民一年中最重要的事件。春节真是热闹！除了热闹似乎还是热闹，而热闹的视觉标志就是红色。远在红色革命席卷中国之前，中国就与“红色”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年春节，家家都贴红对联、红字幅大红灯笼高高挂，姑娘身着红棉袄、辫梢头扎红头绳，老人给孩子们发红包——当然那不是“贪污”来的。

上海开放较早，“西化”也早走一步，即使是过年也并不太过“红火”。尤其是“上只角”的上海人，对中国特色的大红大绿还多少持有一种“英国绅士”般高傲的藐视：土里土气的，像乡下人一样！

对“见过世面“而又”讲究实惠”的上海人而言，喜庆、热闹（喧嚷）虽然仍是春节的主要特色，但是春节真正的主题，除了合家团聚这个形式，其实只是一个字：“吃”。

外婆是宁波人，规矩很重，对“吃”极为讲究，尤其对年初一、初二和初三“四世同堂”的新年宴席，外婆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从内容到形式都事必躬亲，毫不含糊。

初一清晨，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下雪，裹着小脚的外婆一定5、6点钟起身，从她“三层阁”的卧室走下五格台阶的楼梯，推开那扇吱吱呀呀的小门，来到露天平顶阳台上，在蒙胧破晓的黎明晨光中，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以报纸和柴瓣（小木材）生起两个煤球炉，一个用于炖汤，一个备于炒菜。

外婆对每年新年家宴有着将军般若定的整全布局。从冷盆、热炒、煎炸、锅汤，到点心，酒饮、水果和调料，从海鲜、肉类、菜蔬、菌目，到酸甜油香、腌制咸货，无一不在她精细的盘算、安排、调度和掌控之中。春节，让儿孙辈“大吃特吃”，是外婆“毕其功于一役”的“年度大战”，体现着她的智慧、毅力、威严和对儿孙辈的关爱之心。

年初一到年初三，外婆不到十个平方米的“三层阁”卧室变成了“多功能”餐厅。摇摇晃晃的红木“八仙桌”圆台面上，摆满了令我们这些馋狼饿虎垂涎三尺的美味佳肴：红烧黄鱼，白切肉、油爆虾、白斩鸡、海蜇皮，油煎刨盐带鱼、霉干菜红烧肉，葱烤鲫鱼、煎黄鲫，虾仁炒鸡蛋，咸蟹、醉蟹、蛋卷肉元线粉汤砂锅，芝麻汤团、红枣赤豆汤、酒酿小汤圆……

大人们合桌兴高采烈地喝着绍兴黄酒、五加皮、加饭酒、葡萄酒、啤酒；小孩子们在桌旁上窜下跳地喝着果汁饮料和汽水，打翻一切可以打破的玻璃瓶杯和细瓷碗匙，令外婆心疼地直唠叨……

过去五十年，每当我们年初一早上陆陆续续来到外婆家时，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到，外婆总是像在自言自语地问：“咋来得尬唉”——怎么来得这么晚？对外婆来说，每个孩子来得都太晚。过年，不就是等着孩子们回家吗？

听外婆讲，她总共有过十三个孩子，七位夭折，六位幸存，我妈妈是第五个，上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我的阿姨。外婆六个儿女，为她增添了23个孙辈。外公早逝，外婆当家，含辛茹苦地拉扯着我的舅舅阿姨和妈妈们长大，吃，当然永远是头等大事。

年初一的“酒水”，大人小孩分好几桌，外婆总是在家中从上到下摆开阵势：“三层阁”一桌是外婆挂帅舅舅阿姨妈妈们摆阵的“主桌”，二楼后厢房，半二楼的亭子间，一楼的客堂间一般都是表哥表姐们为主的“副桌”和小孩子们的“散桌”。

小孩子们吃完坐不住，往往一哄而散就跑到弄堂去玩。

我不知为什么总喜欢挤在大人堆里——在外婆“三层阁”的主桌坐着“列席”。我除了偶尔也与表兄弟们到弄堂去玩，更“关心”大人那一桌的舅舅姨夫们。因为他们总是很有趣地“操心”着对他们来说既无法理解、又鞭长莫及、永远神秘莫测的国家大事，讨论着“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和永远“搞不好”的单位人事关系。有时他们好像侦探一样，互相打听着那些永远无法证实的“小道消息”和永远不可泄漏的“国家机密”。

三位舅舅都是朴实的“工人阶级”。大舅性情温和、安静内向，不善言辞，在饭桌上往往是听众；二舅耿直热情，忠厚却有些固执，常常引起话题或提出问题；三舅稳重矜持，谨慎超然，总会给予一些空间较大的答案；大姨夫则因解放前是美国银行高级会计师，属于游离于革命之外的逍遥派——小资产阶级，个性清高，理念上又不太合群，虽然时有风趣幽默，但在火热的革命大环境中常常有被孤立和被冷落的感觉；小姨夫是列车长，最受大家欢迎，性格随和开朗，谈吐风趣，见多识广，为人率直，常常带来天南地北的信息，不是叫大家惊讶不已，就是让大家笑个不停。 

我最后一次到外婆家过年是1985年，那是我第一次带着秋玲——我终于有了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女朋友——去给82岁的外婆和舅舅阿姨们拜年。其实我是到外婆家去为我和秋玲“定终身”的，因为爹爹和妈妈都不在了。那年我27岁。

在餐桌上，舅舅阿姨们个个闪烁着宁波人特有的精细锐利的眼光，对这个未来的“杨家媳妇”进行全方位扫描。秋玲稍一走开，长辈们马上七嘴八舌议论起来。姨夫的观点特别“实惠”，一上来就宣告：“小风有福气了！侬看看伊厄手就晓得了，那是劳动人民的手。哪里去找这样的上海小姑娘？”

外婆最后“一言定终身”：“小娘，慧呃。”（小姑娘，很贤慧）。

我看外婆年轻时的照片，眉清目秀，仪态雍容，俨然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看外公也是眉宇堂堂，气度不凡，似乎是坐地拥财的一方豪绅。

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人的飞机往虹口区民宅区“掼炸弹”，外公外婆原来在高阳路那边很好的房子被夷为平地，幸而大人小孩都逃出来了，但是没来得及抢出多少东西，家人逃难时就“临时”住在“三益村”和“五福里”。

一住就超过五十年。 

外婆有一次曾不经意地向我提到下面一楼的客堂间（外婆家最大的一间房间），以前曾经住过“逃难”的犹太人。

“犹太人”？犹太人怎么会住到我外婆家？对我来说，犹太人是“一种”最奇怪、最神秘的“外国人”，我每天新闻中听到的都是坚决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这些“反动”的犹太人竟然曾在我外婆家住过？

我常常在心里为外婆犯下的这个“不光彩”的“错误”感到内疚和不安。

外婆还常常说一句话：“人才（全）是泥做厄（的）啦！”她说这句话时是如此认真，以致她每次说每次还做示范般地洗着自己的胳膊手掌，然后还拿着脸盆里洗过手的脏水“证明”给我看，不断重申：“侬看看，人才（都）是泥做厄（的）啦！人才（都）是泥做厄（的）啦！”

外婆似乎不是在开玩笑，但我心里却禁不住地一直在笑外婆。我一直以为这不过是外婆自己随口发明的一句又土又俗、“迷信荒唐”的“胡话”而已，因为在正统的中国文化中似乎找不到任何什么出处。

直到有一天，当我读到希伯来圣经《创世记》“神用泥土造人”庄重肃穆的描述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外婆的这句话竟然不是空穴来风。

是不是那些在二战中曾经住在唐山路的“三益村”，住在“五福里”，住在51号外婆家一楼客堂间的“犹太人”对外婆的影响？我不得而知。但是除此之外，又出自何处呢？

以色列犹太人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中是如此惊人和独特，以致这一历史上“最小”的民族几乎与人类历史上所有最强大的文明和帝国都有过“交往”，创下了不可能被打破的“历史纪录”。无论是古埃及文明、亚述帝国、巴比伦、希腊和罗马帝国，还是当代的大英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以色列民族在这些帝国的历史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在1938-1940年期间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违抗顶头上司——中华民国驻柏林公使陈介的命令，向犹太人发出数千张签证，使中华民国成为当时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唯一一个国家，使一大批面临灭顶之灾的犹太人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绝处逢生，这批人后来成为以色列建国的中坚力量。

中华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遭遇灭顶之灾的犹太人提供“避难所”，是中华民族在自己遭受侵略时为人类所做出的极为特殊的人道主义贡献，是可与亚述帝国时代以斯帖女皇拯救以色列民族的故事相媲美的又一动人的、上帝施行拯救的圣神篇章。

从三千五百多年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开始，直到昨天的中华民国，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以色列的历史其实就是上帝施行拯救的历史。

感恩的犹太民族将中华民族在他们处于生死存亡之时的这一“义举”以油画的形式向全世界展现出来，并且进一步计划申请将唐山路、舟山路一带作为“世界历史性遗产”加以保护，是这个为了“见证上帝”而存在的民族、这个几千年来“书写并保管圣经——上帝之道”的民族、这个不断“被上帝拯救”的民族，对上帝拯救的历史作出的又一影响深远的见证。

而我的外公外婆竟然有幸参与这一历史性壮举！我童年所熟悉的“三益村”弄堂、“五福里”弄堂口的杂货店、外婆家51号客堂间、舟山路菜场、提篮桥，我童年那似乎无足轻重的记忆，竟与犹太人被拯救有关、与上帝的永恒计划相连，这使我不仅极为惊讶，而且心灵更得到无限的安慰。

毕竟，“历史”——History，是祂（上帝）的“故事”——His 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