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的谎言是如何著成的——哲学还是神学?(二)

——重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哲学简史)(中)

《雅典学院》,意大利画家拉斐尔于1510~1511年创作的壁画,收藏于意大利梵蒂冈博物馆。

罗素对基督教信仰的偏见往往使他对历史丧失常识性判断。《西方哲学史》是以大学讲座的形式写成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其即兴评论和信口开河的特点,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期盼成书出版时应尽可能符合历史事实和逻辑。但是很可惜,罗素不符合自己逻辑的自相矛盾在书中比比皆是,尤其是当他论述基督教信仰和神学教义的时候。

“关于来生的教义,在西方首先为奥尔弗斯教徒所传播;继而为希腊哲学家们所采用。有些希伯来先知虽曾传播过肉身的复活,然而犹太人相信灵魂的复活却好象学自希腊人。在希腊,灵魂不死论有奥尔弗斯教的通俗形式和柏拉图主义中的学术形式。后者以难解的论证为基础,是不能广泛流传的;但奥尔弗斯形式在古代后期对于一般舆论却好象有过很大影响。它不仅影响了外邦人,同时也影响了犹太人和基督徒。奥尔弗斯教和亚洲一些神秘宗教的因素,都曾大量地渗入基督教神学之中;在所有这些因素里,其中心神话乃是神的死而复活。所以我想灵魂不死论对于基督教的传播决没有象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所想的那么有重大的关系。

在这里,罗素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对世俗的来生和基督的复活表达得含混不清,又好像一个高中愤青那样,对基督教神学任意进行现代化批判,牵强附会地去解释历史事件,云里雾里地忽悠着他显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基督教神学脉络。

从历史的角度看,基督教的诞生完全不是像罗素所忽悠的那样,是因为希腊哲学或神学中先有一个“复活的概念”,然后犹太人和耶稣的使徒抄袭了这个概念,而是因为一个存在着一个无法否认的有着时间、地点和人证物证的历史事实:在全人类唯一一个相信独一真神的民族——犹太人中,有一位自称是神的名叫耶稣的人,在犹太人的首都耶路撒冷,在犹太人最盛大的节日期间,在众人皆知、众目睽睽之下,被罗马统治者公开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被埋葬。然而三天之后坟墓内的尸体不见了,耶稣复活了。而且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个传说,而是复活的耶稣不断出现在使徒和众人的面前达四十天之久,包括一次出现在多达五百人面前。然后耶稣在他的门徒面前徐徐升天。之后,使徒们冒着殉道的危险从耶路撒冷到小亚细亚,直到罗马,广泛传播基督复活的消息——福音,就如今天的新闻传播。正是这一系列令人震惊令人无法相信但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才诞生了基督教信仰。

罗素的说辞显得虚伪可笑,他为了否定基督教的神圣起源,兜售他自己的基督教的世俗性起源说,故意避开基督的降生、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以及他复活的历史事实不谈,却将概念代替事实,对基督教信仰说一些莫名其妙、故作高深的话语,试图混淆基督教神学与希腊哲学的本质区别,其实只是掩盖自己对基督教信仰肤浅的一知半解:

基督教希腊化的程度越深,它就越发变得神学化了……(约翰福音)中基督已经和柏拉图、斯多葛等学派的逻各斯等同起来了……是希腊哲学和希伯来经典的综合……”

罗素试图以“变得”、“等同”、“综合”、“类似”等词语在观念上偷梁换柱、瞒天过海,暗示并引导人们将基督教信仰与希腊哲学和异教神话宗教混淆等同起来,暗示福音的欺骗性,贬低基督教信仰的神圣性及其在西方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但是细心的读者在罗素自己引述早期教父欧利根的作品时就可以看出罗素叙述语境的破绽:

“欧利根最重要的著作是《反西尔撒斯论》,在书中,欧利根针对西尔撒斯反对基督教的论点逐条予以驳斥。……欧利根回答说无论是谁,当他从希腊哲学转向福音书时必将断定福音书的真实性,同时并提供希腊哲人以满意的论证,‘福音书有它本身的论证,它比一切希腊辩证法所证实的还要神圣。……那些与基督有关的一切叙述,足以使所有读者产生信仰。‘”

在这里,奥利根作为教会早期最希腊化的教父,明确宣告了福音书本身的真实性,希腊哲学来自人的推理和臆想,完全无法与神圣的福音书相比,这实际上是以最重要的当事人身份直接否定了罗素篡改历史、编造所谓基督教来自希腊的虚谎概念。而被罗素嘲讽的奥利根之所以在神学上有严重偏差,并被教会定为有异端倾向,恰恰是由于他对圣经和属于上帝的信仰奥秘进行过多的希腊式的哲学冥想和理性推测所致。让我们看看罗素自己对欧利根具有异端性质的神学论述吧:

“欧利根和他同时代的人普罗提诺,一同受业于阿摩尼阿斯·萨卡斯。萨卡斯曾被许多人认为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欧利根的学说如其著作《首要原理》(De Prinoipiis)中所述,不但与普罗提诺的学说极其相似,而且事实上也超出了正统教义所能容许的范围(即异端)。欧利根说,除了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以外,再没有什么完全不具形体的了。星辰是有生命、有理性之物,上帝曾赋予它们固有的灵魂。他认为太阳也能犯罪。人的灵魂,如柏拉图所说是从创世以来就有的,在人诞生时便从某处到来附诸于骗人之身。努斯(Nous)和灵魂之区别大致有如普罗提诺哲学中所述。努斯堕落就变成灵魂;灵魂有德时复变为努斯。最后所有灵魂都必完全归顺基督,并在那时不再具有形体。甚至连魔鬼在最后也要得救。

早期基督教教父神学家欧利根 (主后184年——253年)

我们根据罗素自己的阐述就可以得出结论,欧利根的这些观点——即被基督教会定为异端的观点,其实就是柏拉图、萨卡斯、普罗提诺等人的希腊哲学的翻版。难道作为逻辑分析哲学家的罗素没有看出自己这种显而易见、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吗?异端是在神学意义上人对上帝真理和信仰的认知偏差和变异,而被罗素高举为基督教来源的希腊哲学如果代替圣经的启示神学,便落入异端这个范畴。难道罗素连这个基本逻辑都不明白吗?从人的角度而言,哲学是接近上帝真理的一种渠道;但从上帝的角度而言,人的哲学无论如何总是会对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有所偏差。这个偏差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就被称为异端。有着神圣源头的基督教不可能来自人理性冥想的希腊哲学,正统信仰不可能出自异端,就像生命体不可能出自病毒,健康不可能源于疾病一样。

基督教信仰与希腊哲学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源头,当然这是罗素这位无神论者所不相信的,于是这也就成了他无法明白的盲点。也因此,他对更多的问题也就越搞越糊涂了。

比如,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

毫无疑问,基督徒的道德是高于一般异教徒的。基督徒不时受到迫害,而且在与异教徒竞争时,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坚信道德必将在天国中受赏赐,罪孽在地狱里受惩罚。他们严格的性道德在古代是罕有的。我认为吉朋把基督教得以广传的原因之一,归诸这种高度的道德水平是正确的。

但另一方面,他又自相矛盾地指责那些在教会中教导并持守如此严格性道德的基督教教父们:

安布洛斯虽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但他象其他教会作家一样,写过赞扬童贞的论文;也写过非难寡妇再嫁的论文……奇怪的是:以杰罗姆对古代世界衰亡所持有的深厚感情,竟会认为保持童贞比战胜匈奴人、凡达尔人以及哥特人更为重要。……黑暗时期开始之前,最后几个杰出的知识分子(安布洛斯、杰罗姆和奥古斯丁),不但不关心拯救文明、驱逐蛮族以及改革政治弊端,反而大肆宣扬童贞的价值和未受洗礼婴孩所受的永劫惩罚,这当真是十分离奇的。但当我们了解这些便是教会传给蛮族改宗者的一些偏见时,那末,我们对于下一时代在残酷与迷信方面几乎凌驾有史以来所有时期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了。

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的教会教父哲罗姆(约主后342年-420年)

在这样说的时候,罗素大概已经忘记了他自己在这本《西方哲学史》英国版前言中所说的话:

我的目的是要揭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

罗素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哲学家的思想应该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审视,而不能孤立地、脱离当时现实去考察。然而在具体论述基督徒道德问题上他显然违背了自己所设定的原则,他无视(或没有意识到)在当时罗马帝国多神偶像崇拜的淫乱现实中,基督教教父们所教导和坚持的基督徒道德的圣洁原则不仅是基督教信仰内在的生命流露,是基督教信仰神圣起源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也是最终使整个帝国转信基督教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罗素自己也称赞基督徒比异教徒具有更严格的性道德,却又无端指责这一品德形成的原因。他还因为教父们注重信仰、注重较高道德操守的教导而指责他们没有去搞帝国政治,认为这太匪夷所思了。罗素对历史和基督教信仰缺乏前后一致性的认知,由此可见一斑。

再比如,他在论及安布洛斯在历史上无可置疑的对西方社会国家和教会关系的影响时说:

公元四世纪末,西罗马帝国首都米兰的主教是安布洛斯……与宫廷的往来在当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方面世俗政权衰弱无能,被一些毫无原则的利己主义者所统治,他们除了权宜之计,再无其它政策可言;另一方面教会却方兴未艾,由一批为了信仰和教会利益而不惜牺牲一切个人利益的人们所领导。他们具有永恒的眼光,为后世带来了一千年长久的胜利……在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全期,他们的权威受到尊敬;他们使教会成为楷模,圣安布洛斯确立了教会高于国家的观念……教会应脱离世俗国家而独立,圣安布洛斯这一贯彻成功的主张,是一种新的革命性教义,它一直延续到宗教改革时期为止……安布洛斯证明国家在某些事务上必须服从教会,并借此建立了一项直到今日仍具有重要性的新原则。

但一转眼,在同一章节的结论评议中他忽然一反常态,毫无根据地否定自己之前的叙述逻辑,无缘无故地自打耳光、不近情理地指责安布洛斯:

“(安布洛斯)是个专为教会利益着想的政治家。当时最优秀最活跃分子的心志既然这样极端远离世俗事物,也就无怪乎罗马帝国终至衰微没落下去了。

罗马帝国迪奥多修皇帝在教会教父米兰主教安布洛斯(约340年-397年)面前悔改认罪

但是安布洛斯不正是因为是基督教的主教才远离世俗之物、专为教会利益着想吗?他以基督徒的身份得以介入政治不正是基督教信仰开启了正面影响社会、最终形成今天我们所知的西方政治文明的伟大之处吗?

同样莫名其妙的是,在论及作为圣经学者、翻译了至今仍为天主教会公认的拉丁文圣经的教父杰罗姆,罗素会突发奇想,忽然对杰罗姆感到奇怪:

“以杰罗姆对古代世界衰亡所持有的深厚感情……他的思想从来没有转向经国济世的任何策略;他从未指责财政制度的腐败和依赖由蛮族组成军队的弊害。”

我怎么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理由会使罗素认为在他之前一千五百多年的一个隐居在伯利恒的修道士学者,一个毕其一生翻译圣经的基督徒神学家,要对罗马帝国经国济世的策略、对帝国财政制度的腐败、对入侵蛮族军队的杀戮负责?罗素似乎没有指责过柏拉图因为希腊城邦民主导致他老师苏格拉底的死亡,他也没有质问过在希腊城邦民主制度崩溃时柏拉图在干什么,他甚至对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斯多德也没有太多的求全责备,没有质问他为什么没有高瞻远瞩,最终没有让亚历山大的帝国长治久安,却要为罗马帝国的政治前途责备一个远在北非的基督教主教和一个在犹太地的修道士?难道,罗素自己也应该为两次世界大战中大英帝国的经国济世的策略负责吗?

罗素的这种种既不合情理、也不合逻辑的吹毛求疵,都是与自己在前言中所声称的原则相矛盾的。

虽然罗素对绝大多数他所提及的哲学家似乎多少都表现出某种不屑,但是他对奥古斯丁却似乎有着较多(如果不是最高)的尊重。他大概对奥古斯丁是一位神学家而不是一位他所认为的“纯粹”哲学家感到某种遗憾,不过他承认:

“圣奥古斯丁并不专心致力于纯粹哲学,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却显示出很卓越的才能。…在欧利根的著述中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同时并存,且不互相渗透。与此相反,在奥古斯丁的著述中,纯哲学的独创思想却是为了回应柏拉图在某些方面向《创世记》提出的挑战。《忏悔录》第十一卷是奥古斯丁最好的纯哲学作品。”

圣奥古斯丁(主后354年——430年)

我在某种程度上赞同罗素对奥古斯丁哲学思想的这一看法。但是即使是在这一点上,我也觉得罗素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对哲学、对人类智慧理解和认知的局限性,如果不称其为无知的话。因为其实奥古斯丁最深刻、最纯粹、也最形而上学的著作是《论三位一体》,这是一部人类有史以来最哲学、也最神学的著作,是一部最大胆、也最谨慎、最勇敢、也最谦卑的关于上帝的书,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竟然没有提及。大概因为《论三位一体》所涉及的是造物主上帝的领域,罗素的心智尚未有信心的翅膀翱翔于这个属灵的浩瀚宇宙,而《忏悔录》对时间的论述至少还属于人类理性常识和受造的范畴之中,罗素还能理解和把握的原因吧。

罗素总是将奥古斯丁基督教信仰的心路历程与柏拉图的思想拉扯混淆在一起,常常导致一般读者的困惑,但在具体引述以下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的思考时,却反而使罗素自己的逻辑显得混乱起来:

“奥古斯丁于该书中将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教义进行比较的那一章是饶有兴趣的。他说主在这时赐给他“一些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的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虽然字句有些出入,但根据不同的理由,我于其中读到以下有趣的内容,‘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他就没有万物:他所创造的是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而黑暗却不接受光。’虽然说人的灵魂‘给光作见证’,但他本身‘却不是光’,只有上帝、上帝的道,‘才是真光,它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并且‘他在世界之中,而这世界也是借着他创造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但是我没有从中读到:‘他到他自己的地方来,他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 ”他没有在其中读到:“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也没有读到:“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也没有读到:“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些话。一言以蔽之,他从柏拉图主义者那里找到了道(logos)的形而上学教义;但是没有找到道成肉身以及人类救赎的教义。与这些教义相似的因素曾存在于奥尔弗斯教或其他神秘宗教;但奥古斯丁则似乎对此一无所知。总之,这些宗教并不象基督教那样,与比较近期的历史事件发生过联系。

彼拉多与耶稣在耶路撒冷

奥古斯丁在这里十分具体地并且形象地指出了柏拉图与基督的根本区别:柏拉图可能是思想上帝存在最接近真相的人,而基督就是存在的上帝亲自来到人间的真相本身。于是,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信仰最大的区别就此显现出来:一个是人在地上仰望星空的苦思冥想,一个是上帝从天上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真实的历史性启示;一个仅存在于人的理性思想之中,一个不仅存在于人的理性思想和心中,而且也存在于人心更新之后所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力量之中,这一力量在不断推动历史的发展,使万物也处于更新之中。形而上学的哲学无法解决人的罪性问题,无法解决这个世界的堕落问题,唯有基督道成肉身救赎的福音才能改变和更新人心。罗素自己宣称的奥古斯丁对奥尔弗斯和其它神秘宗教的”一无所知“足以打破罗素所构建的基督教来自奥尔弗斯教的玄想和假象,奥古斯丁也没有从柏拉图中读到耶稣基督,这就彻底瓦解了罗素试图将基督教神学纳入希腊哲学的努力。

而且罗素自己进一步阐述了希腊哲学中的“上帝”和 “创造”与圣经所启示真理之间大相径庭的关系,不仅大相径庭,而且早于希腊神话几百年、早于希腊哲学一千年的旧约圣经《创世纪》中的创世观,在人类哲学看来,具有不可思议的革命性,不仅是革命性的,更是神迹性的:

“《旧约圣经》中无中生有的创造,对于希腊哲学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当柏拉图论及创世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由上帝赋予形相的原始物质;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也是如此。他们所说的上帝,与其说是造物者不如说是一个设计师或建筑师。他们认为物质实体是永恒的、不是被造的;只有形相才是出于上帝的意志。与此见解相反,圣奥古斯丁象所有正统基督教徒所必须主张的那样,主张世界不是从任何物质中创造出来的,而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上帝创造了物质实体,他不仅仅是进行了整顿和安排。希腊人认为不可能从无中创造的这一观点,曾不断地出现在基督教时代并导致了泛神论的产生。泛神论认为上帝与世界是不能区分的;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的一部分。这种见解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得以充分地发展,并使得几乎所有神秘主义者受到了它的吸引。在基督教的所有世纪中,神秘主义者在奉守正统教义方面一直感到困难,因为他们难于相信世界是存在于上帝之外的。但奥古斯丁在这一点上却未感到困难;因为《创世记》已讲得很清楚,这对他来说是已经足够的了。他对于这一问题的见解对他的时间论有着重要意义。

卢浮宫收藏的名画《伽拿的婚礼》画家是保罗·委罗内塞(Paolo Veronese,1528年-1588年),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画家,他和提香、丁托列托组成文艺复兴晚期威尼斯画派中的“三杰”。

除了在基督道成肉身这个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问题上基督教与希腊哲学大相径庭之外,在创世(人类宇宙的起源)这一人类(包括希腊)哲学家始终关注却很难有一致认知的根本问题上,奥古斯丁所阐述的圣经启示与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看法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历史还是科学,无论是人类的理性逻辑还是社会实践,最终都站在圣经的启示,站在基督教信仰这一边,这就是神学与哲学的区别,因为这是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天壤之别。

“世界为什么没有更早地被创造呢?因为不存在所谓“更早”的问题。时间是与创世同时被创造出来的。上帝,在超时间的意义上来说,是永恒的;在上帝里面,没有所谓以前和以后,只有永远的现在。上帝的永恒性是脱离时间关系的;对上帝来说一切时间都是现在。他并不先于他自己所创造的时间,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他存在于时间之中了。而实际上,上帝是永远站在时间的洪流之外的。这就导致奥古斯丁写出了令人十分钦佩的时间相对性理论。

我自己(罗素)不同意这种把时间说成某种精神产物的理论。然而很显然这却是很卓越的理论,值得人们认真地加以考虑。我可以更进一步说,比起希腊哲学中所见的任何有关理论,这个理论乃是一项巨大的进步。它比康德的主观时间论—-自从康德以来这种理论曾广泛地为哲学家们所承认——包含着更为完善、更为明确的论述。

我们不知道罗素的时间观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人知道他的时间观,但是至今为止,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奥古斯丁都是人类对“时间”这一概念和对象做出最准确描述的思想家,而他是生活在一千六百年前的一位神学家,他的依据是圣经。这就够了。罗素逝去不过几十年,他的很多看法今天已经被历史完全忽略不计了,但奥古斯丁对创世的分析、对时间的思考、对人类原罪的阐述、对自由意志的讨论、对记忆的分析、对灵魂起源的思考以及他根植于圣经的整个神学思想体系,仍然成为人类思想和精神的源泉,因为那是来源于启示的神圣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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