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步一步走向候机楼的大门，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我不能回头，我知道她在背后盯着我看。我不能看那双明亮乌黑、纯情真挚的眼睛。
我知道我在一步一步地离开她，离开我亲爱的妻子和三岁的女儿，离开我的兄弟姐妹和家人，离开我那么多同学好友和同事，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故土。离开我的祖国。
也许这是永别！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1991年1月12 日，我登上了赴美旧金山的单程飞机。
飞机起飞后，在湛蓝明澈的晴空呼啸翱翔。我从机窗向外俯视，可以望见如深渊般漂浮着的银烟白云。我自由了！我对自己说：我真的自由了！我知道这是无数中国人连在梦中都不敢有的梦想。我在兴奋和激动中参杂着一丝沮丧和茫然。我付上了几乎除生命以外的一切代价。我不知道前途如何。我只知道我在走向一个自由世界，走向一个全新的世界，只是这一世界对我而言还是一个未知世界。
飞机继续在太平洋上空向东飞行。不久，天空就迅速收敛起她那明媚的面容，露出了淡淡的金黄柔和的黄昏风采。我正凝视欣赏着，转眼间，机窗外已是夜色朦胧。夜幕降临。我们正在穿越子午线！
…… ……
那个令人难忘的子夜，戒严开始了。我彻夜难眠。凌晨5点，从短波收音机电台传出来自那个远处雄伟庄严的广场一阵阵持续不断爆裂的机关枪声，惊破了多少个中国人躁热不安的夜梦，震撼了整个文明世界，也使我美满安定前程远大的人生突然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坦克和装甲部队奉命开进首都北京，向手无寸铁的精英学子诉诸武力恐吓和镇压，因为他们提出了反腐败、反官倒和政治改革的要求。一个一直自称是人民自己的政府，竟然虚弱到要用暴力镇压才能维持统治，一个始终宣扬拥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真理的政党，竟然虚伪到要用谎言来自圆其说，这是受革命教育长大的我不能接受的反革命现实。我，18岁入党的共产党员，四年军龄的解放军战士，十年工龄的政府官员，过去三十年来在心中建构起来的人生理想大厦，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一个如此伟大、红遍半个世界并吓住另外半个世界的人类崇高理想，在一颗微弱的良心的审视下，即时化为荒场废墟！
我为自己的国家民族，为改革的前途，为自己一生的憧憬和三十年来为之付出的努力，为我家庭暗淡不测的未来，痛哭起来。
我知道，我的天塌了！我的宇宙崩溃了！
我所谓的光明灿烂的政治前途，因为理想的破灭，毁了！
秋玲被我哭醒了，起来后揉着惺忪的睡眼，呆呆地问我：“开枪啦？”
我点点头，对秋玲说：“我要退党！”
秋玲直直地看着我，傻傻地说：“那，你就退好了， ..…. 我会到监狱来看你的，… …我会给你来送饭的！”
哦，她知道后果！她知道我这种似乎完全没有必要的政治自杀行为的悲惨结局啊！她一点都不傻！我都不敢去想。
我含着热泪，无语望着我结婚才三年的妻，脑海中浮现出路遥小说《人生》中的巧珍，狄更斯《小杜丽》中的小杜丽。
我的心在颤抖：我这样做对得起结婚才三年的妻子和还不到两岁的女儿吗？
这是我人生最痛苦的选择！
八十年代真是一个思想解放、心灵震荡而又思想困惑的年代。功大于过，三七开，两个“凡是”，解放思想，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官倒，打击不正之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改革、人民的知情权……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公平分配的理想，人民是国家主人的理念，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都是长期宣传、深入人心的观念。而在改革过程中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的深度和广度逐步增强是很自然的，分配不公和政治腐败等问题也是党和政府本来就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当问题因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人民的参政议政及分配不公和政治腐败问题涉及到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时，决策者感到了威胁。
面对这样的挑战，决策者不以国家民主政治体制的长远规划考虑，也不顺应广泛的民意，甚至没有以共产主义的理想、理念和原则去处理，竟然以贯有的专制独裁的思路和手段，以坦克和军队来对付那些因为改革而看到民族的希望，因关心和热爱祖国而关注凸显出来的因体制不健全而导致的政治腐败和分配不公等问题的人们，将他们称为“反革命动乱分子”，就象过去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它分子一样。
对我而言，六四不是一个偶然的不幸事件，也不是一颗心灵在无事生非地自作多情。多年来，虽然我拥有当时中国几乎是最吃香的工作，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政商兼顾，权利双收，上可通天，下及人缘，对个人而言似乎前途无量。但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心灵深处常常在呼唤和质问自己：这样做公平吗？究竟什么是我们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崇高的目标能以卑劣的手段去达到吗？我利益的获得是否是在牺牲我同胞（亲人、同学、朋友、同事、上海人、中国人）利益基础上获得的？
在八十年代中期，我的这些问题似乎还很抽象。我曾在八七年写了一封长信给不管白猫黑猫、老是摸着石子却竟然砍去自己改革右手（杀了会捉老鼠的白猫）的大家长，对当时政局之变和改革前途提出质询和我的看法。
而今天，情势已经急转直下，改革的总设计师不仅又砍掉了自己的改革左手（又杀了一个会捉老鼠的黑猫），更在世人面前不顾一切地砍断了自己以及党政权威体制的道德底线。而作为这个权威体制的一分子，我不得不问自己：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人民生命的代价）来维护我自己的利益（统治者的利益）（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吗？我如果可以继续顺着这个体制往上爬，二十年后，当面临着党的利益（包含我的政治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我孩子、朋友、同学、亲人的利益）冲突时，我是否也会参与下令对他们（包括自己的孩子）开枪？或者被开枪？就算可以卧薪尝胆，等待时机，一旦大权在握，宏图大展，但谁又能保证明天的我在这种体制熏陶下不会变得道貌岸然，良心泯灭，虚伪残忍，贪婪成性？有多少人久陷淤泥而不染呢？
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和心灵写照。微弱不可见的心灵在与铺天盖地如铜墙铁壁似的政治现实对垒；焦灼痛苦、残垣断壁的心园和金玉其外、却败絮其中的家园之间挣扎。
终于，心中良知的力量超越了外在现实利益的考量。我决定与共产党决裂！我要退出共产党。无论结果如何，无论代价如何。
两天之后的早晨，作为（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的我，走进了顶头上司市府主任兼联营（集团）公司总经理的办公室。这个联营（集团）公司的名誉董事长是市委第一把手，而董事长是市府秘书长。
主任总经理，还兼市食品协会会长，矮胖个子，因常年酒食不辍，显得有点大腹便便，但两眼却炯炯有神。个性憨厚朴实，却因久迹官场而变得老练世故，很有一套政治手腕。我是他一手提拔，他对我是钟爱有加。在帮助并参与我母亲去世的医治和善后过程之后，他于我犹如父亲一般。他是当时市委第一把手后为国家第一把手的心腹人物。
我天生拙于口舌，尤其是在这种情景下。但我必须开口。我做好了准备。
“小杨啊，有事啊？”主任总经理象往常一样看着我，亲切地微笑着，不经意地问了一声。
“我，有一件事，想了很久，我想，这几天在北京发生的情况… 我心里实在过不去，作为一个党员，我不同意中央的做法。我，想要退党！”
主任总经理不动声色，慢慢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书桌的另一边，拉开两边的窗帘，便拉边说：“小杨啊，你还年轻，不要太激动。你不是要出国吗？我看你一直在学英文嘛。出国不就退党了嘛！”
我愣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主任竟然会这样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出国啊。在我们这种职务上的人也根本不会想到要放弃政治前途出国。我即刻明白了什么叫四两拨千斤。我从来没有想到出国和我今天要退党有什么关系。我退党是要以我的生命和人格来抗议党和政府作为人民公仆的滥权和罔顾人民行使正当权益的暴力行为。因为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稳定分子）。
“小杨啊，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影响多大吗？你是我们市府办公厅的优秀党员啊，你要退党的话，在市府内部，不就是原子弹爆炸吗？特别是这个关键时刻，对江书记多不好啊？他跟中央怎么交代呀？对你也不好啊。我一直很器重你。小杨啊，冷静点，再好好想想。啊？不要对其他任何人说这件事，就到这里为止，啊？”
我茫然地点点头。虽然政治观念不同，但我绝不想因为我的言语行为而伤害影响我的朋友，尤其是他，十年来象父亲般关心、帮助、爱护和提拔我的人。我不能忘恩负义啊。
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浑身如释重负。
我有了一个新的目标：离开这个国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离开这个权力中心。因为我知道我个人无法抗衡或改变这个体制。在清楚知道悲剧如何发生之后，我再也无法装着若无其事，只是寻求自己个人的利益和前途。
但是，离开这个国家？忽然想出国？尤其是到美国？似乎在开天大的玩笑！不仅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这几乎是天方夜谭！
赴美，除了亲属直接移民，唯一的途径就是留学读硕士研究生。而学士学位资格、优异的英语托福成绩以及经济能力担保这申请留学签证的三座大山足可将99%的出国留学梦想者彻底压垮。我在这三方面恰恰几乎是一无所有。
况且，我更面临六四后中美敌对的外交环境、政府干部被停止赴美签证、政府内部开始进行思想整顿以实施更严格的控制等另外的三座政治大山。而这几个方面，我更是无能为力。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当一切不可能忽然成为现实时，你忽然发现：“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 … … …
飞向心灵的故乡——振风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