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一回到家，随意瞥了一下手机上76届同学的微信群：93个短信！

上海的同学们可真会聊啊！才不过一天而已，似乎是创纪录了。

晚饭后，与秋玲一块去散步，又打了会儿篮球，才坐定下来，浏览同学们的微信。

这才知道，我们小时候的家——四川南路、永胜路那一带将面临拆迁重建。那我们的小学——四川南路小学呢？

因为是教堂所在地，要保留，所以不会被拆迁！

从1966年9月到1973年2月，我们在四川南路小学度过了六年半动荡不安的岁月！

我们最早的求知生命肇始于此，我们每个人有多少童稚的惊奇、天真的欢笑、又有多少无知的错愕和迷失，曾经倘佯流连在这座小学的操场、教室的每个角落，以至整个校园！

在2000年和2003年，我两次回上海时，都曾试图去四川南路小学看看，希望去找寻在年幼的生命中失落的一些什么，……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

啊！我多年来的苦思冥想，我常常惊然而起的痛悔和怅然，都萦绕着这座即熟悉亲切又遥远陌生、甚至有些古怪离奇的学校建筑。

四川南路小学在我印象中最神秘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那个几乎永远大门紧锁、深色灰暗的“仓库”，那个造型坚峻挺拔、肃然威仪、用途不明的蹊跷建筑物。

我在学校时就常常好奇地想去探个究竟。有几次几乎让我如愿以偿。我看见门缝好不容易裂开时，总是想方设法前去偷偷地“探访考察”一番。

每次考察的结果都是一个印象：幽深昏暗的仓库中，总是能够闻到一股没有人气的冷嗖嗖、阴森森的发霉气味。

这让我很扫兴。

但有一两次，在一片死气沉沉和昏暗中，在堆积如山的纸箱货物后面，我看见了露出来的几块形状匀称别致、色彩绚丽多姿的磨彩玻璃窗。

我的好奇心萌发了，这一景象就在心灵的深处扎根了。

长大后稍有点见识了，我就常常在回忆和猜想，那大概是教堂吧。

我成为基督徒后更是常常思想这个问题：我最早的启蒙教育竟然与我今天宝贵的信仰息息相关。

今天，同学的微信报信，不仅又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也终于激励我要一偿夙愿——查出真相，以今天资讯爆炸的速度。

我开始百度，接着又直扑谷歌，挖掘搜索，终于真相大白。

四川南路小学这个神秘高耸的“仓库”原来是洋泾浜天主堂——因位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南岸而得此名——现名四川南路天主堂，正式名称为圣若瑟教堂（St.JosephCathedral），位于今四川南路36号。

教堂地基是根据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上谕”归还的天主教产业。教堂是由天主教神父罗礼思（葡）设计。1860年（咸丰十年）4月15日破土动工，次年6月29日竣工。

教堂建筑为砖混结构，呈哥特特征融合晚期罗马风格：拉丁十字形平面，单钟塔式立面构图，门窗均为半圆型；内部用束柱和肋骨拱顶形式，宗教题材的彩色镶嵌玻璃窗；大门上部有玫瑰窗及扶壁；顶部是哥特式尖塔，由四个小钟座和中央大钟座组成，大钟座座基装有精致的百叶窗，尖塔顶部装有十字架，是为上海当时最高的建筑。

1862年（同治元年）5月26日年文思主教在这里为法国驻华海军司令、海军上将卜罗德（A.L.Protet）做弥撒，出席丧礼的除各国驻上海的高级官员外，还有清廷钦差大臣薛焕、江苏巡抚李鸿章、上海道吴煦等人。

1865年教堂创办类思学校（即今四川南路小学）。

1966年“文革”开始时，教堂停止宗教活动。（成为仓库）

1986年对教堂进行修理并恢复宗教活动。该教堂是保存完好的近代西洋建筑，1994年2月15日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列为市近现代优秀保护建筑。

有关洋泾浜天主堂的修建，还有一段奇特的经历。

1665年（清康熙四年），清朝廷实行禁教，勒令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只限于广州一地活动。1722年（康熙末年）清政府进一步宣布天主教为“邪教”。1724年（清雍正二年），雍正皇帝允准浙闽总督沉罗满的上奏，下令全面禁教，天主教堂及教产全部被没收，于是由明末清初的徐光启孙女在安仁里（今安仁街），捐资创办的老天主堂，也作为教产没收。老天主堂的礼拜堂被改建为关帝庙，原观星台址改建为敬业书院。

鸦片战争后，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清政府公开承认天主教是“劝人为善之宗教”，并同意把康熙、雍正年间没收而没有改作他用的教堂归还天主教会。上海老天主堂的地产已改为关帝庙和敬业书院，按理不在归还之列。但法国天主教会坚持老教堂的部分空地依然存在，要求归还。为了避免纠纷，上海道同意另外购置董家渡和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处的两块土地作为赔偿，用作教堂建设，先后建成了董家渡天主堂和洋泾浜天主堂。

这就是我的母校——四川南路小学的历史！原来她是一所教会学校！

我正好打电话给我在美国加州的妹妹杨英，顺便告诉了她这件事，她也激动起来。她顺便提到她就读的金陵中学原来还是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呢。

我立即又百度谷歌，寻找有关金陵中学的资讯。发现网上金陵中学的介绍大都是关于南京金陵中学的。在查考南京金陵中学的历史资料时，发现南京金陵中学是与四川南路小学有着几乎相同的历史背景，也非常值得我们了解。

金陵中学肇始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由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又译循道会Methodists）所创建的汇文书院。1890年，汇文书院创办成美馆，正式设立中学部。1910年，汇文书院与益智书院、基督书院合并，创建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1952年合并于南京大学），中学部遂更名为金陵大学附属中学（简称金大附中），现为江苏省重点中学、江苏省模范学校、江苏省首批五星级独立高中、国家级示范高中、“全国体育红旗学校”“全国群众体育先进集体”、“全国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南京大学实验中学”。

1951年，私立金陵中学与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合并，改名南京市第十中学；1988年，恢复“金陵中学”校名。

一个多世纪以来，数万学子从金陵中学走出，以其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勇于创新而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其中成就卓著者有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建筑大师、中山陵设计者吕彦直，工程热物理学科创始人吴仲华，文史学家程千帆，经济学家厉以宁、吴敬琏，生物学家傅新元，世界微分几何学界青年领袖田刚等，还有齐康等二十多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学院院士，因而被誉为“英才摇篮”。

在1949年以前，金陵中学的小礼堂，曾经是每周都要进行礼拜唱诗的礼拜堂，学校庆典也在此进行。图书馆则称作琥珀厅，曾经是青年会和金大图书馆的所在地。这洋溢着贵族气息的校歌，只有与钟楼的钟声、小礼堂的钢琴，图书馆与东课楼的红屋顶相伴，才显得它历史的沧桑和气质的高贵。

金陵中学校训：“诚、真、勤、仁”

——“以诚为本”，“唯真是求”，“勤勉执着”，“以仁为怀”。

1888年，美国美以美会创建了金陵中学的前身汇文书院，当时，汇文书院所处的干河沿和它以北的鼓楼地区与今天的繁华远不能比，到处是旷野和农田。

1889年建起的金陵中学的钟楼曾是南京赫赫有名的洋派建筑，被誉为南京第一高楼，蔡元培、徐悲鸿、宗白华等大师级人物常在此“温暖聚会”。最为传奇的是，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钟楼的地下室一度成为藏匿和保护妇女免遭日寇蹂躏的处所。电影《金陵十三钗》就反映了这段真实历史。

1889年钟楼建起，是南京市当时的第一高楼，是基督教在南京建造的学校建筑中最老的一栋，当时被称为南京第一幢“洋楼”，也是当时南京最高建筑，距今已有123年的历史。当时的老百姓不知道汇文书院，但知道三层洋楼，这是他们给钟楼取的外号。

…………

上海四川南路小学始于“洋泾浜天主堂” （圣若瑟教堂St.JosephCathedral）。教堂于1860年（咸丰十年）4月15日破土动工，1861年6月29日竣工，成为当时上海的最高建筑。1865年教堂创办类思学校（即今四川南路小学）。

南京金陵中学肇始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由美国基督教循道会（Methodists）所创建的汇文书院，是南京市当时的第一高楼。1890年，汇文书院创办成美馆，正式设立中学部。

显而易见，两所学校，一所小学，一所中学（金陵中学——暨南京大学），一所在上海，一所在南京，在华东这两个最大的城市，教会在中国建立起的最早的两所基督教私立学校，成为当时在这两个城市两幢最高也是最有价值的建筑，更培养出当代中国一大批最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信仰的力量超越人间一切的权威，无论是皇帝还是主义都无法消灭基督和平仁爱的普世信仰；这意味着基督信仰的真正力量就在于全人教育、心灵更新，这种力量将所向披靡，没有任何其它力量可以与之匹敌；这意味着：属于上帝的应该归于上帝，被夺去的必要归还；这更意味着时间永远在上帝手中：17世纪不行，那就19世纪，50年代闭关锁国，80年代就得改革开放，在上帝面前，中国人最终将无处躲藏。

这还意味着什么呢？

这还意味着我们对我们自己一生的重要部分几乎一无所知。

基督教对中国现代文明的巨大贡献，对中国当代大中小学平民教育事业的丰功伟绩，我们竟会浑然不知！即使我们多年受益于这一巨大的精神资源，即使我们是毕业于“中国第一小校”——四川南路小学——一所应该象哈佛和剑桥那样著名的私立小学！

我们不仅浑然不知！我们甚至有时还以藐视、奚落甚至咒诅的态度对待那些创建这些学校的“传教士”。

我自己就是那样！常常对那些“帝国主义的走狗”持嗤笑和鄙视的态度！直到有一天，自己忽然也成了其中“一员”，这才发现：原来自己对那些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促使中国进步文明而奉献一生、牺牲生命的“传教士”们，对他们究竟在中国做了多少好事，盖了多少学校，建了多少医院，对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中国的事，其实根本一无所知，但我们“中国人民”却似乎对他们有刻骨仇恨！

多年的仇恨教育、谎言宣传和资讯误导往往使我们的思维模式错位变形，以致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意愿和能力。

我们再好好思想一下：这两座教堂学校就是当年的“上海中心大厦”、“东方明珠”，就是当年的“紫峰大厦”（南京）。不同的是：今天中国人自己造的最高建筑都是商业中心，而当年基督徒传教士所造的最高建筑则是教育和信仰中心；今天中国人的最高目标是六亲不认的金钱；而当年传教士的最高目标却是要拯救他们认为最宝贵的中国人的心灵！

但愿中国人不要在一百年之后才开始明白这个道理！不要再过一百五十年才来关注我们自己和我们后代的灵魂。

今天，我们中国人多么应该个个成为饮水思源、知恩报恩的人，成为一个简单淳朴、拥有常识的人，去享受和拥抱这一普世文明的丰富资源。

当然首先，我们应该要知道，是谁在我们的生命中向我们施恩。

我们知道使我们幼小生命成长的摇篮是我们父母准备的，我们应存感恩的心报答我们的父母。今天当知道我们儿时思想和心灵教育的摇篮是谁为我们准备的，我们该如何报答呢？

历史并非只是时间和偶然事件毫无意义的累积，虽然历史有时看来似乎是突如其来偶然事故的合成。

2015年春节前夕，在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而举办的世界巡回油画展——《犹太人在上海》中，我看到了几幅画，这使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如此熟悉的地方，如此亲切的马路和弄堂——上海虹口区唐山路、“三益村”、舟山路，竟然出现在这些外国人绘制的油画上。那是我外婆家的“隔壁弄堂”——我幼童少年时期每年春节到外婆家“过年”的地盘，是我小时候流连往返、玩滚铁圈、玩单脚“刨冰车”、玩“警察捉强盗”、“好人坏人”的游玩场所……

而这些地方竟是二战中欧洲一部分“犹太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避难所！

这让我惊喜若狂，兴奋不已。这几幅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性”油画，不仅勾起了我对我外婆的思念，对中国春节的缅怀，对我这个生长在上海外滩孩童少年时代“过年”时光的回忆，更使我的思绪穿越世纪性历史，与犹太人那独特的历史和其通向永恒的记载碰撞起来……

我想起了每年我到外婆家过年……五福里，三益村……外婆家的犹太人……

春节，上外婆家过年，是我小时候一年中的“头等大事”！

大年初一，我和弟弟妹妹一早就会被催促起床。懵懵懂懂地从床上跳起来，还没分清东南西北，我就跌跌撞撞地从阁楼顺着竹梯滚将下来。

在脸上嘴里胡乱地洗洗刷刷之后，就马马虎虎地吃几口泡饭和酱菜、腐乳什么的。一边吃，一边在心里痒痒地开始“展望未来”：反正马上就要到外婆家去大快朵颐了，现在饿一点，是为了到时候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

妈妈给我亲手穿上不是显得过大、就是不太“服帖”、十分别扭的“新衣服”。一边给我穿，妈妈一边还总是自我欣赏地前后掂量，反复说：“稍微大一点，是稍微大了一点，噢？明年就会正好了，明年就会正好。”

为什么老是明年才“正好”，今年呢？为什么今年老是不“正好”呢？我心里老是这样嘀咕着。

打点整装之后，全家人从昏暗曲折的楼梯鱼贯而下，倾巢而出，每个人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水果点心，浩浩荡荡走出弄堂。一路上，总有邻居大声问候：

“喔唷，走人家拜年去啦？”

“到外婆屋里去拜年了！”

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觉得这样浩浩荡荡、大包小包、在弄堂里大声宣告到外婆家去“走人家”有点难为情——一个男孩子为什么老是要跟着爸爸妈妈屁股后面到外婆家去“走人家”呢？

外婆家在虹口区的唐山路上，要到外滩坐25路电车去。那时的上海，黄浦区马路上跑的大多是没有污染、也没有多少噪音的“公共电车”，而尾部排气的“公共汽车”大多是往闸北、普陀、长宁、徐汇方向去的。

走出家门，拐出狭窄的永胜路口，就是金陵东路。在我小时候，金陵东路上还跑着头上悬吊着辫子、脚下穿梭着铮亮的钢轨、老古董般的“1路”有轨电车。我很向往乘坐这部叮叮当当、吱吱嘎嘎、缓缓行驶、永远从容不迫的“老爷电车”，站在铁皮包裹的木板箱似的车厢中，我常常情不自禁地陶醉于钢轨和机车轮子碰撞的快感，始终好奇于这个“铁盒子”怎么竟然能够如此移动自如！

不过去外婆家过年，一般不需要乘1路电车，因为从家到外滩25路车站只有一站，走路也不过五分钟，花3分钱买车票只坐一站不值（那时，有轨电车三分起，无轨电车4分起，公共汽车5分起）。只有一个新年，寒冬腊月，外滩黄浦江狂风怒起，而我却生病发烧，又不能不去外婆家过年，于是我就和妈妈乘了一站1路，这是唯一的一次破例优待。

虽说从家走到外滩25路电车站不过五分钟的路程，但我们却往往需要在车站上“迎战”几十分钟，才能挤上去军工路方向的25路电车。一旦上了车，买一张七分车票，我就站在司机背后，开始入迷地观赏司机驾驶的一举一动和一路的风景。25路车从十六铺码头经由整个外滩，过外白渡桥后，穿过“三角地菜场”，经高阳路桥到唐山路，然后直奔军工路终点站。我们则在与唐山路交街的公平路下车。

有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上了车，却发现不是25路，而是去提篮桥的19路电车。但为时已晚，已经身不由己，虽然不是南辕北辙，但还是需要迂回绕道、“曲线救国”才能最终到达目的地——唐山路“五福里”外婆家。

“五福里”和“三益村”是座落在唐山路上靠近舟山路的两个比邻相通、别具一格的弄堂民居住宅村。两个弄堂口都有一个杂货店和一个电话亭。走进弄堂村，中间是宽敞的通道，两边是一排排上有平顶阳台的三层红砖楼房，左右每排各有两户人家，整个宅村进深约有五排楼房——“五福里”。笃底一排的过道连接着两个“弄堂”，外婆家就在“五福里”连接“三益村”过道的第一家，51号。

走进51号，是一个狭窄的过道，过道左手是“灶片间”，短短的过道尽头正面是一楼的“客堂间”，左手是通向二楼的楼梯。大约16平方米的“客堂间”和相连的一小间“后厢房”，是我大舅家。上了楼梯，在还不到二楼的楼梯左手边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亭子间”，是我二舅家。继续右拐再上几阶楼梯就是二楼，右手边一间5平方米的小屋住着我的大外婆（我外婆的姐姐）；正前方是“二厢房”，我三舅家。再往上经过狭窄的七阶转角楼梯，经过平顶阳台门，再走五阶楼梯（我走过几百次，也数过几百次。大概5、6岁时我还曾经从这5/7楼梯上滚摔下来，砸破过脑袋），就到了“三层阁”——我外婆的住所。

中国新年——春节，永远是全中国人民一年中最重要的事件。春节真是热闹！除了热闹似乎还是热闹，而热闹的视觉标志就是红色。远在红色革命席卷中国之前，中国就与“红色”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年春节，家家都贴红对联、红字幅大红灯笼高高挂，姑娘身着红棉袄、辫梢头扎红头绳，老人给孩子们发红包——当然那不是“贪污”来的。

上海开放较早，“西化”也早走一步，即使是过年也并不太过“红火”。尤其是“上只角”的上海人，对中国特色的大红大绿还多少持有一种“英国绅士”般高傲的藐视：土里土气的，像乡下人一样！

对“见过世面“而又”讲究实惠”的上海人而言，喜庆、热闹（喧嚷）虽然仍是春节的主要特色，但是春节真正的主题，除了合家团聚这个形式，其实只是一个字：“吃”。

外婆是宁波人，规矩很重，对“吃”极为讲究，尤其对年初一、初二和初三“四世同堂”的新年宴席，外婆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从内容到形式都事必躬亲，毫不含糊。

初一清晨，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下雪，裹着小脚的外婆一定5、6点钟起身，从她“三层阁”的卧室走下五格台阶的楼梯，推开那扇吱吱呀呀的小门，来到露天平顶阳台上，在蒙胧破晓的黎明晨光中，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以报纸和柴瓣（小木材）生起两个煤球炉，一个用于炖汤，一个备于炒菜。

外婆对每年新年家宴有着将军般若定的整全布局。从冷盆、热炒、煎炸、锅汤，到点心，酒饮、水果和调料，从海鲜、肉类、菜蔬、菌目，到酸甜油香、腌制咸货，无一不在她精细的盘算、安排、调度和掌控之中。春节，让儿孙辈“大吃特吃”，是外婆“毕其功于一役”的“年度大战”，体现着她的智慧、毅力、威严和对儿孙辈的关爱之心。

年初一到年初三，外婆不到十个平方米的“三层阁”卧室变成了“多功能”餐厅。摇摇晃晃的红木“八仙桌”圆台面上，摆满了令我们这些馋狼饿虎垂涎三尺的美味佳肴：红烧黄鱼，白切肉、油爆虾、白斩鸡、海蜇皮，油煎刨盐带鱼、霉干菜红烧肉，葱烤鲫鱼、煎黄鲫，虾仁炒鸡蛋，咸蟹、醉蟹、蛋卷肉元线粉汤砂锅，芝麻汤团、红枣赤豆汤、酒酿小汤圆……

大人们合桌兴高采烈地喝着绍兴黄酒、五加皮、加饭酒、葡萄酒、啤酒；小孩子们在桌旁上窜下跳地喝着果汁饮料和汽水，打翻一切可以打破的玻璃瓶杯和细瓷碗匙，令外婆心疼地直唠叨……

过去五十年，每当我们年初一早上陆陆续续来到外婆家时，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到，外婆总是像在自言自语地问：“咋来得尬唉”——怎么来得这么晚？对外婆来说，每个孩子来得都太晚。过年，不就是等着孩子们回家吗？

听外婆讲，她总共有过十三个孩子，七位夭折，六位幸存，我妈妈是第五个，上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我的阿姨。外婆六个儿女，为她增添了23个孙辈。外公早逝，外婆当家，含辛茹苦地拉扯着我的舅舅阿姨和妈妈们长大，吃，当然永远是头等大事。

年初一的“酒水”，大人小孩分好几桌，外婆总是在家中从上到下摆开阵势：“三层阁”一桌是外婆挂帅舅舅阿姨妈妈们摆阵的“主桌”，二楼后厢房，半二楼的亭子间，一楼的客堂间一般都是表哥表姐们为主的“副桌”和小孩子们的“散桌”。

小孩子们吃完坐不住，往往一哄而散就跑到弄堂去玩。

我不知为什么总喜欢挤在大人堆里——在外婆“三层阁”的主桌坐着“列席”。我除了偶尔也与表兄弟们到弄堂去玩，更“关心”大人那一桌的舅舅姨夫们。因为他们总是很有趣地“操心”着对他们来说既无法理解、又鞭长莫及、永远神秘莫测的国家大事，讨论着“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和永远“搞不好”的单位人事关系。有时他们好像侦探一样，互相打听着那些永远无法证实的“小道消息”和永远不可泄漏的“国家机密”。

三位舅舅都是朴实的“工人阶级”。大舅性情温和、安静内向，不善言辞，在饭桌上往往是听众；二舅耿直热情，忠厚却有些固执，常常引起话题或提出问题；三舅稳重矜持，谨慎超然，总会给予一些空间较大的答案；大姨夫则因解放前是美国银行高级会计师，属于游离于革命之外的逍遥派——小资产阶级，个性清高，理念上又不太合群，虽然时有风趣幽默，但在火热的革命大环境中常常有被孤立和被冷落的感觉；小姨夫是列车长，最受大家欢迎，性格随和开朗，谈吐风趣，见多识广，为人率直，常常带来天南地北的信息，不是叫大家惊讶不已，就是让大家笑个不停。 

我最后一次到外婆家过年是1985年，那是我第一次带着秋玲——我终于有了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女朋友——去给82岁的外婆和舅舅阿姨们拜年。其实我是到外婆家去为我和秋玲“定终身”的，因为爹爹和妈妈都不在了。那年我27岁。

在餐桌上，舅舅阿姨们个个闪烁着宁波人特有的精细锐利的眼光，对这个未来的“杨家媳妇”进行全方位扫描。秋玲稍一走开，长辈们马上七嘴八舌议论起来。姨夫的观点特别“实惠”，一上来就宣告：“小风有福气了！侬看看伊厄手就晓得了，那是劳动人民的手。哪里去找这样的上海小姑娘？”

外婆最后“一言定终身”：“小娘，慧呃。”（小姑娘，很贤慧）。

我看外婆年轻时的照片，眉清目秀，仪态雍容，俨然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看外公也是眉宇堂堂，气度不凡，似乎是坐地拥财的一方豪绅。

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人的飞机往虹口区民宅区“掼炸弹”，外公外婆原来在高阳路那边很好的房子被夷为平地，幸而大人小孩都逃出来了，但是没来得及抢出多少东西，家人逃难时就“临时”住在“三益村”和“五福里”。

一住就超过五十年。 

外婆有一次曾不经意地向我提到下面一楼的客堂间（外婆家最大的一间房间），以前曾经住过“逃难”的犹太人。

“犹太人”？犹太人怎么会住到我外婆家？对我来说，犹太人是“一种”最奇怪、最神秘的“外国人”，我每天新闻中听到的都是坚决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这些“反动”的犹太人竟然曾在我外婆家住过？

我常常在心里为外婆犯下的这个“不光彩”的“错误”感到内疚和不安。

外婆还常常说一句话：“人才（全）是泥做厄（的）啦！”她说这句话时是如此认真，以致她每次说每次还做示范般地洗着自己的胳膊手掌，然后还拿着脸盆里洗过手的脏水“证明”给我看，不断重申：“侬看看，人才（都）是泥做厄（的）啦！人才（都）是泥做厄（的）啦！”

外婆似乎不是在开玩笑，但我心里却禁不住地一直在笑外婆。我一直以为这不过是外婆自己随口发明的一句又土又俗、“迷信荒唐”的“胡话”而已，因为在正统的中国文化中似乎找不到任何什么出处。

直到有一天，当我读到希伯来圣经《创世记》“神用泥土造人”庄重肃穆的描述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外婆的这句话竟然不是空穴来风。

是不是那些在二战中曾经住在唐山路的“三益村”，住在“五福里”，住在51号外婆家一楼客堂间的“犹太人”对外婆的影响？我不得而知。但是除此之外，又出自何处呢？

以色列犹太人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中是如此惊人和独特，以致这一历史上“最小”的民族几乎与人类历史上所有最强大的文明和帝国都有过“交往”，创下了不可能被打破的“历史纪录”。无论是古埃及文明、亚述帝国、巴比伦、希腊和罗马帝国，还是当代的大英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以色列民族在这些帝国的历史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在1938-1940年期间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违抗顶头上司——中华民国驻柏林公使陈介的命令，向犹太人发出数千张签证，使中华民国成为当时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唯一一个国家，使一大批面临灭顶之灾的犹太人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绝处逢生，这批人后来成为以色列建国的中坚力量。

中华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遭遇灭顶之灾的犹太人提供“避难所”，是中华民族在自己遭受侵略时为人类所做出的极为特殊的人道主义贡献，是可与亚述帝国时代以斯帖女皇拯救以色列民族的故事相媲美的又一动人的、上帝施行拯救的圣神篇章。

从三千五百多年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开始，直到昨天的中华民国，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以色列的历史其实就是上帝施行拯救的历史。

感恩的犹太民族将中华民族在他们处于生死存亡之时的这一“义举”以油画的形式向全世界展现出来，并且进一步计划申请将唐山路、舟山路一带作为“世界历史性遗产”加以保护，是这个为了“见证上帝”而存在的民族、这个几千年来“书写并保管圣经——上帝之道”的民族、这个不断“被上帝拯救”的民族，对上帝拯救的历史作出的又一影响深远的见证。

而我的外公外婆竟然有幸参与这一历史性壮举！我童年所熟悉的“三益村”弄堂、“五福里”弄堂口的杂货店、外婆家51号客堂间、舟山路菜场、提篮桥，我童年那似乎无足轻重的记忆，竟与犹太人被拯救有关、与上帝的永恒计划相连，这使我不仅极为惊讶，而且心灵更得到无限的安慰。

毕竟，“历史”——History，是祂（上帝）的“故事”——His Story！

母亲是我一生最亲切迷恋、依依不舍的永恒回忆！

我失去母亲时二十四岁。今天，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七年！

我的母亲性格文静温良，为人随和，处事却稳重利落，又深明大义，颇有大家闺秀风范。

母亲与父亲极为恩爱。

父亲出生于浙江诸暨的偏僻山村，仅有小学文化，独自一人来到上海“寻饭吃”，是标准的“农民工”；母亲出生于大上海，我外公外婆是大户人家，母亲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又是党员、干部，是上海当时典型的 “高价姑娘”。

但是母亲却极为质朴贤淑，婚后对父亲真情相随，敬重有加。

他们从不斗嘴。

只有一次——因为我！

有一次，不知我闯了什么祸（撒谎或偷吃了什么东西，我当时常常闯祸），父亲在很严厉地训斥一番之后，开始用十二公分的木尺打我的手掌，然后，……屁股。

母亲开始在一旁默默坐着，为父亲助威，严肃家风家教。

父亲一下、一下，打我的手心，然后一下、一下地，开始打我的屁股。

父亲好像要我说什么认错之类的话，但我就是不说。父亲大概气坏了，越打越重。

母亲开始坐不住了，轻轻地恳求父亲：

“可以打得轻一点伐啦，小人呀！”

“轻一点他下次还要再犯！你看他，哭也不哭！”爸爸一边更重重地下手，一边气恨恨地回答。

妈妈大概看到我的屁股渐渐“青天白日满地红”了，开始在一旁无声地流泪抽泣起来。

慢慢地，她实在坐不住了，就从稍远一点、似乎是旁观席的椅子上站起来，坐到床上（一共只有十二平方米的空间）更靠近我的地方，开始哭了起来：

“侬这样打下去，勿要拿小人打死忒啦？叫我哪能活啊！”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妈妈哭，好像是在向父亲抗议，而这完全是为了我的缘故。

我觉得天塌了下来！我竟让母亲如此伤心哭泣，为了我而与父亲不合！

这是唯一的一次，母亲“悖逆”父亲。

母亲每年都会随着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去探望爷爷和嬷嬷（祖母）——乘坐火车、长途公共汽车、二轮平板车或步行二十里山路，差不多要经过二十个小时才能到达浙江诸暨俚坞的山村老家——杨家村。

我最早的记忆大概就是和妹妹（相差十九个月）被放在竹匾包中，挑在父亲或哪位叔伯扁担的两头，摇摇晃晃地经过二十里“黑不隆东”的山地。

母亲是“上海媳妇”，当然“娇贵”，所以走一会儿高低起伏的山路，要坐一会儿人拉平板车歇一歇，才能继续翻山越岭。

母亲每年这样长途跋涉，顺从丈夫，孝敬公婆，甚至在父亲过世后的十年间，也是如此。不仅仅在金钱上尽其所能抚养在农村的公婆，还带着我们定期前往父亲的山村老家看望，一直到她生命的终点。

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我住读愚园路商业局的寄宿幼儿园。

有一天，应该是在四、五月份，因为阳光灿烂，浑身暖洋洋的，我们在花园玩“好人坏人”。有一个姓苏的“坏人”同学带着一副墨镜（坏人的标志！），在花园小坡上占山为王，无论我们“好人”怎样冲将上去，都被他打将下来。

这个坏人可真“坏”，气得我七窍冒烟。

我开始“思考”：只有比他“更坏”，才能最终打败他！

怎么才能“更坏”呢？我忽然灵机一动，还有什么比反对毛主席更胆大包天，更“坏的”呢？

于是我不知去哪里偷来一支粉笔，在靠近小山坡的水泥地上写下了“反对毛主席”五个大字！

没多久，我就被拽到空空荡荡、冷清昏暗的大礼堂，独自一个人站在毛主席像前，认罪悔改，不知持续了多长时间。

我看着毛主席的像，心里有点纳闷：这个毛主席怎么好像在一直看着我呢？我在家写那么多“毛主席万岁！”都没人理我，我写一个“反对毛主席”，他怎么会知道呢？

我不记得之后我父母对此向我说起过什么。

稍微长大一点，我才知道，我当时几乎犯了“杀头”之罪！

但我一直心存侥幸，不敢问父母究竟后来他们出了什么事，免得不是又被打一顿，就是惹父母不开心。

虽然母亲是五十年代少有的上海财经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但她从不向我们提起，也从不张扬。是我阿姨后来常常骄傲地向我们说起，我们才知道。

我记得，母亲文革前在市商业局南京东路山东路的商业局东海大楼会计科工作，常带我去上班，我每天就在各个办公室乱窜。

文革开始后不久，就被调到了湖南路桥北的紫金大楼陶瓷用品公司。母亲仍然常带着我去上班。就是在那里，我在电视上和妈妈的同事们，一起观看了陈丕显和曹狄秋批斗大会的实况转播，以及后来《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不少样板戏的首演。

母亲从奉贤“五七”干校回来后（也带着我去），又调到了人民路上的陶瓷批发部，最后索性被调到福建路门市部。

我心里隐隐觉得，以母亲的资历和为人，实在不应如此。

大概在我复员后有一次，我和母亲在阳台上乘凉，她忽然轻轻地问我：“你还记得你在幼儿园的事吗？”

母亲终于要捅破这层纸了。

我没忘记。我不会忘记！我怎么会忘记呢？

“他们隔离审查侬爹爹和我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说七岁的孩子不懂事，怎么会写反动标语？一定是爸爸妈妈教的！所以文革开始我就被调出局里，下放到基层改造，侬爹爹也被下放到浦东咸菜工厂，劳动改造……”

我猜到了。

我沉默无语，怅然叹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酸楚和哀痛。

作为父母期望最高的长子，我没有为父母带来多大安慰和快乐，却以令父母骄傲的早熟的“才智”，给父母带来一生的“灾难”！

我知道，母亲忍耐着，直到几乎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才告诉我，是为了不让我有太大的压力。

自此之后，每当我想起这一切，我就想哭——我的母亲！

父亲和母亲同年。父亲三十八岁就离开了我们！

母亲在一段时间悲痛欲绝后，重新振作起来，因为她知道她有责任抚养三个孩子，当时我和妹妹弟弟只有十三、十一和八岁。

母亲一直把我当大人，长兄代父，对我完全信任。母亲是会计，每月家庭的拮据开销总是与我商量，流水帐也让我一起参与。不过再精打细算，也往往入不敷出，山穷水尽，但是母亲总会想方设法“柳暗花明”。

我在中学混进校队打篮球，每天跑步打球很伤鞋。要买篮球鞋，很贵。母亲工资每月六十五元，在当时并不低。但球鞋每双要二三十元，几乎是半个月的工资。母亲看着我实在无奈，几乎哭了，不知该怎么办。

我最后只能借学校的球鞋穿。

我中学毕业时准备到海丰去。母亲对此一句话都没说，忍受着这可怕的、几乎有可能是永恒的别离，默默地为我准备着行装。

当我后来参军去了部队，母亲在仅隔一年之后就不惜跋山涉水，带着弟弟到皖南崇山峻岭中的部队营区来看望我。当时这样的行程需要搭乘火车、转乘长途汽车，住旅馆，辗转往返十分辛苦，单程就需要两天的时间。

慈母之心，不言而喻。

母亲以她忍辱负重的坚强毅力，在父亲去世后，用一个伟大母亲的慈爱和牺牲，一个人默默地抚养拉扯着我们长大成人。

妹妹七七年中学毕业，正好赶上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华东化工学院。弟弟也在三年后进入复旦大学。我八一年复员回上海，进入市政府工作。

那是母亲自父亲去世以来最开心的一段时间。

大概是一九八二年的夏天，在去诸暨乡下的火车上，我和母亲聊着天。

忽然母亲问了我一句：“你有女朋友了没有？”

我怔了一下，母亲怎么会突然问我这样的问题？我才二十三岁，还从来没想过呢。

记得在中学时，有一次清晨在学校篮球队训练。

那天，我们在室内训练。训练休息，我出去一下，当时外面正下着大雨，为了避雨，我快速冲刺经过一个障碍物，没有完全注意到障碍物顶上还横出一块铁皮，就在我跳跃过程中，铁皮划进我的右眼角，离我的右眼只有毫米之差！

我自己看不见，没什么特别感觉，但我看到其他球员见我时都惊恐万状的模样，就知道我当时有多么可怕！划开的破口一定很深，伤口翻开，应该比眼睛还大。

教练张老师马上叫一个老师和几个同学陪我到黄浦区中心医院。

当班一个年轻医生看见我，一边问“怎么这么痞啊”，一边给我涂了点红药水，敷上一块大纱布把我的右眼全遮住，就打发我回家去了。

我后来知道，这样长（至少1.5公分）、这样深（半公分）的伤口应该缝针。我自己猜想，医生当时没有缝针，一则可能因为缝针手术难度太高，当时没有值班医生可做；或是因为并无生命威胁，只涉及面容外观而已。那年代，谁在乎一个孩子的外观呢？

回到家，母亲一看到我这副“独眼龙”的模样，第一句话就是：“耐好，寻不到女朋友了。”

母亲，真是母亲！看法就是与医生完全不同。

但母亲真的就没有机会看到我的“女朋友”了。

一九八三年四月，母亲频频出差，格外繁忙。因为腹部常常感觉不舒服，她几次说要去医院检查，但一直忙于工作而没有成行。

终于，到了四月底，母亲大概实在撑不下去了，于是要我陪她到龙华医院（她单位的劳保医院）检查。

上午一早到了医院，医生给母亲做了验血检查。

不多久，医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关上了门，说：

“肝癌晚期，只有三个星期的生命！回家好好休息吧，医院不能收这样医不好的病人！”

……

我像头顶被打了一闷棍，又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底。

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已经走到了在外面候诊室等待消息的母亲面前。

我忽然发现，母亲歪歪地、软软地瘫坐在板凳上。母亲显然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妙，她的精神一下子显得萎靡了许多。

她一看见我，就对我说：“我不要回去，我要住在医院里，我不要回家，不要回家。”

她几乎是用哀求的口吻对我说。

母亲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我们几个孩子身上，她为了我们积劳成疾，已经面临着死亡吞噬的威胁，而她单位所谓的“劳保”医院——一家“人民”医院——竟然将她拒之门外。理由是，这会占医院一个治而不愈的名额——治愈率是考核医院先进的指标。

三个星期的生命不算生命？三年的生命又怎么样？每个人最终都会死亡，医院难道能以不收病人来保持医院先进的名声？

我看着母亲，心里无比心酸，不知如何是好。

但我不得不镇定地对母亲说：“好的，放心，我会去安排。”

我让妈妈在医院等着。一转身就往外冲，直冲到了自行车的停车场。

铺天盖地的悲哀和酸楚忽然从中而来，我眼泪喷涌而出。

难道母亲真的就要这样离我们而去？！而且如此突然，只有三个星期？

这不公平！这不公平！上帝在哪里？没有公平，没有上帝！……

我在心里绝望地吼叫着。

我飞车回到单位——市府——向我的“领导”求救！

我的“领导”一听到医院拒收母亲，马上拍案而起，破口大骂，撩起桌上的红机就拨卫生局党委书记。

书记老婆接的电话，说：“书记在还午睡，能不能过一会儿啊”。

我“领导”眼珠一瞪：“人都快死了，还睡个鸟！叫他起来接电话！”

于是，卫生局领导在电话上忙开了。恰巧卫生局的一位副局长（正是前龙华医院院长）就在龙华医院，书记给他拨了电话。然后叫我去医院找他。

我感到无限伤感！为我母亲的孤苦无助，为我“领导”的侠道仗义，也为我们这个国家的体制——生命最基本的诉求都离不开强权和特权。

我飞车回到医院，找到了副局长。副局长一脸苦色，老大的不情愿，好像是我在给他穿小鞋。

“医院一般是不收这样的病人的，除非你们家属同意死后尸体解剖。”局长最后撂下了这样一句话。

闻讯匆忙赶来的舅舅们听到这样的话，都被激怒了，他们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病人——他们亲爱的妹妹，我亲爱的母亲——还在候诊室勉强支撑着迅速垮下来的身体，等候着病床，寻求生命中最后的帮助，对医院怀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医院却近乎残忍地要求病属签字同意他们活着的亲人死后尸体解剖，以此作为提供一张病床的条件！

我还是签了字！虽然面对长辈们情绪激烈的不满和指责。

因为我知道什么是“铜墙铁壁”,我也实在厌倦“权力”斗争。

我母亲现在仅仅只需要一张床位。即使是象征性的，也是对她最后的安慰！这就够了。

我母亲已经活得够苦的了。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母亲早上七点半步出家门，就再也没有回家！

从上海北边的虹口广中路家到徐汇南边的龙华医院，经过路途转乘公共汽车的折腾，面对噩耗突临的死亡诊断，不仅要支撑孱弱衰竭的病体，还要为自己最后残存的生命作无奈的哀求。

在随之而来的权力角逐、权衡和妥协后，我母亲在当天下午六点，终于躺上了她“梦寐以求”的病床——那张以人的尊严为代价的床！

母亲在这张床上确实只躺了二十一天——整整三个星期！

根据医生的死亡判决书！

我日以继夜地在医院陪伴着母亲，妹妹和弟弟也在下班和下课后来轮流值班。

有一天我坐在母亲床边，那是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天。医生告诉我们，母亲黄疸已经蔓延全身，没有几天了，要我们尽量不要有接触。

母亲微微睁开眼，看见是我坐在床边，就无语深情地望着我。

好一会儿后，轻柔地问我：

“小风，侬跟我讲老实话，我是不是没有希望了？”

我心里一紧，胸中悲涛汹涌，为母亲我已经万念俱灰。但是为了母亲，我必须表现得若无其事。

我眼定定地看着母亲，语气平稳地说：

“姆妈，侬会好起来的！”

我伸手握住母亲留在被子外面的那只手。我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另一只手在母亲的手背上面轻轻地抚摸着，抚摸着……

“我对你们，很放心……就是，我…… 舍不得你们啊。”母亲的眼角流出了眼泪。

我更靠近地伏在母亲的脸上。母亲那只被我握着的手，挣扎着，开始温柔地抚摸起我的脸庞。

我感觉母亲几乎欣喜万分，满足地、享受般地打量着、轻轻地摸着她儿子的脸。

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如此近距离地看我了，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摸我的脸了。

她似乎忘却了她的生命正在渐渐离我们而去，她似乎忘记了她正处在巨大的痛苦之中，她好像是在欣赏赞叹她自己的杰作，她深情地看着我，微笑着，温柔地抚摸我的脸……

我禁不住深深地亲吻了母亲的额头。

接着，我又捧着母亲的脸，轻轻地、亲吻了她的嘴唇。

我真想替我母亲去死！

或者，和我母亲一起去死！

我的头靠着母亲的颈项，母亲的手贴着我的脸，就像儿时那样，显得那么自然，她的脸上流溢着安然满足的光泽。

我想，她知道，她知道——她的孩子们会知道。

她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 。

像一声叹息！

两天之后，五月十八日凌晨5:40，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但，我的母亲，我亲爱的妈妈啊：我的心，须臾不曾离开过你！

我常常想起我的爹爹。

每当我想起爹爹，我总是想起乡下老家那棵古老的香樟树。

每次随父母回诸暨老家，从熙熙攘攘、交汇停靠着绿色长龙的车厢和被雾汽笼罩的古锈色蒸汽机头的诸暨火车站出来，总会一眼望见那断云遮天的深邃山岭，使我这个生长在黄浦江外滩看惯河水波潮的上海人，感到大山新奇神秘的刺激。

然后一头扎进这绿色葱郁、丛林茂密的重山叠峦，走上曲曲弯弯、上下崎岖不已的二十里山间小路，经过一个总是让我提心吊胆、生怕掉将进去的碧波荡漾的巨大水库——青山水库。然后转绕几个突兀而起的弯坡，穿过一个像庙宇般破旧、但又像镇门关式的杂货店，再走上三里尘土飞扬的山地，远远就会看见，前面陡峭高耸的岭子上，傲然挺立着一棵参天挺拔的香樟树！

紧靠村口这棵老香樟树后面，拔地而起、村口第一幢高大醒目的二层白粉墙楼房，就是我爷爷和嬷嬷（祖父母）的家！我父亲——我的爹爹，就出生在这里，浙江省诸暨县青山俚坞樟村。

我对爹爹最早的记忆就是每年都去诸暨乡下看望爷爷和嬷嬷，每年都看到这棵硕大擎天的香樟树！

我记得在我三岁时，我和一岁多的妹妹被放在两个竹匾蒲上，爹爹和叔伯们轮换着用扁担摇摇晃晃地挑着我们进山。我还记得在竹蒲里看着下面摇晃旋转的污泥黑地，一颗心也随之七上八下、前后左右地晃荡起来。走到半夜，会路过一家什么乡里亲戚，我的一个随行叔伯不管黑灯瞎火的，就会扯着嗓门把全家都叫起来。他们看见我爹爹和妈妈，高兴得合不拢嘴，兴高采烈、二话不说，就把撂在门口的我们这两个小“草包”，“风快”地直直“挑”进村里。

爹爹在家乡有极好的名声和人缘，每次回乡下老家都好像可以“呼风唤雨”，风光十足。爹爹娶了妈妈——“娇贵”的上海姑娘，这在山村老家看来，更是一件天大的、稀奇得了不得的事。我们每次回乡，都像外星人一样会被全村人围观，指指点点，他们黝黑的脸上都显出羡慕不已的惊讶神色。

虽然爹爹来自偏僻山村，观念却十分“超前”，生活方式亦颇有“小资情调”。在“整风”（我的名字振风的起因）、“三年自然灾害”、“四清”、“文革”那个年代，他竟然有兴致买一架海鸥牌120照相机——当时的超级奢侈品，每周日总是带着妈妈、我和妹妹外出游玩拍照。我和弟弟妹妹都还未满一岁就开始趴桌拍“裸照”，从外滩、西郊公园、虹口外婆家，一直到诸暨的山岭，无不留下我们的踪影。照相馆更是我们全家每年必去场所，爹爹的相册完全可以编写家史。

爹爹不过小学文化，毛笔字却写得特好。家中墙上悬挂着两个红底白字镜框，就是爹爹的手迹：“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爹爹的字融合着颜体的雄浑和欧阳体的俊秀。

爹爹还是一个伟大的木匠，他自己制作家具。在弟弟出生之后，爹爹开始自己画图纸、备材料，在家自己搭建阁楼。当一切准备妥当，他找了一个帮手，在一天内就将12 平方米一层楼的家，一下子扩展到了两层楼的18平方米——多了6平方米的阁楼。

看到这个阁楼是怎样被爹爹用几根简单的木樑柱横竖吊起来的，我心里常常打鼓，估摸着、也想像着阁楼和我一起掉下来的时间和情形，因为我和妹妹每天都要爬上阁楼睡觉。

但是我小看了我的爹爹，那个阁楼，虽然从第一天起就摇摇晃晃的，但直到十五年后我们搬家时还未落下来。

爸爸的工作单位是市商业局，我记得八岁前爹爹上班时常带着我，特别是他在市里开会时。我在上海展览馆以及福州路上的办公大楼里，在沿马路靠窗、带着檀香木护墙板的会议室和办公室进进出出，或趴在窗台看马路——福州路，弄得大人们都很紧张，生怕我从窗口掉下去，那条马路可是“四马路”！

我并没有掉下去，但我爹爹不久却从市里“掉”下去了，“调”到基层区公司去了，大概是因为我这个宝贝儿子在幼儿园的“反革命”“创举”——“反对毛主席”。

当然文革进一步改变了所有这一切。

爹爹一直是一个积极要求“上进”的“革命”青年干部。文革开始时，他对“打砸抢”十分反感，觉得“造反派”简直就是在“胡闹”、在搞破坏。为表示自己反对“武斗”，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他要去北京“亲自”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告”上海“反革命”的“实情”。为此他告别了我们，单身一人挤火车上北京。

我还记得爹爹辞别妈妈匆匆的行色和妈妈忧心无奈的神情。

爹爹的火车半路上被王洪文的工总司革命造反派给拦截了回来，这也成为上海文革的大事记之一。

于是他被定为“走资派”的“保皇派”，在单位遭批斗，更被下放到浦东一家咸菜工场去踏咸菜。

从一个“先进的青年干部”一转眼变成一个保皇“落后分子”，这对他来说在精神上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开始每天在漆黑的凌晨三、四点起床，我常常在寒冷的被窝里被惊醒，听到他稀里哗啦吃点泡饭，就匆匆赶去延安东路外滩摆渡，到浦东郊区上班。他也曾带我去咸菜工场上班，我跳进像小游泳池一样大小的肮脏的咸菜池内，穿着套鞋在新鲜的雪里蕻腌菜上乱蹦乱跳。乘我爹爹不注意，我也“顺便”在那里偷偷学会了骑黄鱼车（三轮脚踏车）。有一次还撞碎了附近办公室的玻璃——谁叫他们批斗下放我爹爹？

大概在二年级，有一天我下课回家走在永胜路上，看见一队人敲锣打鼓喊口号从我身边经过。

等我走近家门口，就看见家门口墙边贴着一张“大红喜报”，原来那队人马是来为我爹爹“平反”的。

呵，人是可以像煎饼一样被翻来翻去“平反”的。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什么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即使“平反”也是如此！

我爹爹对此大概也没有任何“反思”或“顿悟”，也没有“吸取教训”，反而“振作起来”，变本加厉地更加“上进”。这次是响应组织上的号召，积极主动“要求”献血。

献血后爹爹不但一天都不休息，反而还连续几天加班不回家，急得妈妈只能每天一回家就拼命忙着炖蹄膀加红糖和红枣，狂补爹爹的身体。我当然也顺便一起参与了爹爹几次吃甜蹄膀的“补身运动”，虽然吃后我一直想吐。

无论怎么补，忽然爹爹就病倒了。一查，竟是致命的白血病！

从1966年到1969年，短短三年，爹爹从一个在单位里常受表扬和奖励的先进干部，忽然成了一个被批斗的落后“保皇派”，从一个拥有锦绣前程的工作岗位上，一下子被撤职下放几乎到了发配的边缘，从一个健康快乐、充满活力的青年，转眼之间成了在死亡阴影中无力挣扎的病患。

我开始每天一下课就跟着妈妈跑医院，参与医生的会诊，不断办理进出医院、转换院部和病床的手续，每天一下课就去医院坐在病床边照顾陪伴日渐衰弱的爹爹，十岁多一点的我成了医院的常客、爹爹的临时陪伴护工（当然是一个糟糕的护工）、妈妈奔前跑后的助手。

我清楚记得爹爹的主治医师是仁济医院的欧阳医生，他是当时的白血病权威，看上去很有经验。他以中西医综合疗法竟然使爹爹一度“好转”到能够出院在家疗养。

我记得在爹爹病情稍有好转回家疗养期间，有一次，我放学回家，惊讶地发现爹爹在流泪。他躺在被窝里看一封信，一边看一边伤心地哭泣。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见我爹爹流泪。

他在看他姐姐——我的大姑妈——从台湾辗转香港而来的一封信，这是49年他们分别20年之后第一次的联系。他们分开时爹爹才16岁。因为这一“海外关系”，我爹爹始终不能入党，而入党在当时对如此“上进”的爹爹是多么的重要。

当他在读这封信时，我可以想见情感丰富的爹爹心里一定是无尽的伤痛、绝望和凄凉：他的“政治前途”毁了，他大概无法明白为什么他“无限忠于”却仍被唾弃，他最亲的姐姐却在妄图反攻大陆的国家的“敌人”那边，他自己又患上了绝症，正走向死亡，他不仅无力继续抚养照顾在经济上依赖他的乡下年老的父母，他的爱妻，他仍然幼小的三个儿女，而且还要加重他们的“负担”，他的身心灵一定被这些交织的情感思虑所撕裂、所折磨，本来已衰竭的身体迅速垮了下来。

终于，在1971年五月的一天，爹爹走了，爹爹逝去了，度过了那些亢奋、动荡、困惑和煎熬的日子，在那个“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的时代，爹爹离开了我们，如飞而去。

我看着一向生龙活虎的爹爹，忽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变得寂静无声，一动不动，没有反应，觉得不可思议。

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死亡”。

我爹爹悄悄地，骤然地，离别了他深深眷爱着的妻——我们可怜的妈妈，独自一人而去，撇下我们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而去……那年，爹爹才三十八岁，留下我，十二岁，妹妹，十岁，和七岁的弟弟。

四十三年后的今天，在这个纪念父亲的节日，我要说，我要对我的爹爹，对我亲爱的爹爹说：我一直在梦着你！我一直思念着你！

你在我的梦中，就象往常一样，你轻松地吹着口哨，调皮地开着玩笑，忽然出现了，从楼梯开门就走了进来，从病床上坐了起来，回家来了；忽然又消失了，在医院里，到阁楼上，去青山水库，在杨家村那棵老香樟树下。

我要对你说，我亲爱的爹爹，你在世的时候，我常常惹你发怒，触你烦恼，使你忧伤，让你失望，就像以色列人对上帝那样。但我爱你！我深深地爱你！我为我让你失望而不能抹去的过失痛悔，我为我没有珍惜与你在一起的时间而伤怀，虽然当时也许我还太小。

我要告诉你，我亲爱的爹爹，像浪子回头，像铁树发芽，无花果开花，当我听到天父上帝竟是如此爱我的福音的那时起，我一下子明白了爹爹，我的父啊，你的苦心、你的爱——父亲威严深沉的爱！我的心灵全然忘情地扑向你！就象我的灵魂惊喜于上帝的奇异恩典之中！我要向你倾诉我的肺腑衷肠，就象我向天父亲近祷告那样。

爹爹，我知道你有多么疼爱你的妻——我们的妈妈，你待妈妈如公主！我知道当你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你最痛心不忍的不是你自己，而是你将撇下妈妈独自一人抚养我们。但是我要对你说，我要悄悄地告诉你，我敬爱的爹爹，你儿子也娶了一位伟大的女子为妻，她如妈妈一般美丽和坚强，我爱她，如同你爱妈妈一样！正如圣经宣告的那样：我们的爱情，如死之坚强！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你的爱在延续，你生命之爱没有消失，在你儿子的生命中延续传承！

爹爹，我敬爱的父亲啊！你当年离开诸暨老家来到了大上海，你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在那里，你的后代继续走出了大上海，越过了大洋彼岸，来到了美国、加拿大。今天，你的儿孙们仍然在继续向前！我们不仅是地上的客旅、移民，我们还向往那更美好的、天上永恒的家园。

我们的生命虽然会“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但是那位永恒常在者却巍然屹立，永不改变，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爹爹，那是我们真正的盼望！

在梦中，我常常看见那棵香樟树！那是爷爷的家，那是你的家，你生长的地方，你的故乡，你的归宿，在那里有你的童年、你的梦想、你的希望……我常常思念着你，我的爹爹！我爱你，因为你先爱我。

在当今病毒肆虐之际，人们开始关注起世界卫生组织来了，甚至它的标徽。世界卫生组织的徽标乍一看，肯定让人匪夷所思：联合国地球徽标的中央，一根杆子上环绕着一条蛇！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蛇绕杆与卫生有什么关系吗？

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是这样介绍的：

“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徽是由1948年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选定的。该会徽由一条蛇盘绕的权杖所覆盖的联合国标志组成。长期以来，由蛇盘绕的权杖系医学及医学界的标志。它起源于埃斯科拉庇俄斯的故事，古希腊人将其尊崇为医神，并且其崇拜涉及蛇的使用。（顺便提及，埃斯科拉庇俄斯如此成功地拯救生命，以致传说地狱阎王哈德斯向至高无上的神宙斯抱怨他，由于害怕医者可能使人永生，宙斯用雷电杀死了埃斯科拉庇俄斯。）”

任何人一读世卫组织对徽标这个”起源“的陈述，只能是越发迷惑，越发糊涂，最终只能将信将疑、似懂非懂地掉入了虚无缥缈的神话的海市蜃楼。

然而，像世界卫生组织这样应该以生命科学而不应该以迷信的神话为基础的国际性医疗卫生组织，为什么要以虚构的希腊神话人物作为人类终极卫生和健康的标记？然而即使勉为其难地将神话传说的人和物作为象征，至少也应获得医务人员自身的认同吧。但事实上，在美国一篇对此专题调查的研究论文发现，现实中，真正知道蛇和杖所代表的是希腊医神埃斯科拉庇俄斯的医生和医学生屈指可数，仅达6%。

不仅如此，神话中希腊药神埃斯科拉庇俄斯所持的单蛇杖和奥林匹斯诸神信使赫尔墨斯所持的双蛇杖，这两个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长期以来，由蛇盘绕的权杖系医学及医学界的标志“，往往本身就被彼此混淆，而且已被证明是一个以讹传讹的错误。

1902年，美国陆军医疗队的一位队长将赫尔墨斯的双蛇杖误以为就是埃斯科拉庇俄斯的单蛇杖，将此作为陆军医疗队的标志。几年后，美国卫生部长的一位图书保管员发现了这一错误，向上级汇报。但因为木已成舟，最后也就只能入乡随俗了。之后，在美国以至全世界，相应的医疗队相继采用相同的徽章。其实，赫尔姆斯所持的双蛇杖，代表的是阴谋诡计和死亡，与救死扶伤毫无关系。

将子虚乌有的希腊神话，代表人类医疗和救死扶伤的最高权威，不仅不符合逻辑，而且是一个有意无意的巨大的历史性也是常识性错误。

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的双蛇杖以及埃斯科拉庇俄斯的单蛇杖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而在此之前八百年的公元前1410年，则有一个更为古老、却不是虚构、而是真实的蛇与杖的历史性记载。

根据圣经《民数记》21章的记载：

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挑战摩西和耶和华神说：“你们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是要我们死在旷野？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厌恶你赐给我们的食物。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于是以色列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亵渎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和历史性是由以色列民族出埃及的历史真实性所决定的。埃及的西奈旷野是真实的，摩西是真实的，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被拯救、在旷野流浪、最后进入迦南是真实的，这是这个宏大的真实的历史故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不仅如此，圣经《列王纪下》还进一步记载了这个故事的后续发展。公元前700年间，也就是摩西之后的700年，以色列国王希西家登基之后，“打碎了（当年）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圣经》对此事的评价是：“希西家行耶和华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一跨越700年历史的记载，证实了摩西当年铜蛇的历史性。

在希西家王之后700年，新约圣经《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对尼哥底慕说：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摩西的蛇杖是耶和华上帝在旧约对一切信靠和“仰望”他的以色列人物质生命的医治和拯救；耶稣作为人子像摩西在旷野举蛇那样被举起来，是要叫一切信他名的人、一切仰望他的人得得着灵魂的拯救和永恒的生命；而希西家王之所以摧毁摩西的铜蛇是因为以色列人将铜蛇作为偶像来崇拜。

那么，为什么在摩西之后的700年，与以色列的希西家王同时代，希腊会出现类似蛇杖的故事呢？是不是以色列人对铜蛇的偶像崇拜流传到希腊去了呢？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的“但”支派擅长航海和贸易，他们通过长期的贸易往来和海上航行在爱琴海的希腊群岛有着很大的影响，而这个支派的人有时最喜欢偶像崇拜，尤其是希西家王时代铜蛇崇拜的异端。

一个佐证就是希腊神话中的半神英雄赫拉克勒斯，可以看出这是圣经中参孙故事的翻版，而参孙正是但支派中所出的最著名的人物。但支派擅长贸易，贸易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叫“Haroclim”，很接近希腊语的“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据称来自希腊南方的阿哥斯，而阿哥斯是希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在公元前7世纪是爱琴海域最繁华的城市。而这个城市正是但支派所建立的。

从以上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出，世界卫生组织和其它医护专业组织之所以以蛇杖（无论单蛇还是双蛇）为标记，是因为蛇杖代表的是医治，代表的是从死亡中将生命拯救过来，这都是摩西铜蛇的本意。摩西铜蛇在先，希腊神话在后；摩西是历史人物，埃斯科拉庇俄斯或赫尔墨斯则是子虚乌有的杜撰，根据对但支派的考古研究发现，连希腊神话本身也是希腊人对希伯来圣经历史的拙劣拷贝。

世界卫生组织和其它西方医疗机构或是故意或是无奈地将希腊虚无缥缈的神话作为自己职业的标志，最终成了西方无神论思潮去基督教的“政治正确”所产生的无知的牺牲品。

（2016年8月30日，星期二）

这一下小弟弟凯文可闯大祸了。

当我接到馨遐的电话，与秋玲匆匆赶到枫叶岭（Maple Ridge）医院急诊室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

才两天前，在教会主日崇拜结束后，凯文和姐姐馨遐还生龙活虎地向我们告别。他们要到这个离家五十公里之外的小镇，参加UBC校园团契举办的（camping）露营活动。

而现在，凯文却昏昏沉沉地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脸上插着输氧管，手上插着输液管，几乎像个半死的人。

陪在病床边的馨遐叫醒了凯文。凯文迷迷糊糊勉强睁开了眼睛，他看见了我们，困惑不解地问道：“Mom? Dad? What? Why you are here? What? What time is it? 你们为什么在这里？现在几点了？”

“11点。”

“什么？已经11点啦？怎么会呢？……我怎么啦？发生什么了？我为什么在这里？在医院里？Why I can’t remember what happened?”

他问我们，问馨遐，问他的好友爱力克。他试图回忆起事情发生的时间序列。但最终似乎还是一头雾水。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不能理解人们所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躺在病床上。很显然，他的记忆有了断层。

“可是，我后天还要去上班呢……”

不一会儿，凯文又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凯文是在营地的游戏活动中不意与人相撞，头部受伤，随后出现了昏厥和抽搐症状。医生告诉我们，从凯文大脑的CT扫描图像来看，撞击导致有一些淤血，并不是很严重。问题是，他在撞击后曾有两次晕厥抽搐，其原因尚不明确，所以还需做进一步的检查。

凯文长到19岁，从不知道医院的门朝哪里开。他不仅个性小心谨慎，安全系数一向是“百分之五百”，从没到过医院。而且，他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一直是学校篮球队员，每天不是在家运动，就是在学校训练，虽然大脑有些“简单”（他是我们家最‘憨’的一位），体魄却相当强健，这是他多年来每天喝半加仑牛奶，每天睡十个小时，每天投蓝几百次的结果。

这下可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闯就闯了个大祸。如今不省人事的他，不仅大脑“没”了，记忆“跑”了，力量也“飞”了。

秋玲问我：“脑震荡，会不会变戆大（傻）啊？”

谁说没有这个可能呢？

不一会儿，正在多伦多出差的大姐姐韵庐打电话来，她在得知弟弟在医院的消息之后急得哭了起来。凯文是我们家的“贾宝玉”，是两个姐姐的“掌上明珠”，平时姐弟仨就好得像是一个人似的，现在更是情同手足，唇齿相依。

凯文又醒了过来，眼睛半睁，似乎是在回想什么，又好像是在辨别什么，我们都在看着他，观察他，注意他是否神志清楚。

而他，却自言自语地背起了《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还要陪在一旁的好友爱力克为他提词……

手上仍然插着输液管、头脑仍然在记忆世界的边缘线上挣扎，凯文却如入无人之境，在“干涸疲乏无水之地”（诗63篇：1），挤牙膏似地“挤出”他时有时无、微弱有限的脑力和体力，咀嚼、回味着上帝的话语……

不一会儿，他却又呼呼睡了过去。

看着沉睡中的凯文，我感到，他似乎并不仅仅在竭力抓住自己的记忆，他似乎更在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

我好像听见了耶稣那回荡于天地之间、那明亮透彻严肃亲切的声音：“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太18:4）

当人生的暴风雨骤然降临，我们该如何面对呢？我们是否坚信我们信仰的“方舟”能够承载我们渡过苦难的汪洋？越过死亡的深渊？

晚上，我和秋玲在医院过夜，陪伴着我们这个“若即若离”的儿子，这个唯一的儿子！秋玲在床边陪伴休息，而我则到汽车里“困”了几个小时。

我从我的儿子，想到了亚伯拉罕的儿子，反复思想着“儿子”的意义，又从以撒，想到神的儿子耶稣，独生子的宝贵、软弱和危险，他的独一性和无限性……

（8月31日，星期三）

凯文早上一醒来，看见我和秋玲在他旁边，就问：

“什么？我怎么会在这里？我记得，我看到救护车……很多人在看着我……我是否看起来很奇怪？什么？我昨天就来啦？你们什么时候来的，什么？你们在这里已经一天啦？……”

我轻轻地握住他的手。他看了我一眼，好像想说什么话，却又无力地闭上了眼睛。他看上去还是很疲倦。

参加营会的弟兄姊妹们都一起来医院看望他，也来向他告别，因为营会结束了，几十个人，都像他一样年轻。他们分批进到病房，在床边一批一批地为他祷告，和他说着话，偶尔还爆出格格不停的笑声。

看着他们一批一批地离开，凯文自言自语、若有所思地对妈妈说：

“我怎么感觉他们好像是在参加我的‘追思礼拜’？”

凯文对我们带他参加过追思礼拜一定还记忆犹新，他一定是在想象着自己就是那个“睡”在那里的人。当人病倒时，确实很容易联想到死。病痛中，我们会突然觉得，我们离死亡是多么的近！

“我明天可以上班了吗？”凯文忽然问了这么一句。很显然，这一问，可以看出凯文的脑子确实“出了问题”。

凯文的日程原先确实排得满满的。学校一放假，他先去“东亚”短宣一个半月。回来后开始上班，一周打工二、三十个小时，每周教三次钢琴课，参加至少两次团契活动，一次诗班练习，还在准备钢琴教师的音乐理论证书考试，而且，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是现在显然这一切不行了，都要暂停了。

“What?”凯文仍然不甘心，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

只有失去了，你才会发现，原来我们“正常”时习以为常的一切是那样的珍贵，那样的“不正常”。当人“不正常”时，一切的“正常”就都成了奢望的“神迹”。

没过多久，凯文“沉默”了，他又睡过去了，他“累坏了”。

就这样，凯文睡睡醒醒，在记忆世界的海洋中沉浮漂流，在现实世界和虚无世界的边缘上来回挣扎。

不一会儿，凯文又醒来时，问我：“这‘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两下’是什么意思？”他在昏睡中仍然不忘他在背诵的圣经，这是《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的经文。

“‘两下’，这里指的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耶稣以自己破碎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使外邦人（就是我们）与神和好，也与以色列人和好，一起成为神家里的人。”

“唔，……有道理，这样就通了，我明白了……”凯文若有所思地回答。

记忆是多么的重要啊！当你失去它的时候，你几乎失去了一切。圣奥古斯丁曾说：“对于上帝所有的认识，都是来自我们的记忆。”“上帝从我们认识他的那一天起，就住在我们的记忆中。”记忆是上帝赐给人类认识永恒上帝最重要的工具。人通过记忆与历史、与永恒相连。

下午，凯文从枫叶岭医院转到了新西敏斯特市的皇家哥伦比亚医院（RCH）的一个单人房间，等候核磁共振成像（MRI）扫描的检查。

（9月1日，星期四）

早上，秋玲陪着外婆前往医院探望凯文。

前两天，当外婆知道自己心爱的外孙脑部意外受伤时，急得一个人在家里伤心流泪。她只能为凯文迫切祷告，求主耶稣为凯文赐下医治和力量。外婆还将自己的祷告词写了下来，为了要告诉外孙。

听说凯文转到较近的医院时，外婆忍不住了，她坚持要到医院去看外孙，即使拄着拐棍也要去。

凯文看到外婆来看他，有点不好意思，说：“应该是我到医院去看外婆，怎么外婆到医院来看我了呢？”

他觉得是他占了这个本来应该属于外婆的床位。他很想为外婆保留这么好的一个床位。他甚至邀请外婆到床上先来试一试：“外婆，这里条件很好，这个床很舒服，你要不要来睡一下，试试看？”

外婆和妈妈都开怀大笑起来，这个“孝子贤孙”，自己脑子“出了问题”，却还想着外婆的“问题”。事后，外婆和妈妈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凯文的前一句话“说明”他的大脑还“可以”，但后一句就有点“戆”，有点“问题”了。

下午，凯文被推出去做了MRI扫描。

（9月2日，星期五）

根据MIR的图像扫描显示，医生告诉我们，凯文大脑的正前右方位，呈现一异状区域，有可能是肿瘤，也有可能是导致他两次昏厥的原因。医生建议最好是立即开刀切除。

秋玲和凯文觉得有理。于是手术即刻定于9月7日，星期三。那一天正好是大学新学期开学的第二天。

医生允许凯文下午出院，回家静养，等候礼拜三的手术。

……

一个飞来横祸，一个定时炸弹：横祸撞击我儿子的大脑，使他不省人事；而定时炸弹更埋在我儿子的大脑里。这一连串的事件和消息，犹如忽然形成的强大飓风，在我们心中肆虐横行、狰狞咆哮，冲击着我和秋玲的灵魂，更在我们情感深处卷起一阵阵的狂风巨浪……

凯文一回到家，就直接奔他的钢琴室。他已经整整一个礼拜没有碰琴了。

凯文从7岁开始，就几乎每天弹琴。但他初始弹琴的经历与众不同。他每每一坐上琴凳练琴，不消五分钟过后，一般你就听不到琴声了。等你缓过神来，发现已经好长时间没声音了，再去看他时，他一定坐在琴凳上，一脸沮丧地在伤心哭泣。

“为啥哭啦？”

“……”

“不要哭了，再继续弹呀。”

“我弹不好，我，我，我弹不了……哇……”

“弹不了，那就先休息一会儿吧。”妈妈往往直截了当。

“No……No!!!”

“那就弹吧，弹不好又不要紧的，慢慢弹，多弹弹就会弹好的呀……”妈妈安慰着儿子。

“No, mommy. No. 哇……哇……”

“叫你弹嘛，你要哭；既然哭么，要你休息一下，你又不肯；既然不要休息，那就再弹呀……你又不弹，噢，你就是要哭啊？你就坐在这里哭啊？”

最后，当一切安慰、讲理、甚至斥责都无济于事时，妈妈只能对凯文说：“妈妈没有办法了，哦！你自己要哭的，哦！”然后秋玲还总是自言自语地说：“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儿子啊？！要哭就不要弹，要弹就不要哭。他，他，他怎么都跟你反过来的呢？”

这样的“抗战”持续了不到八年时间，不过至少也有六、七年吧。我和秋玲有时实在受不了，就“鼓励”凯文，放弃弹琴：既然每次弹琴都让你“伤心欲绝”，那你就不要弹了吧。但凯文却不为所动，每次都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然后继续坐在琴凳上哭得欲罢不能，他似乎宣告，他决不放弃坐在琴凳上哭泣的权利。

就这样，凯文坐在“泡着泪水”的琴凳上长大了。最终，钢琴成了“与‘爱哭’的人同哀哭，与欢笑的人同欢笑”的好“朋友”。17岁之后的凯文常常是带着享受和满足的笑容在弹琴。

而现在，他正面临着他一生最大的挑战，他将要经历他一生最痛苦的磨难，甚至他的大脑将要经历“刀光剑影”的考验，作为一个相信上帝救恩的人，他在思考什么呢？

他还会“哭“吗？

这一次，他没有哭。他弹奏起了他最喜爱的圣诗之一，“我心灵得安宁”：

“有时享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忧伤来似浪滚，不论何环境，我已蒙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

他完整地弹奏着这首曲子，重复着那优美的旋律，他似乎沉浸在这天庭般的宁静之中……

妈妈的女声也一起加了进来……妈妈深情的歌声和儿子惊心的琴声，如赞如唱，又如泣如诉……

儿子仿佛是在这眼泪浸泡的琴凳上，通过琴声向上帝倾诉：“我已蒙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主爱中，无眼泪，无悲伤，得安宁，……

而妈妈仿佛是要让儿子知道，正如诗歌所唱，在这一艰难痛苦的旅程中，他并非形单影只，他并非孤立无援，全家人都会与他同行，全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会通过祷告与他心心相连，全宇宙的神——那经历过十字架痛苦的主耶稣，会与他同在，须臾不会与他分离！

撒旦虽来侵，众试炼虽来临， 但有主保证在我心，

基督已清楚，我境况无人助，就为我留宝血，救赎我。

回想我众罪已全钉十架上，重担皆脱落，心欢畅，

我要常思念主慈爱、主恩情，赞美主，我心灵，得安宁。

求恩主快来，使信心得实现，云彩将卷起在主前，

号筒声响应，我救主再降临，愿主来，我心灵得安宁。

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

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这首诗歌更能安慰凯文的心灵呢？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我们的信仰更宝贵的呢？就像诗篇所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诗篇63:3）

五天之后，9月7日，星期三，凯文被推进了手术室。

（2016年9月7日，星期三）

 昨天下午凯文报到住进了医院。今天一早护士就来到病房，为手术做准备。

看得出来，护士们已经和凯文混得很熟，她们大概多少觉得有些“新鲜”：一个“活龙活现”的“帅”小伙子，竟然会“混”在一群行动迟缓、老态龙钟、脑子有问题的老头老太中间。

两位年轻的护士出现在凯文的病床边，她们递给他一套新的病号衣服，吩咐他说：“换上这套衣服，里面不要穿任何内衣，包括内裤。”

“什么？你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说真的？”凯文被“吓了一跳”，虽然他微笑的口吻掩盖了他的“大惊小怪”，但是我完全可以肯定，他对如此“赤裸裸”的命令感到震惊，他向来对女孩子的“警惕性”极高。但是他大概忘了，这是医院。

“哪儿来的这个Boy？”两位护士对视了一眼，会意地笑了笑。她们对凯文点了点头。

“What?”凯文呆在那里，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噢，这是在医院啊！真没得商量。他只能垂头丧气地钻进了卫生间，乖乖地照着去做。

不久，凯文就被推进手术室。

凯文“出事”的消息惊动了教会。弟兄姊妹们平时就喜爱这个总是带着憨笑的小弟弟，他多少是个“公众人物”，在诗班，在球场，不是唱诗就是司琴，不是打篮球，就是打排球、羽毛球，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现在听说他“倒下了”，大家比我和秋玲还紧张难过。弟兄姊妹不仅纷纷前来医院和家中探望，而且都在默默地为凯文祷告，在脸书上、在微信群、在电话中……

迦南团契的叔叔阿姨们为凯文的手术在微信上聚集起来，彼此倡议为他“守望祷告”。在凯文动手术的过程中，每人负责15分钟，持续不断地祷告。更有弟兄姊妹在开刀前后开车接送我和秋玲，减轻我们的负担，并在手术过程中到医院陪伴我们。这一切让我和秋玲十分感动，我们的心得了极大的安慰。

面对着自己大脑中有肿瘤，并面临开刀这一可怕的现实，凯文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害怕吗？应该是的。他向来谨小慎微，小事都会使他愁眉不展，何况这么大的事呢。但这一次，面对着如此突如其来的“横祸”，以及接踵而来的“噩耗”，我却看不出他有太多的害怕和担忧。

他在医院时问妈妈：“开刀后，我会变傻吗？如果我变傻了，神还会认识我吗？”

“神怎么会不认识你呢？当然认识你！”妈妈像平常那样不以为然地回答着，言外之意好像在说，儿子，你怎么这么傻呢？“神不仅会认识你，还会更爱你。”

凯文沉默了两天。回到家中，他告诉妈妈他这两天的“心得体会”：

“嗯……，这样说来开刀之后，就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我死了，那我就会在上帝的怀抱中，与耶稣在一起了；第二种可能，我变傻了，那上帝就更爱我了，因为我傻了，就变得更可爱了；第三，开刀后更聪明了，那我就会像馨遐那样，什么都是第一名了，我就会成为科学家、神学家、思想家……好吧，那就开吧！因为听医生讲起来，好像第三种可能性最高。”

凯文以他单纯的信仰，以他独有的思维方式，解决了自己害怕这个“思想问题”。

……

凯文的手术持续了足足两个小时。

手术前，医生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这是一个“小手术”，手术几天后凯文就可以上学、打球和上班了。但是，当我们手术后在加护病房中再次见到凯文时，我们都惊呆了：凯文头上的开刀伤口横贯了右前方的大半个头颅，开刀线足足有20公分之长，刀口处赫然显现、“张牙舞爪”的缝合“钉子”就有19个！

然而，我们却什么都不能做，加护病房，家属也不能陪夜。于是，在凯文手术后最痛苦无助、最需要我们在他身旁时，我们却不得不“离弃”了他。

凯文知道我们都要离他而去时，露出了疲倦、沮丧、无奈和难过的神情。他知道，他需要“独自”经历这一“死荫的幽谷”。

但他知道，主耶稣会与他同在！

（9月8日，星期四）

我一早就来到了医院。不一会儿，大姐韵庐也到了。她昨天在凯文手术时就一直陪在医院里。她执意每天都要来医院陪弟弟。

凯文告诉我们，昨晚他一夜无法入睡。

开刀后的加护病房住着同一天开刀的四个病人：右手边上的老太太，脑子有问题，脾气却没问题，对陪着她的老头子一直骂骂咧咧，好像那老头子才是个脑子出问题的病人；对面那位中年人，晚上一直打呼，呼声震天；而斜对面的老太太，则整夜“兮兮索索”地忙个不停，好像她没病似的。

于是，凯文手术后最需要休息的第一个夜晚，就这样被“毁”了。

不仅如此，这一次，凯文真的饿坏了。妈妈是“肚子专家”，儿子出生后不仅从未饿过，而且向来都是“大餐”伺候，海量“消费”。凯文16岁开始篮球强化训练之后，他自己也开始对营养和饮食颇有研究，要求更高。但是这一次，他自己和妈妈都鞭长莫及了。因为开刀，凯文整整30个小时不能进食，只能靠输液。他饿昏了。他看着医院的早餐说：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医院的早餐竟然这么好吃啊？

但是他吃饭一动嘴，脑部的伤口就开始作痛…… 真是虎落平川。

午餐时，他还以为跟往常一样，生怕医院里那一丁点儿食物自己吃不饱，就向姐姐韵庐“狮子大开口”：要吃越南牛肉面。这是凯文过去五年来一成不变的“怪癖”选择。只要有机会去饭店，即使是他的生日，他总是亮出这个不二选择：越南牛肉面。常常弄得全家人哭笑不得：凯文的大脑是不是出了问题？

姐姐买来了越南牛肉面。但是，这一次，弟弟不仅大脑有“问题”，肚子也出了“故障”。最后他什么都没吃。他吃不了，他连“吃奶”的力气都没有，所剩下的一点点力量都用来抵抗手术后渐渐加剧的伤口疼痛了。

牛肉面都落到了我的肚子里。

虽然没吃什么，但晚饭后，凯文还是挣扎着、携带着输液管起床，在爸爸妈妈和姐姐的陪伴下，手术后第一次到病房外走廊走动。听说明天可以出院，今天至少得先尝试一下如何出院吧？

晚上，凯文还是独自一人过夜。医院加护病房的这两夜，肯定是他有生以来所度过的最“孤独”、痛苦、饥饿、困倦的时光。

（9月9日，星期五）

护士一早来说，按计划，凯文今天可以出院了。这是他手术后的第三天。

但是凯文看上去比开完刀的那一天还要糟糕。

他在手术后的这两天两夜，几乎没吃没喝也没睡好，并且仍在疼痛之中，没有力气，也没有精神。我开始怀疑，他能否自己走出医院，他似乎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进医院你可以被抬进来，但是出院呢，你至少得自己走吧？总不能再把你抬出去吧？

我们问他这个问题。凯文则闭着眼，沉默了半天。对出院这个问题，他好像也没有力气回答。他大概在回忆昨晚走廊里痛苦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吧，这样吊着输液管，举步维艰，怎么出院啊？但是，在医院里又实在睡不好……

思前想后，他开始用力深呼吸起来。接着，他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以手势表示他要出院。这是这两天他在医院里“懒得”理我们，所“发展”出来的一套应付我们罗哩罗嗦“问长问短”的“手语”之一。

既然要出院，就需要行动。凯文开始行动了。他首先要求护士拔去他手上的输液管。他十分讨厌这个输液管，因为很显然，它“妨碍”他“打球”。凯文曾试图在床上做投篮的动作，而“管子们”阻止了他。接着，他坐了起来，大口喘着粗气，准备面见“出院考官”——Occupational Therapist（专业理疗师）。

半个小时后，他通过了“考核”。他可以出院了。

但是，他却精疲力尽了，他没有力气出院了，他几乎瘫倒了。他刚才用尽全力“应付”理疗师的“折磨”，回答各样问题，做各样动作，以证明他的大脑运作“正常”，足足有半个小时。而现在，可以出院了，他却躺倒了，他需要休息，需要睡觉。

他先要睡一会儿。

终于，凯文竭尽全力挣扎着，在傍晚时分回到了家中。

馨遐听到消息，撇下了周五晚上大学和团契所有繁忙的活动，赶回家陪弟弟。

凯文看到“久违”的“二姐”，高兴得一下子又忘乎所以，像“死里复活”一样，开始与姐姐一起读经、分享传福音的心得，聆听姐姐建议的讲道信息。然而没多久，他就露出了“真相”，他又趴下了，躺在床上不出声了。

于是，我们全家一起来到凯文床边，为他祷告。

早先，当孩子们都还小的时候，我和秋玲都是到孩子们的房间去为他们祷告。稍大一点，他们就喜欢到我们房间来祷告，因为他们都喜欢在我们的大床上跳上跳下，横七竖八地霸占着。尤其是凯文，无论长得多么高大，总是一个“飞跃”跳上妈妈的床（大概有点像这次出事时的那种飞跃），然后人高马大地趴卧在床上，捂着妈妈的被窝祷告。那时我常想，什么时候床就会被他们跳垮了。

现在可好，凯文仍“趴”在床上，但他却不能跳了。看来，我们的床能被孩子们“践踏”也是神的恩典呢。

外婆又欣喜又难过地坐到了凯文的床边，欣喜因为外孙终于回家了，难过因为外孙“苦恼之”——外婆“痛苦忧愁”的代名词。

精力旺盛的馨遐还是奔来跳去，从她的房间拿出了她暑假从非洲宣教带回来的一小瓶珍贵的“亚伦膏油”，递给了外婆，并要我翻译给外婆听她用英语所说的话：“借着祷告，这个油可以医治的，这是圣经说的，这是‘亚伦的膏油’，上面还有字的，还有，长老的祷告充满力量……”

外婆受宠若惊：“长老？我又不是长老，长老是教会的头头来……”

“外婆，你是的，你是长老，elder，就是年老的，长老……”馨遐坚持说。

 “我还是长老？我变成长老啦？……”外婆被外孙女的执着弄得眉开眼笑。

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只有凯文没有笑。但他的嘴角咧一咧，又从被窝中伸出了他的拇指——这是他“笑”的手势。

外婆在外孙的手上涂上了“膏油”，并握住他的手，我们一起轮流祷告……凯文在我们的祷告中沉沉地睡去。

晚上，我陪睡在凯文身边。

（9月10日，星期六）

凯文终于睡了一个好觉。

半夜他起身上了一趟厕所，虽然颤颤巍巍，需要扶持一把，却能完全自理。

早上，我为凯文朗诵了《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凯文还是什么都不吃。虽然妈妈使出了浑身解数，什么鸡啊，汤啊，肉啊，骨头啊，他一概都只是瞥一眼而已。

由于好几天没有真正进食，他的胃开始“反叛”，“抵抗”一切食物。他吃什么都感觉要吐。而一旦吐了，他头上的伤疤就开始炸裂般疼痛，就要吃止痛药。

而吞吃药片本身，对凯文来说，本来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

直到这次事件之前，凯文绝不肯吞吃颗粒药，因为他“怕”卡在喉咙里。如果他感冒咳嗽需要吃药，妈妈外婆要么给他喝冲剂，要么就连哄带骗，将颗粒磨成粉，他才会勉强“赏光”。而这一次，因为自己冲动的一跃，整个人生情势急转直下，完全失控。在医院里，他别无选择，只能“勇敢”地吞吃护士给他的药了。他大概知道，不能吞药在医院里简直就是一个“丑闻”，他不想让那些护士看笑话。而他直着脖子吞药那架势，让我看着都有点害怕，感觉自己的喉咙里已经卡着一根鱼骨似的。

无论如何，凯文终于有了一次“飞跃”。

当然，他还是不喜欢吃药。他为了免吞止痛药，就尽量不吃任何食物。而这个恶性循环使凯文的精神和身体状况再一次跌入低谷。

看着外孙什么都不吃不喝，焦虑的外婆情急生智，对秋玲说：“要不要给他试试藕粉羹？”

袋装藕粉用开水冲泡，即刻形成浓羹，微甜清淡，粘稠滑爽，极易入口。

凯文一下子爱上了藕粉羹。他又一次“大惊小怪”起来：怎么藕粉这么好吃？外婆，侬老早（以前）怎么不告诉我？

但是，凯文一米八六的个子，已经整整四天没进什么食了，要恢复体质，光靠藕粉羹怎么行呢？这比医院的输液还不如呢。

下午时分，凯文的伤口又开始痛了起来。他躺在床上呻吟起来，他屏息咬牙，好像在忍受一阵阵的疼痛。他从被窝中伸出手来，要我抓住他的手。他开始紧紧握住我的手，一阵又一阵地用力，好像他在通过他握住我的这只手，将他的疼痛，一次一次地传递到我的手上，再传递到我的心中，使我能够一次次地分担他的痛苦，他的软弱；而我也一次一次地跟随着他痛苦的“节奏”，握着他的手，紧紧地、一次又一次地用力，仿佛这样，我就可以将我的力量，我的爱，我的生命，与我的儿子分享……

看着儿子在痛苦中挣扎，我忽然一阵心酸，禁不住开始泪流满面。握着儿子的手，我开始在心中忘情地祷告起来：

“主啊，求你让凯文的痛苦都加在我的身上吧！我多么愿意能替他去受苦，就象你在十字架上为承担全人类的罪和痛苦所做的那样。我不配，但是主啊，我愿意！我愿意……

主啊，愿你自己成为凯文的避难所，成为他的山寨，他的高台，愿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他，让他虽然经历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我要赞美你，我的恩主！你让我与儿子一起经历他的痛苦，这样，我们就一起经历您那长阔高深的爱！不正是借着这样的痛苦和患难，主啊，你提醒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饥饿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不正是这样的苦难，才让我们认识你更多，爱你更深？！

主啊，我更要感谢你，你赐给凯文这个机会，你让他经历这样带着祝福的苦难，像约伯、像保罗，像一切信靠袮的人那样，在自己的软弱中显出袮的刚强，在苦难之后更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主啊，让凯文知道，在任何情况下，你的恩典总是够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信靠袮，让他一生刚强壮胆，为你所用。我知道，这对凯文来说是最难的，他总是那么胆小，即使打了篮球也还是那样…… 但是主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这次苦难，是你的恩典吗？我的恩主，是你的美意？……”

凯文终于平静下来了。一阵剧痛之后，他终于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他忽然睁开眼睛看着我，问我：“妈妈生我的时候，有这么痛吗？”

儿子在这个时候，从他的痛苦中，竟然联想到妈妈的生产之痛！我惊喜得既不敢哭，也不敢笑，我总是以孩子对妈妈的态度来衡量他们的品格和成熟程度，尤其是男孩。而现在，凯文似乎在朝着那个方向“飞跃”，虽然他现在趴在床上，仍然一动都不能动。我抚摸着他的脸，更紧地握住他的手，迎着他精疲力竭的眼神说：“妈妈生你的时候，比你现在的痛还要痛十倍，那是钻心刺骨的痛，那是妈妈以她自己生命的力量给予你新的生命，所以你要爱护妈妈，一辈子爱妈妈，敬重妈妈！……”

凯文点点头。

“你知道吗？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又要比妈妈所受的痛苦百倍，爱有多大，牺牲就有多大，甘愿受苦是爱的表现……

“你就是爸爸妈妈的英雄，你经历了死荫幽谷，像约伯那样，横遭灾难，但你却没有害怕，我们都为你骄傲……”

有人因为苦难和灾祸责难上帝，不信上帝，背弃上帝；我们却因为苦难和灾祸，更加认识上帝，亲近上帝，信靠上帝。事实上，如果上帝不存在，人类一切的苦难就完全没有意义。没有上帝，一切就都毫无意义，只有虚空。但是因为上帝的爱，生命就有了目的和意义，因为上帝祂是我们生命的目的地。于是，人生的一切，包括苦难，就有了永恒的价值，正如使徒保罗所说，我们人生的苦难，是那“至暂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林后4:17）。

……

（后记）

凯文开始“吃”了起来。他开始“坚定”地喝起汤来，那是阿姨们送来的“属灵鸡汤”。他将每一次艰难的“吃喝”当作一场场硬仗，一场场艰苦的球赛，他把吃了要吐、吐了要吃看作是属灵的决赛——“吃”是加添从神而来的力量，“吐”是出自魔鬼毁坏的伎俩，他把自己体力的恢复看成是一场“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的信心赛跑…..

他开始每天弹奏《奔跑不放弃》，还要妈妈为他“伴唱”，因为这首歌道出了他的心声：

每个狂风暴雨里 你同在在那里 每个难处低谷里 你恩典在那里

每个伤心失望里 你爱我爱到底 在你爱的光中 我得着能力

我爱你 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 荣耀高举你的名 我跟随不怀疑

我爱你 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这爱的路程里 我奔跑不放弃

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至失望

至暂至轻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我爱你 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这爱的路程里 我奔跑不放弃

凯文开始一天一个样，恢复迅速。他在经历了患难之后，进入了“宽阔之地” —— “神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 （约伯记 36:16）

……

凯文开刀一个月之后，我们拿到了医院的实验报告。报告显示，凯文的脑部手术切除了四公分见方（4 x 4 x 3 cm）的大脑组织，其中六立方厘米（3 x 2 x 1 cm）属早期恶性肿瘤。

这让我们再一次震惊。

没有人知道这个恶性肿瘤什么时候、怎么会出现在年轻的19岁的凯文的大脑中，医生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这次手术十分成功，坏组织被完全切除。而这件“好事”显然是由一连串“坏事”引起的。如果不是一个“荒唐”的“意外事故”使凯文失去知觉，两次昏厥，医生就不可能对凯文进行全面深度的核磁成像扫描，如果没有这个扫描检查（CT扫描就没有发现），就不可能知道他大脑中还潜伏着这样一颗恶性肿瘤的定时炸弹。

这是坏事，还是好事？是坏事变好事？是偶然碰巧，不幸中之大幸？还是倒了大霉？如果没有上帝，如果不认识创造生命的主，这将永远会是一笔自欺欺人的“糊涂账”。

外婆曾经因为凯文意外受伤，脑中又查出“不祥之物”，心里十分难过。但是，她在祷告之后却说：“我觉得，在凯文这件事上，神有祂的美意。神真的是奇妙！”

谁说不是呢？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因为在上帝那里，没有“事故”，只有“故事”——历史（history）就是他的故事（His-story），即使是苦难的历史。谁说人类的故事不是一部苦难史呢？

前几天在家吃午饭，大家都吃完了，只剩下凯文一人还在吃，他总是吃得很慢。我陪着他。他忽然若有所思地对我说：

“爸爸，我觉得，现在回头去看，我所受的那些苦，真好，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真的很好。神真的很奇妙，祂让我经历这一切，使我对生命，对人生，对一切，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他说着说着，有点动情起来：“这是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看着凯文，从心底里笑了：真好，苦难真好？这可是凯文自己说的！他才19岁。感谢主，我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

生命真好！但生命却需要由苦难来陶冶，而基督信仰正是承载苦难的生命之道。一个接一个的“飞来横祸”，使凯文经历并明白了耶稣在苦难中无限的恩典和祝福，更认识到了信仰所拥有的无穷力量。他在苦难中发现了真实的上帝——那是同样经历过苦难的神，那是耶稣在为他受苦，与他一同受苦，与他同在，安慰着他——那是他的神，他的信仰。

就象四千年前，约伯在苦难中大声宣告的那样：“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 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看见你！”

还有什么比看到孩子拥有这至高无上的“宝贝”更使父母欢欣宽慰的呢？

“冯学荣对《圣经》的质疑并不“科学”，这种质疑并非没有来自无神论的偏见。”

——杨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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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荣（原文）：

我原本对《圣经》并没有偏见，我曾经很认真地、尝试去读它，然而仅仅是第一章《创世纪》，就已经不忍卒读，实在是读不下去，我并不是不愿意相信它，而是它实在无法令我相信。

为什么无法让我相信？因为《圣经》这本书行文硬伤太多，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只要你不要立场先入，并且愿意稍微动动脑筋的话，你就能轻易地发现它的荒唐，以下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圣经》硬伤之一：违反天文学常识

我们看看《创世纪1:15-1：16》的行文：

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

《圣经》的这段文字的意思是：上帝是先造的地球，然后再造的太阳和月亮。事实上呢？现代天文学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太阳大概46亿岁，地球大概45亿岁（这组数据是大概数字，并不精准），也就是说：先有太阳，再有地球！

再说一次，天文学告诉我们：是先有太阳，再有地球，这是天文学常识，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这是常识，任何一个学过天文的人都知道，换句话说，《圣经》说上帝先造了地球、然后再造太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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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风的回应：

人类对太阳和地球年龄的“观测”由来已久。从亚里斯多德的宇宙永恒论，到十九世纪科学家普遍认为地球的年龄为一亿年，再到今天的科学界“认为”地球和太阳的年龄大约分别为四十五、四十六亿年，天文学、地质学、天体物理学界对宇宙的“认识”，从来就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

且不说目前科学界对宇宙时间、地质岩层和太阳粒子的测试方式（主要是放射性元素周期衰变）本身需要有众多的“前设条件”並有相当大的误差，即使今天“静态”的科学测试较为准确，也并不一定就能真正反映过去漫长的“动态”宇宙历史的真相。太阳和地球“出现”的先后秩序，说到底，是一个宇宙起源的“历史”问题，是一个“超物质”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无论我们多么一厢情愿地相信“科学主义”，天文学界对宇宙不断变化的“认知”并不等同于冯学荣所说的“天文学事实”。

如果我们将太阳和地球的出现放在整个大宇宙出现的背景中，我们对它们出现的秩序及其关系就会看得比较清晰。

“宇宙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宇宙有一个开始，且在开始的“一瞬间”（负四十分之一秒）形成了目前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亿万光年的宇宙（不知冯学荣是否相信这个几十年前科学家普遍认为“荒唐”、但今天已被证明的“科学”理论）。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比太阳系庞大亿万倍的宇宙的产生，仅仅需要“负四十分之一秒”（远远少于一瞬间），那么相比之下微如尘埃的地球和太阳的出现，为什么前后需要相隔整整一亿年的时间呢？

从“常识”的角度来看（冯学荣十分强调“常识”），一架机器，或者一辆汽车，只有当设计师所设计的动力传输和机械运作的零部件全部组装到位，才能启动和运行，这是人所皆知的“常识”吧？太阳系比机器或汽车精密复杂得多，但是“科学”却並没有告诉我们“设计师”是谁。而这个问题得不到回答，就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在还没有开始“组装”的情况下，太阳怎么就会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呢？而且还“独自晃荡”，“一晃”就是一亿年之久？在一亿年之后，太阳怎么又会忽然以自己无穷无尽的“热情”，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冷酷”的地球，“无缘无故”地“组合”起来，并像“谈恋爱”似地向对方射出引力，“拉住”对方，共同度过了三十五亿年 …… 

对于这样完全不合人类“常识”和“逻辑”的“科学神话”，科学並没有“能力”和“资格”给出符合人类“常识”的答案，而“没有预设立场”的冯学荣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就“相信”了呢？怎么就没有看出其中的一点点“破绽”？怎么就忘了坚持自己所说的“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只要你不要立场先入，并且愿意稍微动动脑筋的话，你就能轻易地发现它的荒唐”这一原则呢？

很显然，在这里，太阳和地球出现的先后秩序並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不同的机器和汽车厂家在组装时也会有不同的组装顺序，这并不一定影响产品的质量。重要的问题是：谁“设计”和“组装”了太阳系？

而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冯学荣却並没有提出。

而《圣经》不仅直截了当、毫不含糊地告诉了我们谁是“创造者”，谁是宇宙的“第一推动者”，而且对太阳和月亮创造的描述也是完整的、符合逻辑的、自成一体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在第二天将水分开（空气和水），第三天露出旱地（地球地面），第四天造太阳和月亮。

这种“先后”之差至多不过是“一、两天”而已。以今天天文学动辄以“亿年”的时间长度来计算一切的话，这“一、两天”几乎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一、两天与三百六十五亿天（一亿年）相比，就是“一刹那”，就是“同时”。而这“一刹那”，这一“同时”，既与目前科学界公认的宇宙起源时“大爆炸”那“负四十分之一秒”“瞬息”相“媲美”，又与我们所知的太阳与地球唇齿相依的“事实”相吻合——满足了太阳与地球及其它行星作为一个严谨的“机械系统”从一开始就必须彼此配合、靠引力互相支撑和依托、相辅相成的系统要求。

一辆新车，刚出厂的时候不能发动，一亿年之后会自己跑起来吗？更不用说，没有经过组装的散乱甚至还不存在的汽车零件，会在经过一亿年后自己出现，自己组装、自己跑起来？

《圣经》看起来不是更符合人类的“常识”吗？可惜的是，冯学荣却认为这样的“常识”很“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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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荣（原文）：

《圣经》硬伤之二：没有逻辑

我们看看《创世纪6:5-6:7》的行文：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很后悔了。

看到了没有？耶和华（上帝）见到人类有罪，于是把所有的走兽、昆虫、飞鸟都一并消灭，株连九族吗？人有罪，昆虫也受惩罚？鸟也受惩罚？然后唯独大海里面的鱼不受惩罚，鱼和鸟有什么不同？鸟有罪？鱼无罪？人有罪惩罚鸟、而不惩罚鱼？天理何在？逻辑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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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风的回应：

冯学荣的“逻辑”似乎是：你上帝“株连九族”，却不“株连十族”，“天理何在？逻辑何在？”

冯学荣如此这般“愤怒”，却没有仔细思想自己引述的《圣经》这段文字中最重要、最基础性的一句话————“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的真正含义。导致上帝降下大水施行审判的原因不光是人犯了罪，更是人犯了“恶”！而且“终日所思尽都是恶”。而“恶”，是上帝深恶痛绝的。

这里的“恶”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根据《圣经》、其它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及上帝在西奈山所颁布的律法来看，大洪水之前人类的这一“罪恶”，不仅包括我们今天众所周知的对大自然（上帝的创造）的污染和破坏（这是“罪”），不仅包括极度的性淫乱（同性和异性，这是“罪”），还包括人与“地上”走兽（动物）的性交合（这就是“恶”）。

仅以逻辑推理，这一“罪恶”显然就可能导致“地上”出现人兽怪胎、基因病变，以及一系列潜在的毁灭人类的传染性疾病和病菌，完全有可能经由飞鸟的逐食而沾染，并进一步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纯粹从人类医学认知的角度来看，上帝为了恢复人和动物在初创时“各从其类”的纯净的繁殖原则，以降大水的方式，对“地上”和空中受污染的一切生物清洗、杀菌、洁净（大洪水），挑选隔离（诺亚方舟），推倒重来（诺亚一家的得救），有什么不符合“天理”的呢？有什么不符合“逻辑”的呢？

人的“罪恶很大”，但人显然无法做到与水中的活物（鱼）行淫，那么为什么要惩罚“无辜”的鱼呢？上帝没有因此除灭水中的鱼，反而降水，让鱼得更多的水，有什么不合“逻辑”、有什么不合“天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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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荣（原文）：

《圣经》硬伤之三：违反生物学常识

我们看看《创世纪7:6》的行文：

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诺亚整六百岁。

我们都知道，影响一种生物的寿命最大的因素，是基因，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能活六百岁，然后他的后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类，普遍都活不过一百岁，那么这是不符合生物学规律的，要知道在《圣经》里面，诺亚不是神，他是一个人，且不问一个人能不能活到六百岁，就算诺亚能，那么我们作为他的后代，普遍活不过一百岁，这是与生物学常识严重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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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风的回应：

诺亚不止活了六百岁，他在大洪水后又多活了三百五十年，一直活到九百五十岁才死，比始祖亚当九百三十岁还多活了二十年。

冯学荣读书显然不够 “仔细”，他忽略了《圣经》中一句相关的对“生物学常识”具有重要的“分水岭意义”的话。那就是在前面冯学荣引用的《圣经》第六章“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之前，耶和华上帝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人既然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岁。”（创六:3）

写于三千五百年前的这句话，不正是今天生理医学、生物学的“现实”吗？这不是应该成为《圣经》是上帝话语的明证吗？怎么反而会“与生物学常识严重违背”呢？摩西不是医生，也不是生物学家，也不是基因学家，他怎么会知道三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人类生命的极限呢？

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和一个标志性事件，摩西正好活了一百二十岁，一岁不多，一岁不少，似乎就是为上帝的话背书。摩西的岁数，成了他之后人类寿命的极限，这除了证明摩西背后的上帝的真实性之外，还有什么其它的可能性？除了上帝，谁能规定从今天回过头去一直到写下《创世记》的摩西时代整整三千五百年来人类的生死极限？

诺亚大洪水之前的人之所以活得比较长，是因为上帝创造初期生物链的关系是最好的。 “生物学常识”告诉我们，影响和决定生命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基因、环境、营养、疾病、压力、睡眠。当初生活在“最适宜居住”的伊甸园中，环境极佳，没有污染，没有疾病，没有战争，没有人为压力，人的长寿本是应有之义。而更重要的是，创造之初，人存有上帝亲自写下的完美的(包含永生的)基因信息，人的长寿自然不言而喻。而在犯罪之后，人被赶出了伊甸园，承受着劳苦耕作、环境、营养、疾病和压力对人体产生的负面影响，人的这种“长寿基因”当然就渐渐蜕变和蜕化，于是寿命也就渐渐缩短了。这难道不符合逻辑常识？不是生物学的现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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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荣（原文）：

《圣经》硬伤之四：违反地理学常识

我们看看《创世纪7:17-7:19》的行文：

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长，把方舟从地上漂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地往上长，方舟在水面上漂来漂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

看到没有？洪水把所有的地面、高山全部都淹没了，然而地理学常识告诉我们：就算把全世界的冰川全部融化、把地球全部的水都用上，也不足以淹没整个地球的陆地，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这是地理学的基本常识。

所以《圣经》上说的那一场淹没全世界的大洪水，从技术上而言，在真实的人类历史上，是不可能存在的，这里唯一可能存在的狡辩是：这股大水不是地球本有的，而是上帝从“天上”降下的，降完之后，上帝又把这股水收回“天上”去了。

问题是，凡事都要讲合理性（reasoning），事实上，假如无所不能的上帝真的存在、并且真的要处死有罪的人类，他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他有一万个更简单的办法，例如设计一种瘟疫、例如直接闪电将全人类劈死，甚至直接编写程序，让全人类同时心肌梗塞，就可以秒杀全人类，全知全能的上帝，又何苦发下40天暴雨、花100多天的时间去淹死人类、顺带淹死那些无辜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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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风的回应：

不知冯学荣是否听说过地质学上的“板块（或大陆）漂移说”？根据这个著名理论，当今世界地理的五大洲七大洋并非地球“初创”时的地理地貌。地球表面原来“应该”是“铁板一块”的，因为科学家们发现至少有这几个现象：1.各大陆上都有相同的动植物，它们不可能飘洋过海；2.各大陆的海岸线彼此都相当“吻合”，地层岩石也十分接近。这说明，“有可能”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某一时间点），地球表面不知为什么“开始”“崛起”、“裂开”，地质学将其称之为“漂移”。这一“漂移”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五大洲、七大洋。

同时，世界各民族（几乎毫无例外）最早的文献记载中，普遍都有类似《圣经》关于上帝（神明）对人类惩罚而降下大洪水的神话传说。

例如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在他著名的《对话录》第三卷“法律篇”中对“大洪水”的时间表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他提出大洪水应该发生在他之前九千年左右，而不是当时普遍认为的二千年左右（他认为宇宙是永恒的）。

而中国古代则有著名的“女娲补天”的传说：“共工怒触不周山，导致天塌陷，天河之水注入人间。女娲不忍人类受灾，于是炼无色石补天”（三皇本纪）以及与此相关的“大禹治水”的传说（最早提及大禹治水的文献也是在禹之后的一千年）。

2016年7月《科学》期刊刊登了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吴庆龙和美国普渡大学葛兰杰的论文。他们的研究论文显示，“公元前一千二百九十年左右青海地区大地震引发山崩，之后堰塞湖阻断黄河，几个月后积水满溢时溃堤，导致大洪水，为祸下游两千公里。洪水高出现代河水位达三十八公尺”。他们的结论是：禹时代的“大洪水是可能的”。

地质学家也发现，今天的高山上存有海底鱼的化石岩层。

总此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首先，说明了地球本身是在变化之中的。变化的原因可能我们无法仅仅从“科学”的角度知道，因为科学（地质学）最多只能做一些“估测”工作，所以我们不能“迷信”对历史研究作用相当有限的“科学方法”；其次，不同民族最早期的神话传说中都包含“神惩罚”和“大洪水”的故事，这除了“反映”古代人类具有某种共同经历的历史（无论叙述得多么模糊混淆和偏差，但至少说明这件事曾经发生过）之外，还有什么更合理的解释呢？从“常识”和“理性逻辑”的角度来考虑，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对很多今天的我们仍然还很无知、还不能理解或不愿理解的久远的历史现象保持开放的态度，不要动辄扣上“不可能存在”和“狡辩”的帽子，急急忙忙地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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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荣（原文）：

显然，相对而言，这里更合理的解释是：当年编写《圣经》的是一个凡人，他只是在编写神话故事而已，他的想象力显然非常丰富，然而他的思维不够严谨，故事逻辑编写得不够严密，所以他没有想到两千多年以后，人类已经聪明到足够从他所瞎编的《圣经》当中，可以找出一百个破绽。

我有许多朋友和网友深信《圣经》，我早就跟他们说，不要因为你信了什么、崇拜了什么，你就停止了思考，你就反感别人挑它的刺，不要立场先行，不要被屁股决定你的脑袋，你深信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对的，近代史如此，宗教信仰也一样。

当然，信《圣经》的人读到这里，连杀我的心都有了。世人就是如此，他们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相信有根有据、合情合理的分析。

然而，我不相信《圣经》，并不代表我不信神，那么，到底有没有神呢？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且只有以下这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神存在，而且神希望人们信神，可是倘若如此，那么神通广大的神必定会时常显灵、使人们相信它，但是神并没有这样做，所以这种可能性可以说基本不能成立。

第二种可能性：神存在，但是神不希望人们信它，或者神觉得人们是否信它根本无关紧要，那么问题就简单了，我们不信神就好了。

第三种可能性：神不存在。

神存不存在？不好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圣经》错漏百出，不是一本可以信赖的书，你抽时间仔细读一读，琢磨一下，你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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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风的回应：

如果说，冯学荣以科学质疑《圣经》，就好像当年以牛顿的地球物理学来评判爱因斯坦的天体物理学，还算是情有可原，还不算太离谱，那么他对摩西“瞎编神话”的论断就纯粹是对历史的无知，一种无神论的傲慢与偏见。

好好读一读《出埃及记》吧，看看摩西是如何从一个离群索居、抱有偏见、不信上帝、笨口拙舌的人，到敢于只身向法老“寻衅闹事”的孤胆英雄；从一个牧羊人到率领以色列两百万人走出埃及的政治领袖；从在法老皇宫所行的神迹，到在红海大败法老军队，那是瞎编的神话故事吗？即使是西方最严肃的无神论历史学家今天都不敢如此说。因为之前不少“伟大”的无神论思想家，如伏尔泰、费尔巴哈、弗洛伊德“同志”，他们对基督教信仰和对《圣经》的很多断言被历史证明不仅是狂妄的，而且是错误的；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自取其辱的。

最著名的“错误”和“羞辱”就是伏尔泰。他曾“预言”：在他百年之后，基督教将会“寿终正寝”，彻底消失；《圣经》将只存在于博物馆内。但在他死后一百周年之际，“全球圣经协会”却买下了他的住宅，将其改造为大量印刷《圣经》並向全世界分发的工厂。

《创世记》是《出埃及记》的姐妹篇，它们之间的历史延续性是无懈可击的，它们所提到的地方和人物都是真实的、历史性的（地方今天大都能找到，人物则有举世无双的详尽且连续不断的家谱）。摩西“编不出”上帝的“神话”，是上帝“编出”了摩西，是上帝“编出”了以色列，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中东的“以色列”。上帝、摩西、以色列和《圣经》之间，不仅存在着深刻的属灵联系，同时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和逻辑关系。以“瞎编”的“神话”来形容，实在是有碍观瞻，只能忽悠那些对历史无知的人。

冯学荣还说：“信《圣经》的人读到这里，连杀我的心都有了”。

冯学荣大概没有读过《圣经》中上帝通过摩西颁布的著名的“十戒”，不知道“十戒”中最著名的一条法律就是“不可杀人”，而这是人信上帝的重要标志之一。信上帝就是遵从上帝，尊从上帝的命令就不会仅因他人的观点和意见而杀人（谋杀）。冯学荣应该知道，历史上充满了因为信仰《圣经》中的上帝而被不信的人大规模屠杀的详尽记载，从古罗马的斗兽场到当代的古拉格，多少人因为信仰而被终身监禁、遭非人迫害、以至于被迫害致死。

冯学荣能举出一个与之相反的例子吗？仅仅因为说了如冯学荣所说的不信或质疑《圣经》的话，而被监禁？被迫害？被杀害？

冯学荣还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圣经》错漏百出，不是一本可以信赖的书，你抽时间仔细读一读，琢磨一下，你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这与当今现实世界的“常识”和“事实”完全不符。在今天这个无神进化论教育已经风靡全球、科学已经日新月异的世界，人类仍有超过三分之一（二十四亿）的人“信赖”《圣经》是上帝的话语，相信《圣经》是一本可信赖的书，这个不争的事实本身就足以反驳冯学荣所谓“你抽时间仔细读一读，琢磨一下，你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二十四亿人得出了与冯学荣相反的结论，难道他们都没有“抽时间仔细读一读”？冯学荣究竟是凭什么样的“常识”和“逻辑”，才会得出如此大胆的结论呢？

即使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对基督徒不断打压的无神论国家，基督徒（信上帝和圣经）不也在过去四十年，几乎从无到有，达到了今天的一亿人之多。难道国人在“改革开放”中，有机会获得更多的信息，却反而都变得越来越愚昧无知？

冯学荣大概没有意识到，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中说这样的话并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跟说风凉话一样毫无意义，根本不需要动脑筋，更不需要有追求真理、说出真相的勇气。但是每一个相信《圣经》的人，则不仅需要“仔细读一读”《圣经》，而且还要读懂；不仅需要读懂，还必须相信；不仅相信，而且还可能要为自己的“相信”付出代价，包括利益损失、遭受监禁、甚至面临失去生命的危险。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的数量还在增加。不知道以冯学荣的“逻辑”和“常识”，该如何解释这样的“事实”？

如果我们真的仔细想一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无神论”才是一种缺乏“常识”的观念模式。不是吗？比如说，无神论宣扬：存在起源于不存在（不存在上帝的智慧、能力及第一推动）；比如说，生命源于无生命（无生命的物质进化为生命）；比如说，智慧出于无智慧（“愚蠢”的物质转化为有智慧的“精神”）；比如说，秩序出于混乱（人类是从低级走向高级的进化产物），等等。

我很希望冯学荣能够好好实践自己所说的“不要因为你信了什么、崇拜了什么，你就停止了思考，你就反感别人挑它的刺，不要立场先行，不要被屁股决定你的脑袋，你深信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对的，近代史如此，宗教信仰也一样”，不要被自己不知道的“偏见”蒙蔽了心灵的眼睛，好好思考这些并不简单的“终极”问题。

因为说到底，“无神论”也是一种“宗教”，只不过是一种颠覆一切常识、一种最终“一无所获”的宗教而已。

新年除夕，秋玲告诉我，儿子凯文从教会青少年冬令会一回家，就急着和妈妈分享了他这三天营会上的经历。

​这是他第一次独自离家参加离温哥华一百多里的山中营地举办的、有七十多位青少年参加的聚会。在冬令会上，他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战胜这些挑战的经历和体会。当他站在众人面前，尚未说一句话，却开始哽咽不已，哭了起来——因为，他对妈妈说，他当时想到了爸爸，爸爸对他“严厉”的鼓励和帮助，始终没有放弃他……

作为爸爸，当我听到这样的消息，自然感触极深。我知道，……孩子长大了！

凯文过了年就18岁了。18年的岁月，犹如一生那么长远，又像一瞬那样短暂。

凯文1997年出生时，秋玲已是38岁，属于高龄产妇；我39岁，当然也属于高龄“产夫”。凯文出生时，秋玲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现在你总算有儿子了，将来可以和你一起打篮球了，不需要老是拖着我去了，我又不会打。”

儿子将来一定会喜欢运动打球吗？即使喜欢，等他可以打篮球时，我已年过五十，就算心有余也肯定力不足，为时已晚。

但是，秋玲的“预言”竟然成了现实——过去的十七年真的成了我和凯文“篮球父子”十七年：不仅凯文成了校队主力，最佳球员，得分王，去年被选为大温哥华地区高中篮球明星球员；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借着训练儿子，我也训练自己，得以五十后仍然“混迹江湖”于篮球场上，始终与儿子“并肩作战”，成为列治文本地球场上“赫赫有名”的“父子队”。在蓝球场上，人们给凯文起的绰号是“小林”（林书豪），而我也沾光成了“林叔”，或“大林”。

生命永远像谜一样令人惊讶。凯文几乎像他姐姐馨遐一样，不期而遇地闯入这个世界，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作为一个男孩，他生性胆小谨慎，从不“冒险”，从不摔跤。他的“安全系数”近乎100%。小贝贝时这样当然很好，省去我们很多操心，但是渐渐长大之后就没那么简单了。

凯文从小不是跟着姐姐就是跟着妈妈。当然，跟着姐姐是有代价的。两个姐姐都是“狂野的假小子”，玩起什么来都是不要命的，这对“姑娘般文静”的小弟弟凯文来说就真是要了命。

姐姐喜欢玩刺激的云霄飞车和危险的高山滑雪。无论在美国还是加拿大，在凯文有生之年，每年全家渡假一两个礼拜，姐姐们的不二选择永远是：冬天滑雪，夏天飞车。凯文绝对没有支持者，因为他的选择总是——呆在家里。每当姐姐们在为将要来临的渡假兴高采烈之余，她们总会发现，弟弟凯文正愁眉苦脸地噘起了嘴、伤心欲绝地低垂着头，泪花在眼眶里滚滚不停地打着转转 ……

凯文爱两个姐姐爱得要死，但对她们爱得要命要玩的去处却总是怕得要命！

凯文在八岁之前对姐姐们喜欢的任何体育运动都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游泳，不敢滑雪，甚至我每次抱着他滑雪和走向游泳池时，他都会像末日来临般大哭大叫；他也没有一般男孩的体育“细胞”，不喜欢跑步，也不喜欢跳跃，好像是怕双脚离地之后会有不测之祸一样。

直到凯文八岁。在姐姐和妈妈多年来的“软硬兼施”和“坑蒙拐骗”之下，有一次，凯文不知怎么脑子一热，胆子一壮，“糊里糊涂”地答应去学滑雪了。那年在西摩山（温哥华北部的一个滑雪场）上，凯文在雪山中跟着教练学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和两个姐姐就带着他一起上缆车滑雪。他滑得十分平稳——平衡掌握得很好，几乎从不摔跤——保持着极高的、与生俱来的保险系数！

姐姐们欣喜若狂，开始展望明年终于可以全家一起滑雪，因为原来妈妈一直要陪着凯文而不能和姐姐们一起滑雪。

第二年，我们全家又来到了西摩山。“盔甲”上身，“全副武装”，我们站在薄雪复盖的山崖边缘，远眺着一览无余直向远处伸去的茫茫雪坡滑道和隐藏在密密丛丛雪松背后挺起的雪山，我们个个磨拳擦掌，兴奋不已：从这里以45^。的坡道下滑一千米，每小时接近四、五十公里的“滑速”，一家五口，浩浩荡荡，犹如猛虎下山，真是太刺激，太过瘾了！

​“哇……”突然，凯文哭将起来。

面对着四际茫茫皑皑的雪山，凯文的脸上重现过去多年来痛苦失迷的神情，他的额头上又笼罩着愁云惨雾，他心里又是一片恐惧和挣扎 ……

​很显然，凯文“旧病复发”，对“适者不能生存”的“安全系数”仍然“记忆犹新”！

两个姐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年来所累积的兴奋和满腔的热情一下子化为乌有。

最后，无可奈何，姐姐们作了个鬼脸：那我们都不滑雪了！去打羽毛球吧——“安全系数”最高的体育运动，完全符合凯文“安全第一”的高标准——以“安抚”仍然对滑雪心有余悸的小弟弟。

凯文一看姐姐们真的不滑雪了，不再“冒险”和“不要命”了，一下子破涕为笑，乐了。

哦，这就是我们的“儿子”！真是“牛”，一个 …… 属牛的。

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家好不容易上了雪山而打退堂鼓，而且是在凯文学会滑雪之后。

我和秋玲常常为此纳闷。秋玲甚至常常故意问我，这真是我们的儿子吗？是不是搞错啦？但凯文这可是在美国医院出生的呀！黑头发在满街金黄头发中搞错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呢。

接下来秋玲的问题就是：凯文到底像谁呢？她盯着我看时，眼睛开始意味深长地扑闪起来……

不过凯文从小喜欢皮球——唯一一点男孩的样子，也喜欢投篮——有一点爸爸的样子。可能因为球是圆的，没丢进篮筐，捡起来再丢就是了，没有什么危险。

在凯文七、八岁时，有一次他将一个玩具篮球架挂到我们卧室的壁柜门上，然后手里抓着一个玩具篮球，爬到我们的床上，努力跳向这个小篮球架，学“飞人”乔丹的样子——灌篮！

秋玲看到儿子如此“出人头地”，骄傲地对我说：“怎么样啊？我们儿子比你厉害吧——我们家的Air Jordan（飞人乔丹）！”

在我的印象中，这大概是凯文最“大胆”的举动，也是在我眼中凯文有可能变得勇敢一点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每天在我们床上跳上跳下地开始“练习”起“灌篮”来。

于是我在家门口竖起了篮球架。凯文开始在家门口练习投篮——没有冲撞，不需要跑步，也不需要跳。

十三、四岁开始，我“拖着”凯文去室外球场打球。我不去，他可不敢去。即使是去了，也不敢和别人比赛，因为在那里打球的每个人看上去都有些像“流氓”。

他十五、六岁时，我带着他去社区中心的室内球场。还是一样，我不去，他也不去——连问都不敢去问。他说：“万一，他们不让你进 ……”

“对，天一定会塌下来的！”我对秋玲说。我们只能会心一笑，眼泪往肚子里咽，只当没事。

有什么办法呢？

今天，凯文仍然还是那个“谨小慎微”、内在“安全系数”极高的凯文，但他已经在不断地突破自己，逐渐学习勇敢起来。他正带领着自己学校的篮球队取得他们校史上最佳赛季成绩。

究竟是什么因素能使一个生性胆小怕事的人变为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一个似乎没有什么运动天赋的人成长为一名出色的运动员，一个困惑迷茫的幼小生命，转化为一个充满自信、拥有确定人生方向的成熟的生命？

就凯文的成长和发展而言，除了他自己的兴趣、执着和努力以及家庭无条件的支持、鼓励和安慰之外，我想，还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

首先是人性化的教育环境（加拿大和美国大同小异）。北美的中小学教育以群育、智育开发、激发及培养个人兴趣和想象力为主，尤其是小学，完全是“寓教于乐”——有时甚至“乐”到一个地步使不少中国父母忧愁起来：孩子什么功课都没有，他们到底在学什么啊？

但这正是北美早期教育的关键所在——一个人的兴趣和想象力甚至比智力教育更重要，尤其是在孩童少年时期。整整七年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在“玩”的环境中培养孩子们对知识学习及各项活动的兴趣和想象力。

甚至从打篮球这一课外体育活动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学校球队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每年都进行公开选拔，每个愿意打球的学生每年至少有一次机会参加球队。在比赛中也基本上是轮流上场，每个队员都有机会，让大家都有机会上场“玩真的”，直到中学的最后一年。

这样的环境自然没有什么威胁，似乎总有“第二次”机会，“安全系数”极高，凯文自然也就比较从容地“茁壮成长”。

其次是社区丰足的资源及“为人民服务”的良好环境。到处都是球场——篮球、足球和网球场。凯文刚进中学时，离家5-10分钟的社区中心又新建了两个带灯光的新型网朔地面标准篮球场，似乎是为凯文的篮球训练专门预备的。此后的两三年，我们几乎每天在那里练球和比赛。

当凯文需要在室内球场强度训练时，社区中心也根据需要适时提供帮助、安排球场定时向我们开放。

其三是在教会环境中成长及信仰对凯文的心灵产生的积极影响。在教会中他“慢慢”学习如何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常常聆听、思想和讨论圣经教导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人生的挑战；在团契——一个在教会中同年龄的伙伴群——常常与他人分享，坚固自己的信心；最终他认识到，上帝的爱是人生战胜恐惧和一切困难最可靠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所以他在“软弱”和“惧怕”时就通过祷告来坚固自己的信心，获得勇气。

当然，个人自己和家庭始终是一个人成长和发展中最主要的因素，因为这是一个人发展的起点和终点，也是教育的原因及目的。家庭养育一个人的个性和品格，学校教导知识和学习方法、培养和发掘各种才能，社区支持前二者的努力，教会提供个人身心灵全面成长的动力、目标和方向。这几大要素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充满“正能量”的教育环境，最优设置地保障每个人在各方面都获得最佳的发展机会。而任何人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大都是因为缺失其中一个或几个要素。 

凯文仍然“胆小”、“怕事”——他不明白为什么学校的女同学们老是“盯”着他不放，老是喜欢在街上、在学校、在球场比赛中呼叫他的名字，他对此怕得要命，总是脸红到耳根和脖子根（我是说真的），正眼都不敢看她们一眼，虽说他自己有两个漂亮的姐姐。

但是他会将自己赢得的明星球员奖杯让给他的队友，他会将自己赢得的最佳球员的运动球衣送给队友作为勉励 ……

上帝在我们“高龄”时赐给我们这个儿子，似乎是要磨练我们的耐心和信心。我们在与儿子的“搏斗”中也得到了教育、也在不断地成长。

好像是命定的一样，孩子竟然会长大！凯文好像也必定会更加勇敢刚强！因为真正的勇敢，其实并不是靠人肉体的魄力——匹夫之勇，而是靠着对上帝的忠诚和信心！

其实，这才是上帝对每个人真正的祝福！

来到美国后，懵懵懂懂之间，忽然发现，原来我的生日，11月26日与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公告的美国第一个感恩节是同一天！无独“有偶”，秋玲的生日是10月11 日，与加拿大的感恩节（十月第二个礼拜一）也常常是同一天！这让我们两人常常惊奇不已。

对我而言，美国的感恩节是最容易被理解、也最不容易理解的一个节日。容易理解是因为世上大概很少有人会反对“感恩”这一“美好的情愫”；不容易理解的是，一种道德情感怎么会成为美国的国定假日？在美国之前，没有任何其它国家有过这样的国定假日。

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感恩的民族。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什么是“感恩”所知甚少，基本上只是一种自我“感悟”而已。虽然读过一些书，但搜索枯肠，最接近“感恩”的，大概也只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寸晖”一诗跃出我的记忆。那是对父母的感激之情，是人类良知的最后底线，我想，哪个人或民族不是如此呢？但是美国怎么会对“感恩”如此重视呢？究竟什么才是美国的“感恩”呢？

中文翻译的“感恩”——感知所受的恩惠和好处，反映了心灵感念的层面。但“感恩”的英文原文 ”Thanksgiving”，是一个出自《圣经》的词汇，明白无误地指向以色列人和基督徒对上帝恩典回应的行为——“对上帝的感恩奉献”！对在1620年那批冒着生命危险、从英伦海峡穿越狂暴不羁的大西洋、抵达新大陆的“清教徒”来说，举行“感恩节”仪式是他们对上帝保守祝福的自然回应！

换句话说，美国人的感恩是从对上帝的信仰开始的。感恩不仅仅是一种心态，而且是一种行动，一种生活，一种信仰生命的流露。

1991年，秋玲和女儿韵庐从中国来到了纽约。我们在曼哈顿的北区（Uptown）住了一段时间后决定搬往曼哈顿东部的布鲁克林区去住。搬家路上，我们像进城民工或下乡知青，以中国“传统特色”的大包小包，肩头扛着、两手拎着，还拖着个三岁的女儿，坐地铁、转地铁、最后更以行李“超重”、人员“硬挤”的“上海风格”“搞定”了张口结舌的出租车司机，到达了新住家，完成了“历史性的转移”——横扫曼哈顿，惊垮纽约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我们上下地铁转车时，因为包裹数量太多，我要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迅速及时地将五六个硕大包裹“抢救出”准时自动关门的地铁车厢；秋玲则“挺身而出” 为我做掩护——抱着韵庐挡住随时都要关上的地铁车门。真是惊心动魄！

但有时我还未来得及将行李全部拖出车外，车门就开始关起来了，秋玲的身体挡不住那冰冷无情的机器门，眼看我们可能就要彼此“永别”了。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总会有一位默默无闻的“壮汉”出面顶住即将关起的门，使我们转危为安。

从布鲁克林地铁站台到地面出口是十几二十层的台阶，秋玲和我站在一大堆行李边商议如何往上搬。为了不让我们的“家当”被黑人抢走（这是黑人区），我们必须一人在上面看着行李，一人在下面看着行李，另外一人上下至少跑三、四趟，但我们只有两个人，女儿还不到四岁，也得看着她。最后决定秋玲在上面看着，我来回搬。

一路“抢救”搬运的我，这时已是精疲力竭，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了。忽然边上转过一位刚下车的黑人汉子，看看我们和一大堆行李，就凑过来问：“要帮忙吗？”

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当然需要帮助，但同时也满腹狐疑：这黑汉子会不会拎着我的行李就不翼而飞了？

那黑人却不由分说，伸手掂了掂行李箱的分量，说：“来，我们一起抬这一个重的，另一手再提一个。”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已经风快地提起两个行李要我跟他一起走，我不得不立即“跟踪追击”。就这样，他和我上下飞快地跑了两趟，帮我把所有的行李包裹全搬到了地面出口处，他向我们头也不回地“拜拜”，就不见了人影。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在我们有需要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金融中心——纽约，竟会出现如此助人为乐的 “活雷锋”！还是一位黑人兄弟！我们的运气怎么会这么好，这个黑人不但没有抢我们，而且还帮我们！大概我们看上去实在是穷得没什么好抢的？

暑假结束，我们从纽约回到了中部堪萨斯的海斯小镇，开始过起了美国农村的“贫苦”生活。

虽说是“农村小镇”，但对刚从“大上海”来、一直在上海著名的五原路“小菜场”买菜的秋玲来说，小镇上的两个大型超市和两个超级百货商场简直就是“仙境”和“天堂”，是妈妈的“迪斯尼乐园”，即使不买东西，去逛逛也心满意足了。在国内时做梦都不相信会有如此豪华漂亮、琳琅满目的“大菜场”！买惯上海“小菜”的秋玲在买便宜货方面有着上海人“精明”绝伦的天赋。她常常会买到二角钱一磅的鸡，一美元五条（每条一磅）的面包，即使我们处于“赤贫状态”，还是过着奶油面包、顿顿有肉的“富裕”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秋玲在超市常常发现工作人员为了保持蔬菜新鲜，会将一些蔬菜如黄芽菜或卷心菜外层的菜皮剥下来。有一次，秋玲想要自己腌菜，她忽然想起了这些被剥下来的菜皮，就到超市去问，能不能稍微便宜地买一些这些剥下来的菜皮。超市工作人员十分惊奇，竟会有人要这些准备扔掉的“坏菜皮”！于是秋玲带回来好几纸箱“菜皮”。她高兴得嘴都合不拢，连连对我说：“他们都给我了，他们都不要了，我拿也拿不过来了。这么好的菜，他们都不要了…”于是我们开始“享受”起超市“免费供应”的各类“过时”蔬菜。

不久秋玲的需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她想包芝麻汤团，需要猪油。于是她又到超市去“打听”。

人家超市听说吓坏了，说他们从来不卖“猪油”，那是心脏“杀手”，有谁会买？不过，秋玲可是“上海姑娘”，没那么容易对付。她追着又问：“你们只卖瘦肉，那肥肉都到哪里去了呢？”

于是不知秋玲给那些美国超市工作人员灌了什么迷魂汤，他们竟然带着她跑到超市后面“内部”的新鲜肉品加工场去看。

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得了，秋玲又大箱小箱地带回家好几箱以“猪油”为名义的五花肥肉、毫无猪油但却瘦肉连片的小排骨和大排骨。那可是一个月都吃不完的量。当然全部免费！看得我也傻了——我讨老婆时可不知道秋玲在中美“外交”方面有这个能耐啊！

秋玲从大排骨边上剔出一堆肉来——那可是最好的瘦肉啊，剩下的炖骨头汤；小排骨则糖醋、椒盐、红烧。五花肉炒青椒、大蒜、黄芽菜；肥肉炸猪油，做芝麻汤团，剩下的猪油渣吃得可开心了（那时还不太清楚心血管那回事）；其它部分则都被分包处理，将冰箱塞得满满的。秋玲忙得不可开交，也笑得乐不可支。

这还没完呢。秋玲又进一步与超市建立起了正式的“友好”关系——每周定期去“取”“处理”好的蔬菜和肉。超市开始为秋玲特地“装箱”，准备秋玲“指定”所要的蔬菜和肉制品。简直让我联想起我们国内八十年代还处于“原始阶段”的“贪污腐败”。就这样，秋玲像“玩”似的将我们从“赤贫”的地位迅速上升到“特殊利益”集团地位。

当秋玲在打电话给上海的爸爸妈妈时，情不自禁地报告了这个“喜讯”：“我们这里什么都有，超市里的菜剥下的菜皮，还很好的，他们就不要了，我拿回来正好腌咸菜，他们送的，免费的，还有大小排骨，上面的肉是最好的，还有炖汤的大骨头， ……”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在美国这头，秋玲讲得是眉飞色舞，心花怒放；在上海那头，秋玲的爸爸妈妈拿着电话伤心地掉下了眼泪，哭了起来：“可怜的女儿啊，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生活，竟然要以‘捡菜皮’、‘拾骨头’度日，真是可怜！在上海好好的，坐着好好的位子，工作都不错，为什么一定要出国呢？……”

当我们在美国呆久了就发现，这种所谓“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无论白人黑人，对美国人来说，这些都是一些习以为常、“微不足道”的“小事”，只有刚到美国的中国人会大惊小怪：“雷锋叔叔都出国啦！”

…… 我们曾在美国东部的高速公路上深夜迷路，偶尔经过的人停车询问后，自愿往他们家相反的方向开出二十多里路带我们回旅馆 ……

……我们的车曾在美国西部的高速公路上抛锚，不同方向的好几辆长龙卡车都停下来询问我们，试图提供帮助，最后一直把我送到三十多里以外的修车厂 ……

……在美国中部，我的汽车钥匙曾被锁在车里了，当地警察来“管闲事”，帮我打开了车门 ……

…… 秋玲怀孕了，教会的“陌生人”更爱“管闲事”，不仅“干涉”我们家的“内政”，“不让”我们流产，而且还一路“护送”，叫我们“无计可施”，最后就多生了两个孩子；政府也以要我们申请免去所有的医疗费用的方式来“干预”我们的经济状况……

……1994年我完成了研究生课程，全家准备启程去加州。在离开海斯市之前，教会的牧师“交给”秋玲一张“教会”开出的支票。这是整个教会为我们一家离开海斯小镇专门捐出的款项。教会几乎没人认识我，我们也没有请求他们这样做，他们是主动自发地这样做的。想到我们离开海斯之后也许永远不会再回来，他们与我们几乎毫无关系，为什么他们要向我们这些陌生人如此慷慨呢？……

……1999年，当我们全家又准备要离开加州前往加拿大温哥华时，我们所在的教会牧师也“塞给”秋玲另一张支票，为我们全家送行。这是一张“私人”支票，牧师是一位香港人，他自己也有两个孩子，生活也绝不宽裕……

回头去看，在美国，每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得到了超过我们所期望的帮助，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帮助全是来自“陌生人”——与我们没有任何血缘、亲情和利益“关系”的人！

总部设在伦敦的“慈善捐助基金会”（Charity Aids Foundation）与盖洛普民调机构在每年对135个国家进行民调研究的基础上，向全世界发表各国“世界捐献（给予）指数”（World Giving Index），以衡量各个国家“慈善捐助”的状况。该项权威指数包括三项具体的指标：1. 金钱捐助（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2. 伸出援手帮助陌生人（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3. 志愿义务服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

2014 年，美国在这项综合性的指数中排名第一，也是唯一一个在这一指数的三项指标中都名列前十名的国家。相比较而言，在总共有135个国家参与的这项综合指数调研的排名中，台湾名列47，日本名列90，苏联名列126，中国名列128。而在过去五年这项指数综合排名中，美国名列第一。中美比较，在“金钱捐助”方面，中国排名107，美国排名第九；在“伸出援手帮助陌生人”方面，中国排名113，美国排名第一；在“志愿服务”方面，中国排名129，美国排名第五。

如果从金钱捐献的数额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而言，美国人更是高据榜首，远远超过任何其它国家。2013年，美国的金钱捐献超过3350亿美金，占其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紧跟第二的是以色列，1.18% GDP；中国，0.46% GDP。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慈善捐献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仅仅是因为富有。美国大公司的捐款只占总捐款项的5%，除了私人基金会，72%的捐献来自个人——我们喜欢称为“私人”捐款。

这些数据进一步证实了我在美国的亲身经历并非只是偶然和个别现象。一个GDP（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也是WGI（世界捐助指数）最高的国家！一个地球上最自由、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慷慨无私、最愿意伸出援手、最愿意牺牲的国家！美国不仅是经济大国、也是慈善大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发现！也是我所发现的真正的“新大陆”！长期以来，人们尝试着从各个角度——文化习惯、财富过剩、公共意识、甚至从税务优惠的角度去解释这一现象，试图找出其行为模式的根源。但是，如果离开美国人民的信仰去另找原因的话，实在是缘木求鱼，是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的。

因为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感恩”的基础之上，所以“给予”作为向上帝的“奉献”才会成为这个国家普遍的社会行为。如果“Thanksgiving”（感恩地给予——对上帝的感恩奉献）不是出于内心自由的信仰，它如何能够持之以恒四百年之久？

NBC国家广播公司在2014年感恩节前的一次新闻联播中报道：一位二十岁大学生（Steve）在一场火灾中不幸丧生，但他曾在十五岁时立下死后愿意捐献出自己身体器官的遗嘱。在他死后，他的心脏被移植给一位七十一岁的退伍老兵。他的肝和肾脏等器官拯救了另外六个人。死者的父母则为自己的孩子能帮助他人而感到欣慰。

获得心脏捐献移植的退伍老兵在手术成功后希望与捐献者的家人见面，以表感谢之情。当他们见面时，死者的父母和妹妹与这位老人拥抱。他们以听筒听着移植到这位老人体内、他们的儿子和哥哥心脏的博跳，都激动得哭了。他们流着眼泪与拥有自己孩子、自己哥哥的心脏而活着的老人紧紧拥抱。父母和妹妹思念的眼泪伴随着这样的信念：他们的儿子，她的哥哥仍然在他人生命中活着；而接受心脏移植的退伍老兵则充满着感恩不尽的喜悦……

……也是在感恩节那几天，因密苏里州弗格森市的黑人暴乱导致一家面包店遭到破坏，黑人女店主在网上请求帮助，她的目标是二万美金。然而三天之内，她已经收到二十万美金……

这种“给予”和“捐助”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超越了罪恶和苦难，甚至超越了生命和死亡的界限。真正的给予是生命的奉献，而这种奉献是真正的感恩，它源于基督为爱世人而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是信靠耶稣的人对上帝之爱回应的信仰。

美国人对这些每天发生的“小事”习以为常。但在我看来，这正是美国人惊天动地的伟大“民情”——充满感恩、乐于施舍，它是美国强大真正的力量所在！

“施比受更为有福！”一个感恩的国家，是一个不求回报、乐意给予和施舍的国家，是一个被上帝祝福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