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终于穿越黑夜笼罩、茫茫无际的太平洋，渐渐逼近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国际机场。阳光从高空四散照射在飞机盘旋之下似隐似现的洋海和陆地，明晰曲展、漫长的海岸线映入了我的眼帘……

这就是当年的美洲新大陆，今天举世闻名的沙漠金州——加利福尼亚！

当我1991年第一次前往地球另一边的美国时，我并不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虽然我以为我知道。五百年前，哥伦布的航队耗巨资、冒万险，航行了两个月，渡过了性情狂暴的大西洋，发现了这块广袤的新大陆，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五百年后，我以“新大陆”货币一千美金买了一张机票，坐着“新大陆”发明的飞机，不到12小时就轻松跨越了太平洋，也来到了这块“新大陆”。

但是，从遥远的中国离乡背井来到这个陌生的新大陆国家究竟是为什么呢？这块土地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呢？我在探索和寻找什么呢？难道还有什么“新大陆”没有被发现吗？

在抵达美国不到一个星期，我似乎就“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一位中国同学要转学到其它州去读书（美国中部的学校常常是不少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跳板’），他的车在我到的那几天被碰了一下，车的左侧尾部有个凹坑。他觉得不太雅观，而且开到其它州不太有把握，就打算将车卖掉。

我刚到学校，两眼一抹黑，不知天高地厚，听说有人要卖车，就觉得稀奇。当时的中国，私人之间进行商品交易被称为“投机倒把”，是不允许的，严重的还要坐牢。在美国，轿车竟然可以在私人之间随意买卖交易？

我问了一下价格，回答是二百五十美金。

“$250?”我的心又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喘不过气来。

我感觉像中了头奖！是不是他们搞错啦，还是我听错了？怎么听起来像丢垃圾一样？在中国，国产自行车都要一百多块人民币一辆呢！进口轿车都是几十万人民币的“天价”，当时的中国人民一辈子都买不起。

这是一辆“真的”车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中国，人们还没有什么新车旧车的概念，只有“有车”和“没车”的区别。即使在中国最发达的上海，坐轿车比今天坐飞机还要“豪华”，“拥有”私人轿车更几乎像是白日做梦。

这是一辆相当不错的“福特”房车，十年新，车内十分宽敞，我在国内很少见到。我还正围着车前后左右地打量着，那位同学大概等的不耐烦了，又主动杀价：“好啦好啦，就算两百块吧，都是同学，又是上海老乡。”

我不能再说什么了，总不能等他送给我吧。我付了两百美金，就坐上这辆车，到了“车管处”，签了个字，买了个保险，花了十分钟就算完事了。接着他帮我把车开到我的住处，车就是我的了。

在中国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拥有”一辆轿车，在美国竟是如此简单！我甚至还没有驾照，还不会开车，还纯粹是个外国人。

一个礼拜前我还在国内政府“工作岗位”上班时，办公室下属有一个不小的车队归我调度，包括日本的尼桑、皇冠，德国进口组装奥迪、桑塔纳。我在工作中可以支配使用，但那都不是我的，是“国家”财产，我几乎不可能通过“正常渠道”“拥有”它们。

而辞职后一个礼拜，我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在另一个国家“拥有”了一辆车，“竟然”不需要经过美国“各级组织和领导”的批准盖章，不需要看任何美国人的眼色。虽然不过二百美元，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真正“拥有”一样“东西”，一件完全属于我自己的“财产”——当然是在美国；一件经过登记受法律保护的“私人财产”——当然是美国法律。

这就是我在新大陆惊讶发现的第一个“新大陆”：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真正“拥有”任何财产，而且可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得到法律的保护。相对于我所熟悉的“公有制”，几十年来我们在国内一直试图彻底摧毁的“万恶”的“私有制”，竟是如此简单淳朴、方便可爱，又“体贴人情”！

解放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成了“国家的主人”。不过“主人”却并不“拥有”财产：农民不拥有土地——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工人不拥有工厂——那是“国家财产”，“主人”的一切需要都由国家来“规定”和“分配”。几十年来，从粮票、油票、蛋票、布票到自行车票、烟酒票，从工作、工资、级别到房子，都是国家“按规定”“分配”的。甚至我们结婚生孩子都要按国家“计划生育指标”“分配”的。

但是“国家”究竟是“谁”呢？或者说，“国家”究竟是“什么”呢？

当我在台湾的姑妈1983年到上海探访我们时，对我们说起她自己“做点小生意赚了一栋楼”，我当时不能完全理解什么是“赚”——一个“资本主义”的概念。我姑妈，一位从浙江乡下出来的普通家庭妇女，没有文化，也不懂技术，对政治更是完全不沾边，只是做做小生意“倒买倒卖”，怎么就会拥有“一栋楼”？而且回国见亲戚就随便“乱发”一百美元的纸币，每张一百元美金几乎就是我这个有文化、有“权力”的政府官员一年的薪水！

哦，这是她“赚”来的，是她“拥有”的，她就是她所赚财产的“主人”。当然，因为她生活在“另一个中国”——实行“私有制”的台湾。

我表哥是台湾《中国时报》工商版的资深记者。1986年他来上海时，我们曾在淮海路上逛街聊天。他追着我问，究竟什么是“国有企业”，国家怎么会拥有一家店呢？“国家”是如何运作一家企业的呢？我们正好路过淮海路上一家水果店，他就指着那家水果店问：“比如说，是‘国家’在定每样水果的价格吗？怎么定的呢？那么水果的好坏‘国家’怎么知道呢？‘国家’怎么计算成本和盈亏呢？‘国家’是什么呢？‘国家’的手这么长啊！它管得过来吗？”

我听得有点目瞪口呆，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以前从未认真想过这些“细节”问题。最后我只能回答说：“在中国，我们一切都是国有的，都是国家统一的，思想统一，价格统一，服装统一，发票统一，‘统一’，你懂不懂？”

他摇了摇头，长叹一声：“我搞不懂，这市场，这怎么统一呢？……国家怎么做生意，怎么赚钱呢？”他甚至有些愤怒起来了。

是啊，“国家”怎么赚钱呢！

正是因为“国家”不赚钱，所以才不得不“改弦易辙”——“改革开放”，不得不把臭骂了几十年的“公有制”的敌人——“私有制”再“请回来”“刺激”经济，不得不把“没落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部分地”请回来发展经济，不得不向“腐朽堕落”的西方“私有化”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开放。

在我离开中国那几年，全国上下正在为“公有”还是“私有”的问题，以含糊不清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明确产权”、“姓社还是姓资”等名义争吵得不可开交，街上挤满了人，最后还在首都闹出了人命案子。甚至直到今天，“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大家稀里糊涂、莫衷一是的“凡是”和“特色”问题。

几十年来，人类一切传统观念在中国都被“革命”冲刷改造过了，都变得模糊、混沌、甚至完全扭曲，以至我会将最自然的、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私有”形式当作“新大陆”来发现。

1995年，我搬到了旧金山湾区的硅谷——全球电脑和网络科技的发源地。我居住的地方离苹果公司总部只隔一条街，我上班的公司与雅虎、英特尔等公司是隔壁邻舍。

1996年9月，我在圣荷西市注册成立了一家网站设计和产品图像设计公司。我开始不仅亲眼目睹、而且亲身参与和经历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硅谷风起云涌、充满活力的“网络科技大革命”。

1997年夏天，我坐着一个印度人房产经纪的老爷奔驰车，在硅谷转了一个小时，看了三处房子，选了其中的一幢，就买了下来。于是我成了“地主”，一个美国地主。

在美国，当你买了房子，你不仅拥有房子，你也永久性地拥有了房产所占的土地。当你有了土地，你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在美国，除了不能破坏的原始森林、需要保护的国家公园、政府购买用于军事基地、机场、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所占用的土地以及政府部门办公所需的建筑物属于政府之外，所有可开发于商用和民用的土地都是私有的，都是在市场上可以流通买卖的。换言之，人民（作为个人）实际上拥有几乎所有的可用土地，而拥有土地的个人实际上就是这块土地上的国家的真正“主人”。

所以在美国，无论你到哪里，你都会感受到“主人”的自豪感和安全感以及“个人”的激情和活力，因为他们不仅“拥有”他们私人所拥有的一切，而且“共同拥有”——“公有”——这个保护他们自由选择所“拥有”的国家！

美国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与其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紧密相连的，它们共同激发和保障了美国人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是美国长期繁荣富强的致胜法宝！包括微软和后来的谷歌在内的这些充满个人创意和活力的美国公司都是所谓的“私人企业”——私人拥有的“股份公司”，正是在美国这一强大的保护私有制的法律环境中得以蓬勃发展，不仅使美国国内科技飞速发展、经济持续增长，而且不断推动、促成和造就（有时是迫使）各国经济发展的“奇迹”。

看看战后亚洲的日本和所谓“四小龙”——南韩、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当时仍属英国管辖）。正是因为他们都是二战后美国的军事“盟邦”和经济“伙伴”，都先后主动或“被动”（如日本）建立起仿似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和私有制经济体制（香港是英国体制），在战后美国主导的经济和贸易自由的环境中，国内经济都先后在70年代开始起飞，由此产生的经济“奇迹”令世人瞩目。

尤其是台湾——中国的“一部分”。蒋介石1949年在大陆失败后退到台湾，在台湾实行了一系列“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私有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 政策，在国际形势极为动荡不安的50年代奠定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并逐步建立起相应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体制，最终导致了70年代开始的经济起飞和“均富”发展的奇迹，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

而毛泽东1949年在大陆胜利之后，也在1950-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分田地给农民。但紧接着却在1953-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又收回了分给农民的土地，并对私有企业实行了“国有化”。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直接导致了超过一千万中国人的死亡。1966年发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祸国殃民，使国民经济在70年代末趋于“崩溃”。

正如南、北韩，东、西德，海峡两岸的两个“中国”实行两种制度，导致了两种结局！这是世人皆知的普世现象。

台湾的“制度”其实就是美国制度的“中国化”——不仅没有“全盘西化”，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他们甚至仍在使用传统的繁体中文，而且台湾的发展有着十分惊人的“均富”特色。

如果稍稍考察一下中国大陆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更可以看出美国的影响力超越任何地缘政治、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

受到林彪事件的打击以及为了应对来自苏联的压力和挑战，毛泽东于1972年秘密邀请仍处于敌对关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震惊了世界，从此打开了关闭二十多年的中美关系大门，为后来中国的巨变开通了道路。这大概是毛泽东晚年对中国所作出的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贡献。

1978年12月15日，中美正式建交。三天后，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个月之后， 1979年1月29日，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立即对美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高层领袖人物访美，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联合国发言。在这次访问中，中美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议，其中“美中双边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协议”成为迄今为止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与国之间的科技合作项目。通过这项协议的几百个科技合作项目，不仅迅速填补了中国科技领域的许多空白，大大提升了解放以后几十年因与外隔绝、尤其是“文革”所造成的国内落后的科技和教育水平，而且为中国之后各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邓小平做出的与美国“建交与合作”的决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决定，对中国当代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几乎有着相同重要的意义，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从一开始就几乎可以说是以美国为模版的“改革”，以美国为对象的“开放”。

作为务实政治家的邓小平，对此心知肚明。从1978年12月中旬到1月下旬这一个月，是对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月！如果邓小平伟大，他是因此伟大——他真正开启了中国“走向美国”的历史进程！

虽然中国高层一直很不情愿，直到如今。

事实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基本上是被迫的。“改革”意味着对前三十年所有“伟大的社会主义成就”的全面“反动”和“清算”，“开放”是向资本主义“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倒退”，是对不希望看到的“革命”结果和不愿意承认的失败的现实被迫作出的妥协和让步，是背离“崇高理想”的“短期行为”，充满了对“共产主义”节节败退的痛苦和挣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能提‘自由’两字），是因为当年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所以不得不另辟蹊径，“摸着石子过河”；开放沿海城市和设立经济特区是为了“吸引”“外资企业”，为的是获得“国有企业”无法创造的就业机会和流动资金；“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是为了“改造”效率低下、面临破产的国有企业；对加入世界金融和贸易组织（世贸），即所谓的与世界“接轨”（其实就是融入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经济体制）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认为是美国为首的“国际势力”“以市场经济为幌子”要挟中国，以实现“和平演变”的“政治阴谋”，另一方面又希望从中获得更多的贸易优势。

步步为营，处处设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是中国领导人的心态。

但是无论如何步履蹒跚，中国还是不得不一步一步“走向美国”，因为舍此大概也“无路可走”。

1991年苏联瓦解，冷战结束，一度曾使高层谈虎色变。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及时雨”——因为这一巨变最终促成了美国一直所倡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在这一大环境下，中国得天独厚，既有“前车之鉴”可以学习借鉴——与美国经济融为一体的香港和台湾的成功模式，又有“近水楼台”可以“先得月”——以它们作为门户和跳板，引进了大量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八、九十年代国内引进的‘外资’80% 通过香港）。

但在整个九十年代，获得美国对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却成了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每年最头疼的问题，因为中国“治理整顿”，“暂停”“走向美国”。

1992年邓小平看到了这种“暂停”有“回头”的危险性，于是开始“南巡”。于是中国人民开始全民“下海”，重振改革开放之道，于是中国重新“走向美国”……

2001年，中国获得美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同时，中国加入了“世贸”，中国无比欢腾！这成为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又一重要转折点。

中国开始真正走向了美国！

而美国在九十年代电脑网络科技的飞速发展，使二十一世纪初以美国为主的制造厂商得以大规模“离岸外包”(outsourcing)，“移业中国”，美国竟然开始“走向中国”，最终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经济腾飞，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惊人成就。

2011年八月，我在加拿大温哥华登陆美国的苹果网站，订了一台特制的（customized）Ipad，送给我即将上大学的女儿。六天后，我收到了联邦快递（Federal Express）的包裹。

我的眼光被包裹标签上的发货地紧紧地吸引住了：成都！

成都？我沉思了好久、好久。

加入“世贸”不过十年，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融入美国经济，或者说中国和美国经济已经融为一体，很难分开了。

2005年，柳传志因收购美国的IBM个人电脑业务使“联想”从一家国内的合营企业一跃成为世界电脑巨擘之一；2014年，马云的网络平台“阿里巴巴”在纽约华尔街空前成功的上市，不仅标志着中国企业通过“走向美国”，正在坚定地迈上世界舞台，更体现和证明了美国倡导和持守的价值理念具有真正的普世性。

这就是我在美国进一步发现的“新大陆”：美国以私人企业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导致了今天“天下大公”的“旷世奇观”：不仅每年持续有超过一百万的人从世界各国选择移民美国（其中包括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更多的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非法偷渡，前来“分享”这一“私有”成果，而且美国所发明的所有“私有”科技成果，如今输往全世界，使全人类享用，成为全人类的“公有”财产。美国的产品通过各种商业渠道（不是分配）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拥有，包括中国人民；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理念被世界各国所采纳、借鉴，包括南韩和新加坡；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也被世界各国所仿效，包括中国的台湾。

不仅如此，美国坚定的保护私有财产（注：不是美国国家财产）和自由市场理念和制度（注：不是美国政府所控制）之所以在全世界所向披靡，是因为其终极的公平和包容性——它保护任何人类智慧和努力的成果。任何人反对这个理念，其实最终就是反对自己。

马云在股票成功上市之后，抑制不住他无比激动的心情，用英文对各国媒体和美国经济界人士连续不断地大声说：“感谢美国，感谢美国！”

我相信，他所感谢的“美国”，不是一个政府，不是一群商人，不是一所证券交易所，也不是“美国人民”，虽然也许包括了所有这一切。他所真正感谢的，是伟大的“美国精神”——它保护人类一切的创意和努力——当然也包括中国公民在内。

今天，伟大的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伟大的一部分。过去三十年来，美国并没有因为中国改变多少；中国却因为美国几乎改变了一切。

纵观历史，横看世界，我们不能不公平地说，今天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也不能不诚实地说，导致这一历史奇观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只有一个——美国的存在！

然而，人类几千年的私有制对经济和人类生活品质的改变及其缓慢，为什么美国会在短短几十年，尤其是在“苏联共产主义阵营”垮台后的短短二十年，就让整个世界的生活面貌彻底改观？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国能够在政治、经济、科学和教育各个方面领先和引导世界，并源源不断地激发出如此强劲的创造性活力？

虽然对美国今天的成就及其原因向来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大概是公认的：美国今天所有的成就都可以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中寻出踪迹。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主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是《独立宣言》中对美国立国之本和建国“秘方” 最简洁、最完整也是最坚定的宣告。在这个可能是人类过去两百年来最伟大的政治宣告中，我发现了以前被波涛汹涌的“意识形态”的喧嚣所“障目”的、更深层的“新大陆”——私有价值观及其制度之所以“圣神”的基础来源：

造物主上帝，创造，个人，平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原文和原意是‘拥有财产’），权利，不言而喻的真理……

之所以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是因为人都是上帝创造的，在上帝面前自然人人平等；之所以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杰弗逊执笔时的初稿原文和原意是‘拥有财产’）是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因为它们是上帝赋予的，而唯有上帝和属于上帝的才是神圣的；之所以美国开国先父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是因为他们都是这一真理的信仰者，对上帝的基本信仰使他们对此真理不容置疑！

这就是美国私有经济制度及相应的民主政治制度的“神圣”基础和来源，这就是所谓“美国精神”在世界上所向披靡的力量所在。

也正是在这个信仰大背景之下，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美国最终抛弃了外交上的“孤立主义”政策，主动介入二战之后弩拔剑张、错综复杂的世界事务，承担起维护人类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责任，在世界大力“推行”使美国强大的“秘方”——人权（生命）、自由（追求和拥有）、民主（保护人和自由的政治制度）。

而世界正是在过去这几十年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还在“走向美国”的航程中。事实上，我们只是享受到新大陆一部分“离岸分包”的好处而已。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了新大陆隐隐约约的海岸线，但我们仍然被太平洋上“意识形态”的黑暗所笼罩，我们面临着被阵阵狂起的贪污腐败的恶浪吞噬的危险，我们期望着新大陆，但又迟疑不决，生怕真正上岸之后会失去什么，或者掉了船长大副的饭碗，我们甚至时常有掉头转向白令海峡去的古怪念头，似乎已经忘却以前曾经喝过西伯利亚的冷风……

我们还没有登岸，我们还没有进入这片资源丰富、潜力无限的“新大陆”。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这块“新大陆”真正的“价值”。

我们古老大陆上智慧的中国人民啊，我们还需要多久才会发现这个“新大陆”？！

我们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啊，我们还需要多久才有足够的勇气踏上这个将使中华民族面貌焕然一新的“新大陆”？！

我在1988年获得国家教委和华东师范大学颁发的成人自学高考文学学士学位证书。这是我在中国从小学到中学、从“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到“高考自学”二十几年“学习生涯”所获得的唯一“证书”，这也是八十年代除了正规大学之外中国颁发的唯一的学士学位。

1983年自学高考开始时，听说有超过50万人报名参加。四年后的1987年，第一班的毕业生只有12人，我在第二班，只有10个从未谋面的“同学”。

这个学位证书最终使我得以离开故乡，到美国留学。

我到美国的第一天，就被当地警察“带走”——警察专程来车站接我，把我送到我要去的堪萨斯海斯堡州立大学。

我在车上还没与警察寒暄几句，车拐了几个弯，就停在了一幢前面有大草坪的淡黄色古灰石建筑面前。

“到了！”警察下了车，提起我的一件行李就往那幢楼走去。

怎么，我还没见到学校的大门，就已经到了学校呢？

我们中国人“理想”中的大学，大概都是重金属打造的“铜门深院”、“壁垒森严”、“愚人与牛不得入内”的“高等学府”，不似皇宫，也胜似皇宫。

我和秋玲1988年去北京旅游，曾兴致冲冲地专程跑到北京大学去“朝拜”，却吃了“闭门羹”——解放军战士在大学门口荷枪站岗，学校大门紧闭、虎视眈眈的样子。显然，我没有经过大脑的“深思熟虑”，没有带上什么政府“联系工作”之类的“介绍信”，或者索性让北京市政府的接待处用轿车把我送将近去。

“朝拜”不得“门”而入，心里虽然有些遗憾，却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这本来大概就不是我去的地方，上智下愚，非本校学生及闲杂人等均不得入内。更何况这是“北大”！重点中的重点！

但是美国的州立大学怎么会没有门？我们中国学生当时一下子都掉进了这个完全“脱离中国特色”的“美国现实”中不能自拔——随随便便，没有尊严——没有门，还有“府”吗？还能叫“高等学府”吗？不就成了大家都能随便进出的“社区”和“新村”了吗？

我们几个好奇的中国同学经过了几个礼拜的诧异和搜寻，最后终于确认：这所州立大学“没有大门”！因为我们只在路边地上“找到了”一块大学的标牌。不可思议，不愧是美国中部一所“普通”的州立大学！

几个月后到东部去旅游，我又不放过机会与全家和几个同学一起专程去“造访”哈佛大学——美国的“北京大学”——但我又忘了应该先“深思熟虑”一番，开着租来的车，直奔哈佛。

我按着地图走，从波士顿到了剑桥市（其实比中国一个镇还小），在路上不远处看到了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圆顶拱形建筑。继续向哈佛方向驶去。没转过几条街，迎面而来的好像是一个园区，前面似乎没有路了，我就在路边停了下来，想问问路，再仔细看看地图。

看见不远处有三五个人在一幢楼房周围漫步游走，我想上前去问问他们去哈佛怎么走，忽然一转首，一眼望见那幢楼背后不远处的哈佛坐像。

再向四围一看，原来我们已经身处哈佛大学宁静幽雅的校园中，那幢楼就是哈佛大学著名的“大学厅”（UniversityHall）。

远近松散伫立着众多有着上百年传统暗红色砖瓦结构的校舍、教学和行政楼，看似十分普通平凡，但在建筑之间宽阔平整草坪的衬托背景中，弥漫着愈古常新、淳朴深厚的人文情怀。

走的地方多了就发现，原来这不是个别现象，美国大学都没有可关起来的校门，也没有可围起来的墙。美国的大学是所谓敞开式的“无墙大学”、“无门学府”。

噢，怪不得我们中国需要“开放”，因为我们到处都有可以紧闭的大门；而美国不行，他们不需要“开放”，因为他们想关都“没门儿”。

但是，美国大学为什么不设大门、要如此开放呢？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

我在美国大学的第一堂课是英国古典文学——十四世纪英国诗人乔叟的英文古诗——英文的文言文。我像读天书般地开始了我的留学生涯。谁叫我喜欢文学呢？

不过我从小学开始读过的大部分世界名著都还印在脑中，所以还能在课堂上抵挡一阵。教授们的眼神有些怪异：这个“老中”，小学三年级的英文水平，还真在“攻读”十七年级研究生的英文课程？

有一次在课堂上，我的指导教授要同学们对正在阅读的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的个性特征进行描述。他来回走着，一个一个地指着同学点名。

整个班级清一色都是“纯种”雅利安后裔，个个是碧眼帅哥、金发美女，好像都是从好莱坞模子倒出来似的。我是课堂中唯一的外国学生。我对老师慢条斯理的讲课都有点囫囵吞枣、稀里糊涂，对同学们含在嘴里“唔里吗里”的美式英文完全是莫名其妙。我心怀侥幸地暗暗思忖：那么多“英文”同学，我的导师应该不会“当众为难”我这个“中文”同学吧？

但是我的导师哪壶不开提哪壶，竟然走到我的面前，叫起我的名字来了。

全班同学们都转过头来注视着我。

我被“吓”得脑子一片空白，不知所措，脑中的中文英文词汇不知全跑到哪儿去了。绝望之际，忽然真空中跳出一个单词——“Open”（开放，外向，大方的意思）。

“Open…”，我像失去知觉般地含含糊糊吐出了这个词。

老师满意地点了点头。他似乎很“open”，随我说什么都行的样子。

呵，我背脊上冒出了一身冷汗，总算蒙混过关了。

后来我想，我说“open（开放）”，教授能不“open”（大方）一点吗？

之后的几个礼拜，我一直在翻查词典，思考“Open”的原意、本意和引申意思，庆幸当时怎么会有如此一动的灵机，不仅在政治上继续与中央保持一致，而且在精神上竟然也与美国保持一致。还真是歪打正着呢！

英文系主任看上去是一位治学严谨、文质彬彬的教授。我很欣赏他对作品深刻的阐述。有一天我到他办公室去谈我的一篇作文。一聊天，才知道他以前是一位美国空军飞行员。而更让我吃惊的是，他每天开着自己的飞机到学校上下班！

看来在美国，即使是这个“平凡无聊”的大学小镇，也绝不缺乏新鲜奇特之事。

两个月后，我第一次的期中考试，三门英美文学课，得了两个A，一个B。靠着这个考试成绩，我妻子女儿在我赴美三个月之内就获得赴美“陪读”签证。据说，这在当时大概也算是破纪录了。

这是我离开中学后唯一一段全心全意读书学习的时间。但因为英语口语很差，我感觉自己就像白痴一样，对别人所说的不知所闻，对自己所说的不知所云。

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我不得不边读书边打工。作为外国学生，我当时在州立大学一年的学费是3,000美金，已是全美最低，但对我这个从中国来的“年收入低达”150美元的赤贫“无产者”来说，还是高得难于承受。

我极其羡慕美国本地学生，他们的学费只是我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他们全年的学费只有1,000美金，按1991年美国家庭平均年收入$28,000美元来计算，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只占他家庭年收入的3-4%。即使是赤贫如我，以当时每小时$4.25美元的最低工资计算，一个人只要工作200多小时，或一个半月，就可支付大学一年的学费。

今天，堪萨斯州内学生一年的学费是$3,000美元，占今天美国家庭平均收入$50,000的6%。即使是学费较贵的公立学校如加州名校伯克莱加州分校，州内学生一年的学费也不过$12,000美元。

最昂贵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等私立大学，虽然它们全年学费均在$40,000美元，但这些大学动用他们强大的财力资源，使他们所招收的学生在他们学校就读不会成为太大的经济负担。这些名校以学生家庭的收入来计算他/她应付的学费：年收入$60,000美元以下的家庭，免学费；年收入$60,000美元以上的家庭支付年收入的10%作为学费；$150,000美元以上的家庭，支付全额学费。

况且，每个美国人在申请大学时都可以向政府申请学生无息贷款，在就读期间贷款无需偿还，直到毕业后找到工作有了收入后才须根据情况开始偿还。

从一方面来看，美国高等教育的费用确实很贵，贵得离谱；但另一方面来看，美国的高等教育又几乎可以是免费的，而这更是离谱。事实上，在美国，不仅中小学是高等教育已经不存在贫富差别，贫穷已经不能成为任何美国人不能上大学的借口。

如果这不是教育天堂，还有什么是呢？如果这不是我孩子成长的梦乡，还有什么是呢？有哪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中受高等教育？有哪个国家不希望有如此合理公平的教育体制？

但是这样的体制，怎么又出现在美国呢？……他们究竟怎么会想出这样的体制来的呢？

美国大学对个人教育“放任自流”的“随便”态度令我们这些以考试为“天命”和“己任”的中国留学生既欣赏又吃惊。学生可以“任意”转学、转系、换专业、选课、试课、退课；他们可以自由地退学、随时回来再续学、可以慢慢地读，读他十年，也可以快快地读，一年就读完，都可以，反正是学分制。

这是美国高等教育的自由和开放性。当然美国教育十分现实并相当注重实效，它的职业导向是众所皆知的。

在文学领域“潇洒”了一年之后，我也开始考虑起毕业后可以找什么工作。中国同学都很现实，不是学电脑、电子工程，就是学商务管理或大众媒体，便于毕业后找工作，拿绿卡。他们都劝我转系，改专业。他们觉得我太“学究气”，出国还修什么文学？，能找工作吗？能拿到绿卡吗？一点都不切实际。在他们眼里，我就像是一个“稀有动物”，孤零零地游荡在外国文学丛林中，“濒临绝种”。

我从浪漫主义者，变成了现实主义者。仗着美国对教育“随随便便”的自由开放体制，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转到了心理学专业——主修辅导心理学，副修高等教育心理学。唯一的要求就是要考GRE——研究生资格考试。

在转心理学专业后的第一堂课，我就发现班上出现了一位台湾同学。我喜出望外。在英文系的整整一年时间里，我班上从来没有一个中国或“外国”同学。

可是从下一堂课开始，那位台湾同学就不见了。后来在校园碰到他时，他说，那门课太难了，已经退掉选其它课了。

试用试用，太难就退？也太随便了吧？这像是大学吗？

不久我修了两门更难的课，一门是“心理学理论”，另一门是“心理统计学”。

这两门课都由心理学的系主任Dr. Daily上课，我叫他“戴笠博士”。这是一位不修边幅的老“学究”，一个“糟”老头。高耸的肩膀使他显得有点驼背。他说话口音很重，有些含糊不清。这对我“蹩脚”的英文水平显然是雪上加霜。

“心理学理论”开课第一天，戴笠博士晚上六点半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我注意到他两手空空漫步走进教室。在对同学们严严地审视一番之后，他操着混浊厚重的口音开始上课。

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没喘一口气，没喝一口水，没坐一下，没写黑板，没翻书，没发讲义，没有作业……什么都没有，只有他那含混不清的声音。

然后休息10分钟。

休息时间他在教室走廊上度步时，我上前问他：“戴笠博士，我们有没有课程安排表和大纲？”

他看着我，古怪地笑了笑，反问道：“大纲？我从来不用大纲。为什么要大纲呢？……你的英文讲得不错啊。”

“谢谢，我正在学习……因为我想知道什么时候考试。”我有点摸不着头脑，没有大纲和安排这课怎么上啊？考试怎么准备呢？

“噢，大纲，唔，大纲，让我回去找找，也许在我的办公室哪个角落我还可以找到十五年前的大纲吧，看看你能不能用。”他又露出了他那令人琢磨不定的笑容。

我望着他，呆在那里，不知所措。有谁见过这样“不负责任”、“不严肃”、“神志糊之”的教授？还是系主任呢！我不知道是他玩笑开过头了，还是我太严肃认真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看着我一副茫然纠结的样子，就稍稍严肃了一些，认真地对我说：“真的没有大纲。不过你有问题，可以随时到我办公室来找我。”

就这样，我想做一个“三好学生”，却碰了一鼻子的灰。

10分钟休息之后，戴笠博士又继续了一个半小时“懵懵懂懂”的“演讲”。

我大概只听懂百分之三十。自小学以来，这大概是我在课堂上最糟糕的一天，像是一个噩梦！因为这次我是“自费”的，付的还是美金！

每个礼拜三晚上六点半到九点半，三个小时的“心理学理论”课都是这个样子——滔滔不绝、“语无伦次”的“一言堂”。

我思前想后，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回家拼命“攻读”那本800多页厚的“心理学理论”课本，拿出我自学高考和托福考试练就的一身“看家本领”。

第三个礼拜，课间休息时，我一人坐在教室的后排翻看着教科书。坐在前排有几位女同学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大概觉得好奇，就回过头来问我：“你课上得怎么样？听得懂吗？”

我回答说：“听不大懂。”

她们互相看了看，都笑了。一个叫贝蒂（Beatty）的同学说：“是啊，我们在想啊，我们都听不懂，觉得没法上这堂课，这个老外同学怎么会一直傻傻地坐在这里，他听得懂吗？”

贝蒂是中学老师，住在180公里之外，她每周三开车一个半小时来这里上这堂课。同学们都听不大懂戴笠博士的口音，又没有大纲和讲课辅助材料，所以就组织起来，先由贝蒂在课堂上负责录音，随后再由贝蒂和另一同学凯西(Cathy)记录打字，整理成稿后再去复印，然后分发同学们人手一份。

贝蒂告诉我，她每次9:30下课后在一个半小时回家的路上，再听“半遍”上课录音，加深印象。回到家之后，再化三到五个小时打字整理复印。

贝蒂带着同情和怜悯的眼神看着我，问：“你想不想也要一份？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份？”

我听了心里很感动，真想欢呼雀跃起来。原来这些美国同学一直在关注着我，如此自然地想要帮助我。他们不仅有独立精神，团队精神，也有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精神。

我上的戴笠教授的另一门课是“心理统计学”。统计学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之一。对于理科，一般美国人都会“谈虎色变”。统计学涉及数学概念和计算，所以这门课对他们来说很是头疼。

我还算喜欢数学，虽然我的数学与我文科相比差很多，不过统计学所涉及的数学概念和计算公式还算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因此我得以帮助班上的美国同学，尤其是贝蒂。她很兴奋，因为她是英文老师，数学不是太好，所有难题都来问我。她在班上一直“吹捧”我，使我在班上几乎成了解题“明星”。最后连戴笠博士都对我另眼相看，常常叫我在班上辅导同学们做题目。

就象世界人生，有人欢笑有人愁，大学生活也是既有欢乐，也有“苦难”。

在“心理统计学”课上，一位憨厚的美国男同学主动坐到我的旁边，他叫肯尼（Ken）。我在戴笠博士的“心理学理论”课上就认识他。那门课他上了两次就退课了。

肯尼悄悄问我，课上得怎么样。

我说，“还可以，就是戴笠博士的口音不大容易听懂。”

他看戴笠博士不在教室，就悄悄对我说：“我现在就在等戴笠博士什么时候退休。”

“退休？为什么？他要退休了吗？”我很好奇。

“他这么老，大概有八十了吧？应该这两年就会退休。你看他走路都摇摇摆摆的。”

“是吗？你为什么要等他退休呢？”

“因为他一退休，我就可以毕业啦。”

“……？”

“他让我这堂课两次不及格！还有那门理论课，我也上了两次，都没过。更要命的是，他是硕士毕业论文的导师，每个学生毕业都要通过他。我听说，很多学生被他卡在那里，好几年都不能毕业。他可真坏！我想，如果他死了就好了！他怎么老不死啊？”

“啊？……”

“不过他是堪萨斯州大学中最有名的心理学教授之一，所以没人敢动他，他一个人说了算……”

我听得心惊肉跳，又实在忍俊不禁。肯尼同学真是憨厚可爱，连这种“心里话”都会跟我这个结识不久的“老外”乱说。

这次，肯尼坚持了三堂课之后，还是“失踪”了。

由于经济上的考量，我原打算以最慢的速度“拖完”大学，在1995年化一个、甚至两个学期慢慢做毕业论文，使我可以全力打工，赚点钱，同时又可以找工作。1994年九、十月间，我忽然在加州有一个工作机会。于是我改变了想法，希望在十二月底尽快完成论文，结束学业。

这意味着，我必须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论文和论文答辩。

我去找戴笠博士。我在他的办公室认真地向他提出了我的“迫切请求”和理由。

他沉默地看着我好半天，对我的“请求”面无表情地咕噜了一声：“不可能！”

“不可能？怎么会不可能？我会全力以赴的。”

他看我一副“执迷不悟”的模样，不得不开始慢慢向我解释：

“你看，一般来说，做论文需要在一个学期之前就得到论文导师的同意才能开始准备。你需要经过讨论来确定论文课目和研究课题，课题的相关性和可行性，课题研究的方法和数据收集的范围、渠道和方式，数据统计和计算的程序，论文写作的规则和要求，论文答辩的准备……等等。还有，我并非只有你一个学生，我一周只能与你坐下来讨论一次……，你看，你还有多少时间？……

“我的研究生做毕业论文平均需要六到八个月时间，最长的用了两年时间。你知道贝蒂，她也在做论文，她已经花了半年时间准备和收集数据，现在已经在准备开始写，她会用一年时间完成……况且，你又是一个外国学生，你还有很多挑战！……”

这下完了，我的希望似乎完全破灭了。

“但是，我……”

“不过，一切最终取决于你自己。这样吧，你回去再好好想想，下个礼拜你来见我，看看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吧。”

我走出戴笠博士的办公室时，心中一片茫然。

但是我没有很多时间去“茫然”。我必须立即行动，死马也要当作活马医。至少我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把“老母鸡变鸭”。戴笠博士已经无意中向我“透露”了不少“线索”，我要好好地迎接“挑战”，“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一个礼拜之后，我再去见戴笠博士。我带着这一个礼拜“突击”出来的论文题目和研究课题、针对课题研究所需的包括时间、地点和对象的数据收集方案、我论文的思路“大纲”以及我准备在论文中引用的一系列心理学专著及专文的清单，我还准备了具体的论文写作进程表——我的重点是，这一切要在两个月内完成，而我在一个礼拜就完成了一半——思路和架构。

戴笠博士低着头，一声不吭地翻看着我层层叠叠的“论文规划”，面无表情地沉思着……终于，他抬起头来，对我说：“你下个礼拜再来见我。就这样去做吧，照着你说的去做！”

我长长地喘了一口气，终于放下了过去一个礼拜悬在心中的大石头。

我回家立即行动，发动了唯一可以发动的“革命群众”——秋玲，协助我进行问卷调查和收集资料的工作，然后帮助我整理文字和打字……

我每个礼拜去见戴笠博士一次，向他汇报课题研究和论文写作的进度。渐渐地，他开始漫不经心起来，常常问我一些与论文毫不相关的事来，比如，中国的红酒与古董，文革和毛泽东，等等。

戴笠博士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效率极高的专业指导，帮助我在六个星期内就将论文基本定稿。然后，艰难的论文答辩也在十一月底顺利通过。我和戴笠博士也成了莫逆之交。

1994年12月10日离开学校之前，我前去戴笠博士的办公室向他告别。他十分高兴，也有些感慨。他动情地对我说：“除了你，我还从来没有允许过任何一个学生这么快就完成论文。你是我所有学生中最优秀的一位——不光是外国学生，而是所有学生——包括美国学生！”

这是我在海斯堡州立大学所得到的最好的鼓励和奖赏！回想从第一堂理论课上与戴笠博士的第一次交往，到我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与他建立的莫逆之交，我对我在美国大学竟有如此奇特的体验实在感到惊讶和稀奇！对美国大学自由开放的环境和体制，对教学和学术研究认真严谨的氛围，对老师极富人性化的教授和指导印象深刻，心存无限的感恩。

当然，我也一直好奇戴笠博士的实际年龄，因为我一直没有忘记肯尼同学那个奇怪的咒诅。

2004年，我考虑申读博士学位，我想到了戴笠博士。他是我理所当然的博士学位推荐人。我打电话给他，他竟立即回了我的电话。他说他一直在想着我，他一口答应为我写推荐信。

我当然是悲喜交加，喜的是戴笠博士依然健在，对我也仍然记忆犹新；悲的也是戴笠博士依然健在，我的肯尼同学大概在海斯堡州大仍然毕业无望。

应该欣慰的是，美国自由、开放、“随便”和几乎“免费”的高等教育，应该不会对任何人大门紧闭，应该不会让任何希望学习和受教育的人走投无路。

肯尼同学也一定会柳暗花明，前程远大。

礼拜六早上，秋玲忙着准备早餐。她端上了一盘刚出炉的面饼（pancake），看上去一片糊黑，十分难看。

“怎么，烤焦啦？”我问。

“就是这样的呀，是蓝莓酱呀，蓝莓太多了，我就自己做酱，再做饼……”秋玲若无其事地解释道。蓝莓本来就是紫黑色的，做成饼自然就是紫黑色的，不好看？面饼又不是看的，是吃的，好吃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呀。

“乡下小姑娘，好用呒看相（不好看）”岳母在一旁笑着插嘴评论道。这是上海浦东本地人的一句俗话，大概是针对“好看呒用场”的“上海姑娘”说的吧。

我尝了一口蓝莓酱面饼，真是好吃，滑爽细腻，入味可口。不知为什么，蓝莓面饼让我想到了秋玲。

秋玲和蓝莓面饼？

不到两分钟，秋玲嘻嘻哈哈又端上了她新出锅的一盘蓝莓酱面饼。她接着妈妈的话茬儿对我说：“我大概就像蓝莓酱面饼一样，好吃呒看相，是伐？……”她自鸣得意地瞟了我一眼，还没有说完，自己已乐不可支，笑成了一团。

我听闻之后，不禁与岳母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原来秋玲也“知道”自己“好吃呒看相”啊？真是与我“不谋而合”！

细细想来，秋玲的笑容纵有沉鱼落雁之美，她的为人却正如“蓝莓面饼”一般，平实无华，质朴如泥。在我们同行一生的高原低谷，这种朴实散发出令人迷恋“好吃”的芬芳，萦绕隽永，愈久弥馨。

1986年8月，在结婚八个月之后，我终于拿到了我们的“新房”钥匙。与当时上海大多数新婚夫妇相比，我们算是极为幸运的。八十年代的上海，新婚夫妇通常无法得到属于“两人世界”的新房。单位中“争房”、“闹房”情况司空见惯，单位的房子永远是“粥少僧多”。

这间市府机管局的“特批房”，座落在长乐路上，上海静安区的黄金地段，在我办公上班的锦江饭店和静安宾馆之间，闹中取静，距淮海路、东湖宾馆、五原路菜场和“华亭服装一条街”都仅咫尺之遥。我们的隔壁，是大名鼎鼎的京剧老生周信芳先生的别墅。

显然，这是当时上海人的“梦幻新房”。只是，这间“含金量很高”的房间只有18平方米。

为此，我绞尽脑汁，琢磨出一套适合18平方米空间的多功能家具——集客厅、餐厅、卧室、厨房、书房、缝纫工作室于一体的多重组合柜。

为了制作这套在当时“古怪新潮”的组合式家具，我托“关系”从东北运来了优质木料，高价从外地请来两位木匠高手，从朋友那里在闸北区旱桥下的“棚户区”（简陋屋）借了一间临时房屋作工场和他们的住所。木匠师傅到了之后，看过木材和图纸，与我商讨了一些技术细节，谈妥之后就准备开工。

只是有一个条件：他们一日三餐要由我来负责，而且必须热菜热汤，“酒水伺候”。不能付钱了事，也不能干粮打发，而须“事必亲躬”。

这让我有点懵了。我和秋玲每天8点到6点要上班，工场间离我们的住处和单位至少一个小时的车程，每天三餐，热菜热汤，怎么可能？再说，这两位还是“乡下师父”。

况且，旱桥下那个棚户区，整个就是一肮脏的贫民窟，在上海人看来，住的几乎都不是人，也就是说，不是“外地人”，就是“不务正业”的人。旱桥不远的另一边，我还记忆犹新，是我在小学时参观过的“旧上海”的“滚地笼”，那是被用来控诉“罪大恶极”旧社会的“活证据”。我自己去都感觉尴尬，老大的不情愿，我能让我才结婚几个月的“新娘子”“混迹”于这个既肮脏又不安全的“贫民窟”吗？

回来将情况和我的顾虑告诉了秋玲，看她有什么想法。秋玲听了，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就说：“我去好了，格有啥要紧啦。”

看着秋玲满不在乎的神情，我心里忽地油然回荡起古曲悲歌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我的“新娘子”可不就是一个“花木兰”吗！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秋玲风雨无阻地奔波于她的工作单位、我们广中路的家和家具工场间，在上海静雅幽深的市委所在地高安路、梧桐茂密的衡山宾馆和上海最坦裸荒芜、烈日曝晒的闸北旱桥的棚户区之间来回穿梭，骑着她那辆当年很时髦的紫红色凤凰牌女式自行车，像女兵一样潇洒地冲锋，又像凤凰一般在翩翩飞舞……

每天早中晚，秋玲为木匠师傅带去了热菜热汤、加饭酒以及她的笑容，缓解了他们离家所生的思乡情怀，他们更加卖力，更加认真……

当她推着自行车，走过两边挤兑着临时棚屋的狭窄巷道时，好些怪异的目光在看“西洋镜”：这么漂亮的上海姑娘，怎么敢一个人跑到我们这种“不三不四”的地方来呢？

秋玲每天的出现，慢慢地成了这个肮脏、拥挤、破落棚户区的“一景”，偷偷观景的“邻居”们终于认定，秋玲的眼睛似乎并没有像一般上海姑娘那样“长在额骨头上”，他们开始与秋玲“搭讪”起来……

一个多月后，“梦幻”家具完工时，他们竟都有些依依不舍起来，似乎他们从来没有遇见过如此“乡下”的上海姑娘。

终于，我们搬进了这间地处黄金路段、配置梦幻家具的“新房”。一年后，女儿出生了。再过一年，1988年，我自学高考毕业；秋玲也考上了大学。甚至女儿也成了“贵族”，进了上海市委所属的“宋庆龄基金会”幼儿园。那是1989年。

我们做着人生的美梦，编织着理想的宏图，营造着爱情的大厦 …… 但是，骤然间，地动山摇，我们生命的根基忽然开始崩裂……

那年1989年六月四日的晚上，我上床时已是深夜一点左右。秋玲和快两岁的韵庐早早睡下了。

稍早一点，我和五、六个朋友们在我家，在这间狭小紧凑的房间里，在“梦幻”家具隔开着的秋玲和女儿“卧房”的“隔壁”，紧张地谈论着“国家大事”。一个多月来，全国的政治气候风起云涌，牵动着亿万人的心，也几乎使我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和生命航程处在被彻底颠覆的边缘。

夜深了，在激烈的讨论后，众人终于不得不茫然不舍地散去了。

街上已无人无声，那样的宁静，宁静得令人窒息，似乎不祥之兆已然弥漫在空中。屋里难熬的闷热，使本来就烦躁焦虑的心愈加怦跳不已，时间似乎已到了爆点之前的那一刻。

凌晨四点，我就醒了过来，再也睡不着了。我起了床，在朦胧的晨曦中，我望了一眼沉睡中的秋玲和懵懂小不点的女儿韵庐。昨晚我睡下时，秋玲就是那个样子，她一动都没动过。

我忐忑不安地打开了收音机，短波。

果不其然，电台中传出了令我震惊的可怕的枪声——冲锋枪的点射和机枪的扫射！……那是我在部队时听惯的枪声。但现在，那是在首都北京！在这个没有外敌入侵的和平的夏日，在天安门广场！

完全出乎意料，却又尽在预期之中。那么多年思想的煎熬，跌宕起伏，个人、家庭、民族、国家，始终像在绞肉机中翻滚一样……而那一刻，我已经无法否认，我无法与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们继续玩“掩耳盗铃”的游戏了！我的一切，我在红旗下长大所拥有的一切，理想、信仰、前途、家庭，甚至这个黄金地段，以及这一套“精心设计”的“梦幻家具”，被彻底颠覆了，而且几乎是毫无意义地被彻底埋葬了！

我开始哭了，我真的哭了，为国家，为民族，为我的家，为我可爱的妻子和孩子，为自己，哭了。我知道，一切都完了。

秋玲醒来了，看我在哭，就问：“开枪啦？”

我茫然地看着她，无语。

秋玲起身，忙着安慰我。她一定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在她面前失声痛哭，而且像孩子一样扑倒在她的怀里……

“我要退党！我要退党！”我半自言自语、半对秋玲说。

“那我就到老监（监狱）里来看侬，送饭巴侬（给你）吃”。秋玲看着我，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

我心里暗暗吃了一惊！我还根本没有想到那一步，她却已经走在我的面前了！她的直觉已经告诉她，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念头”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那我就到老监（监狱）里来看侬，送饭巴侬吃……

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美丽动人的爱的宣告！

当我的灵魂处于黑暗之中，如经历死亡一般，当我要与一生的“荣华富贵”断然决绝之际，秋玲以自己的生命紧紧地拥抱着我，愿意和我生死与共，就象蓝莓做成酱溶于面饼……没有计算，毫不犹豫，淡定中，没有一丝惧怕。

自此，从我“理想”的破灭，到去美国自我放逐的岁月里，秋玲始终伴随着“穷困潦倒”的我，一直在我自设的精神“牢狱中”给我“送饭”，向我输送着她质朴如泥的爱的力量。

1991年5月，秋玲在与我分别整整四个月之后，带着女儿韵庐来到纽约，与我重新相聚。在纽瓦克的拉瓜地亚机场，我又一次见到了秋玲那梦幻般的笑容，那洋溢着生命活力的笑容，那充满温柔和甜美的笑容。那一刻，我真正感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家”。

因自费留学而背负着一万美金的巨额债务，我打算在暑假期间到纽约这个“打工天堂”一展身手，赚足一年的学费。可没想到，车水马龙、五光十色的纽约，打工族早已人满为患。开始两个礼拜，我使尽浑身解数也没找到一份工作。

看着我每天“游手好闲”、“走投无路”的样子，秋玲说：“我去找找看，大概女的比较好找吧。”

她很快就从中文报纸广告中找到了一家制衣厂。

这家制衣厂设在时代广场边上的一幢老旧的大楼里，离“红灯区”不远，门口总有一些个头高大、肩膀上下不停抖动的黑人弟兄；进入五层楼的工场间要乘坐电梯，那部跌跌撞撞、颤颤巍巍的老式铁栅拉门式电梯，与我在上海外滩政府机关大楼中看到的上了年纪却还在“上窜下跳”的“帝国主义”电梯完全一样。制衣厂的老板是一个能干的福建女子，“偷渡客”，工友大多都是她的“老乡”。

就这样，刚到美国、还正兴高采烈一头梦想中的秋玲，又一次一头扎进了“棚户区”。不过这次是在美国纽约高楼林立中的高层棚户区，还要带着刚满四岁的女儿。

从这里开始，我和秋玲一起在异国他乡为全家的温饱和生存而战。我们成了真正的“战友”，同甘共苦，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是“前线”。我们开始体会到“无产者无畏”的真正含义，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主人翁精神”，什么是“无产阶级”“当家作主”——我们自己可以决定找什么样的工作，在哪里工作，做多少工作，甚至要不要工作。原来，“无产阶级”是这样炼成的。

秋玲在制衣厂成了“一花独秀”，因为她是厂里唯一一个以“合法身份”进入美国的人，而这本身就使车间里的那些“偷渡妹”对秋玲羡慕至极。她们每个人都是花了三万美金才把自己“卖了”，然后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横渡太平洋，吃尽千辛万苦才在美国“黑”下来，而秋玲竟然“就这样”飞过来了？还带着女儿？全家团圆？来自福建的“偷渡妹”们想着自己的境遇，告诉秋玲，她们至少需要“黑”十年，还不知道最终能不能“出头”呢。她们心里的酸楚苦衷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制衣厂实行“万恶”的计件制，秋玲白忙乎了一个星期才车出第一件合格的衣裳来。而秋玲对此却是“马大哈”态度，仍是嘻嘻哈哈。衣服不合格时，她就做“义工”，为小姐妹们泡茶做点心，也忙得不亦乐乎。四岁的女儿韵庐也像妈妈一样，在车间里东窜西跳地逗着那些单身姐姐们玩，似乎她们来这里就是为这个非法移民点、这个充满中国人苦难和辛酸梦想的地方，增添几分家庭温暖的亮色和乐趣。

终于，暑假快结束了，我们要离开了。

老板一听急了，她喜欢秋玲，不想让她走，就对秋玲说，赚钱要紧啊！你可以在这里赚钱养老公，交学费啊。

秋玲一听，哎，很有道理噢。我现在可以开始赚钱了，那我和女儿就留在纽约吧，这里象上海一樣，我赚钱养你，你回堪萨斯“乡下”读书，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当然，我们没有“两全其美”。我们一起回到了学校，回到了“乡下”，一起做“乡下人”。

在美国堪萨斯州一望无际金黄色的麦穗海洋中，你偶尔会见到几个小小的“礁石”，就象南海中的珊瑚礁。而那几个“珊瑚礁”就是美国中西部堪萨斯的几个小镇。那几个小镇，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根本就没“几个人”，也没什么工作可做。你很难想像一个从上海这个千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来的中国人能够在这个“荒漠”中生存下去，更不用说是不允许在美国合法工作的外国留学生的家眷，一个带着小孩、不会讲英语的中国姑娘。漂亮也没用，好看呒用场啊！

然而，这对秋玲来说，都不成问题。除非你不让她看到蓝莓和面粉，否则她一定会将它们捏成一团，做成香甜可口的面饼。

在我求学的四年间，秋玲先后在当地两家全美汽车连锁旅馆Days Inn 和 Motel 6 打工。美国的“领导”不知怎么搞的，一糊涂，竟然允许秋玲可以带着孩子一起上班。就这样，秋玲名正言顺地“非法”打工，看得其他中国同学心里都痒痒的，甚至有些嫉妒：龚秋玲，你一个陪读，怎么赚钱本事通天，连美国人你都敢灌他们蒙汗药？

秋玲打工一直到老二馨遐出生之前的两个礼拜才终于叫停。她打扫房间需要搬床，怀孕后挺着个大肚子很不容易，她又“舍不得”放弃工作。她打工的Motel 6 离我打工的Holiday Inn 不远，我就常常在午餐时间“逃出来”帮助她。

她常对我说：“你看，我一上班，至少出动三个人（除她自己以外，手里牵一个，肚里怀一个），你再来帮我，就有四个人了。你看我厉害吧？我们是‘大部队’行动！”

秋玲是这个“大部队”的“常胜将军”。她常常“吩咐”我说：“你管脑子，我管肚子。”而她自己却更愿意是“蓝莓面饼”。她不在乎她有呒看相，她更在乎的是她的“大部队”是否都吃饱。

恋爱是彼此走向对方，婚姻是共同走向远方；恋爱是以彼此为起点，婚姻应该是以彼此为终点——两人合而为一、“消失”在对方之中。蓝莓只有“消失”在面饼之中，才能成为蓝莓面饼。爱情惟有与恩情揉和在一起，才能永永久久。

我又尝了一口蓝莓酱面饼，滑爽细腻，入味可口……

今天想来还真有点不可思议，在我们认识的半年多来，秋玲那足以令人倾倒的美丽和热情洋溢的笑容，并不是使我心动的真正原因。当我坐在人民公园那块突兀的石头上，听着秋玲认真述说她那“难堪”的故事时，我无法不感到与秋玲那种前所未有的心灵相通，我无法阻挡自己心潮的汹涌澎湃。秋玲在患难和痛苦中所持有的执着和沉静，温柔与怜悯，她那逼人的纯真和坚毅的宽容深深地震撼了我。它们犹如大海中的惊涛骇浪，猛烈地撞击着我情感心灵的堤岸，直漫过我整个精神和道德世界的广袤原野。我从未见过如此柔弱却如此坚强、充满活力、沉着大度、心明如镜的女性，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女性最美丽隽永的母爱之光。

我好像一个乞丐忽然遇上了百万富翁，碰触到了一颗比金子更贵重、比水晶更纯洁的心——那无价之宝！

我又像是一个落魄荒野的骑士，在森林中漫游着……

忽然发现了一位处于危险之中的无助少女。她是如此天真和美丽，以至任何骑士都会愿意仅仅为她的真诚挺身而出，甘冒牺牲自己的危险。当骑士感到责无旁贷地伸出了援手时，却反被美丽纯洁的少女牵着手，一起走进了做梦都没想到过的爱的天堂。

这就是我们的爱情故事。秋玲的怜悯之心，激起了我对秋玲的敬慕和爱怜，而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怜悯相爱，我们获得了更大的怜悯。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怜恤。”

多年之后，每当我听到耶稣这一来自天堂却往往令人困惑的祝福时，就会想起我们第一次约会时秋玲所表现出来的怜悯之心，想起我们彼此之间的怜悯之爱，我才稍许明白其中的真理。何等宝贵的祝福！施怜悯的人会领受上帝更大的怜悯，而只有上帝的怜悯才能使人间的爱真正历久弥新。

只是当时我们并不完全明白。

如果说我第一次上秋玲家，像是“诺曼底登陆”中一个少不经事的新兵，分不清东南西北，只是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的话，相比之下，秋玲第一次到我家就好像是回自己的娘家一样，我弟弟妹妹就好象是她的弟弟妹妹一般，她只是与他们久别重逢而已。

在秋玲第一次到我家来之前，我告诉秋玲，我的父母都已过世，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出乎我的意料，当她听到我这样告诉她的时候，她的眼中立刻涌出了泪水。对此，大概连她自己都没有料到，她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起来，她泪眼汪汪，以无限的怜悯和同情的眼光呆呆地望着我，沉思许久，才哽咽着对我说：

“我心里很难过，真的很难过，我就真的见不到我的公公和婆婆？……我真的很想见到他们，我本来想好的，我一定要好好地孝敬我的公公婆婆…… 那我就真的不能孝敬我的公婆了？……”她止不住地流泪，“那我一定要好好地待你，好好待你的弟弟妹妹！”

于是，就象她在第一次约会时一定要对我讲讲清楚她有一个男朋友那样执着，在我们谈恋爱还没几天的功夫，在我们还没有谈及任何关于结婚之类的事情之前，她就开始自说自话、认认真真地承担起“长嫂为母”的责任来了，对我的弟弟和妹妹开始倾注她全部的热情和爱。

我妹妹是文革后第一届高考的优秀生，毕业于工科名校华东化工学院，在上海市轻工设计院任化学工程师。她虽学工科，却天生喜爱文学。弟弟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华东政法学院教哲学，后又在交大获硕士学位。弟弟妹妹都是当时上海少见的响当当的高材生。虽然我曾在与秋玲第一次约会之后，在第一时间就向我妹妹和弟弟宣布了为他们找到大嫂的“大好消息”，但我心里十分清楚，向来交友谨慎的弟弟和妹妹，并不一定会和我取同样的角度来看“朴素”的秋玲，尤其是，秋玲将要成为我们兄妹三人本来亲密无间的家中的一份子，这对十分内向的弟弟妹妹来说，绝非易事。事实上，这也是我唯一的担忧，我爱我的弟弟妹妹，我肩负着“长兄为父”的责任，家庭和睦是我不二的神圣职责。

然而，秋玲第一次到我家来，就将我弟弟妹妹的“书生意气”一扫而光，将他们俩人彻底“收买”，完全“搞定”，也将我的顾虑抛到九霄云外。秋玲对妹妹弟弟像母亲那样倾心关爱，像对自己的弟弟妹妹那样亲切自然，又像久违的朋友那样随和坦荡。她买了丝巾什么的作为礼物送给妹妹，书笔什么的送给弟弟，虽然都是些小东西，但弟弟妹妹竟然也象我第一次认识秋玲时那样兴奋不已。一转眼他们就好像统一口径似的，一口一个“秋玲姐姐”、一口一个“秋玲姐姐”，叫得如此之欢，使我心里不得不感叹稀奇：秋玲，真乃奇女子一个！

等秋玲一离开，妹妹弟弟都欣喜若狂地告诉我，“秋玲姐姐”真是他们理想中的“大嫂”，不，他们喜欢的这位“秋玲姐姐”，完全超出了他们想像中的最高标准。他们竟然谢谢我这个哥哥，“为他们”找到了这样一位温柔体贴又随和大方的“大嫂”和“姐姐”。

甚至在好长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仍然会和我一样惊讶不已：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在上海这个以“精明”著称的城市，怎么还会有“秋玲姐姐”这种人“存在”？从不考虑自己、只为别人着想？哥哥的“额骨头”怎么会这么“高”？

 “幼年的妻是耶和华所赐。”上帝所赐的礼物，并不是我能找得到的，而是早就为我预备的，不是以我所认定的方式，而是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当然，这个“奥秘”也是在多年之后才真正明白的。

在我们结婚时，因为单位分的房子还没有着落，新房只能暂时安置在我家。这样，秋玲婚后就和我一起与弟弟妹妹共同生活了八个月的时间。在我们结婚那一天，秋玲将自己家里带来的嫁妆一分为二，将一半藏起来放好，对我妹妹说：“这是你的嫁妆，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当时，我妹妹还没有对象，对秋玲这样做完全是莫名其妙。

秋玲结婚后还提出，要将自己每个月的工资全部拿出来，供大家一起用。秋玲比我妹妹只大十个月，对妹妹敬爱有加。有一段时间，她们俩人每天一起坐公车上班。她们像亲姐妹那样无话不说，常常笑声不断。有时我问她们在笑什么，她们会异口同声地对我说：“不告诉你。”妹妹本来一向是个很文静的人，就是因为秋玲来了，才和秋玲一起“疯”了起来。

秋玲对弟弟则像大姐姐那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呵护，时时刻刻想着弟弟的需用，使弟弟常常感到受宠若惊。弟弟尤其对秋玲姐姐爽朗奔放的性格以及她快刀斩乱麻般利索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秋玲姐姐这才是真正的“才华横溢”，而他自己是“无才无德”。与秋玲姐姐的生活智慧相比，自己在学校里学的那些个“迂腐”的哲学和主义实在是相形见绌。

秋玲在家中即是姐姐、又是母亲，既是大嫂、又是朋友。慢慢地，“秋玲姐姐”的“权威”甚至超过了在家中一向“地位崇高”且“永远正确”的哥哥。毫无疑问，“秋玲姐姐”成了我们全家都最敬重、最喜爱、也最“依赖”的人。

秋玲则常常对我说：“妹妹和弟弟都叫我秋玲姐姐咧，我就很开心。他们都是大学生哎，有这么高的学位，而我什么都不是，他们还这么尊重我，我就真的很开心。”

那段时间，虽然因为居住空间有限，我们的婚姻造成弟弟妹妹生活上的一些不便，但妹妹和弟弟也因此在生活中真正见识了他们这位非凡的“秋玲姐姐”。毋庸置疑，秋玲和我弟弟妹妹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使我们姐弟兄妹之间本来就牢不可破的情谊因此更为深厚，三十年前秋玲与我们兄妹三人一起生活的这段普通但却美好的时间成了我们四人共同的黄金回忆。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秋玲后来真的成了我们全家认识上帝、成为上帝儿女的“引路人”。

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是家；哪里有秋玲，哪里就温馨。我给我们神迹般出生的老二取名就叫“馨遐”。我希望让秋玲的温馨、妈妈的慈情，通过女儿，传及遐迩。

当秋玲的爸爸妈妈了解到我家庭的境况，更是将我们兄妹三人都当作了自己的孩子。从我第二次再去秋玲家开始，我似乎摇身一变，成了秋玲父母的“座上宾”。每次爸爸妈妈不仅冷盆热炒八菜一汤必不可少，甚至每次还要为我预备他们自己从不沾口的红酒和黄酒。

当然，爸爸每次下厨，都还总是忍不住向他的“老太婆助手”发难，弄得丈母娘总是无可奈何地自言自语：“这只老头子，这只老头子，一点道理都勿讲的……”

为了“掩护”可怜的丈母娘，我开始主动与爸爸“聊天”，常常将话题引到“遥远”的过去，大谈与爸爸“辉煌”的军戎生涯有关的朝鲜战争、台海战争…… 爸爸开始眼笑眯成一条线，嘴高兴得合不拢，于是就把“老太婆”和“懒姑娘”秋玲所犯的“错误”全都忘了。当我提及十大元帅、大将、南京军区、福州军区上将司令员和政委名单时，爸爸更是像玩纸牌的孩子那样，捏着自己手里的牌，如数家珍，忘乎所以…… 于是乎，家中天下太平。

秋玲惊喜地问我：“侬拨阿拉（给我）爸爸吃啥厄（什么）药啦？我爸爸怎么会这么喜欢你啊？哈，伊欢喜侬，就不骂我了，我彻底‘解放’啰！”她脸上发出明媚灿烂的光芒。

从此，一直处于“灰姑娘”地位的秋玲终于在家里成为真正的“公主”，连爸爸和妈妈都开始听秋玲的了。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怜恤。”

在我们结婚之后，秋玲全家更多地介入我弟弟和妹妹的生活。秋玲和妈妈为我妹妹准备了嫁妆，秋玲的父母出席了妹妹的婚礼。妈妈还成了我弟弟的媒婆，介绍了贤慧能干的弟媳妇，并和秋玲一起操办了弟弟的婚礼，完成了弟弟的婚姻大事。弟媳妇将秋玲的妈妈当成自己的妈妈，更与秋玲成了亲姐妹。

有其母必有其女。凡是与秋玲和她妈妈接触的人，都会被她们母女俩的热情、活力、真诚和爽直所感染。

1985年，在热恋中的我曾在日记中这样描述我眼中的秋玲：

“ ……那可是一位真正出类拔萃、凤毛麟角的女性。她难道不具备女性所拥有的所有美德？那些女性最为人称道的品格？善良温柔而富于同情心，对他人怀着极大的热忱，对生命似乎有一种使命感，机智而宽容，细腻又爽直，对于未来永远充满着盼望，愿意无私地奉献自己的爱，聪颖、勤奋、能干，心有灵犀，敏感而不露声色，机智而不失淳朴，甘于吃苦又易于洒脱，既在遐想中畅游，又在现实中奔走，理想中神思飞扬，现实中脚踏实地，永远是那样乐观、胸怀坦荡。当一切都不利的时候，还会扬起小小的“精神胜利法”的旌旗，总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关于她弟弟，关于她哥哥，关于她父母、关于她同事、亲戚、朋友…..我认识的，我不认识的，我熟悉的，我不熟悉的，与我搭界的，与我不搭界的…… 这些她都不管，都不在乎，她就是要让你知道，她就是要把心里的话全都给你掏出来之后，她才会心满意足……”

结婚十年之后，在美国，我们都成了基督徒。当我们开始读圣经时，我们才知道，原来，爱情是上帝精美的设计，婚姻是上帝为爱情和家庭所设立的契约保障：“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上帝为每个人的幸福所定的旨意，离开婚姻和家庭，人就没有真正幸福的保障。

原来，模范妻子和母亲——“才德的女子”早就在上帝的赞语之中：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

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她的儿女站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

‘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

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箴言》

这不就是秋玲么？我第一次读到时就在心里震惊不已，这几千年前的神圣文字，一字一句，都在极其精确地描述着我的妻子，我的秋玲。

我只能雀跃欢呼感谢主，心里充满着无限的感恩。爱情成为恩情，才能永久。

回头去看，三十年来，我和秋玲，在上海锦江饭店认识，在东风饭店结婚，在长乐新村成家，直到离开中国，在上海虹桥机场泪别，又在美国纽约重逢，在堪萨斯大学求学，在加州发展，在温哥华定居……

三十年来，我们曾经经济境况极为窘迫，我们曾经汗流满面方能糊口，我们曾经前途茫然不知所向，我们曾经一无所有毫无依靠……

然而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已经超过我们之前彼此不相识的日子，但是，我们每一天却还是像第一天相遇时那样新鲜和惊喜，我们每一天还是像第一眼相见时那样钟情相爱，我们似乎每一天都生活在比第一天相遇时所拥有的青春梦想更美好的世界中……

因为，我们两个人，每一天都在一起领受那充满怜悯的神圣的爱，我们每一天都在一起体验着那能够遮掩一切罪的爱的恩典和能力，我们每一天都在一起经历着有爱同在的平安、喜乐与自由，我们每一天都在一起享受着“二人成为一体”在身心灵各方面的惊喜和满足，事实上，我们感到，我们在一起时，就像天堂。

那是因为，怜悯之爱唯有从神而来，而与神同在，就是天堂！

像蓝天白云那样轻闲、飘逸、自然、随意，从第一天开始，与秋玲在一起的时光，就是我享受生命“零距离”的时刻，她的真诚和热情迎面扑来，使我心灵深处的孤傲、矜持和冷漠，全都像冰雪在阳光的直接照射下那样，顷刻就融化了。

秋玲愉悦单纯的性情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当年我办公室的同事们才会如此不遗余力地“集体游说”，为我做媒。无独有偶，在我结婚二十年之后，在我和秋玲一起服事的教会诗班，也有那么一群年长的姐妹，因为爱怜秋玲的单纯，而“干涉”起我和秋玲的“内政”来，常常“群起而攻之”地无端对我发出严正“警告”：秋玲那么可爱，如果我不善待秋玲，她们可不会答应！

然而，就象所有那些真正的童话故事那样，秋玲单纯的天性，并非是出于她人生的单调平稳，一帆风顺，恰恰相反，她不长的人生经历已经充满了诸多不定的变数和曲折苦难。

在中学时，秋玲的学校有一位高年级同学，他有一次，在一列火车疾驰而来时，将一头正在铁轨上“散步”的牛及时推出了铁轨，避免了一场火车出轨事故，于是他在上海名噪一时，成了“英雄人物”（我还记得，我在上海的一次上海市红卫兵大会上也曾见过这位少年英雄在台上介绍自己的“英雄事迹”）。这位“英雄”之后在学校向低他两年级的秋玲“求爱”，而崇尚“英雄”的秋玲则受宠若惊。于是他们谈起了所谓的“朋友”（早恋）。然而在“英雄”即将毕业之际，他告诉秋玲，他为了她而决定“留城”上海，不去“上山下乡”了。秋玲闻之，失望至极，以至断绝了与他的往来。

“为什么？”我问秋玲。

秋玲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首先，他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不求进步的表现；其次，他不去上山下乡，是害怕吃苦、贪图安逸的表现，是当“逃兵”；第三，他说他留在上海是为了“陪”我，那是借口，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一句话，他不当英雄当“狗熊”，当“逃兵”。秋玲告诉我，她不喜欢这种男人。

看着一脸凝重、像煞有介事的秋玲，我沉思良久：原来，温柔随和的秋玲，不仅情深，而且义重，十六七岁，就能“大义灭亲（情）”，真可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乃女中豪杰也！

“但是他说的也没错啊，上山下乡，他不就离开了上海，成为农村户口，不就是将你‘抛弃’了吗？”我继续问。

“哎，对噢？我怎么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呢？我认为男人就是要有男子汉气概，不能说话不算数，不能退缩，当逃兵……”秋玲想想似乎有些泄气，她不知所措起来。

然而，秋玲的恋爱故事却并没有因此而“简单化”，单纯美丽的她始终不乏“前赴后继”的“追随者”。

在与那位大名鼎鼎的“英雄”断交之后，秋玲又被一位颇具裁缝天赋、“讲究实惠”的邻居同学“追”上了。这位同学聪明能干，裁缝手艺高超，也很会赚钱。但他却不太求“上进”，还十分专制，对秋玲去夜校进修和参加很多业余活动很不满，生怕秋玲一旦追求“上进”，就会跟别人“跑”了。渐渐地，他开始强行“管制”秋玲每日的行踪，要求秋玲只能“两点一线”地围绕着他的生活过日子。秋玲最后实在忍受不了，要与他分手，他却以死相挟。

自然，这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局，对秋玲来说，这是又一场“噩梦”。

“噩梦”醒来之后，等待着她的是一场更大的“灾难”。秋玲被厂里一位不但“进步”、而且“才华横溢”的团支书兼车间主任“追上了”（参看前文“盘石相会”）。只不过这一次，“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他竟然想要同时“霸占”两个“女朋友”，一直弄到快要结婚了，两个女孩子纯真痴恋的爱情都被这个男人的贪婪和欺骗玩弄了。

就这样，在我认识秋玲之前，她至少已经历了将近十年的“恋爱三部曲”：第一部曲是“英雄”变成了“逃兵”，第二部是“才子”变成了“专制”，第三部更糟，“情种”变成了“骗子”…… 秋玲的恋爱经历，就是一部典型的“痛苦失望进行曲”。

如果秋玲因此“吸取教训”，从此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开始对那些“心怀鬼胎”的男人们“提高警惕”；或者，她“大彻大悟”，“看破红尘”，从此对爱情“画上句号”的话，那么今天我所认识的“秋玲”大概也就不会存在了。

这是我认识的秋玲：即使到了“跳黄浦江”的地步，秋玲对人生还是存着“不切实际”的希望，希望她下一次的际遇不会这么“惨”；即使人的一切行为都是那么令人失望，她仍然“糊里糊涂”地相信，相信生命原本应该是美好的；即使被欺骗，她仍然是那么“傻乎乎”地去爱……

有一个晚上，我和秋玲在街上漫步，闲聊着……

走到一个角落，秋玲忽然停了下来，面转向我，像煞有介事（十分严肃）地问我一个问题：

“我问你，你说，世界上，什么最好？什么最坏？”

这让我心里有些吃惊，秋玲一向马马虎虎，喜笑颜开，怎么会忽然认真起来？还问出这种高深莫测的哲学问题来了呢？

“什么最好？什么最坏？”我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还是觉得有点迷糊，这个问题也太大了，一点范围都没有。秋玲一直都是很实实在在的，怎么忽然会问起这样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来呢？“你是指什么方面？是指人呢，还是指物？”

“我问你，你就回答好了，世界上，到底什么最好，什么最坏？”秋玲似乎有些不耐烦起来，而且从她执着的脸上，我甚至可以感觉到，这可能会成为一个能否继续成为她“男朋友”的终极考题。

我开始有点紧张起来，为此也有些“痴呆”起来了：这是什么样的“哲学”问题啊？单纯可爱的秋玲怎么会忽然变得如此不近情理地“形而上”起来了呢？

“人！……你知道吗？是人！世界上最好的是人，最坏的也是人！”还没等犹犹豫豫的我给出任何回答，秋玲就直截了当说出了答案！她的心里是什么都藏不住的。

“最好的是人，最坏的也是人！”多么俭朴，又多么深刻！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是秋玲二十几岁时对人性的深切体验和观察，而这不正是《圣经》向我们启示的真理？“最好”是因为上帝的创造，“最坏”是因为人的犯罪！秋玲真是一位最单纯、也是最深刻的人生“哲学家”。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秋玲这么多年的“早恋”和接二连三的谈情说爱，大致都是在“偷偷摸摸”的情况下进行的“地下工作”。可以想像，她爸爸在家设立的“半军事化基地”多么牢固，这个”专制的北方王国“是绝不容许秋玲跨越“三八线”、“逃亡韩国”的。

亲戚朋友们因为并不知道秋玲已有“男朋友”了，都争先恐后地为她介绍，这么漂亮能干又贤慧的姑娘到了年龄，怎么能没有男朋友呢？

秋玲既不能说清楚，也说不清楚，而且即使自己想说，可能也不一定能说清楚，于是她只能对亲戚朋友们为她“介绍男朋友”一事，支支吾吾，不置可否。她为了躲避众人的“追捕”，甚至“梦想”在必要时能“遁地而去”——她有一次曾对我说：“我那时真想在地上挖一个洞，钻进去就好了……”

但是她还是不断地被热心的媒人们“绑架着”去约会了几次，一次是与一位有钱的“港商”，另一次是与一位父亲是部级干部的“高干子弟”。

“港商”见了秋玲之后，对媒人说他自己太矮，与秋玲不配。秋玲说，她总算松了一口气，逃过一“劫”。

而那位“高干子弟”却是“火眼金睛”，一眼就看上了秋玲，尽管那天秋玲故意穿着妈妈的老旧破衣服，想“伪装”成一个“丑女”，把自己弄得“土里土气”的，但一点没用。那位高干子弟个子挺高，相貌不错，“条件”也很好，人也真诚。秋玲却在约会中反反复复向他表明一个“意思”：她实在“没有办法”和他“谈朋友”。秋玲当然没有说明原因，弄得对方一头雾水：你既然无法和我谈朋友，那为什么还要答应约我来“谈”呢？

秋玲为此常常自责：“他人真的蛮好的，我觉得我对不起他，好像是在骗他一样。你说，我怎么会这么坏啊？”她这是在问我，“他怎么就会看上我了呢？我穿那么难看的衣服，他还要和我谈朋友……？”

今天看来，我和秋玲在一起似乎是“预定”的，但事实上，秋玲在认识我之前的十年里，只要有“一念之差”，我们就会完全擦肩而过，或者根本不会认识，终身无缘。秋玲对她未来的配偶只不过有一些最基本的“标准”：诚实勇敢，有责任心，上进好学。使秋玲真正与众不同、也最终让我们相遇的重要因素是：她“坚持”她的“原则”。她自己是那样的真情坦实，自然也希望她的配偶能以情相许，以诚相待……

令我惊讶一生的是，如此温柔随和的秋玲，对生命的原则却如此执着，并对此有着几乎永不止息的热情，她对人有着几乎不假思索的信任和无法遏制的关切，即使她在自己的青春年华已经为此付上了“三起三落”的沉重代价。甚至在我们婚前的那段“初恋”时期，秋玲也没有“改弦易辙”，还是常常“惹事生非”，使我们的初恋时光，平添几分“秋色”（那是，秋玲的“秋”），奇趣横生。

那时，秋玲在一家夜校学习英语“牛康”（NewConcept新概念英语）。我偶尔会在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去接她，等她下课。有一天，秋玲下课走出学校，看到我扶着自行车在等着她，喜出望外。我们就一起骑车离开学校。

没走多远，秋玲转头看了看我，忽然笑着做了个鬼脸，说：“‘人家’是开着“红旗牌”轿车来接我的，你怎么骑着个自行车来接女朋友呢？侬哪能尬推板啊啦（你怎么这么差劲呢）？”她看着我，开始咯咯咯笑个不停。

这个“人家”是我们两人工作关系中的一个共同朋友，是南京军区上海的宾馆——延安饭店的一个军人干部，他与秋玲关系特好，也常常帮助她安排从北京部里来的领导。他与秋玲一样，也是上海“本地人”。他是专为军区首长开车的。当时“红旗”牌轿车是国家领导人的专用车，个别大军区（如南京军区）的司令员（正级）也享受这一特殊待遇，而他也因此变得十分特殊。

我问秋玲：“是你叫他来接你的吗？”

秋玲瞥了我一眼：“我怎么会叫他来接我呢？是他自己要来接我的噢，我怎么知道他会开‘红旗’牌来接我呢？”

我看着秋玲，笑着告诉她：“他在追你呢。”

“侬瞎讲！侬骗我！……人家、人家根本没有这个意思的，人家……”秋玲马上提出抗议，脸也几乎有些涨红了。

我没说话，心里觉得好笑，看来，大大咧咧的秋玲也会紧张。

“哎，好像也是的噢？他要我帮他介绍女朋友，他不是已经有女朋友了吗，那个接线员不是蛮好的吗？为什么还要我介绍呢？…… ”后来，秋玲自己想了好半天，好像也悟出点什么来了。

这位“红旗”牌轿车驾驶员始终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在秋玲的撮合帮助下，最终与他所在的延安饭店的接线员小姐结婚。当他们生了孩子之后，秋玲还专程到他们家去看望过他们。

秋玲还很“贪玩”。一般来说，无论什么建议，只要是关于“玩”的，她一定会积极响应。在我和秋玲恋爱不久，秋玲为她的一位女同学介绍了一个男朋友，一位“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英语教师。但在第一次见面之后，他没有继续与他的“女朋友”谈下去，却转向了“介绍人”，常常邀请秋玲去参加他们学校的活动，“沙龙”聚会或游泳。而秋玲则因为可以到大学去看看玩玩，统统都一口答应下来，高兴得乐不可支。

旁观者清。我又一次向秋玲“告密”：“人家在追你呢。”

“侬瞎讲！人家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知道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呀。”秋玲立即向我撇得干干净净：怎么可能每个人都在追我呢？这有什么好追的呢？我真有那么好吗？

事实上，她真有那么好，“人家”就是喜欢她。“迟钝”的秋玲后来自己也有些感觉到了，就对我说：“那以后他再叫我，我就不去了。”

但秋玲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又为这位外国语学院的老师介绍了她自己在大学的同学，她最要好的漂亮女友。六年后，我们先后都到了美国，我们还专程到纽约机场去接比我们晚出国的他，他还到我们在布鲁克林的地下室一起住了好几天呢。

也许是情人眼中出西施，但是对我而言，有谁会不“喜欢”秋玲呢？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而这一点不正是使她更讨人喜欢吗？那些认识秋玲的“男朋友们”不过是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在表达他们的“爱慕之情”而已，而我只是他们当中最“荣幸”的一位。我“透露”给秋玲这一信息，她一直显出半信半疑的惊喜和转不过弯来的困惑。

甚至那位因自己“脚踏两只船”的欺骗而深深伤害过秋玲情感的“团支书”男朋友，在我们结婚之后还“惦念”着秋玲呢。

我们婚后，秋玲以前厂里的同事们约好一起来我们家“闹新房”。秋玲的一位小姐妹特地来问秋玲，“‘那位’也想要来，怎么办？他面皮真的老厚的，哪能还好意思来问呢？”小姐妹这样评论道。

“那位”就是秋玲的前男友。秋玲来问我时，我十分惊讶。我想起在与秋玲第一次约会时，听到她述说她如何被欺骗时，我的内心是何等的愤怒。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尚未对秋玲表达过任何悔改和歉意的人这个时候要来干什么。我也很惊讶秋玲还会来问我这个问题，照我的想象，她完全可以在第一时间就一口回绝。

我问秋玲，她觉得应该怎么办呢？秋玲说：“我也不知道…… 他这个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啊？他是想来破坏我和你的关系？还是要让我出丑难堪呢？”

看着不知所措的秋玲，我决定要请他来。我觉得，为了秋玲，为了她一生的幸福，我必须这么做。

那天，秋玲以新娘子的身份热情大方地欢迎她以前的同事们。他也来了。正如我从秋玲第一天约会的描述中得到的印象，这是一个精明得过于自信的人，他的眼中闪烁着不定的光芒。他进门时看秋玲的眼光，有一种居高临下的鄙夷，似乎秋玲仍然是他的“女朋友”，他仍然可以对秋玲颐指气使。

在大家彼此寒暄之时，他曾几次挑起话题，试图引起大家的注意，但秋玲的女同事们都有些不自在，大家似乎都等待着、或期望他不要说出什么让秋玲和我难堪的话来，毕竟她们是来“闹新房”的。

我看得出来，他心里一直在躁动不安。于是，我等秋玲忙里忙外告一个段落，就拉着她，一起特意坐到他的旁边去。

他看到秋玲和我在他对面坐下了，就乐了起来，似乎他可以就此“大展宏图”、尽情发挥了：

“哈哈，秋玲和我很熟悉的啦，侬晓得伐，我们以前一直在一起的，我们，呵呵呵呵……”

“你以前是她的男朋友，是吧？”我打断了他，我从他进门后满不在乎的笑容和嘲弄的口吻中看出，他不仅对秋玲毫无歉意，甚至好像秋玲还欠着他什么似的，他是来讨债的。

“秋玲在和我第一次约会时，第一时间就把你和她的事全告诉我了……”

我看得出，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他似乎大吃了一惊。

“你知道吗？我要感谢你，我能有机会遇到秋玲，全是因为你。我实在觉得奇怪，你怎么竟然会把秋玲这样一个纯洁、热情、美丽的女孩子，随随便便就扔掉了呢？你不将秋玲当一回事，但秋玲却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 对一个纯真的女孩子，你必须以百分之百的真情去对待、去珍惜，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每一个人在经历男女情爱时，都在强烈地体现着自己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他人性的高尚与卑下、纯洁与庸俗、美丽与丑陋。一个庸俗、狭隘和卑下的男人，永远配不上这样一颗纯洁高贵的心灵……”

我指着挂在我们房间墙上镜框中的四个大字，对他说：“‘秋洁风高’，这是我写的 …… 就是这个意思！”

之后的那个晚上，他在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晚上，等众人都离去后。秋玲含着热泪拥抱着我，对我说：“谢谢你……”

那是秋玲生命中沉重痛苦的一页！感谢上帝，我和她一起，将这一页，翻了过去。

“哎，你写的‘恋爱史’应该已经结束了呀，不是你自己说的，‘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吗？’你只要再写一句就够了：从此以后，‘他们就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live happily ever after）！文章就结束了，怎么样？”这是秋玲对我博文的评语。

……如果不是秋玲惊人的热情、随和及自然的分享天性，我怎么可能在网络上满世界“唠叨”我和她的“恋爱史”呢？

秋玲出生于1959年的福建莆田。1958年，台海两岸爆发了举世震惊的“金门炮击”事件，这是中国继1950年朝鲜战争之后又一次“走向世界”的重大军事危机。秋玲的爸爸是当年解放军的炮兵连长，驻扎福建炮战前线，负责向台湾的金门马祖开炮。妈妈因此成了 “随军家属”，秋玲就是在这炮火纷飞的“福建前线”呱呱坠地。为此秋玲常常“骄傲”地对我说，她是“军队的女儿”。

从父母到女儿，全家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怪不得她的家中常常“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即使我这个“毛脚女婿”上门的那一刻也不例外，也没有“和平”可言。

人生往往出人意料，秋玲以温柔和怜悯吸引了我，但我为这份爱，似乎要经受严峻的“战火”考验。婚姻就是如此：当你还不知道你的一生将会为爱情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时，你就必须作出一生的承诺：无论如何，你愿意！这不就是“信”——相信和信任？不就是出于“望”——对幸福和美丽的渴望？而唯有这一切，才最终会产生真正的“爱”？

那天晚上，在那个“毛脚女婿”第一次登门以彻底失败告终的晚上，我告别了依依不舍的秋玲，登上了69路公共汽车。

从西南区天山新村的秋玲家坐公共汽车到东北角广中新村我的家，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在颠簸摇晃的公共汽车上，无精打采的乘客大都东倒西歪，我也斜靠着车窗向外凝望。沉重的夜幕中，马路在昏黄和白炽两种新旧街灯的照射下，显得迟暮清冷，分外的扑朔迷离。

虽然我这个“毛脚女婿”被“硝烟”熏得几乎“落荒而逃”，但我心中的秋玲却怎么越来越像童话故事中美丽善良的“公主”呢？她不仅容易上当受骗，而且往往处境还都十分“危险”“可怜”。然而她却仍然天真得似乎什么都不知道，单纯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依然是那样惊人的诚恳，那样惊人的开心，那样令人震惊的温柔…… 哦，原来，童话不一定发生在森林里。

我成“白马王子”了吗？在与秋玲开始“约会”没几天，我就像是掉进了童话世界中一样，心灵驰骋游荡在一片令人惊讶的情感的高山低谷和丛林草原上，无论是作为“小矮人”还是“白马王子”，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我到目前为止还几乎“一无所知”的、兼有“白雪公主”和“灰姑娘”身份的秋玲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在那辆昏暗的公共汽车上，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全力以赴，将秋玲“救出苦海”，尽快与她结婚，然后我们就会“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

过了几个礼拜，春节到了。大年初一一大早，我带着秋玲上我外婆家拜年。每年初一，舅舅阿姨们都会到外婆家拜年，这样我就可以一次性“宣布”我的“重大决定”。

秋玲为此欣喜不已。这么快，我就要在我的家中公开我和她的关系，这让她感觉到，我是来真格的，而不是骗骗她的。她被骗惯了。

我所有的亲戚也都跌破了眼镜！甚至带我长大、对我从来百依百顺、赞不绝口的80岁的外婆，这次对我都有些不满了：“小风有女朋友啦？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这么突然，外婆一点准备都没有……”外婆带着责备的眼光看着我，口气中既高兴，又不高兴：小风做事不是一向都很稳重的吗？怎么如此重大的事情却如此冒冒失失？事先请示，是宁波人的规矩呢。

“女朋友”第一次上门应该是有“规矩”的，“擅自”直闯“龙殿”见“老祖宗”，这在宁波人的传统中几乎是一种“反叛”。一般来说，女朋友是不能“一次搞定”的，那是需要有一个经过长辈“层层筛选”、渐进而“严格”的“鉴别”、“审核”过程的，不可以随随便便的。

但是外婆和阿姨哪里知道，甚至秋玲也不知道，情况紧急，我不能等啊！况且，我本来就是要选择这样一个场合做一个公开的宣告，为我尽早结婚开道铺路！

外婆、阿姨和舅舅姨夫们惊讶之余，又开始像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地谈笑风生，但同时也都在以宁波人特有的锐利和精细的眼光，从头到脚、前后左右地审视、扫描着秋玲。对我特别关爱的阿姨，带着高度近视眼镜，好像要数一数秋玲究竟有几根头发似地凑近她，特别看看小风这个女朋友到底是长什么模样。我可以感觉到，即使是以“随随便便”著称的秋玲，对这些“宁波人的规矩”也开始感到不自在，感到窘促和尴尬起来。

秋玲后来告诉我，当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她、审视她的时候，她还确实有些紧张呢，她觉得自己“不漂亮”，娘舅和阿姨们会看不上她。看来，我们宁波人“大军压境”般“窒息”的传统规矩并不逊色于秋玲家弩张剑拔的“战火硝烟”，也许更甚。

姨爹的观察细致入微，独具慧眼，也最有代表性，在秋玲转身不在的片刻，他立即宣布了他独特的发现：“小风有福了。这个小娘（姑娘），你看看她的手就晓得了，这是一双劳动人民的手！一双做家务的手。”

我看到的是秋玲的心，温柔良善；而我的姨爹看到的却是秋玲的手，那双吃苦耐劳、“硬朗粗旷”的手。老茧加上长期冻疮导致的浮肿，使她的手看上去像是戴了一付“肉手套”，增大一圈——我知道，那是在上海冰冷的自来水中长期浸泡出来的结果。

秋玲常常难堪窘相地将她的手藏起来，不想让我看到她的手，因为她总是对我说，她的手“老难看的！不好看的呀！”

但事实上，她不仅无法“藏”掉，而且正是这双“难看”的手，成就了她一生“最耐看”的祝福。三十年来，正如我姨爹所说，这双“老（很）难看的手”，犹如点石成金的“魔棒”（magic wand），“点缀”出了一个将我包含在内的童话般美满的家庭——好像秋玲说的：“从此以后，他们就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

秋玲就是幸福！

秋玲曾经告诉过我，在她还只有十四五岁时，有一次，她骑着爸爸“高大的”28吋凤凰牌自行车一个人到浦东外婆家去（我的天哪！我当时心里的直觉是，在上海，怎么会让这么小的一个‘上海’小姑娘跑这么远？这在上海的宁波人看来，简直就是虐待儿童）。当时她个子矮小，还坐不到自行车的座位上去，只能靠两脚在自行车的三角杠中踩踏，站着骑自行车。她这样“歪歪斜斜”地骑着这辆自行车，还要横跨整个上海市区，从浦西天山新村的家到浦东金桥镇，经过车辆川流不息的浦西柏油马路、浦东郊区的柏油和沙石公路、泥路、田埂小径，还要渡过黄浦江，单程就是20公里的路程。

她回家时，外婆和舅舅还“随便”塞给她100多斤大米让她带回家，当时秋玲的体重才70斤，压不住挂在后车轮两边的大米，所以还要在车把上挂上两颗硕大的黄芽菜（大白菜），才能使自行车得以平衡，不致往后翻倒。我不敢想象，浦东的上海人对一个女孩子会那样的“残酷”。

以她这种“勉为其难”的骑车方式，即使没有这一百多斤的大米，也是上“贼船”（自行车）容易下（停）“贼船”难。上海一路上都有红绿灯，尤其是过黄浦江陆家嘴摆渡口接驳船岸的上下斜坡，她一定得停车、下车。不难想象，她一定会因为那一百多斤重的大米而控制不住自行车，她一个自重70斤的女孩子肯定没有足够的力气将载着100多斤米的自行车从摆渡船推上岸去的，她一定得有其他人的帮助和推扶，使她停下的自行车能够重新上路，她一个瘦弱的小姑娘，在上海的大马路上，那辆“驮着”一百多斤大米袋的自行车，那歪歪斜斜像扭秧歌式的杂技表演的骑车技术，一路上一定会吸引不少“粉丝”，引来讶异的目光……

我常常对秋玲开玩笑地说，她是一个正宗的“乡下人”——上海姑娘是绝对不会也绝对不敢这么做的。

这就好像今天在加拿大、尤其是在温哥华的华人父母，会让自己十四五岁刚刚学会驾驶的“独生”女儿，开着“勉强”发动起来的巨龙大货车（当然是没有驾照的），跨越整个美国，去得克萨斯州运一卡车汽油，再挂上一节拖车开回来一样。美国人也许会这样做，中国人，绝对不会。

这需要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视死如归”、爬也要爬回家的目标导向和决心，还需要有“求爷爷告奶奶”时对一路上的陌生人的信心……

这就是秋玲！

童话中美丽的公主，都温情善良，天真烂漫，常常会因此莫名其妙地落入可怜无助的境地，但却仍然会忍辱负重，从不怨天尤人，永远从心底迸发出阳光般灿烂的欢笑，仍然存有对人和生命最单纯的信念和热情……

与秋玲在一起的时间，是我有生以来最轻松自然、也是最温馨快乐的时光，就象是一个童话世界。初恋时这样，三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是这样。

因为在真爱中，时间并不存在。

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似乎都是在平淡无奇中度过，即使我们竭尽全力，最终往往还是碌碌无为。但每个人的一生中一定都会经历过一个或几个“亮点”时刻，那些个震撼我们心灵、影响我们一生的转折点。

我好像是在森林中游走的“小矮人”，忽然遇上了“白雪公主”——秋玲那真挚羞怯的凝视、雀跃般冲天的热情、还有那永远迷人的甜美微笑，让我一下子掉进了一个比我梦想更美丽的童话世界。

我立刻想要面见秋玲的父母。我想告诉他们，我爱上了他们的女儿！虽然我连秋玲都还没有告之。我要向他们“正式宣告”：我要“娶”他们的女儿！虽然秋玲还完全蒙在鼓里，秋玲也不知道我已经在人民公园约会之后向我弟弟妹妹所作的“疯狂”的宣告。

这意味着我要以“毛脚女婿”的身份去见丈人和丈母娘。而这在当时的上海，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们好像都如梦初醒。国门一开，大家都直直地看傻眼了。咋外国的东西都这么好使唤呢？外国人咋那么有钱呢？尤其是上海人，哪家没个“侨胞”、“台胞”和亲戚朋友什么的在“海外”呢？回国探亲的热潮一波接着一波，对国外商品的需求也就一浪高过一浪，外汇劵、进口货、走私产品、电器产品（俗称“四大件”），远比今天的股票、房地产紧俏，因为它们不仅意味着你的“财富”，更带有强烈的“特权”印记，象征着你的身份、所拥有的关系……

于是，每位待嫁的上海女孩子几乎都“摇身一变”，成了“高价姑娘”，除了“要命”的房子外，还索要“四大件” 作为嫁妆，无“大件”不嫁，使一切正在热恋中的穷光蛋小子们不是面临着成为光棍的远大前程、就是面临破产的巨大威胁。“毛脚女婿”上门，是第一个“严峻”的考验。常听说，如果不带“机枪、子弹、手榴弹”（金华火腿、香烟、老酒），你是很难过关的。

现在轮到我了，我该怎么办呢？该如何保持我与秋玲爱情的“崇高”和“纯洁”性，而不至于陷入这种庸俗的、唯物是从的势利主义陷阱呢？

我几次问秋玲，我这个“毛脚女婿” 什么时候上门拜访她父母比较“合适”？

她几次都满不在乎地回答我说：“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啊。”

我再问她，第一次上她家我应该要买些什么东西，她爸爸妈妈喜欢什么？她更是头也不甩地回答说：“不要买什么东西，人来就可以了。”

人来就可以了？有那么简单吗？那么随便？真的一点“规矩”都不讲？这个秋玲！我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副“宁波人”的“腔调”。但心里倒觉得释然很多，这么“简单朴素”、“随随便便”的样子，不正像这个“要讲讲清楚”的秋玲吗？

大约是在人民公园约会之后的一个礼拜，也就是1985年元旦过后没几天，我与秋玲约定了去她家吃晚饭，正式“朝见”她的父母亲——我未来的丈人和丈母娘。

秋玲听后喜出望外，甚至还有点不相信：“真的？你不是随便说说的啊？”

“随便说说？”我心想，那不是开玩笑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玩笑也开得太大了吧？

“他（前男友）就从来不愿意到我家里来，一两年了还一直想瞒着我爸爸妈妈，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关系。你怎么这么好啊？这么快就来看我爸爸妈妈啦？”秋玲又触景生情起来，“那么，你就早点来啊，你早点来！” 秋玲反复关照我。

那天下午去她家时，只记得秋玲“早点来”的吩咐，却忘了带什么礼物。路过一家水果店时，我忽然想了起来：再随便也不能真的“两袖轻风”，毕竟是第一次上门啊！

于是我就买了一串香蕉。

秋玲的家在“天山新村”，这是一片座落在上海西区的新村“工房”，典型的新中国城市民用住宅区，整个新村由一排排设计平直单调的四层楼高的“工房”（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叫‘工房’）组成，工房内每一层楼均有四个单元住家，每一层楼的厨房、洗浴和卫生间由那一层的四个家庭合用；在一排排工房之间，是栽种着一些树木和绿化的活动空间。

秋玲的家在一楼，一个前后两间的“套间”，两个房间既是卧室又是会客室和餐厅，室内彼此挤兑的家具一看就像当时大部分上海家庭那样简陋普通——一个典型的上海“工人阶级”家庭。

我走进房间，将那串香蕉交给秋玲，她笑了：“叫侬勿要买厄…… ”又加了一句，“侬倒蛮老实的，叫侬勿要买，侬真的啥都没买啊？”

我前后正在打量着这两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房间，忽然一个“小东西”突如其来地从背光的暗处跳将出来，一个小孩从一把椅子上跳到背靠窗的三人沙发上去。一转眼，他滚下了沙发，又爬回到那把椅子上去了。

我吃了一惊。

原来，这是秋玲的弟弟，才七八岁，他比秋玲小整整十八岁。当他看见我这个陌生人在注视着他时，他又马上跳到正在和我说话的姐姐身上，像抓树枝那样紧紧抓住姐姐的膀臂，还吊在姐姐身上荡秋千般地来回拉扯着，看得我心惊胆战：秋玲那柔弱的膀臂吃得消这激烈的冲撞吗？

弟弟显然离不开姐姐，在姐姐身上爬上跳下，忙乎得很。而秋玲一边和我说着话，一边“应付”着弟弟的“缠绕 ”，同时还得来回不停见缝插针地做家务，打扫整理房间 ……

我问秋玲，要我帮忙做什么吗？

秋玲摇摇头，像打机关枪似地“应付”我：“你就坐在这里，吃糖，吃水果 …..”

“要不要帮忙烧晚饭？我会做。”因为我看出秋玲好像并没有要做饭的样子。

“不要，晚饭我爸爸妈妈回来会做。”

啊，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六点下班开始做饭，而我们现在干坐等着？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但我马上提醒自己，忍耐，忍耐，“毛脚女婿”上门——这将是漫长的一夜。

秋玲一扭头又到屋外忙乎什么去了，一直跟着姐姐的小弟弟马上也跟着出去，还特地回过头来一声不吭地瞥了我一眼，好像在说，都是你！

我怎么忽然觉得自己好像身处“敌占区”，秋玲也像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们两人“单线联系”， “暗号联络”，她忙进忙出，想做的事情不能做，而我则假装镇静地坐着，心里却敲着鼓。我们只能眉来眼去，像在传递“情报”，而小弟弟像个小精灵，一直鬼头鬼脑地看着我们，活脱一个“小侦探” ……

我们今天还谈什么“恋爱”啊！原来秋玲家里还这么复杂，她在家的处境看起来也不太妙啊。

终于，秋玲妈妈下班回到了家。

秋玲对妈妈说了一声：“小杨来了。”

妈妈看了看我，朝我“客气”地笑了一笑，算是打过招呼了。

然后她一扭头就问秋玲：“菜都洗好了吗？…… 黑木耳拿出来了吗？…… 衣服洗好了吗？……小陈爷叔的事（东西）去拿过了伐？”

秋玲有点“马马虎虎”，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大概在回答中秋玲什么东西还没准备好，还没洗干净，或者还没有买来，惹得妈妈忽然脸一沉，开始生起气来。

“侬哪能（怎么）心思才勿勒了（都不在）家务上啦？小姑娘心野特了！叫侬做的事体，一桩才（全都）没做好，侬看看叫侬，爸爸回来又要骂人了 ……”

妈妈不停地数落着秋玲，但我觉得她多少注意到我这个外人的“存在”，所以她好像还尽量克制着，并没有将秋玲骂得“体无完肤”。

但我的神经已经为秋玲绷得紧紧的了，秋玲“闯祸”啦！

秋玲却若无其事，在桌上慢吞吞地摆放着碗筷匙勺，好像她要表明这是她在认真做家务的“证据”似的，她“表现”得特别忙碌，对妈妈的“抱怨”完全无动于衷，还忙里偷闲地不时笑眯眯地瞟我一眼，向我做个鬼脸什么的，好像在安慰我：吓人吧？不过别担心，我妈妈就这样，雷声大，雨点小！

我的天哪，她还笑得出来？

等妈妈数落稍有一个停当，秋玲开始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自我申辩：“那不是已经做过了吗，又不重要的，没有也不要紧的呀 …… ”那神情好像妈妈根本不是在骂她，而整个事情好像都与她毫无瓜葛似的。

不一会儿，爸爸也回到了家。

爸爸一进门就冲着妈妈叫起来：“老太婆，弄好了伐？”

妈妈什么招呼的话也不说，直接就向爸爸“汇报”晚餐工作的准备情况。妈妈说着说着，忽然不知怎么的，不知妈妈的哪一句话触到了爸爸的哪一根神经，爸爸一下子将嗓门提高了八度，不分青红皂白地开始对妈妈和秋玲怒吼起来。他对晚餐菜肉的准备和配料工作，对母女俩“懒惰”和“马马虎虎”的态度，极为不满，他似乎要对她娘俩进行“毫不留情”的最终审判似的……

这让我惊愕不已！我第一次上门就遇上了“暴风雨”。与爸爸的“疾风暴雨”相比，妈妈刚才让我神经高度紧张的对秋玲的“责备”，不过像是山谷中吹过的一阵“清爽的凉风”，怪不得秋玲那副“呒介事”（不当一回事）的样子。现在可好，妈妈也成了可怜的“秋玲”，她也开始进行着毫无希望的“反抗”。而秋玲看到爸爸一发脾气，就悄悄地拿起一块抹布，在桌子和橱柜上装模作样地东擦西抹起来…… 妈妈和秋玲成了一条战壕里“同病相怜”的“战友”。

而在这一阵“激烈扫射”中，爸爸瞥了我一眼，算是表示他知道我的存在了，他并不知道我姓甚名谁，也许是因为这样，我才躲过了“一劫”。

然而，当爸爸一转眼，看见了在狂吼怒骂的暴风雨中，若无其事地在墙角摆弄家家玩具的小弟弟，他的脸色即刻转怒为喜，咧开了嘴，眉开颜笑地走过去，蹲下身将小弟弟抱了起来，在他的脸上连连亲吻，忘情地叫道：“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亲儿子，我的臭儿子，我的……”

他与儿子亲热了一阵，就放下宝贝儿子，一扭头，看见秋玲仍然在橱柜那里磨洋工，忽地又横眉竖目，吼了起来：“还呆笃笃的立在那里做啥？快去把菜弄好去！我要开始炒菜了，真是，推一推，动一动，不推不动 …… 好了好了，不要侬去，叫你妈妈去。”

终于，爸爸结束了他的“暴风雨”，到厨房去准备晚餐，来欢迎我这个“毛脚女婿”。

而我，呆在那里，半晌没缓过神来。

我心目中的“白雪公主”，原来竟是一位“灰姑娘”！我该如何向我的丈人和丈母娘述说我有多么爱他们的女儿呢？我该如何施行我宏伟的婚姻大计呢？我有那只水晶鞋么？看来，我和秋玲的爱情，不会是天上潇洒飘逸的白云，而将会是从地底下艰难地破土而出的竹笋。

晚餐很丰盛，显然，爸爸是一个好厨师，一切也都“风平浪静”了。但是在经历了这么多狂风暴雨之后，我只想赶紧结束这次“毛脚女婿”的“访问”，我原先的计划泡汤了。我几乎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安安静静地吃饭，生怕再惹出什么“风波”来。

饭后，我告别了丈人和丈母娘，秋玲送我到车站。

我终于又和秋玲“单独”在一起了，多么亲切，多么释然啊！我看着“可怜”的秋玲，想安慰她，我觉得她为了我受了天大的“委屈”。

“我爸爸就是这样的，一直要骂人的。”秋玲有点抱歉地说，反而好像是在安慰我。

夜幕中，秋玲伴着我漫步走着，走着…… 她依然是那样的若无其事，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她的脸上依然带着那满足的、欢快的、迷人的笑容，她依然是那样的“多嘴多舌”，似乎那是一个最完美的夜晚，那是一顿最可口的盛餐，那是一个最柔情的幽会，那是一个最美丽的人生 ……

钢铁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啊？……

我忽然感到想哭，又想仰天长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我忽然觉得，我与秋玲的相爱，好像是我等候一生的久别重逢！

三十年后重温初恋时光，一切似乎仍在昨天。

人生中最不可思议的是，在宇宙中运行着的无数颗生命行星中，两颗看似毫不相干、彼此陌生遥远的行星，会忽然相互碰撞起来，各自迸发出的火花使它们彼此吸引并会将它们永远地融铸在一起。初恋，就是这两个人身心所发出的火花，虽然只是人生的一瞬，但却从此扬起决定两人一生航程的风帆，踏上风雨同舟的旅途。

我“名义”上的第一次“约会”就这样在西郊宾馆静謐的草坪上“静静”地“走过了场”，我和“我的女朋友”几乎什么都没有“谈”，我们“约”而无“会”。在暖洋洋的冬日阳光照耀下，我们在碧绿的草坪上漫走了不过十几分钟就各自打道回府。我们完全有可能像两颗流星，彼此擦肩而过，继续各奔前程。

但我发现，她似乎毫不在意，对这样的“第一次约会”几乎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她更像是阳光下的一只小鸟，对这样“无所事事”的约会很是自得其乐，似乎她并不需要谈什么高大上的恋爱，却像是一只小鸟，只要和另一只小鸟呆在一起，共同享受着阳光的照耀，共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共同遨游在无拘无束的碧穹蓝天，感受着彼此的同在，就足够矣。

我却完全被她那种“无所谓”的气质给镇住了。除了那喷薄而出的青春朝气，我以前怎么就不知道女孩子还有这种境界？这种女性的超脱和自在，这种对爱情的沉着，对我来说，简直比坚定无畏的男子汉英雄气概更豪迈，比展翅高飞的翱翔精神更潇洒。这究竟是一种天然的自信，一种难得的糊涂，还是一种女性特有的纤细的美丽？

我发现自己开始真正坠入了情网。

人一旦陷入情网，智商大概就开始逼近于“零”。一般来说，我对过去都还算能“记忆犹新”。但这一次，我却记不得我们究竟是怎么会约在市中心的人民公园的。我只能推算出来，那大概是西郊宾馆约会的第二天、年底前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因为我当时在第一次“约而不谈”的约会之后，好像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进一步了解这位已经很熟悉、但同时又让我有些出乎意料的准“女朋友”的底细。

上海的隆冬常常寒瑟清冷，街上的树一概都枯枝无叶，但那天却好像很暖和。天空虽不见蓝天白云，公园内也枝叶凋零，草圃枯黄，但白炙的日头却当头照着，懒洋洋地吞吐着她的余热和阳光，穿透笼罩着城市上空薄薄的雾气，使得公园内显得和煦温暖。我记不得我们是怎么“一起”到了人民公园，只记得那天公园里人头济济，我们转了半天也没找到一条空闲的板凳可以坐下来“谈”，公园里似乎没有一块清静之处。

我开始有些后悔了，怎么会约到这常常人满为患的人民公园来呢？我们不是完全可以在西郊宾馆那开阔无人的草坪上倘佯流连吗？真奇怪，我们似乎“轧闹猛”（凑热闹）惯了，连“谈朋友”都要来“轧闹猛”。诺大一个上海，要找一个清静的去处，谈何容易啊。西郊宾馆有空间，没人气；人民公园有人气，却又没了空间。

就在我们对这个小小的公园无可奈何失望之际，以为今天又“谈”不成了，眼前忽然出现了一高一矮两块在泥土里“相依为命”的盘石，我们两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我们就坐在这里好了！”

我们惊讶地看着对方，然后彼此会心一笑。我们竟然对石头都“同感一灵”。我看出“我的女朋友”已经走累了，我让她就坐稍微“舒适”一些的“高座”，而我则一屁股坐在了矮石上。

我心里感到有些好笑，我们在“国宾馆”“杳无人烟”、整洁宽敞的草坪上不“谈”，却“千辛万苦”地跑到“人满为患”的“人民公园”两块乱石上来“谈”。

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终于单独在一起了。一男一女在一起交谈，对我并不是第一次，但名正言顺地坐下来“谈恋爱”，这还真是第一次。感觉有些新奇，有些激动，很温暖，也很感慨，更有些不知所措：怎么谈呢？谈什么呢？

我正在沉思默想，小龚开始说话：“你以后就叫我秋玲好了。”

秋玲……

“我先要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不说，我心里过不去，我一定要跟你讲讲清楚，你如果觉得不合适，就告诉我，我们就可以不‘谈’了，你一定要和我讲老实话。”

“…… 老实话？……”

“你先不要说话，我先说，否则我要讲不清楚的。”

我看着她，她脸上的神态执着认真，有些沉重，甚至有些“霸道”，两眼直直地盯着地上，好像在迷茫中寻找着什么。

“你晓得伐？我有男朋友。”

“嗯…… 晓得，你不是说你有男朋友不能和我谈吗？”

“那时候我是不能和你谈，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和他断……”

“那么现在呢？现在可以谈了吗？”我觉得有些奇怪，“那时”和“现在”有什么区别？既然已经有“男朋友”了，又为什么要和他断，要和我“谈”呢？

“现在可以了……”她看看我，“假使你觉得我有过男朋友，不想和我‘谈’，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不会怪你的，我也觉得这样对你不大好……”

“既然你已经有男朋友，那就继续与你的男朋友谈嘛，为什么又要和我‘谈朋友’呢？”

“因为，……因为，他骗我！”她平静从容、但却艰难地吐出了这几个字，眼中闪烁出委屈忧伤但又决绝的光泽，“如果他不骗我，我还会跟他谈下去，但他还要继续骗我，我当面问他，他还不承认，还要骗我，还瞒着我，和其他女孩子混在一起，叫他不要这样，他也不听，我就不能跟他再‘谈’下去了……”

好半天，她又说了一句：“我心里想想老难过的……”

原来，小龚的“男友”是她原单位厂里的一位车间主任兼团支部书记，他与她暗地里谈了两年朋友，却始终叫她不要声张，不要‘暴露’他们之间的关系。她一直觉得很奇怪，心想，大概公开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他的政治前途吧。而她的小姐妹们则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蹊跷，常常在她面前“戳蹩脚”，说他“脚踏两只船”，与其他女孩子打情骂俏，警告她不能与他有“关系”。但小龚却守口如瓶，继续忠实地保守他们之间的秘密。

直到有一天，她的一位小姐妹、担任厂团委委员的好友在无意中告诉她，她的那位“男友”马上就要结婚了，对象是一位在日本女孩……

小龚听到这个“谣言”，顿时感到天昏地暗，手脚冰凉，几乎昏厥过去。

“我去问他，我告诉他，只能选一个，要么和那个‘日本女人’好，就要和我断；要跟我‘谈’，就要和那个‘日本女人’断。他两个都不肯断，还要继续骗我…… 最后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告诉他，我‘成全’他，不和他继续谈下去了。他就说，如果我要与他断，他就要和我同归于尽，我说，好的呀，那我们两个人一人骑一辆自行车，一起去跳黄浦江好了，我要和他一起去……他又不肯和我一起去了。”

小龚的“身份”因此“暴露”了，这一“三角恋爱”事件成了厂里一个重大“丑闻”。原本有望升任厂团委书记、政治前途无量的“男友”，现在因这一“玩弄女性”事件，面临着组织处分。而日本“新娘”在得知这一切之后也立即与他“吹了”这桩婚姻。这个男人，太聪明了，想脚踏两只船，最后自己却掉到水里去了，两头不着杠。

男友的母亲找到她那尚未“吹”掉的“媳妇”，哭求小龚不要离开她那被“宠坏”的“孤僻”“可怜”的儿子，并以自己在局里工作，可以给她换一个好单位为条件，让她主动承担责任，声明只是她一个人在单相思，两人之间不存在恋爱关系，使其儿子免受处分，政治前途不受影响。

小龚在“未来婆婆”的眼泪面前心软了。于是，一次再次地劝男友“改邪归正”，一次再次地给他“最后一次机会”。而男友却仗着母亲的权势和女友的“顺从”，得寸进尺，继续花言巧语，有时甚至恶语相向，反诬小龚坏了他的“日本好事”，明目张胆地要求小龚对他与其他女孩子来往不许声张，继续忍气吞声地做他的“备胎”……

我无语地听着，呆呆地看着我的“女朋友”，听着这分明是现代版的陈世美和秦香莲的故事……

这是我熟悉的小龚吗？那个热情大方、爽快利落、笑颜常开、无忧无虑的“小龚”吗？

人世间曾奏响过多少男女间浪漫的爱情诗章，但那纯真的情爱，那海誓山盟的生死相恋，却常常被那世俗的傲慢与偏见所扼杀，被权欲与势利的烈火所焚烧，被红与黑的绞杀所吞没……

今天，“痴心女子负心汉”这一古老的故事又在我眼前重演，而这一次却与我直接“有关”……我以为自己在读一本全新的书，翻开一看，这本书却仍然讲述着我所熟悉的故事……男女之间如此撕心裂肺的情感交织，为何总是暴露人性的丑陋？男人，为何总是带有忘恩负义的原罪，无论是在哪个时代……

“后来我想想实在不能这样下去了，要和他断了，他就到我家里来，命令我要继续和他谈下去，还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他那副很凶的样子……那时我妈妈还在家呢，……还是我妈妈厉害，不知怎么样把他训了一顿，后来他就灰溜溜地走了……”

我一直静静地倾听着她的故事，凝视着沉浸在忧伤中的小龚。她终于将她的故事带到了尾声。她说着说着，抬起头来看了看我，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不好意思地破涕而笑，对我说：“对不起噢，不好意思，和你第一次约会，就和你讲这种不好的事体……我也不晓得，我就想告诉你……”

看着心灵遭受欺骗打击之后仍然如此温柔的小龚，我心中骤然涌起一股无尽的爱怜之情，一种对女性特有的宽容和关爱的敬慕之心。

这使我想起了我已经故世的母亲。

我深深知道，在我们当时的环境中，作为一个恋爱中的女孩子，第一次约会就如此坦诚地将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暴露无遗”，完全是一种大忌，是一种不顾后果、甚至是自毁长城的风险行为，只有无畏的坦诚才会使她甘愿冒这样的风险，而她冒这样风险的目的又完全是为了我的“利益”。她并非不在乎自己，而是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不愿因自己的利益而伤害他人，即使自己有可能因此受到进一步的伤害。

这需要多么坚定的道义勇气！弱者啊，你的名字叫女人吗？在我看来，宁愿自己受伤害也不伤害他人的勇气是真正的道德勇气，只有伟大的心灵才拥有坚强的道德勇气！甚至在最脆弱的时刻，在最微小的事上，它闪射出的是金子般的光泽——让我联想到母性的光辉！

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感慨地对小龚说：“如果不是他对你这么不好，如果他不是这么坏，我就不会在这里听你讲故事了，我真的要谢谢你的‘男朋友’，他怎么会把这么贵重的一块宝玉，随手就丢掉了呢？”

小龚怔了一怔，大概并没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瞥了我一眼，几乎有点对我不满地开始批评数落起我来了：“你不能这样说人家的，他人还是蛮好的，是党员、团支书，很有才华的，还会写毛笔字……所以大概他看不起我，因为我什么都不会……他其它都蛮好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老是要骗我……，我一直在想，大概是我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大好，他才去找其他女人……”

我再一次“呆”在了那里！我的心灵再一次被彻底“震住”了。我没有想到，在无休无止的革命之后，在对道德人性无情绞杀的文革之后，在当时“高价姑娘”流行于市的大上海，竟还存在着这样一颗心灵，一颗柔软、怜悯、温存、宽赦的心。我更没有想到，我竟会遇上这样一位女性，甚至在自己被伤害的时候仍然记着那个伤害她的人的好处，甚至为他辩护。她的怜悯之心超越了她保护自己的本能。她一定没有想到过，这样做甚至会将自己陷于一个更尴尬、更容易被伤害的境地……

人性中还有什么比这种“愚昧”的牺牲和怜悯更美丽、更高贵的吗？

而这个人竟然愿意成为我的“女朋友”！

我配吗？

我的心灵在经历一阵阵的颤抖。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气。然后，在我心灵的深处，我发出了一生中最欣慰的欢笑——我还在寻求什么呢？我还要“谈”什么呢？在我还没有来得及确认我的“女朋友”之前，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妻子”——那是我将与之终生相随相伴、永不分离的“女朋友”！

就这样，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谈情说爱之前，我的心中早已“私订终身后花园”了；就这样，当我们仍在欺骗和诡诈的黑暗痛苦之中，我已看见了那穿越人性黑暗的怜悯和宽恕的曙光。

人的记忆真是如此神奇，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几乎完全是由我们的记忆来叙述，来完成的。如果人类的记忆全然消失，任何伟大辉煌的人生也就顿时没有了价值和意义，因为没有记忆就没有历史，没有历史就无法明白现在，而不明白现在，过去和未来也就毫无意义。

神奇的记忆又常常帮助我们聚焦生命的重点。我已经忘记了人民公园剩余的情景，但我清楚地记得，在与秋玲分手之后，我迫不及待地回到了龙柏宾馆（我那一个礼拜住在西郊宾馆和与之不远的虹桥机场附近的龙柏宾馆，负责在沪召开的全国公安政法会议，不能回家）。我立即拨打公用电话回家。我家住在四楼，公用传呼电话室在隔着一幢大楼的楼下，呼叫来回大概需要10分钟的等候时间，一般来说，我们只在紧急情况下或有重要事情嘱咐时才会打。

我记得我还特别关照传呼电话的阿姨，要我的妹妹和弟弟一起来听电话。十分钟后，我妹妹接起了电话。

我兴奋得忘乎所以，不能自已地在电话中大声告诉我的妹妹：“我给你们找到嫂嫂了！我已经为你们找到大嫂了！”

我妹妹急急忙忙来接听电话，还以为我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呢，因为我一个礼拜没回家了。我在电话中听得出来，她完全是稀里糊涂，莫名其妙，她对我在电话中突如其来的“宣告”不知所措。

我接着催促妹妹把电话交给弟弟，我又在电话中同样大声地向我弟弟宣布：“我给你找到嫂嫂了！我已经为你找到了嫂子了！真的！我已经为你们找到嫂嫂了！”

我的弟弟更是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南北东西。

我相信，我也知道，他们一定以为我疯了，因为我从来不激动，我向来都以“老成持重”“著称”，从不失态。

但是这一次，我自己清楚地知道，是的，我疯了！

我怎能不欣喜若狂呢？因为我“遇上”了我的妻子、遇上了一位我做梦都没想到的淳朴善良的女性，一位高贵的女性，那就是“我的秋玲”！

而我知道，我一生的福祉将由此开始。

仿佛蓝天忽然飘出一朵白云，又像池塘边原本就亭亭玉立着一株静静的荷花，我常常在忙乱中蓦然抬头，就看见小龚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在我每天所面对的那些衣冠整齐、来往匆匆、颇有来头的“上层”人群中，小龚的质朴和热情别具一格。她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新奇、期待和兴奋的微笑。她那双乌黑溜溜的大眼睛，常常不停地眨巴着，四处打量着我们这个看上去十分严肃古板甚至有些可怕的“衙门”。但她在陌生和紧张中总有几分温柔的淡定，从容中仍存有一丝不经意的羞涩，有时甚至还有强烈的稚气洒脱的调皮。她会在我们工作紧张得焦头烂额之际，忽然塞给你一颗大白兔奶糖、酸梅糖什么的，好像是在告诉你，心绪烦乱中别发火，先消消气。

她也没有什么很强的场合或分寸感。有一次盛夏期间 ，她竟然在中午买了一大包正在融化的雪糕，冲进来，自说自话地分给大家吃，也不考虑一下这是市政府机关。这些“高难度”但却很接“地气”的小恩小惠，即使构不成“贿赂”行为，却已“成功地”使我们这些堂堂正正的市政府官员们，“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一个个稀里糊涂的都成了吃她拿她的“小弟弟”了。她在办公室一出现，就好象是炙热的旷野中流过一注碧凉清泉那样受欢迎。

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办公室，从局长到科长，从领导到同事，都向我强力举荐这位 “女朋友”，主动“民选”这位“媳妇”的原因。只不过，男女之爱不应该是很隐私的吗？怎么竟会变成如此众目睽睽的“群众运动”？

我胡思乱想地发了一阵子呆，然后走出了房间，来到外面开阔的坪园。环顾四围，那拔地而起的参天大树，映衬着绵延起伏、碧绿葱郁的草坪，实在令人赏心悦目。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还发什么呆呢？现在不过是原来丢出去的球又回到了我的手里。我办公室的同事们还真有两下子，竟然在我背后“逼婚”成功，这么快就让人家男朋友吹啦？这下可好，我不仅骑虎难下，而且如果弄得不好，会里外不是人，小龚要做我的“女朋友”，似乎已成了“两办”的“九二共识”，我就像台湾一样，如果不同意，说不定还会“被打”。

虽然心里面机关算尽，但办公室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如此关心我、全力以赴“集体”为我做媒的努力，不仅使我十分惊讶，也使我深受感动。我的这些同事们向来眼界甚高，都是极为挑剔的“关系”专家，这次竟如此“俯就”，小龚竟有如此人缘，实在是让我跌破眼镜，感到既有幸，又有趣！

想到小龚曾“简单粗暴”地以她有男朋友的理由拒绝了与她的前途密切相关的市府大“媒人”，而不出一个月，她又如此“冒冒失失”地出尔反尔，不顾上海姑娘特有的矜持和自尊来“吃回头草”，也不怕这会在两个市级单位里闹出什么风风雨雨，我不禁莞尔一笑，心里还真佩服小龚这种“天真无邪”的“勇气”。

我忽然灵机一动：一个人呆在宾馆也是无聊，何不让她来西郊宾馆公开“约会”？这样的话，就可以“革命、生产”两不误，不太耽搁我的“业余”时间。有这样一个既公开正式又可单独相处的约会，我就能进退自如，万一谈不拢，我也可以有一个体面的交代。我不仅尽力了，而且认真执行了，没有辜负领导和同事们的一片美意；同时对小龚同志也给足了面子。

我内心还有另外一个“小九九”，就是想要看看小龚对这种“神秘去处”的反应。因为这些个象征着权力、等级和地位的环境，这些充满豪华舒逸享受的处所，对当时一般仍处于“一穷二白”生活中的人来说，往往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在这种环境中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这是我最为关注的。

我拿起了电话。

小龚接到电话，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虽然我们在办公室常常见面，但在电话上交谈却是第一次。要来西郊宾馆就要有车，小龚的表哥是“728办公室”（市核电办）的司机，在“上层”中混了蛮久，资格很老，一听说有机会来西郊宾馆，二话不说，丢下手中的事情，马上就答应送小龚过来。

西郊宾馆座落在上海市区到西郊公园必经之路的虹桥路上，在八十年代的上海，除了党政机要部门，一般极少有人知道在这条荒郊野外的路上会有一个宾馆，而进到这个宾馆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这是当时上海的“最高府邸”，是当年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专为毛主席建造的上海的“皇家行宫”。在这座占地面积极大的西式花园内，有毛在上海的“永久住宅”——一号楼（或称主席楼）。从毛主席到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每次到上海都下榻于此。在一个讲究“级别”的世界，西郊宾馆是上海的“中南海”。在“主席”不用时，它也成为接待重要外国元首的国宾馆，所以也是上海的“钓鱼台”。门口由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把守，需特别通行证方得入内。

我看准时间就出了宾馆去迎接小龚和她表哥。我钻进他们的上海牌轿车，在门口向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晃了晃“特别通行证”，车就风驰电掣般驶入宾馆，在弯曲纵深的车道上转了十几个弯，就停在一大片伸展开去斜坡的草坪边上。

我们三人下了车，在平整漂亮的草坪上散起步来。

我问小龚：“你好吗？”

她笑着回答说：“好的呀！你好吗？”

我们并排走着，踱着谨慎的方步，表哥紧紧跟着我们，走在小龚的一旁……

在今天看来，西郊宾馆大概不过是一个融于高尔夫球场的别墅群，但在当时的上海，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奢华去处。那些楼房很有些气派，不过多少都带有革命厅堂简陋刻板的建筑风格。毛主席所住的“一号楼”，几乎就像一个小型纪念堂：几乎两层楼高的卧室中摆着一张可睡五人的大床，一张办公桌和一个可伸展的单人沙发，你一进门，空落的感觉几乎使你的头发都会竖起来。

唯有室外那精心修剪护理的草坪，那绵延不绝、几乎“一望无际”生机盎然的碧绿地衣，才真正具有令人震撼又赏心悦目的观感。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高尔夫球场，我只知道赵紫阳那年到上海来时，就在这里打过高尔夫球。我当时十分惊讶，如此普通的小草稍经整理竟能形成如此壮丽的景观，似乎比鲜花更自然，比绿树更高贵。在这样一个美丽幽静、“杳无人烟”的去处与“情人”约会，实在堪称是良辰美景，在到处是人的上海极为难得，几乎是“皇家”待遇。

表哥本来和我就蛮熟的，现在他的表妹是我的“女朋友”了，我们就更“熟”了。他是小龚的女方“媒人”，他看上去比我更兴奋。他边走边向我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他说他一直想要来西郊宾馆，却一直没有机会，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他对我邀请他来“参观”感到非常荣幸，好像这是对他这个媒人的奖励。他始终啧啧有声，对一切都赞不绝口。他还向我表示对不久前拒绝“提亲”一事感到十分抱歉。

我转过身去，瞥了小龚一眼，想和她说什么，但表哥又有了新的问题。于是我和小龚像搞地下工作似的，只能常常无言的对视一眼，或者心照不宣地彼此一笑，似乎是为了让表哥不要发现我们俩的关系似的。

表哥又开始打探起我们办公室的人员分工、每个人的兴趣爱好、甚至组织架构……我呢，也应景式地介绍起西郊宾馆来了，什么几号楼这里几号楼那里，某某人某某人什么的……来应付表哥。

而我的心里一直在想的、但却没有问也不敢问的问题是，喂，表哥哎！你现在问那么多问题干嘛？我这不是正在和你的表妹“谈恋爱”吗？

我终于发现，今天是不可能“约会”的了，完全无法说任何的“悄悄话”什么的，今天成了表哥的“参观活动”，这一活动实际上已经取消了我想要进行的“假公济私”的“约会”。

我感到有些懊恼。

但是我的“女朋友”，她始终笑容洋溢、欢快地跟随着，甚至情不自禁地跳越着，她显然对我和表哥的对话内容全不在乎，对是否与我说话也并不在意，她似乎已经沉浸在“恋爱”的幸福之中，自得其乐地在草坪上蹦蹦跳跳，四处张望，时不时地问上一句根本不需要回答、她也完全不在乎你是不是在回答她的问题。

看着她在草坪上矫健轻盈的身姿，犹如小鹿青春奔放，又像小鸟展翅鸣飞，我心中不知为什么，就好像忽然洒满了惬意的阳光，流溢着欢乐的溪流 ……  那是一个别样的世界，一个天真烂漫的世界，一个明亮欢快的世界……

那真是我的女朋友吗？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秋玲，则是我生命之爱永恒的旋律。对于流行于世的所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一说，我常常感到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内疚感”，一种对那些自觉是在“坟墓”中的人们感到的一种深深的、不好意思的“负罪感”。因为，说心里话，与秋玲结婚三十年来的每一天，我都感觉像生活在“天堂”一般。对我和秋玲来说，婚姻是我们爱情的天堂，是我们“热恋”的居所！怎么会是坟墓呢？

身处“天堂”的幸福自然使时光飞逝。在我们结婚三十周年的那一天（2016年元旦），秋玲看着我，问：“怎么这么快呢？已经三十年啦？怎么搞的？我感觉好像才刚刚开始一样……”

这就是“天堂”的感觉！天堂永远是“现在进行时”的“刚刚开始”，即使已经三十年！我和秋玲的“热恋”，我们的“罗曼史”，我们的爱情，不仅没有成为“历史的坟墓”，却像是新生的婴孩，啼声破晓；就像是凯歌初唱，愈唱弥新——我们才“刚刚开始”！

有趣的是，我和秋玲婚姻生活的这一“天堂之旅”，并非始于一见钟情，而是经由“一帮”不寻常的“媒人们”的“交响合奏”，方才上路的。

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上一世纪1984年的上海，长乐路和茂名南路上的锦江饭店商务楼，市府接待办公室所在地，一个秋高气爽的中午。

与我办公桌面对面坐着的小肖在午饭后向我做了一个神秘的手势，要我跟他去隔壁的办公室，似乎有话要说。

小肖比我年长七八岁，是个烟不离手的“老枪”，为人慷慨大度，豪爽义气，和我是“哥们”，我们之间几乎无话不谈，玩笑乱开。他是前市府秘书长的公子，常常向我透露一些高层秘密。今天大概又有什么“内参”消息了。

我们坐定之后，小肖先给自己点上一支烟，然后诡秘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自觉好笑地问起我来：“小杨，你今天要跟我说实话，一定要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又来了！

我心里在笑：他们是不是都吃饱了撑的？怎么办公室每个人都会没完没了地问我这个问题？我没有女朋友惹着谁了吗？这个小肖，已经问我好几次了，但就是不相信“我没有”这个回答。还老是开玩笑说，我有好多女朋友。好吧，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我有女朋友，你要怎么办？请我们吃饭？”我逗他。

“真的？你不要骗我，你肯定骗我，没有就没有，我今天不跟你开玩笑，我是真的。”

“哈，小肖，你也有正经的时候？哈！”

“真的，如果你没有女朋友，我要给你介绍一个。”

什么，要给我介绍女朋友？谁？

“你认识的……就是小龚呀，核电办的小龚，……我和小孙商量过了，我们觉得你和小龚蛮合适的……小龚，人很好的，我不骗你的！”

“小龚？”

这下糟了，我有麻烦了。我感到局面开始有点失控了。

我和小肖在上海市政府接待办公室工作，我负责“内宾接待”，小肖协助我。“内宾”是指来上海视察访问的各省市自治区及国务院部委办厅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和国家领导人。这些领导来上海时，对口的各省市的驻沪办和市府各委办局就会来接待办与我联系，由我具体按排他们在上海的宾馆住处。当时，市府接待办掌控着上海最好的“十大宾馆”。

当年的宾馆是国内生活品质的最高象征，也是特权享受的标志，而对这些资源的掌控使我事实上成了领导们“特权享受”的“总调度”。各单位的领导要“讨好”他们的省长书记和部长，就要来“讨好”我。我的工作本身就拥有极大的“特权”，当然，对只有二十四、五岁的我来说，这更是极大的诱惑。为此，我心里定下“内规”：绝不在工作中“谈恋爱”，不在我工作的“受惠者”中找女朋友，因为我知道，万一女朋友“失控”——这种情况在“特权”关系中往往不是会不会、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我就会全军覆没。

小龚是上海市核电办的，经常为核工业部的领导路过上海去秦山核电厂视察来联系住宿，是我的“客户”，当然列在我心中这个“黑名单”上。

现在好了，老练复杂的小肖不但没想到这一点，还这么横插一杠，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哥们犯了我心中的“大忌”。

我一时无语，不知说什么好。

小肖一看我似乎还在犹犹豫豫，就大大咧咧地笑了起来：“好啦，就这么定了。我的眼光肯定不错的……”

“我觉得，她大概已经有男朋友了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会有了这样的第六感觉。

“嗯，你怎么知道的？是借口吧？你不要跟我打马虎眼噢，我告诉你，小龚这样的女孩子不多的，你错过就找不到第二个了，我有经验，你就不要推了……”

“我有这样的感觉。”我想起了小龚欢愉若定的眼神，有这样眼神的女孩子大概一般都已经有男朋友了，虽然这确实是一个借口。

这下轮到小肖拿不定主意了：“你大概是想推脱吧？……

这样好了，我负责去问，如果小龚没有男朋友，那你就跑不掉了。”

接下去的几个礼拜，我很紧张地等待着，像是在等待审判。我意识到，无论问的结果怎么样，我都开始会有麻烦了。因为女朋友对我来说，意味着终身的忠诚和责任，如果与工作、友谊和个人前途纠缠在一起，那会复杂无比，万一在一个方面出问题，出现“利益冲突”，就会全盘皆输。

但不管怎么样，从那时起，“女朋友”就开始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半年之前的春夏之交。市核电办的钱处长专程到我办公室来，向我介绍他们“办”新来的“小龚”同志，请我对她多多关照。钱处长平日来我们办公室联系工作时为人低调，恳切温和，在来我办公室联系工作的领导中不太多见，所以和我蛮够朋友。

为此，我特别注意地向小龚伸出手去和她握了握手。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嗯，这个女孩子，性情愉悦，为人质朴，更不用说她那热情洋溢、充满活力的灿烂笑容！

小龚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女孩子！我心里开始矛盾纠结起来。我希望她没有男朋友，但我又不想“就这样”和她“谈朋友”，使我有可能陷入无法自拔的漩涡；我又希望她有男朋友，这样我就省去很多麻烦，回归平静，当然又感到失去这样一位“潜在”的女朋友很可惜。

负责“外宾”按排的小孙和老张也开始一有机会就向我唠唠叨叨起小龚的“好处”来。当年还作姑娘时曾与“主席”跳过舞、有着可疑的白人血统的白处长，和拥有“上海火车飞机票一霸”美名、说起话来也确实很“霸道”的老沈处长，也都开始将小龚作为“素材”调侃起我来。

“如果核电办小龚来的话，一律由小杨‘亲自接待’，别人不许过问。小孙，如果他们需要，你负责在锦江给他们开个包房。”白处长抄着北方口音灵牙利齿地下了命令。

谨慎老实的小孙很拎得清，听了马上呵呵地笑了起来：“白处长一句话，没问题！我把老外拉下来也要给小杨小龚按排。”

“我负责给他们订机票和火车票，这是没得问题的啦……”老沈处长不仅画蛇添足做补充，还几乎拉起了马连良的京腔。

甚至主任局长都来凑热闹：“小龚，不错，我同意，可以做我们接待办的媳妇。”

但是好景不长，小肖派了“包打听”小孙去问的结果是，小龚说现在不能谈，好像已经有男朋友了吧，云云。

小孙这个稀里糊涂的信息反馈使小肖主导的“媒酌交响曲”嘎然而止。于是，从小肖到白处长，从小孙到老沈，办公室每个人都觉得有些悻悻然。

主任甚至说：“怎么搞的？我们堂堂市府接待办唯一的当家“独男”，连媳妇都搞不定？要不要我去和他们老杨（核电办主任）打个招呼，我们这里小杨有‘革命需要’！”

办公室那些结了婚的同事都在找失败的“原因”，最后找到我的头上来了：是不是小杨那个“馊主意”坏了“我们的”大事？他怎么知道小龚已经有男朋友啦？

大家开始都注意起我这个“乌鸦嘴”来。小肖好长时间都没缓过气来，常常若有所失地对我不停地眨巴着眼睛，苦笑着摇头，半天不说一句话。他为我精心设计的“终身大业”，毁于一旦，而且还是毁于我迷信胡猜的一言。

只有我心里笃定。本来就不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嘛，你看，你们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庸人自扰。是我的，自己都会找上门来；不是的，你再用力计谋也没用。不过，我心灵深处感到有些失落和迷茫。

一个月后，1984年年底前夕，我前往西郊宾馆负责按排中央在上海召开的一个全国性会议。因为有“中央首长”亲临上海，于是我“需要”在西郊宾馆住上那么一周。

刚到宾馆第二天，小孙就忽然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小龚说她现在可以和我谈谈了。要我马上打电话给她。他把核电办的电话告诉了我，还切切关照我，要我马上打电话去约。

什么，昨天有男朋友不可以“谈”，今天忽然就可以“谈”了？是不是把男朋友给甩了？因为我的“革命需要”？怎么听起来越来越蹊跷？我发现，我很谨慎地避免掉进“漩涡”，但现在事实上，我已经掉进去了。我似乎已在云里雾里，完全没了辙。

我独自坐在宾馆的房间里，直直地盯着桌子上的电话。要不要打？怎么打？打什么呢？

我开始发起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