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言16:9》
序
北京，那个令人难忘的子夜，戒严开始了。
上海夏夜炎热的空气中充满了郁闷和喧嚣，令人感到心意烦乱，甚至有些窒息感。我将近1点才睡下，但凌晨5点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就悄悄地起了床。
想着不要惊扰秋玲，她从昨晚我看到的睡姿到早晨也一点都没变。我打开了短波收音机，转到美国之音，想要看看天安门广场的戒严究竟有什么新进展。
电台里却传来了枪声……枪声，持续不断的枪声…… 这是我在部队里所熟悉的机枪和冲锋枪的点射声…… 一阵阵持续不断爆裂的机关枪声，惊破了多少个中国人躁热不安的夜梦，震撼了整个文明世界。
即使这并不出我所料，但我仍然完全惊呆了。他们竟然真的这样做了！昨天晚上在我家中，与几个高干子弟和同事朋友情绪紧张地讨论戒严的最后结果究竟会怎样时，我很不情愿地说，最后一定会开枪，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现在，他们真的…… 开杀戒了！
…… ……
我的天塌了！我的宇宙崩溃了！我原本美满安定、光明灿烂的远大前程，因为这一阵枪声而被彻底毁了！三十年来在心中筑起的人生的理想大厦，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了。
我不禁为国家，为民族，为改革的前途，为自己一生的憧憬和盼望，为三十年来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为我自己这个小家庭暗淡不测的未来，开始啜泣、以致痛哭起来。
秋玲被我哭醒了，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呆呆地问我：“开枪啦？”
我点点头，对秋玲说：“我要退党！”
秋玲直直地看着我，似乎是带着一点安慰，轻声说：“那，你就退好了， ..…. 我会到监狱来看你的，… …我会给你来送饭的！”
哦，她知道后果！她知道我这种似乎完全没有必要的政治自杀行为的悲惨结局啊！她一点都不傻！我都不敢去想。
我含着热泪，无语望着我结婚才三年的妻，脑海中浮现出路遥的小说《人生》中的巧珍，狄更斯的小说《小杜丽》中的小杜丽。我的心在颤抖：我这样做对得起我结婚才三年的妻子，还有我那不到两岁的女儿吗？
这是我人生最痛苦的选择！
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心灵震荡却又充满矛盾困惑的年代。中国大陆的上空，相龙卷风那样一阵一阵地刮着东南西北风，一会儿忙于“功大于过”，“三七开”，“两个凡是”，一会儿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所以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一会儿又要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官倒，打击不正之风，一会儿经济体制改革，一会儿政治体制改革、人民要有知情权，等等等等……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公平分配的理想，人民是国家主人的理念，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都是长期宣传、深入人心的观念。而在改革过程中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的深度和广度逐步增强是很自然的，分配不公和政治腐败等问题也是党和政府本来就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当问题因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人民的参政议政及分配不公和政治腐败问题涉及到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时，中央的当权者们（以邓小平、陈云、王震为代表）感到了威胁。
面对这样的挑战，当权者不以人民的长远福祉考虑，不顺应广泛的民意，甚至没有以自己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理想、自己所推行的改革开放的理念和原则去处理，反而以贯有的专制独裁的思路和手段，以坦克和军队来对付那些因为改革而看到民族的希望、因关心和热爱祖国而关注因体制不公而凸显出来的政治腐败和分配不公等问题的普通民众，将他们称为“反革命动乱分子”，象过去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样。
对我而言，六四并非是一个偶然的不幸事件，也不是一颗心灵在无事生非地自作多情。多年来，虽然我自己拥有当时中国几乎是最吃香的工作，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政商兼顾，权利双收，上可通天，下及人缘，对个人而言似乎前途无量。但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心灵深处常常也在思考并质问自己：我们这样做公平吗？究竟什么才是我们改革的终极目标和方向？崇高的目标能以卑劣的手段去达到吗？我利益的获得是否是在牺牲我同胞（亲人、同学、朋友、同事、上海人、中国人）利益基础上获得的？
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还很抽象。我曾在八七年给那位倡导“不管白猫黑猫”、“摸着石子过河”的大家长邓小平写过一封长信，对他自砍改革右臂（一只会捉老鼠的白猫）胡耀邦，提出了质疑，并对当时政局之变和改革前途谈了我的看法。
然而今天，情势已经急转直下，所谓的“改革总设计师”不仅又进一步砍掉了自己的改革左臂（另一个会捉老鼠的黑猫）赵紫阳，更在世人面前不顾一切地破除了自己上台以来一贯吹嘘的道德底线。竟命令解放军坦克部队开进首都北京，对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普通民众进行军事镇压，只是因为他们提出了反腐败、反官倒和政治改革的诉求。一个自称是人民政府的，竟然虚弱到要用暴力镇压人民才能维持统治，一个宣扬拥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真理的政党，竟然要以谎言执政，这是我无法接受的反革命现实。
作为这个权威体制的一分子，我不得不问自己：难道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牺牲人民生命的代价）来维护我们（统治者）的利益，即，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吗？我如果继续顺着这个体制往上爬，二十年后，当面临着又一次党的利益（包含我的政治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我的孩子、朋友、同学、亲人的利益）冲突时，我是否也会参与下令对他们（包括自己的孩子）开枪？或者被开枪？就算我可以卧薪尝胆，等待时机，大权在握，可以一展宏图，谁又能保证明天的我在这种体制的熏陶下，不会变得道貌岸然，虚伪贪婪，良心泯灭，以致残忍成性？有多少人能久陷淤泥而不染呢？
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和心灵写照。弱不可见的良知在与铜墙铁壁般刚硬的体制抗衡；一颗破碎痛苦的心灵在与金玉其外的伟光正的党国政治对峙。
终于，心中良知的力量超越了外在现实利益的考量。我决定与共产党决裂！我要退出共产党。无论结果如何，无论代价是什么。
第二天的早晨，我，走进了顶头上司老胡的办公室。
“小杨啊，有事啊？”老胡象往常一样，看见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亲切地微笑着，不经意地问了一声。
“主任，”我还是以他市政府的官衔称呼他，“我，有一件事，想了很久，我想，这几天在北京发生的情况… 我心里实在过不去，作为一个党员，我不同意中央的做法。我，想要退党！”
老胡没有搭腔，也不作声。他轻轻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慢慢地踱到办公桌的另一边。他伸手拉开靠办公桌两边的大幅窗帘，早晨窗外的阳光随着窗帘被拉开，渐渐照进了之前幽暗的办公室。老胡边拉着窗帘边对我说：
“小杨啊，你还年轻，不要太激动。你不是要出国吗？我看你一直在学英文嘛。出国不就可以退党了嘛！”
我一下子愣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老胡竟然会这样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出国啊。在市政府内我所在的职务和岗位上，没有人会想到要放弃自己的前途而出国的。我从来没有想到出国与我今天要退党有任何关系。我退党是要以我的生命和人格来抗议党和政府作为人民公仆的滥权和罔顾人民行使正当权益的暴力行为。因为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稳定分子）。
我试图想要澄清这一点。但老胡好像看出我的意图，他垂下眼帘，暗示我不要说话。
“小杨啊，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影响多大吗？你是我们市府办公厅的优秀党员啊，你要退党的话，在市府内部，不就是原子弹爆炸吗？特别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对江书记多不好啊？他跟中央怎么交代呀？对你也不好啊。我一直很器重你。小杨啊，冷静点，再好好想想。啊？不要对其他任何人说这件事，就到这里为止，啊？”
我茫然地点了点头。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这就叫四两拨千斤。虽然政治观念不同，但我也不想因为我的言语行为而伤害影响我的朋友，尤其是他，这位十年来象父亲般关心、帮助、爱护和提拔我的老人。我不能忘恩负义啊。
于是，我顺服地、更是茫然失落地走出了老胡的办公室。
1 没有爆炸的炸弹
在走进老胡办公室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走进这个办公室了，这也将是我最后一次出现在市政府机关和衡山集团总部。既然要挑战党中央的权威，既然要与共产党公然为敌，那么，后果还需要猜测吗？难道我会不做好准备吗？
也正因为如此，当我悄无声息地走出老胡办公室之后，我反而感到极为震惊，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感到有些不太真实：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明明发生了一件可怕的大事，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人来逮捕我，也没有人在惊愕中大声叫嚷，对我推推嚷嚷，把我架走，像我事先所想象应该发生的那样。
就像是一颗炸弹，被扔了出来，却没有爆炸，只是悄无声息地躺在那里。虽然仍有随时爆炸的可能，但却无人知晓，因为当炸弹扔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其他人看见。
我那颗炸弹，被老胡拣了起来！
“你不是要出国吗？出国不就退党了吗？”
在这个思想禁锢得牢不可破的共产党的深宫大院，从一个顽固的共产党保守派老胡的口中，竟然发出了“投奔美帝国主义”这个似乎只属于改革派、自由派、非共产主义的声音，而且是如此的轻描淡写，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这仅仅只是为了我的缘故？只是出于我们之间的交情？
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我反复不断地回味着这一刻：究竟在这一刻发生了什么？究竟所发生（或未发生）的这一切，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
从表面上看，我有惊无险地避免了一次自己制造的、本该降临在我自己头上的灾难。这是一场在这一惊悚时刻人人都能预料得到、几乎无法避免的灾难！这是一场我自己决意要承受的灭顶之灾，是我自己准备要走的死亡之旅！无论是出于我一时的义愤绝决，还是出于我内心深处无法释怀的、想要拼个鱼死网破的悲鸣情结，我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引火烧身，在共产党内部大闹天宫，直闹它个天翻地覆，因为我的内心已经做好了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准备……
然而，仿佛是微风吹拂，又仿佛是平步青云，就在转眼之间，也由不得我分说一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忽然之间，我似乎已到了世界的另一端。我竟然一切安好，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怎么可能？这可是在共产党的世界！这不仅超越了我自己最狂野的想象，也将我一生用以衡量一切的逻辑思维的理性尺度给废了。我几乎有些傻了：我究竟遇到了什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是1989年6月5日上午，扬子饭店八楼，上海市衡山（集团）联营公司总部办公楼。这是一家以企业的名义运行的政府权力机构，我是这家独特的机构、这个上海（也是全国）第一家公开的政企合一的集团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我的第一老板就是老胡，集团公司总经理胡裕茂，前市政府接待办公室主任；我的第二老板是万学远，集团公司董事长，市府秘书长，后来的浙江省省长；我的第三老板是集团公司名誉董事长江泽民，市长、市委书记、未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除了这几位之外，我就是这里的老板。这不是官商勾结，而是名正言顺的官商合一，我所在的公司（集团）是中国大陆改革开始之后的第一家公开的政商联合体。
当我为了自己良心的缘故，为了拒绝与邪恶为伍，而要抛弃我所“拥有”的这一切权势，抛弃我这一生的荣华富贵，要将自己的青云仕途毁于一旦时，这位老胡，这位在过去十年里，在这个壁垒森严的共产党体制中将我精心提拔起来、也对我恩重如山的老胡，这位同时也是一个狂热无情的共产当权者、一个坚决支持对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进行镇压的人，却不动声色地向我这个公开表示与他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决裂的反叛者，网开一面，指出了一条我自己之前从未想过、因而对我而言完全是晦涩不明、但一经点明却意味深长、并且豁然开朗的道路：出国。
这一看似即兴随意、漫不经心、劝我趋利避祸、实则也是老胡对自己的一种明哲保身的建议和暗示，几年后我才明白，其实是出于上帝，因为即便是像这样在人的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意念，难道不也早已存在于上帝永恒不变的旨意之中。
就好像我们看到一粒被随意丢入泥土里的种子一样，这粒种子会进而长成庄稼、或一棵参天大树、或一朵美丽的花。但我们不可否认，那粒种子，决无可能是随意的、偶然的、空穴来风似地出于虚无，种子必定是事先就存在的，是为某一个目的而预先培育好的；土壤也不是随机出现的，撒种的人也绝不可能是莫名其妙从土里刚刚钻出来的，一切都必须预先存在，并要在一个特定的时空同时出现，才能完成这样一个看似简单但实际上绝不简单的生命过程，才能形成人生特定的格局和走向，历史才会发生。历史绝非一大堆偶然的、毫无意义的事件的次序排列，而是上帝在永恒中为我们每个人所预定的具有意义和目的的人生计划的展开。
当然，不相信上帝，就无法明白这一点，因为明白是从相信开始的。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整个人生，往往就会处于盲然无知的状态。我当时就处于这种状态。
2 进入市政府
我是在1981年进入上海市政府的，在这之前我在部队服役。我是在中学最后一年，也就是1976年年底参的军。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所在的部队，安徽省军区83147部队（驻扎在皖南泾县的云岭山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叶挺和项英的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也是国民党歼灭新四军、史称“皖南事变”发生的地方），参与了对越南的军事行动。战后，邓小平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决定进行裁军。之前，我曾屡次向上级表示，我母亲在我父亲过世之后一直独自一人抚养我弟弟和妹妹，我希望能够退伍回上海，照顾我寡居的母亲，但均被各级领导要我以党和军队利益为重的理由拒绝了。事实上，我后来得知，我已被内定报送军校深造，我知道，一旦晋升军官，我就很难离开部队回上海了。
正是越战之后这次出乎我意料的裁军中，我乘机以“响应党的号召”为名，退伍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之后，我被分配到了市政府。这令我喜出望外，因为那几年来自市区的退伍军人，我上海的战友们，大都去当了公共汽车售票员。
一年多后，一位当年审阅过我部队转业档案的市政府的处长，成了我同一办公室的同事。在一次午休闲聊中，他神情有些诡秘地问我：“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到市政府来工作吗？”
“不知道。”我看着他，老老实实地摇着头说。
“哈哈，我就知道你不知道，我就是审看你档案的那个人。”他不无玄机地向我眨了眨眼，“因为你写的字。你知道，你们那一年退伍的人很多很多，但是进入市政府的，只有你一个，因为你的字写得很漂亮。”
“我的字？我在哪里写的字？”我以为他们看到过我不知在哪里涂鸦也不知丢在哪里的书法字幅。
对我所写的字情有独钟，我并不感到意外。我从小学一两年级开始，我的班主任就开始要我包写所有学校里的标语和黑板报。到了三四年级，小学的老师都夸我说，学校老师的字都没有我写得好。而到了中学，我写的字更是常常成为同学们的字帖。这似乎成了我天然的资本了。
“你的入党申请书啊。”这位处长告诉我。
我的心不知怎么的咯噔了一下，有点吓了一跳。我的入党申请书！哦，原来我们一生所经历的，都会有记录、有记忆、有线索可查的啊！
我进入市政府工作后，先是在被分配到市政府下属的、上海人都十分熟悉的、被称为“中苏友好大厦”的“上海市展览中心”工作。
有一天，我正在展览中心的室外墙壁上写着黑板报，忽然看见展览中心的几个头头，大约有五、六个人，朝我这边走来。其中一个五十多岁领导模样的老头，看见我在写黑板报，就停了下来，大家也都跟着他停了下来。我以为他要对我说话，就转身去看他。他却笑着对我挥了挥手，说：“你写，你写，我看看你写的。”
他似乎饶有兴致地站在我的背后，要看我在黑板上用粉笔所写的字，于是我就自顾自地写我的黑板报。看了一会儿，他对展览中心主任和其他围着他的那些人说：“这小伙子字写得不错。”
围着他的领导随声附和，也都称赞我字写得好。
老头问了我几个一般性问题后，忽然问我：“你会不会英文？”
“会。”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老头大概也被我干脆利落的回答吃了一惊：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毛小伙子，不仅字写得这么好，还这么能干，好像什么都会的样子，连英文都“会”。他显露出喜出望外的样子，却似乎并没有对我所说的有任何怀疑的迹象，他对我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不住地点着头，两眼炯炯有神，好像是在肯定自己的眼光似的。
然后一波人就离我而去了。
他们走后，我感觉有点后悔了。我怎么会那么快嘴快舌，那么斩钉截铁，甚至有点冒冒失失就回答“会”呢？好像我英文真的很好的样子。虽然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英文，也算是“学”了十几年，从某种角度说，我确实是“会”英文的，但实际上，我觉得自己基本上是“不会”的，因为我的口语很烂。
然而，不管怎么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不到两个星期，我就又一次因为“我的字”，被调到了市政府接待处工作。而接待处的处长，就是那个领导模样的老头——老胡。大概因为我当时那么干脆利落地说我“会”英文，他真的相信我的话了。
3 老胡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老胡都是一个奇特的人。我相信，任何一个人，第一次看见老胡时，一定多少都会讶异不已，并且在心里打起鼓来。他长着一副肥胖笨拙的五短身材，颈脖子厚实无比；他的五官长相有点古怪，虽然是浓眉大眼，目光炯炯有神，但两个眼珠子却时常因为真情流露而突弹爆出，令一些对他不太熟悉的人会心生恐惧。他长着一个硕大的嘴巴，说起话来嘴唇总是有点往下拉，总好像有咽不尽的口水。他的相貌身材似乎有点不太体面，但他却干着并领导着上海最体面的营生——中央和各地的领导以及外宾的接待工作。
老胡是山东人，南下干部，性格豪爽不羁，喜欢喝酒，喜欢山珍海味，喜欢龙蛇虎豹，喜欢生大蒜，喜欢脱了袜子抓脚丫子，甚至在他的市政府办公室内也不例外。老胡是所谓的“三八式”干部，“红小鬼”，大概十二三岁就参加共军游击队了，资历蛮深。在党内同年龄层中，算是相当有文化的。他能自己写文章、打报告，他也写得一手好字，喜欢舞文弄笔，他非常看重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的人。这不，他就是因为喜欢我写的字，就把我给调到他身边。他曾是解放初期华东局哪位领导的秘书，文革前，他就是中苏友好大厦、现在的市展览中心的主任。我算了算，他文革前还不到四十岁。文革中他被批斗，由于态度不好，腿被红卫兵打断过。
在我到市政府机管局接待处办公所在地锦江饭店报到、开始工作的第二天，老胡就对我说：“明天你去接待一个外宾，是汪市长的客人。”
说完，老胡似乎很满意地看着我，信心满满地微笑着咽了一下口水，夹着他的公文包就走了。
而我却被他这句漫不经心、更像是“笑话”的话，着实吓出了一身冷汗。
外宾？汪市长？接待？这几个天方夜谭般的单词，对我来说，具有强烈的地震效应的魔都般的词汇，怎么就这样随随便便地从老胡的嘴里溜了出来呢？这是在对我说吗？难道，这意味着，我？要去，接待，外宾？而且，还是市长的客人？
我不过昨天才刚刚来到这个在上海属于最高级别的市政府的机密单位，这个机构所在地，这座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气派豪华得有些神秘莫测的锦江饭店，我连我自己办公室的所在地——锦江饭店的东南西北还没有分辨清楚，今天，你就要我去接待市长的私人客人？还是一个只会说英语的老外？
这“报应”也来得太快了吧。我说“会”英语，也不意味着我就能够用英文去接待外宾啊，而且还是代表市政府、代表市长去说英语。这不是太恐怖了吗？
我虽然是上海土生土长，但也还是一个刚从皖南山沟沟里爬回来的大兵呀，对什么是“接待”也还完全摸不着头脑，也从来没有与一个真正的老外讲过半句英语，这忽然就叫我去接待市长的“私人”客人？也没人给我具体指导说明一下，或训练一下，究竟什么是接待？怎样“搞接待”？这个老胡，还真以为我“会”英语啊？对我的状况几乎什么都不了解，就叫我上！这是什么作风？
噢，这就是共产党作风，这就是军队作派，霸道中带着信任，信任中隐含着某种威胁和考验：全都交给你了，接下来就全看你的了。
虽然如此恐怖，但我同时又不免隐隐地感到了些许的欣慰：我竟然遇到了这样一位贵人，我是不是千里马暂且按下不表，老胡的这一举动，着实让他已经成了一位伯乐。至少，老胡也许是真正的慧眼识人，对我如此信任，也不怕万一我在市长面前砸了他的锅。
我决意不让老胡失望。
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我早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因为，我看得出来，在这个单位里，在这种涉及最高层次的人际关系时，你不能乱问，你也不能乱说，你一定得要能意会，而绝不能仅靠言传。而且你根本也不知道去问谁，你一问，不就露馅了吗？不就等于说，你不懂什么叫接待，你没有能力搞“接待”，你不会说英语吗？如果这样的话，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你不就得打道回府吗？而且，不是不打自招地证明你还对领导撒了谎吗？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的。
不管怎么说，咱毕竟在军队呆过，毕竟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咱懂。横竖不就是一个死吗？俺不怕，上！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为老胡争光！
于是，我一回到家，就连忙从书架角落里翻将出来那几本可怜兮兮的躺在那里积尘多年的破旧的英文书，拼命背起英文单词来，直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我胆战心惊、魂不守舍地去上班。我被立刻叫去与锦江饭店的一个翻译小姐一起到虹桥机场接机，将汪市长的客人安排在锦江饭店。
我第一次晕晕乎乎地坐在上海牌小轿车里，像云里雾里一样。在车里，我被告知，这个“外宾”，是大名鼎鼎的维也纳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也是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指挥，他的名字叫洛林·马泽尔，他是美国人，作为汪道涵市长的“私人”客人被邀请来上海的，我当时并不知道共产党领导还有私人邀请这么一回事。
接机过程中，我仔细观察那位翻译小姐如何与客人对话，我大概能听懂他们之间的寒暄，于是我也尝试着与这位老外指挥进行交谈，结果发现，我与他用英语作一般性的交谈似乎并没有什么大问题。这让我信心倍增。
其实我应该称这位翻译小姐为大姐，因为她比我大好几岁，她是从锦江饭店出来的服务员，经验老到。她见我还能与客人自如地交谈，就建议我下午是否一个人陪客人出去到外滩逛逛街，因为她下午还要开一个会。我虽然心里又是着实吃了一惊，但我故意装得若无其事，答应了下来，只是心里实在紧张起来，就开始打起鼓来。
午饭过后，我在锦江饭店北楼的大厅与马泽尔先生相会。我们乘轿车去了外滩。我们在南京东路外滩下了车，沿着黄浦江一路向北走去。我们随意逛着街，我故作镇静地与指挥聊着天。我渐渐发现，自己在文革中乱学、在部队中断断续续没有停止自学的英语还管点用。我们走在风和日丽的外滩江边，我随意指着外滩的建筑，装模作样地向马泽尔先生介绍起外滩和上海的历史。我家就在外滩边上的金陵东路，我从小是在黄浦江边长大的，对外滩，对上海的历史，我可以如数家珍，音乐家也似乎听得格外入神。
我还提及我是如何在皖南山沟里开始对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肖邦感兴趣的。由于我小学时开始自学吹笛子，到了部队，就被视为“最有前途”的“音乐家”而被派往安徽大学短期进修，专门攻读乐理，学习手风琴的演奏技巧，也因此，我开始认识并喜爱上了西方古典音乐。这位音乐家对这个话题显然兴趣盎然。我们谈得十分投机。
从外滩我们又拐回到了南京东路，我带着指挥来到了一家我熟悉的乐器商店的门口。
我们走进商店。我向店里一位年老的店员介绍，这位是市长请来的客人，是一位交响乐团指挥，他想看一看我们的乐器。老店员一看，笑容满面地赶紧拿出各式各样西洋管弦乐器供他鉴赏。
乐团指挥指了指挂在墙上的中国乐器，他对这个感兴趣。于是店员拿出了二胡和笛子。他在柜台上认真地把玩着，仔细查看着做工不太精致的中国笛子和二胡。指挥家将笛子交给我，说：
“来，吹一段，我听听。”
我接过笛子，吹了一段当时我十分熟悉的悠扬缓板的《牧民新歌》，再来了一段快速热烈的《扬鞭催马运粮忙》，这些都是我从小学就开始练习，在部队也一直表演的笛子曲。马泽尔先生认真听着，习惯性地用手打着拍子，我吹完后，他鼓起掌来。
“啊，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汪市长要请你来陪我了，你会乐器啊，哈哈哈，great！”他翘着大拇指，对我大声说道。
晚上，汪道涵市长来到锦江饭店与马泽尔先生共进晚餐，老胡、翻译大姐和我，一起陪同吃饭。席间，马泽尔先生向汪市长提到了我和他在外滩和南京路乐器店的经历，并对我大加赞许。汪市长笑盈盈细眯着的眼睛，发亮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转脸去看老胡，露出满意的笑容，说：“小伙子不错嘛，你从哪里挖来的？”
老胡得意非凡，像得了什么奖赏似的，笑逐颜开，连连咽着似乎要流出来的口水。
这就是我第一次接待外宾的“历险记”，我因此赢得了老胡的心，还在市长面前为他“争了光”，这对老胡是极为重要的。
那是1981年的6月。
我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度过了之后的十年。先是汪道涵市长，后是江泽民市长，再后来是朱镕基市长。从我二十二岁进入市政府到三十二岁离开市政府的十年里，我为三任市长服务，可谓是“三朝元老”。
除了这些特殊的“接待”工作之外，我的日常工作是安排“中宾”（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到上海的厅局级以上的干部）和外宾在上海的住宿，上海市的十大宾馆，没有我写的介绍信，几乎没人能住进去。今天想来实在是不可思议。市政府控制着上海所有豪华饭店的客房使用权，而我就是那个总调度控制人。这意味着在当时，所有到上海来的有头有脸的人，无论是厅级还是部级领导，无论是来自各省市自治区还是来自中央，都要先拿到我亲笔开的介绍信，才能入住上海高级宾馆和饭店。最后到了一个阶段，所有宾馆的总台几乎都只认我写的字，而我的字似乎也无人能够模仿，我也正是因为所写的字而进入市政府的。今天想来，仍令人唏嘘不已，甚至有些啼笑皆非。
我的“大权独揽”还不仅限于此，我同时兼职负责上海十大宾馆的食品卫生检查和监督工作。对当时接待处的其他同事而言，这大概算是一个苦差事吧，因为经常要“下基层”，也就是说，要定期到锦江饭店、和平饭店、国际饭店和上海大厦等饭店去视察厨房和食品卫生状况。但也许这是老胡对我这个年轻人的信任和器重也未必可知，因为这也是一个走到哪吃到哪的工作。那些饭店经理都对我唯唯诺诺，加以讨好，因为我是代表市政府对他们进行监管的，于是我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有资格评判各大饭店食品卫生水平的“权威”和“专家”了。当时我也太过年轻，对我自己这种“名不符实”的职务都有点不好意思。结果就是，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吃遍了上海最豪华的美味佳肴。在这方面，老胡也兼任着上海市食品协会副会长、酒类协会会长以及其它一连串与吃喝有关的头衔，他喜欢带着我，陪他与中央和全国各地到上海来的领导们喝酒。
1988年，市政府成立了衡山集团联营公司，专门负责中央和各省市领导的接待，老胡以市府接待办主任的身份出任集团总经理，他指定我出任办公室主任。
老胡不仅在工作和官场上一手提拔我，而且在我刚开始工作不久，我母亲过世前后，老胡十分厚待我和我的母亲，为我母亲在医院里提供了一切所需的特殊安排，并亲自参加我母亲的追悼会。这对我而言，已经超越了工作上的关系，老胡对我的家庭恩重如山。
但是，老胡同时更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者。他完全支持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进行镇压。所以，当我向他提出退党请求的时候，我可以肯定，这对他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这不仅会使他过去十年来对我的重用和提拔全都泡汤，他对我前途的期许和安排也将全都付诸东流，而且，这也会将他置于一个十分被动甚至危险的境地，因为我们离江泽民是那样的“近”，他是江泽民的“亲信”，我又是他的“亲信”，这会在市政府高层内部引发某种地震，授老胡的政敌以把柄。老胡权高位重，自然有不少虎视眈眈的政敌。
然而不管怎么说，老胡清楚意识到这一点。在这个层次的官场混了这么多年，他完全明白整个事件的严重性及其后果。但他却不动声色。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带着笑容，镇定自若地三言两语，就将我一腔怒火，将我所面临的一切危险，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解释什么，就主动败下阵来。
我突然发现，我根本就不是在与什么中央对抗，在与什么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决裂，而是在与北京的天安门事件毫无关联的上海的老胡对阵，在向过去十年来一直提拔我、关心我、看重我的上司叫板，我在无缘无故地使我的恩人为难，将老胡推向政治和人情的两难境地。而我也意识到，我这样做，根本就是找错了人。老胡既不是六四屠杀事件的主谋，也没有参与杀人放火，不仅不是，还对我有恩，老胡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恩人。难道我要伤及无辜以显自义吗？难道我要恩将仇报以表现自己的英雄本色吗？
4 那就出国吧
我默默地走回到我的办公室。
早晨的太阳明晃晃地照耀着，扬子饭店八楼集团办公室内，洒满了上海市区特有的、被云雾过滤的、淡淡的、但却仍然温暖的阳光，一切都是那样静悄悄的。
没有人知道，我刚刚还是一颗准备在市政府内部爆炸的炸弹。
当然，我这颗炸弹，早就在我心中爆炸了。在共产党世界里，我已经将自己炸得粉碎，炸成了灰烬。在我的心灵世界，共产党员的我已经死了。我心已定，面对共产党，我只有两条路：不是入狱被囚，就是出国自我流放。
现在，也只有出国了！因为出国就是退党，退党也就达到了我与共产党决裂的目标。也唯有此途，可以不对老胡造成什么伤害。
那就出国吧！
于是，从这一天开始，出国，就成了我人生的下一个目标。
在我三十年的人生中，在共产党的环境中生存长大，我始终是被人推着走的。我从来没有什么自己的人生目标，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机会可以选择。这就是共产主义。即使是现在，出国，也不是我的选择，而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是我自我爆炸后心灵的废墟，或者说，是老胡为我所做的选择。但在我的心里，我忽然有了某种感觉，某种隐约的感觉：出国，也许会有某种更深远的、我所不能预料的意义。
然而，当我回到现实，回到家中，当我仔细思量时，我发现，出国对我而言，几乎是一座无法翻越的大山。之前，我们所谓的出国，都是公派或公务出国，作为在市政府工作的我，从未考虑过要以“私人原因”出国，所以没有任何准备。现在一思考，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当然，一旦想到要出国，我不想去任何其它国家，只想去美国。但是要去美国，我知道，只有通过申请研究生留学这一条路。然而摆在我面前的现实是：第一，我没有上过大学，而这是去美国读研究生的先决条件；第二，我没有任何美国亲戚或朋友能够或愿意为我去美国留学做经济担保，我自己也根本没有这个钱出国读书；第三，赴美读研究生需要考托福，而我的英语是很普通的水平，完全够不上研究生所要求的水平，而且当时我对托福考试几乎一无所知。换句话说，我当时根本不具备去美国留学最基本的条件；第四，当时美国因为六四天安门事件全面制裁中国，中美关系十分紧张，本来中国人出国就难上加难，几乎不可能，这时更因为制裁而雪上加霜，各级党政机关纷纷发文件明文规定，禁止党员干部以私人身份出国；第五，获得美国留学签证更像是追逐天上的白云那样无法保证。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出国留学对我而言，几乎都是死路一条。
然而即使如此，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还是觉得，一旦我决定要出国，我就能出国。如果我必须翻越这座大山，我就一定能翻越这座大山。我不相信我不能，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不能出国。虽然当时我确实不具备任何条件。
当我真正考察出国留学的可能性时，一切看起来都是不利因素，整个环境似乎都在与我作对，但是出国这个念头本身却开始在我心里生根发芽起来，甚至令我心醉神迷。出国是以留学的名义，而留学就意味着进大学深造。这本身就具有特殊的魅力，就是我一生梦寐以求的目标。由于在1976年被征兵参了军而失去了文革后77、78年两次仅有的补习高考机会，我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而现在，国外却有上大学的可能性，至少，这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至少，我开始像共产党一直宣传的那些旧社会的穷孩子那样，因为上不起学，开始在学校外面徘徊着，梦想着……
虽然有时候，我是一个梦想主义者，一个幻想主义者，但大多数时间，我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知道，要实现一点点梦想，一定要从自己能做的一点点开始。
接下来的礼拜天，我去了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和南京路上的新华书店。我在书店里找到了两本《美国大学指南》，将我认为需要申请的大学资料抄录下来。在大学申请的资料介绍中，我了解到，美国大学对外国研究生托福考试成绩的要求至少在550分以上。我当时并不清楚550分究竟意味着什么水平，但既然存在这样一个标准，那就是我的目标。不就是读书吗？况且，英文是我目前唯一需要并且可以努力的地方，而这又是出国留学的必要条件。
回到家，我立即填写了美国大学的申请表。大学，我申请了三家：美国东部，纽约州立大学石岭分校，中部的堪萨斯州海斯堡州立大学，以及西部的加州州立大学海沃斯分校。入学的目标时间，我暂定在1990年秋季，因为我最快也只能参加1990年1月份的托福考试，这个成绩就是为同年秋季入学预备的。
接着，我填写了参加1990年1月和5月连续两次托福考试的报名表。我知道自己的英语水平不行，所以至少要有两次机会，如果第一次搞砸了，至少还有紧接着的第二次机会。托福考试是与大学入学招生的时间相一致的，一月份的托福是为秋季九月份入学准备的，五月份的考试是为冬季一月份入学准备的。
大学申请和托福登记完毕之后，我开启了我面临考试时的惯用模式——由面及点、再由点及面全方位的考试歼灭战！
5 拼考托福550分
我开始打听在上海哪里存有托福最完整的考试资料。转了一圈之后得知，是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于是我打电话给上海社科院的办公室主任，我的好友，问能不能将社科院档案库内所存历年来托福考题都给我弄一套来。他一口答应。
我一共得到了二十五套托福考题，那是好几大纸板箱的书籍和录音带，因为托福考题的三分之一是语音。这是一座金矿。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我要做的就是全面挖掘这个金矿，提炼这座金矿中的矿藏，将它们转化为属于我的财富。
这就是我接下来所要打的歼灭战。
事情是这样的。我知道我不可能停止在市政府的工作，我必须上班、加班、值夜班，我也不可能去英文学校专门进修和预备托福考试。一般来说，像我这种情况，脱产不工作，全力以赴预备研究生托福考试，至少也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但是我不可能享受这种“豪华待遇”。我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模拟考试。通过反复不断的模拟考试，熟悉托福的考试程序，减少考试中不必要的技术失误，同时，借助模拟考试增加我有限的词汇，强化我蹩脚的听力，提高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
整个托福考试需要三个多小时。我在家里的第一次模拟托福考试，成绩是253分，这离研究生所要求的550分差了整整300分，基本上属于零分。
托福550分以上的成绩，反映的大致是中学毕业的英文水平，而我当时的英语是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小学水平，要在不到六个月内，仅靠模拟考试就达到中学水平，似乎没有什么把握。不过，我并不气馁，反正这是我努力的唯一途径。
我决定每天必须进行一次模拟考试，我唯一拥有的时间是下班后的时间，从9点到12点，晚上没有人打扰。这成了我接下来六个月的生活规律和常态。
我每天下班之后，将自己关在写字台的“鸽笼里”至少三个小时，用英语向自己开战，或者说，通过强化训练，提高自己的英文战斗力。我谢绝了一切可以谢绝的社交活动，坚持完成自己所规定的每天要进行的模拟考试。
我对自己又有了这样一个全新的、具有挑战性的、不经过艰苦磨难无法达到的目标而在心底暗暗欢欣鼓舞。
在奋战托福的同时，我也时常为自己所没有的学位问题担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天，我忽然想到：我在1982至198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通过自学高考获得的那份“不太正规”的文学学士学位证书，不知在美国大学是否可以勉强算为读硕士学位所必需的本科文凭？它确实是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亲自签署的学位呀，美国大学有没有可能会接受这个“赤脚医生”一样的“替代品”呢？
当年，我参加这个以文学学士为目标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完全是由于自己自幼就喜好文学。整整四年的学习和在华师大的考试，全是下班后的时间，考试似乎也全都是在星期天——当年一周唯一的休息日。这在当时是中国通过自学考试所能获得的唯一的正规学士学位。这一自学考试从1982年底开始报名，1983年考试正式开始。像正规大学一样，每半年进行一次考试，考试成绩是积分制。最初报名的人数据说有几十万人，但是四年后第一批1987年毕业生总共只有22人。我是其中之一。之所以能够在“业余时间”通过这个极为苛刻难考的自学考试，是因为早在文革十年“读书无用论”的时代，以及之后部队的艰苦生活中，我自己挤出了很多“闲暇”时间，冒着风险拼命阅读了大量的“禁书”，而这些禁书，今天都成了自学考试的必读课本。
我先打国际长途电话到美国堪萨斯州的海斯堡州立大学询问，我这个自学考试的学位是否能被用于申请研究生留学。学校要我先将学位证书寄过去，在调查和评估之后他们会给我答复。几个星期之后，我再次去电询问时，我被告知，美国大学不仅接受这个学位，而且还认为，华师大的这个自学考试学士学位，其含金量甚至比同时的正规大学的学位还要高。
我极为惊讶，原来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比有些中国人还要清楚，而且美国大学认真的敬业精神和明显的效率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与我联系的这位外国留学生导师名叫乔伊·鲍芝，后来成了我和秋玲在大学留学期间的好
朋友。乔伊在这之前来过中国两年，教授英语和学习中文。他会讲很不错的中文，他和太太都在秋玲后来受洗的同一个教会，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们毕业之后，乔伊去读了博士，后在著名的杜克大学和堪萨斯大学担任行政副教务长一职。
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个当时以为是“无所谓”的、只是想测试一下自己的文学水平、几乎是一个“无用”的学位（我已在市政府工作，并不需要这个学位找工作），今天竟然有可能帮助我出国留学，而且还被美国大学系统正式承认，这都是我始料不及的，对我来说几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迹，显然是上帝在为我预备。而这一点，当然要等到我信主之后才会真相大白。
就像是预知的那样，六个月后的1990年1月，我的第一次托福考试成绩是547分，离录取成绩差了三分。而在接下来5月份的第二次考试，我的成绩是557分，过了标准线。
于是，我开始陆续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最终选择了中部堪萨斯的海斯堡大学。中部学费最便宜，签证也可能比较容易些，这是有经验的人告诉我的。况且，我也已经与乔伊·鲍芝直接通过话。
6 一万美金
然而现在真正的问题浮现出来了。这是我最担心、心里最没有底的问题，也是我出国最大的障碍，那就是，我没有经济担保。
考托福再怎么难，至少还是在我可以努力的范围之内。经济担保则完全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获得的。现在，虽然我在学术上具备了留学资格，但在经济上却根本没有能力出国。在当时的中国，对任何一个想要出国留学的人来说，经济担保可能是最致命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在当时的中国，每个人都是穷人，都是无产阶级，基本上都是赤贫。我虽然在上海有最好的工作，有亲戚在台湾，有朋友和同学在日本，但这与美国没有关系。
这是典型的“中国问题”。我在中国虽然有权有势，但却没有钱。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人都像是病入膏肓般的贫穷，即使是像我这样，生活在中国最“富有”的大上海，拥有当时中国最好的市政府的工作和最高收入，但与国外相比较，我绝对是一贫如洗。
1982年，我的大姑妈第一次从台湾绕道香港，偷偷回到上海。我们既高兴，又吃惊，不知这对我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我考虑要请姑妈在锦江饭店吃一顿饭，因为我当时就在锦江饭店工作。但是我妈妈几乎是哭着哀求我不要这样做，因为在饭店里这样的一次请客，会让我们“血本无归”，至少要花掉我两个月的工资！妈妈不仅要抚养弟弟妹妹，还要抚养我在乡下生病的祖母，妈妈觉得实在负担不起。我妈妈是49年之后第一批上海财经学院的高材生，曾任上海市商业局的会计科科长和工会主席。而我从未见过面的台湾大姑妈，则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浙江山沟里的乡下女孩子。她49年前跑到台湾，做做家庭小生意，三十年后回来，就能随意向我们每个人分发一百美元的钞票。这对生性高贵的妈妈而言，简直就是一种侮辱。
八年后的今天，我面临着同样的耻辱。我必须要有鸡，还要能下蛋的鸡。但是我却既没有鸡，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蛋。
我始终没有找到可以帮助我留学美国的经济担保人。
由于经济担保没有着落，当我7月份拿到入学通知书时，只能放弃1990年秋季入学的打算。
十月份，我再次收到1991年1月份开学的入学通知书。但是我仍然没有经济担保。
我一筹莫展，走投无路，几乎陷入绝境。
眼看着已经到了十一月份。我看着没有其它法子，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我请我在日本一家著名证券公司工作的同学为我专门到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去为我做一个经济担保。一个礼拜后，我收到了我同学的这份担保。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这份在日本出具的经济担保，对去美国留学，究竟管不管用。
是否还有其他什么途径？大概是被逼无奈，穷极思变，忽然有一天，我不禁急中生智，忽发奇想：为什么我不可以自己担保自己呢？
就这样，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想了好几天。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当时差不多已快憋出病来了才会作如此妄想：自己怎么能担保自己呢？逻辑上也讲不通啊。
不管怎么样，当时我就是这智商，也确实是穷途末路了。
于是我又一次打电话到海斯堡州立大学，询问乔伊·鮑兹：如果我将钱寄到学校，学校是否能为我出具一份经济担保证明？鮑兹告诉我说，学校无法担保我，但是如果我能够将第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所需的一万美元汇到学校，学校可以出一份确认我有足够资金支付第一年留学费用的证明。
也只有这样了。我认为在签证时，这多少会有一些帮助。虽然不是出自银行和使馆，至少也是出自美国大学、一个正式学术机构的证明，当然这只是我自己脑海中云缭雾绕般的想法而已，基本上属于我自己的一厢情愿，管用不管用，只有天晓得。然而我假装不知道这一切。这就是我当时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子过河的光景。虽然我知道，我可能随时随地就会栽进水里，淹死的。
好了，现在，既然学校也愿意为我出一个存款证明，那就意味着，我必须先要有存款，而要存款，当然，那就意味着需要钱。钱！
那么，钱呢？
我需要钱。需要一万美元！而且是现金！！
这已经是1990年的10月底了，离美国大学冬季开学日期只差两个月的时间了。而我仍然是既没有经济担保，也没有钱。没有经济担保就不可能获得赴美签证，没有钱也根本去不了美国。
当时（八十年代末）在中国大陆境内，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个“正常人”会拥有一万美元现金。当时，中国最有钱的人，就是那些在报上宣传的所谓的“万元户”了。当时的“万元户”，相当于我们通常概念中的百万富翁，但那“万元户”的一万元还只是人民币。一万元美金，根据当时的官方兑换率是八万元人民币，但如果私人要以人民币兑换美金，就要去黑市。在黑市，一万美金需要十万以上的人民币才能兑换。当时的八万或十万元人民币，即使是对一个生活在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又是在政府或国有企业工作的、为数不过几百万的“精英”中国人来说，也是他们一辈子所能赚的全部的钱。之前的几年内，我有两个同事，都是锦江饭店的经理和部门经理，因为在宾馆建造项目中贪污了不到十万元人民币，一个被判了十年，另一个被判了无期。
八十年代末期，上海人每月的平均工资在50—80元人民币之间。我当时的工资算是相当高的，每月110元，市长江泽民的工资也不过150元。一万美金，就是十万元人民币，这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天文数字！
以当时城市的平均工资来衡量，十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今天的600万到1000万人民币。区别在于，当时文革之后改革开放才十年，并没有人有能力赚到那么多钱。即使是现在，有不少人有那么多钱，但是如果你要向他们借，而且是借来私用，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换句话说，在当时普遍贫穷的中国，要搞到一万美金，要借到10万人民币，等于是要叫一片长满荆棘的荒原，忽然之间就冒出一大片金黄色的稻浪一样，基本上属于白日做梦，天方夜谭。
但是我却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自己所做的白日梦，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不切实际地编织着自己幻想出来的天方夜谭，就好像那都是真的。
我开始了我的“调查研究”。我询问了我两个最要好的小学和中学同学，他们是我认为最有可能搞到钱的人，而且与我的政府工作没有什么关系。一个同学的姑父在香港做生意，常回大陆；另一个在市工商局工作，他有可能认识什么有钱的商人。
我问他们，我在哪里可以搞到一万美金，为我留学之用。
我问他们的时候，自己的心里却在不停地打鼓：这不，好像是我要他们去偷东西似的，向他们借像天文数字那样的一笔钱，不就是等于叫他们去抢银行吗？
然而，他们竟然都答应了，说他们会去想想办法。
这反而让我大吃一惊！去想办法？我的天呐，可千万别真的去抢银行啊！
7 等待
我只能等待。
自从那个改变我人生走向的早晨，在老胡的办公室里，从老胡的嘴里跳将出“出国”这个词到今天，已经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也更坚定了我出国的决心。
江泽民离沪赴京前，在去向他的前任、前市委书记兼市长汪道涵道别时，汪道涵为江的北上特地写了一幅字，我今天回想起来，其题字大意为：大任苍茫蜀道远，望君珍重勿思还。我当时就觉得，汪道涵是在向江作某种暗示：他的北上凶多吉少，只能好自为之。
在“出国”成为我下一个人生目标的这一年多来，在公司和政府日常公务中，我除了将空闲时间都用来背英文单词之外，并没有表现得与之前有什么不同。我还是照常与老胡一起参加市委市府的各类办公会议、传达和通报会议。
在江泽民离开上海去北京之后，朱镕基市长兼任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老胡一方面对很看重他的老上司升迁北京十分高兴，另一方面，对朱镕基成为他要直接面对的新老板却显然很有点失落，他私下里常有意无意地向我表达他对朱镕基的不耐烦。朱镕基经常会在市委市政府的会议上点名骂人。有一次，朱镕基在外滩市政府召开的有厅局级干部参加的办公会议上，为了一个厂发生的一些事，点名叫这个厂所属局的局长站起来。朱镕基对这个看上去还蛮老实的局长大骂了一通，当场将他停职下放，叫局长去那个厂上班三个月，解决问题之后再回局里上班。朱镕基发出威胁，如果不能解决问题，他就会被就地免职。这使参加会议的局长们，个个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散会后，大家都面面相觑，尴尬的眼中流露出惊恐不安，彼此连招呼都不敢随便打了。
在我看来，这是朱镕基在作秀。而这一点，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在朱镕基担任总理之后的中国，也证明他确实如此。朱镕基究竟解决过中国什么实际问题？在江朱治下的中国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作秀的中国，一个表面和平发展，背后却仍然是毛泽东邓小平狰狞凶险的共产中国。
我心里暗暗猜测，大概在一次我没有参加的会议上，老胡也被朱镕基骂过。因为有几次，在我与老胡参加的一次由朱镕基主持的市委市府联合办公会议上，我和老胡坐在前排，正面对着朱镕基，老胡居然旁若无人地耷拉着脑袋，睡起觉来，还任意妄为地打起呼噜来。这在党内，尤其在高层，绝对是犯大忌的，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仅使我也开始感到不自在起来，也弄得整个会议室里的领导们都不自在起来。朱镕基向老胡瞟来不满和嘲讽的眼光，这目光也落在老胡身边的我的身上。我感觉到，其他人的眼光也在我们两个人身上扫来扫去。这与老胡参加江泽民召开的会议时的情形大相径庭。江泽民开会时，无论多么无聊和做作，老胡总是全神贯注，精神饱满，而且面带笑容，闻鸡起舞。
但是我知道，老胡是江泽民的人，江泽民现在到北京当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朱镕基再怎么讨厌老胡，也会因为江泽民而不敢动他，最多也就给老胡穿穿小鞋，讽刺挖苦几句而已。就地免职之类，纯粹是朱镕基做做样子的。
老胡因此也常以不屑的口吻说朱镕基：“他以前不就是一个右派吗？”言外之意就是，他敢动老子吗？老子是红小鬼！
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老胡开始对我的出国更加关心了，常常问起我出国的进展情况。我甚至也开始感觉到，老胡似乎也受了我的影响，似乎也要“退党了”？他是不是要退出朱镕基那个党？
不管怎么说，以后的事实证明，老胡确实成了上帝派来的守护天使，专门帮助和保护我出国的。
虽然办公厅和集团公司的人大都没有感觉到我有任何变化，但是我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十分清楚。我并不向他们隐瞒，我告诉了他们我出国的原因、想法和计划。他们都十分理解，但是对我可能出国这个现实，他们都在心里开始惶恐起来。
在我办公室工作的每个人，都是我挑选和提拔的。尤其是小马（我应该叫他老马，因为他比我年长七、八岁），是原市府机关事务管理局老资格的办公室主任的儿子。这位主任，是老胡仕途上长期以来的老对手。他与老胡一样，也是党内三八式老干部中不多见的“文化人”，他俩的级别也不相上下，很久以来，在我与他们的互动中渐渐悟出并得知，老胡对他很不以为然，私下里总是对他反唇相讥。真所谓文人相轻，事实上，他们是“政敌”。
当年集团成立后不久，市里的领导都纷纷“介绍”他们的子女和熟人来这个油水十足的单位工作。对此，老胡既感觉权柄在握的满足，但又因为往往很难摆平，而感觉有些为难。所以，当我提出招收新人采用考试的“改革”建议时，老胡欣然同意。我建议，在我们这个当时在上海新成立的最“权威”、最“新潮”、也最“肥缺”的集团，我们应该要顺应改革潮流，公开招聘“人才”，而不应像以前那样被领导后门控制和摆布，其实这样也会得罪人。至少我们应该尽量在内部要“公平”。
结果，小马入选了。
小马是一个作家级的写作人才，虽然他不屑于共产党官方的政治化的写作风格，他还是一个高干子弟，但在公开招聘的考试评分中，我还是给了小马最高分。
很显然，这出乎老胡的意料，他很敏感，他不会让“政敌”的儿子“埋伏在”自己的身边。
不过，在我和老胡正式讨论了这个问题、澄清利弊之后，老胡还是同意了我的看法和判断，他显得很大度，虽然仍持保留观点。这让我很吃惊。事实上，这已经打破了一贯以来市政府高层运作的一些潜规则，也因此，我更体会到老胡对我的信任，使我对老胡更加刮目相看。
小马是高干子弟，又比我年纪大，而且自视甚高，几乎瞧不起任何人。但在我们办公室共事的这几年，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们在很多方面的观点都十分接近，我们的情谊也逐渐加深。虽然他对我要出国的想法十分支持和赞赏，但他心里也十分纠结。一旦我离开，他就会失去他在公司里唯一的人脉支持。由于他高干子弟的身份、他自以为是的才气和眼光，他平时就不将其他任何人放在眼里，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
我出国之后的情况表明，小马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我离开之后不久，小马就郁郁寡欢地离开了衡山集团这个当时上海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单位。但正是因为与我同事这段时间，小马积累了不少办公室文书管理和政治运作的经验，使他之后有资格成了上海万国申银集团的创办人之一，他担任了该集团的办公室主任。
8 钱、钱、钱
眼看着我一年多来为去美国留学所做的一切努力，由于没有钱、没有经济担保，就要功亏一篑，付诸东流了。这时已是1990年的11月的中下旬了，离冬季开学只剩下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了。没有经济担保，就无法办理护照。在当时，办理私人护照需要工作单位的介绍信，工作单位要开办理护照的介绍信，就会要求办理护照的人先辞职。但是如果没有经济担保，就无法获得签证，在没有可能获得签证的情况下辞职办护照，简直就是自杀行为。
所以我只能继续等待。
到了最后一刻，在我觉得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情况却忽然出现了转机。我在工商局工作的同学告诉我，他搞到了八千，而另一位同学也告诉我，他给我凑了两千，总共是一万美元。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到这一万美元的，是否来路正当，是否合法，我没敢多问。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这也是我最后的机会！我还没有听说过任何人曾经尝试过靠自己担保自己而成功出国留学的例子，但是，我只能铤而走险了。
亲戚朋友听说我要将刚借来的天文数字般的一万美元，汇到我还不知能不能去的美国大学，都吓傻了，都觉得我一定是想出国想疯了。他们对我不是婉言提醒、就是直言警告，说，万一我出不了国，那笔钱就丢了，我一辈子都会还不清这笔债的。当时，即使有全额经济担保，留学签证也像中彩票那样毫无把握，更何况像我这样自说自话自己担保自己的，不仅没有先例，也不知道领事馆究竟认不认可，你先丢了一万美元，你这不是找死吗？
虽然大家这样说都很有道理，但我却不为所动。无论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无论是鸡生蛋，还是蛋孵鸡，我就是不相信我出不了国。
我数点着好几大叠人民币和美元。我一生从未数过这么多钱，即使将我一生所拥有的财产和收入全都加在一起，也没有这么多过。一眨眼，我成了中国最有钱的人了，十个“万元户”加在一起也不过如此。
不过，这都是借来的，于是我也立即成了中国当时欠债最多的人，一个欠下天文数字债务的真正的无产者。更糟的是，我还要将这一万美金丢到我并没有把握是否能去的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去。
秋玲替我去了中国银行，将这一万美元汇往美国堪萨斯州海斯堡州立大学。在中国银行时，秋玲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汇这笔款的手续费要两千二百元人民币，我们银行里的存款里好像还有点不够。我有点晕了，看来，我是要彻底破产了，这个手续费差不多就是我还没挣到手的两年的工资。
我问秋玲，怎么办？秋玲说，就把银行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吧，不够就再去借一点吧。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只能往前走了。秋玲也和我一样傻，会计也白读了。
这是1990年12月初，离美国的开学日期只剩一个月了，而我的护照还没有开始申请，签证当然更是八字没有一撇，我只不过刚刚将好不容易筹来（尚不知是属于借来还是偷来）的一万美元汇到美国大学去而已。
不管怎么样，大概是为了壮胆，好像我已经得到签证似的，也好像是为了表示一种决绝，我决定更进一步，先订赴美的机票。
我订了1991年1月12日从上海赴旧金山并转机到丹佛的机票。飞机票又花掉了五千多元。
这样，我真的破产了。
就这样，我一路上破罐破摔、在最终彻底破产之后，我出国的火车头似乎才真正开始启动。事实上，如果事后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的话，完全可以看出，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我的自说自话，一厢情愿，连一点把握都没有。不过有一点十分清楚，反正我早就没有退路了，从我踏进老胡办公室那一刻起。
当然，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然而，如果不信有神，你如何能信？
如果上帝不存在，那我就是在企图抓住最后一根我自己想象出来的稻草而已。因为，甚至连我自己也并不能确定，在签证官面前，我这种存款证明，究竟能不能算是一种经济担保。我只能期待海斯堡州立大学在收到汇款之后，立即给我寄来存款证明。
9 保留党籍
终于，我收到了海斯堡州立大学为我汇去的一万美元开出了一份证明。这是我出国命悬一线的最后一根稻草。至于是否有用，我就完全不得而知了。
这时，已快到12月中旬了，离我已订的赴美机票的登机日子只剩下三个星期了。
然而，我还有更险恶的一道沟渠要跨越——我不得不办护照了，我要面对我的“政治”现实了。在中国，一切都是政治。过不了政治关，那就什么都做不了，一切都会是枉然。
在我去公安局办护照之前，这是我必须经历的步骤和程序：
1. 首先向集团申请辞职——辞去我的工作职务；2. 作为党员，我要向公司党委打报告，申请因私出国，保留党籍；3. 衡山集团党委隶属于市政府办公厅党组（市政府机关内部的最高级党组织），在集团同意我保留党籍之后还要向市府办公厅党组申请批准；4. 更由于我是所谓的处级干部，在市府办公厅党组批准之后，还要向市委组织部的市级机关党委（市委机关内部的最高级党组织）提出申请批准。只有在获得这三级党组织的批准、并且完成辞职之后，我才有可能去公安局办理护照。
这种出于私人原因出国申请辞职、保留党籍的案例，在当时的市政府和市委内部，几乎是绝无仅有，闻所未闻的。按照常规，这一申请和批准过程，即使最终被批准，一般也至少需要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很显然，我没有这种闲暇。我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否则一切就都毫无意义了。
当时，还处于六四天安门事件一年后的阴影之中，西方各国正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对中国进行全面制裁。对西方的敌视和党内的整肃气氛，都不容许有公开的亲西方倾向。当时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即使想要因私出国，也都不敢去撞这个枪口，因为要么不会被批准，要么会引起日后潜在的政治麻烦。这基本上属于闯禁区，属于潜在的政治上的自杀行为。我十分清楚，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不仅会使我出国的一切努力都前功尽弃，而且会产生远比我欠一万美元终身破产更为可怕的政治后果。
我感觉束手无策，不知从哪里开始。
我只能去找老胡。
老胡听了我这些顾虑，盯着我看。他对我所面临的不确定和担忧似乎波澜不惊，像往常一样，神情坦然，笑眯眯地咽了咽口水，对我说：“小杨啊，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
虽说我对老胡的了解可说已到骨子里了，但听到他这么一说，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即使老胡可以“通天”，但在共产党内部，纯粹为了个人原因而在党组织内强行闯关，这是极为忌讳的，更何况我不过是他的一个下属而已。共产党内的领导，一般来说，绝不会冒这种风险，承担其不可预测的后果。虽然我和老胡有十年的上下级关系及交情，但老胡这种不管不顾的魄力，仍然令我震惊，这在共产党内是极为罕见的。
当然，这正是我当时最渴望听到的话。老胡说包在他身上，那就是包在他身上了。在上海，除了这种性质的事，即，破坏组织规定的事除外，确实似乎没有他搞不定的事。所以我又向老胡强调了时间对我的紧迫性，这才是最棘手的。因为根据我订的机票和美国的开学时间，我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来完成这个难以跨越的危险无比的三级跳。
老胡是公司党委书记，他立即叫来了公司党委副书记，要他马上召开一次党委会议，专门讨论批准我的申请。他当着我的面，直截了当地对老实巴交、丝毫不敢得罪他的副书记说，我同意了，你们走个形式就可以了，同意之后立即形成文件，派人去市政府办公厅党组报批，他会给办公厅打电话。
办公厅党组书记就是市政府秘书长兼衡山集团公司董事长万学远。当我和集团党委副书记兼人事部经理一起站在他面前，将我的申请、集团党委的同意报告和向办公厅党组的申请报告都交给他时，他下意识般地面露难色，机械性地、公事公办地说：
“噢，老胡跟我打过电话，要不，先放在这里，我会来处理的。我们要先开个会，这事还要与市委组织部联系一下……可能要等到下个礼拜才能安排开会……”
言外之意就是，需要一些时间，这完全符合常理。作为市政府秘书长，万学远是一个十分精明能干的官僚，一般地行文公务他都会处理得十分干脆利落，但像这种有点触碰红线的“私下交易”，他往往倾向于打一点太极拳，尤其是在六四之后，在新出台的对党员和政府官员出国管制更加严格的情况下，他既怕在政治上惹事生非，引火烧身，又怕得罪上级领导和老胡这样的实权人物。他常常在两者中求平衡。但是我目前的状况和时间表都不容许有任何耽搁，我很清楚，共产党内大都是无事生非，拍板去办事就成了，一旦搁置起来，就会渐渐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扯皮，最后会因为没人敢担当而被判死刑。
于是我向他情词恳切地阐明时间对我的重要性，如果要拖，一切就会鸡飞蛋打，不仅会坏了我的事，也会得罪老胡，而且最终也会间接得罪江泽民——我们共同的老领导，因为你老兄得罪了江书记的红人。而这，就是共产党内最重要的行为方式及其逻辑链。他在我说话的时候很注意地看着我，因为虽然我们经常见面，经常在各种场合一起开会，但平时开会或见面时，我一般很少发言。
最后，可能我的话多少打动了他，天平终于向我这一方倾斜了。这位实权派的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和党组书记对我说：
“好吧，我马上去办。你后天来取吧。”
这是礼拜四。后天就是礼拜六（当时礼拜六还是工作日）。当我礼拜六派人去外滩拿到了办公厅党组的文件之后，请集团党委副书记立即将这个批文送到康平路的市委组织部负责上海市党政机关内部人员的市级机关委员会去。
终于，市委市级机关委员会在接下来的礼拜一，12月17日，批准了我的申请。礼拜二，12月18日，我拿到了文件。
不到一个礼拜，我这一个人“私事”，不仅横扫了上海市三级党委——集团党委、市政府办公厅党组和市委组织部管理内部党员的市级机关，而且是以火箭速度完成的，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共产党以党委和行政（政府）两套系统实施管理，党委系统统管精神和思想层面，类似于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那一套宗教系统；行政系统（政府）则负责处理物质和社会生活层面。这个信奉唯物主义的党，管制的却主要是人的精神和思想，这听起来似乎有些怪异，但共产党的一切仔细推敲起来其实都很怪异，无法予以深究。在改革开放之后，行政系统越来越“物质主义化”，这是因为，不断增加的与国外的联系必须通过政府而不是党委进行，于是，行政系统越来越吃香，越来越有油水，也越来越有发言权，而党委只能越来越趋向“唯心主义”，越来越“虚无缥缈”起来。于是，在共产党传统中始终居高临下的党委，现在不得不“屈尊”与行政部门（政府）明争暗斗，有时还出于嫉妒和怀旧心理，进行一些毫无意义的掣肘和抵触。所以，如果仅从官僚衙门的外表来看，确实是等级森严，程序繁复，令人可畏，不可一世。但一旦你进到里面，你就会发现，领导们完全不讲道理的个人随意性和不讲效率的奴婢式的集体官僚主义才是决定性的，才是共产党有时显得效率高得惊人、有时又似乎完全不讲效率、不讲章法的原因。
而我，竟然穿越了这堵表面上看来牢不可破、几乎不近人情的铜墙铁壁。我感受到有一股无形的、超越性的力量在掌控、推动着我前面无法预测的人生道路。
回头去看，我与我的老领导江泽民的命运，其实是一个铜板截然相反的两面。我冒着破产坐牢的风险也要与共产党决裂，而江泽民却不得不揣着自己的脑袋，冒着与我相反的风险，去北京当总书记，我们的分道扬镳是出于同一事件的结果。由此可以悟出，一个人的心灵世界，最终会决定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命运，也会决定并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老胡对我的帮助都是令我惊讶不已的，几乎有些匪夷所思。我内心十分感激老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为我办妥了这件在当时最危险、也是最难办的一件事，而且是以破纪录的速度。不过对老胡所做的一切，我几乎从不言谢，因为说心里话，不知为什么，说任何感谢老胡的话，对我而言，都有一种虚伪的感觉。因为我始终感觉到，这已经不是关于老胡的问题了，而完全是一种超越老胡个人能力和情义的神秘力量。
我为自己开了去公安局办理私人护照的集团介绍信。我给我认识的一位公安局副局长打了电话，他说，应该一个星期内护照就可以办好。于是，我开始考虑为签证所需要准备的各方面的资料。
10. 推荐信
在上海市政府工作的十年间，我结识了很多作家朋友，其中一位是上海本地著名的散文作家赵丽宏。赵丽宏长我五、六岁，他当时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文学月刊《萌芽》的编辑。他在我出国之后，担任过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出版社社长等职，是当代中国著名作家和诗人。他当年代表上海作协接待一位来自北京的著名作家——好像是季羡林——而到我办公室来，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我们成了精神上萍水相逢的知己。我去过他的家。当他听说我要去美国留学时，感到十分惊讶，但当我告诉他原因之后，他默然了。
他随即问我，是否要写推荐信什么的。他毛遂自荐地提及他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徐中玉教授关系很好，如果有需要的话，他可以为我引介。因为他还记得，我曾向他提及我是在华师大的自学高考获得学士学位的，而他自己是77年文革后大学恢复高考时考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所以，他可算是我的学长，他的论文指导老师就是系主任徐中玉教授。当时，徐中玉教授兼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我一听，虽然心里觉得有无推荐信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大学早已录取我了。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能让好友赵丽宏失望，而且我很高心能有机会认识徐中玉教授，我也很喜欢徐教授的散文。所以我请他帮我引荐。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没过几天，赵丽宏就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向徐教授介绍了我的情况，徐教授欣然同意为我写推荐信。正好徐教授过两天要出席在陕西南路作协召开的一个会议，赵丽宏要我在徐教授开会时直接去找他。
由于我在市政府的身份和我对文学的爱好，多年来，我在作协有不少朋友，他们经常会邀请我去作协参加会议，所以我对作协很熟。我事先拟好并打印了一封“推荐信”，以便可以在会后请徐中玉教授当场为我签个名即可。
我在会议将要结束之前进入会议室。会议一结束，我就上前与徐教授打招呼。徐教授头发灰白，但却精神抖擞，他笑容满面，对我显得十分亲切，他尤其对我“出国深造”的意愿大加赞赏。我向他递上了我的名片，他也掏出了他的名片递给我。我们聊了几句之后，他问我：“你希望我能为你做什么？”我将拟好的推荐信交给了他。他很认真地读了一遍，说：“很好，那我就签了？”签完了字，徐教授又对我勉励了一番，嘱咐我在学术上要努力有所成就。之后我们就握手言别。
11. 签证
在八十年代的上海，出国留学是一个最为神秘、最为冒险和刺激的话题，它也是学术精英最高档的精神消遣之一。出国留学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是一桩匪夷所思、渴望不可及、类似哥伦布大航海、飘流于大洋中去发现新大陆的冒险事业。
在当时，你要出国，你只能通过留学；而你要去美国留学，你就得是大学毕业生。而在当时，大学毕业生的总人数，即使是在文革后恢复高考十年之后的八十年代后期，也只是全国人数的万分之一。而真正被国外大学认可的可以直接留学的上海和北京著名高校的毕业生，更是只占这几个大城市人口比例的万分之一，在这些拥有留学资格的大学生中，真正想要出国的又只占学生人口的百分之几，绝对属凤毛麟角。如果再加上经济担保的问题，政治审查的问题，语言障碍的问题，学术对口的问题，等等等等，最后真正能够走到签证这一步的已经寥寥无几了，而在这一切之外，在这三、五座很难跨越的喜马拉雅山之上，还有一座高耸入云的珠穆拉玛峰——签证。这就好像是一场无论你有多大把握、无论你条件多么优越齐全、你都难以预料的终极审判一样。
好了，现在，轮到我了。从纯粹留学的角度来看，我为签证所准备的一切，在当时严峻得甚至有些残酷的现实中，即使以最仁慈的口吻来评价，也只能说，是一堵勉勉强强、希里巴几凑合起来的、纸糊的墙。
1990年12月31日，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也是我订好的1月12日赴旧金山机票还有可能被使用的最后一天，我终于拿到了护照。由于正值圣诞节和元旦期间，美国领事馆休假还关门好几天。
我的签证面试被定于1991年1月4日。我当时全部的注意力是：我订好的赴旧金山的机票是1月12日，我能否赶在这个日子前获得签证？
我十分清楚，只有在国内，我还享受着某种绝无仅有的特权，但是在美国方面，这种特权完全不存在。我现在到了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关头，而在这一最重要关头，我是完全无助的。
我所面临的，好像真的是对我一生的终极审判。我知道，我所面对的就是，不成功，便成仁！
淮海中路上的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离我所住的长乐路的家很近，走路只需要十分钟左右。我的中学同学——长脚，主动为我隔夜去领事馆排队。
上海的冬天相当寒冷。
四日早上，我到了领事馆，领事馆外已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这里是当年上海人、也是中国人获得去“美国天堂”门票的“售票处”。每个人都在紧张亢奋的期待中，每个人都在做着美利坚之梦，每个人也都做好了梦幻破灭的准备，因为几乎99%以上的人肯定都会面临这样冷酷的结局，而这就是中国人所要面对的现实。
我也不例外。我排在等待签证的队伍之中，思想一片真空。我什么都不想，我把我的命运交给上帝，虽然我不相信上帝。但是这时候，你除了相信，你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你不相信，你就不会站在这里排队了。无论如何，最终决定你是否能够拿到签证的，绝不是你的不相信，而是你的相信。
我几乎是无动于衷地被带进了领事馆内等待面试的房间，看着前面的人一个一个被拒签，一个个好像大吃一惊的样子，一个个最后只能耷拉着脑袋，一个个无可奈何沮丧地离开，似乎没看到有谁签出来，高高兴兴地离开的……
我还是无动于衷。我在努力迫使自己无动于衷。
轮到我了。我走向那个在招呼我的窗口。
对我进行面试的领事相当年轻，看来大概三四十岁，十分英俊，他蓄着漂亮的、若隐若现的络腮胡子。他似乎漫不经心地瞟了我一眼，随意翻阅着我提供的那一叠证明和文件。他开始用中文与我聊了起来，偶尔也用英文。
“这是你的名片吗？”
“是的。”
“你有这么好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去美国？”他忽然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好像在把玩着我的名片，翻来覆去地看着我的名片，却并不看我。
我一下子被问住了，签证面试怎么会问这种问题？“我，我到美国去进一步学习、进修啊。”
这似乎是我们出国的标准答案。
“你知道吗？如果你到美国去，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了。”领事继续漫不经心地有一句没一句地问我。
啊，我心里在想，他怎么知道我的工作是一份好工作呢？
“你知道衡山集团啊？”我问。我感觉到，这个面试实在有点怪异起来了。
“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们是属于市政府的嘛。”他笑着说，好像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只不过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罢了。
“我这个工作确实很好，但是我更喜欢文学研究，喜欢欧美文学，我想要到美国去深造，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心底里最怕的就是被问及经济担保的问题。只要不涉及经济担保，我什么问题都不怕。
我看见他的手好像开始要翻动下面几个文件了。他甚至已经触到了那份大学所出的银行证明，但他好像没怎么在意，也没说什么，继续翻了下去。而我的心，却几乎一下子要到喉咙口了。
“你认识徐中玉？”他的手指停住了，将那份推荐信抽了出来，忽然问起我来。
“当然认识，他是我的教授啊。”
“你能不能为我介绍一下？我很想认识他。”
我几乎吓了一跳，惊呆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会发生这一幕。我仔细看了看签证官，他的神情十分诚恳，并没有逗我、开我玩笑的意思。
“当然可以，我一定为你介绍。”于是我也尽量显得平静坦然，好像我又回到了办公室，在与人攀谈，介绍我所熟悉的那些“重要人物”那样。
“我也是文学专业，在大学里的时候，”领事似乎开始与我推心置腹起来，“我很喜欢中国文学。我很敬佩徐中玉教授，喜欢他的作品，我很想结识他，但他好像老是被很多人包围着，我挤都挤不进去，”说到这里，他笑了起来，“如果你能为我引荐一下的话，我就真的太高兴了。”
“我一定为你介绍，我这里有他的名片。”我从口袋里掏出了徐中玉教授的名片，通过窗口递给了他。
他接过名片，喜出望外，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说着，他竟然从他里面的桌子上将他自己的名片也递了一张给我。我接过来一看：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周恩至，这是他的中文名字，他的英文名字是John。
“你八号来拿签证。”他随口对我说了这么一句。
啊？过啦？我不敢相信。这不好像就是在演戏一样，我还得演下去。
“谢谢，谢谢！”我真不知应该如何感谢他，我更不知是要感谢这位领事呢，还是感谢徐中玉教授，还是，要感谢美利坚合众国！
呵，我一生最危险、也是最伟大的跨国冒险事业，竟然如此轻而易举就成功了！
“我还要谢谢你为我介绍徐教授呢。”他轻松地微笑着，与我挥手道别。这位副领事显得比我还要高兴，好像是他获得了我发给他签证似的。
我压住内心无比的兴奋和喜悦，继续演戏，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一步一步走出了领事馆。
我一走出领事馆，就想跳起来。
在外面等候的长脚一见到我走了出来，就急切地问我：“老杨，签出来了吗？”
“我来签证，还有签不出来的道理吗？”
即使是我这位吹牛成性的长脚同学也没有预料到，在最不应该也最不容易吹牛的地方，最不会吹牛的我，牛皮竟然会吹得如此铿锵有力。这显然刺激了他好久以来一直无处发泄的吹牛的冲动。
长脚即刻亢奋无比，他激动起来，像模像样地走到领事馆的门口，向伟大领袖那样，向拥挤在门口的“无头苍蝇”和“乌合之众”们挥了挥手，忽然高声喊叫起来：“喂，喂，大家听好啦！阿拉这里签出来了！阿拉这里签出来啦！今早还有啥人签出来啦？没有人伐？那你们都签不出来吧？阿拉，一枪头，就签出来了。”
话音未落，就听到人群里此起彼伏的询问：“啥人签出来啦？”
“啥人签出来啦？”
众人一听说有人签出来了，都开始向长脚挤了过来，人群涌动，场面一片喧哗。
我扫视了一眼，领事馆门口大概聚集了一百多人，大都是那些辛辛苦苦隔夜就来排队签证的失败者，或是他们的亲朋好友，或是那些希望去美国、但又患有美国签证恐怖症的一些人。大家纷纷围拢过来，都想要知道，是谁刚刚签出来了，都想要获得一些关于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签出来的信息和他们的签证经验。而拿到签证的人似乎都成了英雄，接受着乌鲁木齐路边梦想者的仰慕和朝拜。
长脚主动迅速地成了我的替身，自然就成了“民族英雄”，他很享受这一身份所带来的快感。他那篮球中锋的高个子身材，此时正充分发挥优势。他完全不知道我究竟是如何签出来的，而他根本就不需要知道，因为他已经在那里口若悬河地开始随意编织起他自己想象出来的“我的签证经验”，这显然吸引了众多投靠无门、签证无望的莘莘学子，他们大概从未遇见过如此“经验丰富”、又如此无所事事、“不厌其烦”愿意与他们分享成功经验的“赴美学人”。
而我则乘势悄悄溜走了。
整个签证过程，前后持续了大约不到一个小时。当我回到家时，秋玲和我的几位等候消息的同学，还以为我连领事馆的门都没进去、连队都没排上呢。当他们知道我顺利通过签证面试时，都惊呼起来：怎么这么快啊？好像是到五原路菜场去转了一圈一样！
1991年1月8日上午，我到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领取到了赴美留学签证。
四天之后，我飞离了上海，老胡到虹桥机场为我送行。在抵达美国的第二天，我已经坐在全是金发碧眼的美国人的教室里，开始了我四年的留学生涯。
11. 后记——追根寻源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就只不过是多一个中国人出国的故事罢了。
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地自毁长城，也不会坚定不移却又毫无目标地自我放逐。我在美国开始的几年，有时也很郁闷：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离开中国？难道仅仅只是为了自己的良心？从物质层面而言，我显然是个傻瓜。我拱手相让原本可以让我坐享一生的金山银山，毫无目标地来到美国留学，挣扎在勉强维持生计的边缘上……仅仅只是为了自己的感受？
当然，我也常常在心里感叹道：怎么竟然会有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存在，使像我这样一个绝望之人，仍有一个逃难的去处，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基督的福音，我才终于找到了打开心门的这把钥匙。
那是1995年复活节前的那个周末，我在加州高耸入云的红衫林营地参加了一次福音布道营会。我第一次听到福音！
哇，原来，真有上帝？上帝真的存在！
上帝不仅存在，而且祂爱世人，祂是我们的天父！祂不仅爱世人，而且还单单爱我！祂呼唤我回家……
祂呼唤我！永恒的上帝竟然在“呼唤”着我！
这真像是原子弹爆炸，将一直自以为是唯物主义者的我炸得粉身碎骨。这一心灵的震撼，远比当年我决定走进老胡办公室之前的那种爆炸感觉，更强烈百倍。
我好像又活了过来，心里开始明白过来了：哦，对呀，原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我的良心，我的决心，我的信心，都是上帝的灵在我里面的激动，在我里面的带领！因为，在我里面的那份催促和呼唤，煎熬何执着，是何等的不由分说，何等不可更改的决绝！原来，那就是圣灵的工作，是“祂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诗篇 23:3）是上帝“叫我们活过来”（以弗所书2:1）。
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情不自禁地全力以赴、甘愿付出除生命之外的一切代价离开自己的生养之地的原因。我好像听到了天使对罗得的警告：“逃命吧！不要回头看，免得你被剿灭。”（创世纪19:17）
哦！原来，是上帝大能的手，在一路神奇地保护和引导，使我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在一切与我对立的环境中，仍然使我如履平地般越过高山险谷，如水上行走般横跨太平洋。
甚至连美国这个国家的出现和存在，也是基于上帝在出埃及之后要求以色列人所设立的传统（创世纪21:13, 民数记），那可是三千多年前的事了。今天，世上所有“良心犯”得以来到这个“避难所”，不正是两千年来福音所结的果子？
这完美解释了为什么我会抛弃那个看得见的世界，而去寻求那看不见的世界。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真理无可辩驳的力量！这就是神存在和神大能的明证，叫人无可推诿。我不敢相信，但又不能不信！因为我无法拒绝历史，无法拒绝真相！就像我无法接受共产党的谎言那样。我也无法否认我的心灵渴慕真理的实在性。
于是，我成了基督徒。
我（们）被捆绑在魔鬼引诱我们的唯物主义的井底（或柏拉图的洞中）太久了，我（们）除了迷惘失落之外，别无出路。上帝却亲自将我（们）从井底（和洞中）提拔拯救出来，将我（们）从魔鬼黑暗的权势下拯救出来，带我（们）进入祂爱子光明的国度。只有上帝的灵才能开启我们心灵紧闭的这把锁。
于是，我的灵魂苏醒了，我的心开窍了，我获得了重生。
于是，我就能看见上帝所创造的阳光普照的世界，我就能沉浸在上帝那浩瀚无垠的荣耀中！神向我仰脸，基督的恩典之光照亮了我暗淡失落的心灵……
天父上帝在向我召唤，要我离开本乡本土，而老胡就是上帝的器皿，是我不可或缺的守护天使，帮助我坦然走出狼窝虎穴，为的是要将我领回到永生神的家。我需要什么，上帝要么早已预备，要么及时供应，以致我看似一无所有，其实样样都有，最终什么都不缺乏。我因良心而导致的近乎自杀行为的退党和出国的疯狂举动，最终却成了我“出埃及”、“过红海”的个人现实版。这是何等的恩典！三十多年后，回顾过往，几乎每一步都是不可能的，但上帝是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于是，每一步都成了神迹，正如圣经所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
…… 我在市政府内部扔出一颗炸弹，看似无人能够阻挡它的爆炸，但它却没有爆炸，被最不可思议的共产党自己的官员暗中保护了起来。怎么可能？又是为了什么目的？老胡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几乎如圣经所记载的波斯王亚达薛西恩待酒政尼希米那样恩待我。圣经告诉我们，“神大大激励”亚达薛西王，使他做出决定，让尼希米离开波斯王宫，回耶路撒冷建造城墙（《尼西米记》第二章。）毫无疑问，老胡是上帝差来的守护天使，一路保护我，直到我出国为止。即使在我离开上海之后，老胡继续照顾滞留上海的秋玲，以他的“特权”帮助秋玲与我保持联系。没有任何一位共产党高官会做那些对他自己毫无益处、反而可能有害的事，除了那位超越万有的上帝，祂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为他所爱的人预备永生，因为只有祂，用祂那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每个人的脚步。好像是完成了上帝赋予他最后的使命，老胡在我出国后没几年就默默地去世了。
…… 为了通过托福考试，达到研究生的标准，我只有六个月的时间，就要从小学水平跳到中学水平。一般来说这个过程，即使全力以赴，也需要一到两年的全职时间。但我只有业余时间。但在六个月之后我几乎一分不差地达到了这个标准。虽然人的努力是重要的，但在这种没有退路的极限考验中，人是绝对无法夸口的。能力本来就是神所赐的，而能够成就超越一个人能力的事，背后往往有一个更高的目的。
…… 硕士研究生留学需要学士学位证书，我根本没有进过大学。但却无心插柳地在一年前刚获得自学考试的学士学位，正好派上了用场。这显然也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定的……
…… 我出国所必需的一万美元，是在当时连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巨款，但却不知从哪里为我“及时”冒了出来，这只能是上帝为我所预备的，因为至今我都不知道这笔钱究竟来自何处，而它们刚好满足我的需要。
…… 从人看来，我根本不需要什么推荐信，但德高望重的徐中玉教授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而且毛遂自荐地为我写推荐信。正是靠着这封看似“无关紧要”的推荐信，我犹如有天使保驾护航，轻而易举就获得了最难获得、几乎不可能第一次就获得的赴美留学签证。这显然是上帝的作为，是神迹。
…… 即使是在铜墙铁壁的共产党内部，市府和市委竟然会不按照它自己的规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为我保留了党籍，并以火箭速度跨越了这一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
…… 我在没有办退党、办辞职、办护照和办签证之前一个月，突发奇想所订的不能退的、赴美旧金山转丹佛的转机连票的时间，竟然连一天都不差……
即使是在上海权力通天的老胡，他对我如此顺利地“一枪”就获得了最没有把握的美国签证也极为惊讶。他是“建议”我出国的第一人，他十分清楚，即使是在1986年中美关系的蜜月期，作为上海市长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才获得赴美留学签证的，他动用了很多他的关系。而我竟然能在六四之后中美关系几乎冻结的形势下，不靠任何关系，在没有经济担保的情况下，就顺利获得签证。
这一系列前后紧密关联的事件，不仅必须按特定的秩序相继发生，有些还必须事先就发生，其它的则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内及时发生和完成，这完全超出了任何人的意志和能力的控制范畴。如果这一切最终没有什么目的，那就是荒唐的。但现在我知道，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是上帝的拯救。我也由此得出结论，人生的一切因为上帝的旨意而有意义，因为我们的生命唯有一个目标和方向才有终极意义，那就是认识神，归向神。除此之外，人生没有意义。
涵盖人类历史长河的《圣经》充分见证、记载、并向我们启示了这位凭己意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人类事务的上帝，是如何的信实，如何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申命记7:9）
…… ……
我出国前在国内认识两位基督徒。一位是我的表姐，另一位是我的好友。他们常常提及要为我祷告，求神祝福我，保佑我，但却从未向我传过福音，也从未要我信耶稣。
1999年底，我从美国回到了上海。当我十年后再次见到他们时，我极为兴奋地告诉他们，我也像他们一样，已经是基督徒了。同时，我忍不住好奇地问他们同样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没有向我传福音？这么好的福音，你们怎么没有在我还在上海时，就早点告诉我呢，省的我出国了？”
表姐笑盈盈地看着我，露出了一贯的怜悯体贴、又有些娇嗔责怪的表情，说：
“哟，我们哪敢跟你传福音啊？那时，你在这里（她用手指着头顶），我们在这里（她又用手指着地上），你的眼睛都长在额骨头上面去了，我们看见你吓都吓死了，哪还敢给你传福音？这不是要把你给坑了吗？”
另外那位好朋友也这样回答我说：“开什么玩笑啊！你是市政府里的人，那么好的工作，那么有前途，我给你传福音，你要是成了基督徒，不就毁了你一生的锦绣前程吗？”
我无语了。是啊，在国内，在共产党的深宫大院和铜墙铁壁之内，我们的身心灵都被魔鬼紧紧地捆绑着。也正因为如此，我的离开才需要上帝采取主动，才需要上帝拯救的大能，让我们先义无反顾地走出埃及，才能真正认识祂，而来敬拜祂。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我忽然发现，原来，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原来，我以为只此一家的出国故事，却有着难以想象的与众圣徒的共同经历，我们都从黑暗的权势，被迁到祂爱子的国度，我们都来自同一个神圣的源头，也都要奔向这个共同的神圣家园。
…… ……
飞向心灵的故乡——振风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