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正在电脑上；秋玲在厨房里忙着，正在有一句没一句地自说自话着；凯文和馨遐在他们的卧室里玩Pokémon牌。
“喂……喂……”，我拿起电话，听到对方似乎没有人说话，我也并不以为然，心想大概又是个骗子电话吧，看一下电话号码显示，就把它挂了吧。正在这样想的时候，电话里忽然有了声音，很轻，很远，是一个女声：
“弗兰克，弗兰克，我是琳达，喂…… 我，我，你听到吗？…唔……我，唔，你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
喔，是琳达，我听出是她。咦？怎么好像有些吞吞吐吐的？她说话从来不是这样的啊。好像有点奇怪，有点诡异 ……大概女人有时都会这样，我这样随意想着。
琳达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来自台湾，年轻时嫁给了一位美国白人建筑设计师，现住洛杉矶。我与她在生意上有来往，与她老公也很熟，我去洛杉矶时偶尔会住在她家。几个月前，她从洛杉矶打电话给我，很神秘地告诉我：“你知道吗？我要去上海做生意了！因为你是从上海来的，我知道你对上海很熟，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下，听听你的意见。”
不过，她好像并不是要想听我的意见，而是要炫耀一下，她告诉我，她将要到上海去做的生意“可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生意喔！”她还特别向我强调，这是一个与政府部门有联系的生意哦，可不是什么一般的小生意哦，背后可是“很有势力”、“很厉害的人哦”，云云。
言外之意，琳达似乎要向全世界宣告，从今以后不要再小瞧她了。显然她以为自己从一个台湾小女孩直接嫁给了一个美国白人建筑师，成了一位“终身”家庭妇女，似乎在他人眼中有些“不太光彩”，以致她觉得有些自卑，好像这埋没了她一生的宏图大愿似的。
我那次在电话中尝试着提醒她，要谨慎一些，至少，先让我看看她在上海揽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意，等我评估一下再做决定。但她可是正在兴头上，一副胜券在握的得意劲儿，有些小媳妇终于熬成婆的模样。我感到插不上嘴，只好顺水推舟，说几句让她高兴的话。总不能扫人家的兴吧。再说，我离开上海确实也有十几年了，也并不怎么了解情况啊。
而现在，她的生意进行得怎么样了呢？
“你在哪里啊？……我猜不到，你不是老到处跑吗？哦，你不是要去上海做生意吗？”我问道。
“我，我，我告诉你噢，……我现在在上海……”琳达好像还是有点吞吞吐吐。
“哇，这么快就去上海啦？怎么样，生意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吧？”
“我，我…… 很复杂，一下子讲不清楚，……哎，我告诉你，我，我们，……你，你能不能到上海来一趟啊？”
“什么？”
“你能不能来上海一趟？”
“我……我来上海？为什么？”这次轮到我有点不知所措了。
“是啊，对，对，你能不能来上海一趟？”
“有什么事吗？有什么事要我做的？有什么需要我也可以在温哥华帮你联系啊，为什么要我去上海？一定要去吗？出了什么事吗？”
“你…… 你，能不能马上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不能跟我讲清楚一点，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不来我们就没命了……来救救我们吧！求求你，你要来救救我们！你一定要来救我们，否则我们就要没命了！”
“啊？……”我一下子感到有一种可怕的不祥之兆。
“我们已经没有自由了……”琳达继续压低声音，但已经控制不住了，“我们被关起来了，我们不能出去……我们逃不掉了，……他们要把我们杀了，还说把我们杀死在这里，是死不见尸，没有人会知道……你说我们怎么办啊？我们怎么办啊……”琳达开始在电话里抽泣起来。
“先不要哭！你们是在上海啊！这不可能！我是从上海来的呀，我不相信这是上海……先不要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先简单地告诉我。”
“我们被骗了，我们全完了，我们的钱都被骗走了，我们的身家性命全在人家手中，如果你不来救我们，我们肯定就完了，他们就会把我们像捏死一只猫那样把我们灭了，这是他们说的……”琳达一边开始大哭起来。
琳达有一个绰号：爱猫的女人。因为她养了一只猫，她在家没事总是抱着那只猫。
“你们现在哪里？”
“延安饭店，一个什么军队的饭店，他们说是什么保密的地方，一般人是进不来的，那怎么办，你能进来吗？你大概不知道，好可怕呃，他们说解放军随时都会来，来抓我们的……”
“延安饭店？”这还真是撞在枪口上了。“那好，我就来一趟吧。”我几乎不假思索。看来事情还真严重，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啊，真的？真的？”这次轮到琳达有点不敢相信了，“那，那，那你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了！求求你，求求你了，我和我妹妹都在这里，都被囚禁在这里……出不去了……我们已经快要疯了，我妹妹已经疯了，快要自杀了……如果你不来的话……”
二
挂上电话，我陷入了沉思。
秋玲听到电话挂了，就从厨房走过来问我：“侬要去上海啰，是伐？”虽然我没多说什么，但秋玲从我在电话上的对话和反应，也已经觉察到了情势的严峻程度。
秋玲在我与琳达通话时应该已经大致猜出是怎么一回事了，她与琳达和我一样熟。其实我们对此也早就有某种预感。她也知道我在这种情况下会怎样想，甚至怎样做。她只是淡淡地对我说了一句：“你去好了。”
就象六四清晨她对我要退党时的态度一样。那天，她也只是淡淡地对我说：“你在监狱里，我会来给你送饭的。”
我心里虽然没有时间去多愁善感，但“世上没有更好的老婆了”这一想法再次成了我穿越时空的直觉。秋玲的胆量、率真和对我的信任都属无与伦比，常常令我惊讶不已，她对我的信任和了解几乎比我对自己还要简洁明快。在生死抉择面前，我们之间几乎都不需要说明和解释，更何况现在我只是去上海探个亲，顺道伸手帮助一下有危难的朋友，仅此而已。
我说：“嗯，回去看看能不能帮助她们。”
“假如你一定要去，你就去好了。”秋玲并没有看着我，她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要干什么，而她内心好像也很喜欢我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作的决定。在别人看来几乎是匪夷所思，因为这些决定总带有某种不必要的、无利可图的冒险成分或危险倾向。其实我心里并没有什么谱，也不知道究竟要怎样做才能真正解救那两位弱女子朋友，那两位本来梦想着要去中国赚大钱，现在却莫名其妙地落入魔掌、处于危险之中的美籍台湾女士。
这是2003年初的温哥华。
一九九一年一月，当我离开上海，到美国读研究生时，我还认为上海是无辜的，六四是北京的问题，不是上海的问题。在美国度过了将近十年之后，在世纪交替之际的1999年底，我曾带着全家回到中国，在上海度过了2000年的第一个元旦和春节。
难道上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然也变得如此邪恶了吗？还是，上海又一次成了一个新的冒险家的乐园？一个新的上海滩？
我立即着手订回上海的飞机票。我下意识地感觉到了局势的严重性。至少，在我听来，这是一件跨国诈骗案，一个台湾人在上海欺诈一个美国人，一件黑社会的非法监禁、恐吓、潜在的杀人案。虽说我离开上海已经十几年，上海的变化也已是翻天覆地，但由于我在上海市政府的主要关系人仍然都在职位上，我在国外的同时，却好像仍然生活在上海，至少感觉上是这样。
凭着这种直觉，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事，因为这是我的上海。
我开始了计划和部署，我思考着，如何能尽快了解上海的现状，尚有多少人脉关系资源可供我使用，琳达目前的处境究竟有多糟糕，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最佳解决之道，这些行动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等等。
接着，我打了三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给我妹夫，他一直在上海和美国两地做生意。我向他了解了一下上海的经济情况，是否听见或遇到过类似的诈骗案。他以他特有的上海人见怪不怪的“老居赛”口吻告诉我，叫我不要去管它：“这种事在上海多了，”他说，“你要去管，怎么管得过来？再说你已经离开上海这么长时间，你已经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了，最好别插手，免得自找麻烦。”他以他的经验警告我，这种事往往是与黑社会搞在一起，不会是很简单的，闹不好会出人命的。他显然有些危言耸听，但却是经验老到，一副看透事态炎凉的样子。
第二个电话打给汤黎明，他是我穿开裆裤长大的哥们，小学和中学最要好的同学。他当时在市工商局商务警察大队任负责人，也是上海市消费者协会发言人，每周代表这个权力日益强大的协会在电视台向市民发表讲话，是当时权高位重的实权派官员。我向他咨询，市政府对这类经济诈骗案是怎么处理的。他在电话中显露出一副满不在乎、各种局面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的口气。他说：“你怎么会去插手这种事情？让他们去搞好了，我们乐观其成。台霸子（上海人对在上海的台湾商人的蔑称）在上海多了，他们相互之间都是骗来骗去的，你去跟他们搞什么搞？”言外之意也是一样，我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第三个电话是给我的老同事，我在上海工作时的一位处长，他在我离开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和市政府接待办公室主任。我主要向他打个招呼，说我要回上海，会去看看他，还可能有事要请他帮忙。
这三位有权有势的好友都好意地劝告我别去多管闲事，这种事在上海见怪不怪的。他们反而都开始为我担心起来，他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在温哥华享受美好生活的我，要去管我已经离开十年的上海的闲事，不仅人事皆非，而且又是台湾人、又是美国人，与阿拉上海人完全不搭界的事，我为什么要去管。
上海人最著名的习惯之一就是息事宁人，何况，这确实不是我自己个人的事。虽然在电话里我看不到他们的脸，但我肯定，他们都在摇头，都在心里暗暗地笑我，笑我吃饱了撑的。
妹妹从妹夫那里闻说我的打算也立即从加州打电话给秋玲，要嫂嫂劝劝哥哥不要回上海，因为在她看来，这很危险。妹妹与妹夫在上海有很大的生意，他们了解上海，了解目前上海在生意场上的丛林法则，所以更为我担心。
而在我心里，我已经暗暗将这次回上海的行程定性为一次半军事化行动，一次长途突袭，一次秘密的跨国紧急救援行动。危险？那是肯定的。说老实话，如果不危险，我还不感兴趣呢。
而对我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是在我们自己可以把握或影响的范围内，我们应不应该主持正义？尤其是对一个基督徒而言，当看见有人被欺诈和强暴时，难道我们能够若无其事地走开吗？我们应该成为耶稣关于邻舍的比喻中那个撒玛利亚人呢，还是那几个匆匆离开、事不关己的利未人和祭司呢？我们应该以属灵的名义洁身自好，还是牺牲自我，伸出援手呢？基督徒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
当琳达提到她被软禁在延安饭店时，我就知道，我的援救计划会从这里开始。因为，延安饭店正是我在上海市政府工作期间所联络与合作的饭店之一，我与饭店领导的关系很熟。但是他们还在吗？已经十几年过去了。
我马上打电话到延安饭店，找到了客房部的朱经理，他是我在上海市政府工作时的老相识，与秋玲也有工作上的关系。我离开上海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我的电话使他很高兴，当他得知我向他叙述的情况时，他感到有些吃惊，毕竟他是属于军队系统的，有责任保证他所管辖的范围内不出什么差错。我请他将琳达和他妹妹的房间秘密安排到十二楼，这一楼层是专为接待南京军区首长而特备的，所以保安特别严格，我请他在总台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她们的新住处，并为我也预定一个房间。
如此安排妥当之后，我打电话给琳达，告诉她我的安排。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至少她知道，她们的救援已经在路上，她们已经能够暂时躲避威胁她们的魔爪。我告诉她，不要出门，一直等到我回上海。
接着，我订了机票，准备行装。第二天，我离开了温哥华，飞往上海。
三
当我推着行李车，走出浦东机场海关时，汤黎明已经在候机大厅等着我了。他在电话中说要来接我，我也就没有客气推辞，虽然我知道他现在身居要职，可能比较忙，但我知道，我一定会需要他的帮助，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很必要的开始。
新落成不久的浦东机场大厅仍然显得空落无序、大而无当，虽有派头，却不像美国的机场那样便捷合理。
汤黎明在机场出口处接到我之后，旁若无人地推起我的行李车，弄得我也有些不好意思了。他与我寒暄几句，像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领导一样，不过还是可以看出，他仍然有说一不二、气指颐使的霸王当权者的风度，但他以前并不是这样的。
汤黎明显得更加老成了，两鬓也更显得有些斑白，虽然我知道他本来就是少年白。汤黎明小学时就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在三年级时，将当时文革中的那些禁书偷偷借给我，我们就开始了特殊的私交。他工作后曾来我家找过我，寻求帮忙。那时他不知怎么被分配到上海边缘地区杨浦区的上海机床厂工作，因为与同厂女朋友谈恋爱而曝光，这在当时可能会对他造成一个很大的丑闻，他怕被别人抓到辫子，影响他的前途，于是他请我帮忙，是否能将他的女朋友调出机床厂。当然这是因为他知道我在市政府工作。我后来托人，将他的女友调到了我们小时候的老家附近，靠近外滩的豫园商场的一家珠宝店工作，汤黎明自然十分满意。最终我好像也托人帮助汤黎明调出了他的那个单位，先去读了一个什么政法夜校，然后进入了市政府系统的工商局。具体过程我早已忘了，不过汤黎明总是将他目前的发达归功于我。汤黎明也是后来在我出国时为我筹了一万美金的神秘人物，这是否是与他在工商局工作有关，我不得而知，不过我很怀疑这两者会毫无关系。
汤黎明一如既往，兴致勃勃地要为我安排一切。但我也注意到了他的些微变化，他这一次已经算是低调了一些，相对来说也比较沉默，不像上一次那样，几乎是趾高气扬的。
上一次是1999年，那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回上海。当时，也是汤黎明一个人到虹桥机场来接机，为接我们全家，他开来了一辆标有“商务警车”字样的面包车。当他帮着我放好了七大八小的各样行李，一家大小五人坐定面包车之后，我们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这是一辆货真价实的警车，而且将要被当作一辆警车来行驶。因为，当汤黎明坐进驾驶室后，他立即打开了车顶上的警示闪光灯，旋转的灯光和刺耳的警报声迅即响了起来，只有两岁多一点的凯文吓得不知所措，几乎要哭出声来，而两个姐姐则都睁大了惊异的眼睛，张开了的嘴巴再也合不拢了。等她们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后，她们看着小弟弟尴尬愁苦的脸，姐妹俩带着乘坐云霄飞车的紧张激情和无比的快活，哈哈大笑起来。
在美国长大的她们，常常见到过警车在街上呼叫鸣笛，但却从来没有亲自坐过警车。而这一次，姐妹俩将要亲自经历她们一生中难忘、惊险的一幕。
1999年的浦东还处于初始的开发时期，一切都好像处于半成品阶段。被称为浦东机场通往市区主干道的高速公路还是一段一段的，你上了一段高速之后不久就会发现，你不得不下高速，走一段普通街道，然后再上一段高速公路。虽然高速公路上来去双向各有三条车道，中间却看不到有水泥隔离墙。
我们的这辆“商务警车”，就这样“呜尔呜尔”地在没有中间隔离道的高速公路靠右的三个车道上，来回变道，向前奔驰着。大多数车辆看到我们这辆闪着警灯的警车，都习惯地纷纷让道，避开我们，使我们得以风驰电掣般前行。孩子们从未见过自己竟有如此这般威风，可以迫使其它车辆让路，她们坐在这辆警车中，心里既紧张，又兴奋。
不久高速出现了堵车，我们的车也只能渐渐减速……跟在前面的车辆后面慢慢行驶。突然，汤黎明开始使劲按起喇叭来，好像在警告前面的车辆，再不让开，他们就有麻烦了。前面那辆小车看出这个架势，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开始游移害怕起来，车头左扭右拐地想要让开一条路，无奈高速上同一方向的三股车道都堵得死死的，使得那辆车最后也无可奈何地停了下来。周围也毫无其它空间。
忽然，汤黎明将车头往左一转，朝左开去，于是我们的车突然出现在反方向的三个车道上，朝着离我们尚有一段距离、但却向着我们方向驶来的车流驶去。
这即刻把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我几乎叫了起来：“你怎么这么开啊？这是对方车道啊！”
“没关系的，我叫他们让我。”汤黎明不动声色地说，语气中似乎还带着某种安慰，似乎在说，你离开上海已经很久了，你已经不太了解上海的情况了。
我心里有些愠怒，我全家人的性命可都在你手中哪！你在开什么玩笑？因为我所认识的汤黎明，原是一个很低调稳重的人。但我知道，我不能多说什么，因为无论如何，在上海，或在中国大陆，驾驶员本来就是王，你得听他的；再说汤黎明是政府官员，而政府官员在国内更是为所欲为的；更何况这是警车，所有在路上的行车确实都不敢惹他，都得听他的。
就这样，我们这辆警车，载着我们一家五口，最小的凯文才两岁多，逆向行驶在浦东机场到市区的高速公路上。我马上就看见不远处迎面驶来了一辆巨龙大货车。汤黎明并不减速，径直朝卡车驶去。而那辆大卡车的司机看见我们，一定估量着如果不立即刹车，就将要与我们这辆朝他驶去的警车相撞，他一定吓坏了，可以看出他立即急刹车，这使得车身急促地摇晃了几下，歪歪扭扭地跳了几下，大卡车终于停住了，不过它在高速公路上横斜着车身。
汤黎明继续彰显着他在路上拥有的无上权威。他好像有点不耐烦地摇下了车窗，探出头去，向大卡车挥着手，要大卡车往后退，给我们这辆警车让路。我感到很尴尬，因为这一切都是由于我的缘故而发生的。卡车司机也好像不相信自己所遇到的是现实，在他的驾驶室里哇啦哇啦地叫起怨来。汤黎明则明确地威胁他，说，如果不听指挥，他的驾驶执照就要被吊销。卡车司机只好跳下车来，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汤黎明老大不耐烦地说：“你就给我退回去，让出一条路，想办法让我过去，就没你的事了。”
卡车司机摇着头，只得乖乖照着去办。于是，我们这辆冒牌警车七拐八弯，用同样的方式几次逼着其它堵在高速上的车辆让出空间，使我们最终得以摆脱在高速公路上的堵车。
这那是1999年底的上海。而今天是2003年。时过境迁，这次汤黎明没有打开警灯。因为不需要，这次没有堵车，浦东机场的高速公路也好像畅通了许多。我注意到了，1999年时，几条有限的高速公路仍然可以看出都是上海本地设计，与我1991年离开上海之前的沪嘉高速公路的版本基本相同。而这一次，浦东的高速公路，不仅都连接了起来，而且整个高速公路的上下车道和指示牌设计都似乎是美国式的。
汤黎明将我直接送到了延安饭店，嘱咐我，如有任何需要，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他，他的车会随叫随到，听我吩咐。然后他就离开了。
四
延安饭店座落在延安中路，靠近静安寺，曾经是上海的一个保密单位，因为它归南京军区管辖。从八十年代开始，延安饭店成了上海市政府接待和旅游业的一部分。因为在当时全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旅游业急速增长，由于上海饭店旅馆奇缺，上海市政府与南京军区达成某种协议，开放一部分闲置的军用饭店的房间来满足上海日益增长的来沪旅游和访客人数的需要。我当时就是负责执行这一协议的市政府方面的代表，延安饭店与我联系最多关系的就是总台经理朱春芳。
我在总台的经理办公室见到了朱经理。十多年后老友重逢，我们都很高兴。他除了头发半秃之外，倒也没有什么其他大的变化。他是上海本地人，一辈子都是在部队的编制内，他一直都在延安饭店工作。他之前是汽车驾驶员，专为军区首长（司令和政委）到上海时开车，他开的是红旗牌轿车，这是当时最高级的待遇，这也是部队里最特殊最优异也最令人羡慕的工作。后来他到饭店的总台工作，那就是我与他接触较多的时期，现在他成了经理。
朱经理告诉我，我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他要请我吃晚饭，好好聊聊。我表示感谢后说，我要先去见见他为我安排好房间的琳达姐妹，并与他约好六点在餐厅见。
我在我的房间放好了行李，就去了琳达十二楼的房间。
琳达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她看见我，像是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样子，脸上露出欣喜和宽慰的笑容，她感慨万分地说：“谢谢你，谢谢你，弗兰克……不好意思，叫你跑这么一趟……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她开始抹起眼泪来。琳达，一个祖籍山东、十八岁就去美国的台湾姑娘，一个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美国人，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她的人生竟然在中国会有如此可怕的戏剧性一幕。
琳达向我介绍了她的妹妹詹妮弗。其实我一进门就注意到她了，我的来到，似乎并没有打扰她，她一动不动地靠在半打开的窗台上，皱着眉头，沉着脸，一手插在腰间，另一只手里夹着一支烟，使劲地抽着。我进房间后，她仍然不改变她原先的姿势。她的眼睛时不时地向窗外瞟去，那是漫无边际的茫然的眼神。很显然，她处于愤懑之中，她没有也不想掩饰这种情绪。即使在琳达向我介绍她时，她也只是礼貌性地朝我点了点头，勉强露出一丝笑容，然后脸色即刻又转为之前的阴郁和冷漠。
姐妹俩都非常漂亮。詹妮弗看上去更是一位标准的中国美女，姣好清秀的瓜子脸上扑闪着一双率真美丽的眼睛，只不过现在透出浓重的忧虑和憔悴的神色。她看上去大概三十多岁，实际年龄可能更大些，因为我知道，琳达已将近五十，詹妮弗也应该有四十了吧。
寒暄几句之后，我对琳达和詹妮弗说：“今天晚上和明天一天，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你们好好给我讲一讲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越详细越好，我要好好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再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做。今天晚上，饭店经理先要请我一起吃个饭，饭后我们就开始。”
在与朱经理吃饭时，他还向我介绍了他认识的刚从北京来的一位司法部副部长和一位法制局局长，他们也住在延安饭店，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向他们咨询或寻求他们的帮助。
晚饭过后，我与琳达和詹妮弗开始了长谈，了解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这是一个台湾人，名叫牟必达，之前也住在洛杉矶，是琳达姐妹认识的一个朋友。牟必达因为声称自己会气功和书法，吸引了他们全家，尤其是迷恋气功书法的妹妹詹妮弗。在洛杉矶时，他与她们姐妹常有来往。后来他说他要在中国投资并开了公司，问她们要不要一起去中国做生意赚大钱，琳达姐妹俩一听就动了心。
于是他们全家渐渐开始通过他投资了约一百万美元，在上海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牟必达任总经理，琳达任董事长。这家公司是与上海市地铁管理公司合作的，在地铁各站口的热闹地段开设糕饼食品连锁店，这家合资企业叫黛琳特食品有限公司。琳达姐妹俩作为投资人到中国考察，这是第二次。第一次考察，一切看上去都是那样的圆满，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在表明投资效果十分明显，生意都是实打实的，公司又是在与政府机构合作，绝对不会有错，赚钱是百分之一百的，前景是一片光明的。
然而，在第二次考察时，牟必达却露出了马脚。他带着琳达去江苏一带，考察一些他声称是新的、即将要开发的更重要的项目，而他的真正目的是要琳达投入更多的钱。但琳达其实并没有更多的钱可以再追加投入，也不想一直投资。所以她说，她只是想要先看看是否真正可以赚钱，然后再考虑后面的事。但牟必达却开始显得很不耐烦。他告诉琳达，如果她不愿意追加投资，她最终会丧失发言权，也没有资格继续当董事长。琳达急了，说她要看看账目，以表明她是董事长，她有这个权利，因为这都是她的钱。这惹恼了他。他是总经理，有实权，他命令财务部不准琳达看账本。而琳达也不是好惹的。于是这两个台湾（美国）人就在上海闹将起来。
最终，牟必达在上海玩起了黑社会那一套。他威胁琳达和詹妮弗，在上海，如果她们不听话，她们会死得很难看。他不仅在上海认识很多人，而且还认识（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总理）朱镕基，他和他们一起吃过饭，拍过照。他之前就曾多次向姐妹俩炫耀了他与江泽民和朱镕基拍的照片，以博得她们对他刮目相看。
“他很厉害哟，真的和江泽民拍过照哎。”琳达拿声拿气地对我说。
他把她们安排在延安饭店，这是一家一般人搞不清楚里面门道的解放军的饭店，也许这证明他还认识军队里的人，他有什么事搞不定？事实上，他对琳达姐妹的最后通牒就是，琳达已经不是什么公司董事长了，公司已经不属于她了，要么乖乖地在文件上签字承认这一点，之后赶快离开上海，永远不要再回来了；要么就别想活着离开中国。
换句话说，他已经在以死亡来威胁和挟持投资者，同时他也已经决定抢走这家投资额达百万美元的企业，并叫黑社会的人将姐妹俩软禁起来，延安饭店这座神秘的军队饭店竟成了执行这一罪恶的刑场。
接下来的两天，在向我叙述她们过去两个礼拜的恐怖经历时，琳达和詹妮弗姐妹俩，一会儿摇头哭泣，捶胸顿足，一会儿神情恍惚，喃喃自语。琳达的情形还算好，但她妹妹已表现出十分严重的忧郁病症状。她时而歇斯底里，时而像木头人那样，几个小时站在房间里，一动不动，而且有明显的自杀倾向。
我倾听着她们的描述，时不时询问一些关键细节。
有时，姐妹俩看我如此认真地注重细节，忽然忘却了自己的悲惨处境，若有所思地关心起我来：“你，你行吗？跟你说这些有用吗？你看看你，文质彬彬的样子，你看上去好像不是他的对手耶。”
“是吗？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他的对手呢？”我这样问，是想故意逗逗她们，调节一下气氛。
“我不骗你的，你不知道他有多厉害！他是黑社会的耶！”琳达一本正经的样子。
我笑了：“是吗？我看上去真的那样不行吗？”
她们一听，倒真的担心起来了，看上去还有点后悔了，她们生怕把我也拖下水，最后大家一起都完蛋的话，那可怎么办呢。她们开始可怜起我来，詹妮弗好像开始有点不太相信我了：“你真的行吗？你知道吗？他会武功哎。我们怕你被他……”
“被他怎么啦？”我盯着她们闪烁着恐惧的眼睛，也闪烁着惊恐的眼神问她们。
琳达和詹妮弗被我这样一问，又开始仔细打量起我来，看我是不是认真的。我不动声色，在等待着她们的回答。
“你看不出来我也是黑社会的吗？”我看她们有点摸不着头脑的样子，就又问她们。
“你怎么会是黑社会的呢？不可能的，哎，你不像哎，一点都不像，…嗯，不像，一点都看不出来……啊呀，好了啦，你是不是在逗我们啊？你不要找我们两个女人开心了好不好？”詹妮弗终于有些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
而琳达也扑哧一声，笑骂了起来：“弗兰克，你真是的，你……”
她们大概忽然意识到，如果我会轻易地被她们这两个自己已被吓得半死的女人吓倒的话，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呢。
琳达后来说，她们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笑了。
五
第三天，我问琳达，她在上海有没有律师，琳达说有，于是我就请琳达带我去见见她的律师。
律师楼在浦东新区的金茂大厦。金茂大厦是我91年离开上海后建造的，共有93层楼，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浦东的开发和建设，从外表看来十分壮观，高楼迭起，街道阔直，但在我的印象和感觉中，却总有一种太过明显的“新区”特色，这种特色就是：大而无当，有形无实，或者说，夸张冒进，重形轻实。
当我看到浦东这些矗兀林立的高楼时，我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我十年前在衡山集团共事的一位同事，听说他在我离开上海后就被调到浦东开发区负责房地产工作，不知他最近的情况怎么样了，可能很发达了吧。不过我的遐想不久就嘎然而止了，因为不一会儿，我们的车就来到了金茂大厦。
律师楼在68层。这是一层宽敞整洁、窗明几净的办公楼，连接几个靠窗办公室的是中间一个会议厅和会客室，四周似乎都是玻璃和镜子，向窗外可以眺望整个浦东新区。律师姓陈，年龄在四十左右，英俊潇洒，十分干练。他也是台湾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他在上海开业已有五、六年的时间，主要客户都是像琳达这样的国外投资者。交谈之间我可以看出，他对琳达的处境十分清楚，但却十分悲观。
听了他对琳达处境很有条理的叙述之后，我问他，如果琳达要把自己的企业重新拿回来，她应该怎么做，而他作为律师，又能为此做些什么。
“可能性不大，”他直率地说，“作为律师，我只能说，你可以打官司，当然，你任何时间都可以打官司，但是第一，这会消耗大量的金钱和时间，而且企业最终能拿回来的可能性，就目前上海的情况看来，不大。因为首先，她的投资都是通过私人支票和现金，没有书面证明，这在目前中国的法律环境下无法构成合法的投资行为；第二，牟必达目前完全是占上风的，他是总经理，握有公司运作的实权，而琳达则是公司挂名的董事长，无法干预总经理的行政权，她现在连公司的门都进不去；第三，根据我在上海的执业经验，在目前上海这样的政法环境中，要扭转这种情况几乎不太可能，除非你在政府里面有人，因为他们是与地铁公司合作的，而那是政府部门；另外还有一点，”陈律师顿了一顿，看了琳达一眼，“他们与黑社会有联系，这是台湾人做生意的习惯，生意人总是会寻求黑社会的保护，有些问题会请黑社会来解决，我和他们接触时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琳达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陈律师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陈律师的思路非常清晰，不过，照他的看法，结论是悲观的，因为他发现，似乎并没有什么有效的反制手段。他坦率地说，像琳达遭遇的这类案子其实有很多，只是中国的法律环境下，即使不能说一切努力都将无济于事，也可以说，单靠法律途径去解决，希望是十分渺茫的。
琳达听着，一脸的无奈，她始终沉默着。看来她早就知道她所拥有的选择，也十分同情陈律师的“无能为力”，因此她好像深表同感地从嘴角发出了女人特有的那种“啧啧”声。看来，他们已就此谈过多次。琳达瞟了我一眼，忽然以一种家庭妇女和台湾人特有的口气对陈律师说：“他以前在市政府工作的，在市政府有认识人哎。”
这立即引起了陈律师的注意，他脸上似乎一下子有了额外的光泽，他转向我，向我飘来意味深长、似乎很感兴趣的询问性的眼光：“哦，是吗？”
他询问起我在上海的背景来了。他尤其对市政府内部的一些人事关系，以及过去十年来上海在政策和法律变迁方面的历史原因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些问题常常困扰着他。他说，在他代理外国投资者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候，他总是以台湾人的思路或美国人的逻辑办事，却总是出师不利，怎么也不得要领，对此他常常很苦恼，而且百思不得其解。
“到最后，我就了解了什么叫铜墙铁壁，什么叫共产党，于是我也就习以为常了。”他一半自嘲，一半无奈地笑着说，“在中国，没有政府的关系，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聊起了台湾和大陆、美国和中国、政治与法律、政府与企业的差异。我说，在大陆，即使是在最开放的上海，政府所拥有的是终极（也就是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企业自以为所拥有的权利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是虚假的，是要争取才能被恩准的，而这完全要看政府的脸色。我看得出，在很多观念上，陈律师，就像琳达一样，还无法完全理解和接受这样的现实和观念，但他在上海的实际经验却使他明白我所说的逻辑原由，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
我们谈的很畅，但是离题较远了。我明白琳达是要付律师费的。于是在我离开之前，我请陈律师根据琳达在过去两年中与牟必达的文字和金钱往来的记录，拟定一份我将需要的法律文件，这份文件将明确具体地说明，企业的投资者是谁，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完成的。
陈律师反应十分机敏，他一下子就看出了我的思路和我所要做的事情的端倪。他说：“太好了，我就喜欢与像杨先生这样的人打交道，我知道你要做什么和怎么做了，你是要找一个机会，让牟必达签署这份原始投资纪要文件。这在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不过根据我们刚才所交谈的，我相信你应该是有办法的，虽然这肯定是相当困难的。”
“如果最终有这样的机会，你愿意来吗？你会到场吗？”我问。
“我一定来，一定会在场。”
“你很勇敢！”我与陈律师紧紧握了握手。
琳达笑了。她很高兴，她看见我和陈律师很谈得来，合作得很好。她很信任律师，这是美国人的习惯，因为在美国，法律确实是终结者。不过，陈律师和我都十分清楚，在中国，在上海，法律其实只是一件让人看着好看的外衣，一个在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掩盖真相和随意摆布的面具，仅此而已。
六
接下来的一两天，琳达陪着我去暗暗考察了黛琳特公司在各地铁出口处的外卖店，在闵行区的公司总部和糕饼制作工场所在地。外卖店因为都设在地铁各大出口处，所以生意看上去确实不错，巨大的地铁乘客浪潮，总是一波接一波地冲向岸边，撞向这些餐点糕饼店的礁石，然后再迅速地退潮，向四周散开去。
公司总部设在闵行区，这是一个我以前好像没有到过的地方。离开了上海市中心，到了市区和郊区的边缘地带，我常常会感觉到那种既属于上海又不属于上海的整齐却单调、简陋而且有点死气沉沉的气氛。公司的铁栏栅大门紧紧关闭着，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而且有看门人把守，车辆是无法自由进去的，步行人员进出都要通过门房间。
我和琳达，坐着从延安饭店开来的、挂有南京军区车牌的桑塔纳轿车，在公司总部门口绕来绕去，察看着周围的环境。我的脑海中摆列着各种各样可能性的模拟推演。
认识琳达的公司员工偷偷告诉她说，总经理下了死命令，绝不让琳达进入公司总部。牟必达告诉员工们，琳达是个骗子，她已经被除名了，她是一个神经病，想抢夺公司的财产，破坏公司的生产。如果她出现在公司门口，就要立即打119，叫警察把她抓进去，他已经在警察局报案了。谁不服从命令，暗中帮助琳达或与她串通，谁就会被立即开除。
琳达坐在车里，越想越恼火，越看越来气，也越来越泄气：“你看，我们都没办法接近公司，你说怎么办啊？这是我的钱哪，这是我的公司哎，他们竟然把我赶出来了，这还有没有王法啊？”
我没吱声。车又转了一圈。我看着窗外，沉思着。
“我看你也没有办法吧？他们会叫警察耶！”琳达无奈地说。
“看来确实没办法了，我回加拿大，你回美国吧。”我不动声色地说。
琳达怔了一下，但立即就缓了过来，她的手向我甩了一下，好像是在打我一样：“你这个弗兰克，你不要开玩笑了好不好？你到底要怎么办吗？人家快要急死了，你还什么都不说。”
“我才刚刚开始呢。”我笑着说，“不过琳达，你已经很厉害了，在这种情况下还大大咧咧，真像个男子汉，还没想过要自杀……”
“我跟你说，我一生几乎都快要完了，我们全家都陷进去了，我快要疯了，我一定要找这个家伙报仇，如果我要死，我也要先找他来垫底……”
“哇，真不能小看你啊，不愧为山东女侠！”琳达祖籍是山东青岛人，“都是我不好，乱开玩笑。不过，琳达，你不要急，我还要见几个人，到时候，等我想好了，我会告诉你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啊，你还没想好啊？……”琳达一边笑，一边又叫了起来。
我们又转了几圈，就打道回府，回延安饭店了。
我确实还没完全想好，究竟要怎么做，但是我的大方向已经定了。这整个案子，或这整个事件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它所发生的前因后果，对我而言已经十分明确：第一，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诈骗抢劫案；第二，这也是一个潜在的蓄意谋杀案；同时，第三，这是一起有黑社会卷入的案子。而我要做的很简单，就是要推倒重来，伸张正义。具体说来，就是要用夺回企业经营权的方式来彻底挫败这个欺诈和抢劫阴谋。
我既然要救出我的朋友，就不仅要让她们安全，其实这已经做到了，我在温哥华时就已经将她们转移到安全地点，并被保护起来；而且还要争取夺回她们所投资的企业和相关财产。这后一点就不那么容易了。我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脉关系都说了，从理论上来说，物归原主是应该的；但在现实中，它的可能性很小，或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甚至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谁会为了两个来自台湾和美国、头脑简单又糊涂的家庭妇女，为了两个小女人，去与一个有头有脸、在上海已经玩得风生水起、与政府部门合作紧密、与国家主席和总理同席吃过饭（以照片为证）、又有神秘黑社会撑腰的海外企业家作对呢？
我能怎么做呢？我又能做什么才能达到我的目的呢？当然，在上海办事，就得从上海的权力基础和源头开始。说到底，在中国，在上海，一切都在党和政府权力的操控之下。
我按着我的计划，先从政府部门着手。我去了我的老单位，上海是政府接待办公室，我工作了整整十年的锦江饭店，市政府接待办公室的办公楼设在锦江饭店。我去了锦江办公楼，拜访了前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接待办公室主任陈文禄。他是我在接待办工作时的老同事，也是我的老上级。说是老同事，是因为他有一段时间常与我称兄道弟，常常一起值班，一起喝酒聊天，彼此都感觉像是遇上了知音；说是老上级，是因为他当时是处长，不过不是我所在处的处长，并非我的顶头上司。当然，在他升为处长之前，我还曾受市府办公厅党委的委派，专门去协助调查他在文革中在湖南等地的红卫兵历史，因为他是文革初期著名的哈工大来上海煽动红卫兵起来造反的学生之一。这事他也知道，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与我特别拉近乎。
他见我从美国和加拿大回来去拜访他显得很高兴，他热情地与我聊起了家常往事，更由于他儿子在美国高盛集团工作，似乎更是平添了一份亲切情谊。我问起他的近况，他告诉我，他已经离休，退了下来，现担任市政协常委。我祝贺他，这样的话不就可以常去美国看儿子了吗？他却显得有些尴尬起来，甚至有些羡慕起我来，用笑眯着的眼看着我，酸溜溜地说：
“哪像你这么自由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来去自由。我们是不能随便出国的，都要层层报批，……他妈的，不就是一个闲职吗，不要还不行吗？”他操着哈尔滨口音，忽然爆出了这么一句粗口，着实把我给吓了一跳。他之前从未在我面前爆过粗口，总是一副谦恭和霭的笑脸，而这又是我们十多年来的第一次见面。
我环顾着他的办公室，这是一间我十分熟悉的办公室，面向着长乐路和茂名南路。我有点纳闷，离休了，怎么还在自己原来的主任办公室呆着呢？
“我们有什么自由啊？我们不能随便出国，……厅局级以上干部都不能因私出国，谁说的？这还有没有王法啦？共产党就是这么专制，再怎么改革、再怎么开放，都是这副德性。我怎么就不能去国外啦？我怎么就不能去看看我在纽约的儿子啦？……完全不讲人情，还有没有人权啊？妈的，什么事嘛，真不象话。”
秘书长滔滔不绝，声色俱厉地控诉着共产党限制他自由的“专制”行为，而我则担心他这样下去，会不会对我接下来对他的请求，不屑一顾呢？
我知道，陈秘书长与我如此“推心置腹”，是因为他清楚明白，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既与他有一定的交情，又是来自国外，与组织已经没有任何瓜葛，才既不会向市委举报出卖他，又完全能够理解他的苦衷和牢骚。而他大概也没有很多这样的机会，于是我成了他的心理辅导师，任他发泄心里的不满。
当然，在陈秘书长与我“交心”之后，我也把我这次回国的目的和所面临的情况，以及我想要处理的这个案子向他介绍了一番。我冠冕堂皇地强调，像这一类经济诈骗案子如果处理不当，会对上海的投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我请他打一个电话给外经贸委主任，并以市政府外经贸委的名义发一个红头文件，文件内容我会来起草，并麻烦他将这一案子向各委办局简要地通报一下，不仅予以备案，更要对类似发生的情况要有所准备，予以沟通和协调，以保持和维护上海改革开放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势头，云云。
当然我这有点越俎代庖、抢班夺权、甚或有多管闲事之嫌。不过老陈还是蛮够义气的，不管他是不是以为然，毕竟照办了。他马上拨了电话给外经贸委主任，把我的意思重复了一遍。这就够了。我感谢他之后，与他交换了名片，并且告诉他，如果去美国时一定来找我，我也可以转交他要带给他儿子的东西。
走出秘书长办公室时，我在走廊上遇上了刚从秘书长办公室的对门办公室出来的前朱镕基的秘书。他也是刚刚离休，离开了北京的总理办公室，刚从北京回来，现在在市接待办公室兼职当顾问。他握着我的手说，他这两天刚好在看我的档案文件，问我什么时候想回来啊。
我的脊梁背似乎一下子觉得有些凉嗖嗖的，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已经离开上海十几年了，还在看我的档案啊？这是什么世代啊？我好不容易脱离了共产党，还要我落入虎口啊。当然，我面不改色心不跳，与他谈笑风生了一阵子。他已八十岁了。我向他要了他的名片。他说还没印好，只有他以前当秘书时的名片。他在口袋里掏出一张，递了给我。
我接过名片一看，名片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朱镕基总理办公室。
七
市政府机关已经从外滩搬迁到人民广场新址，似乎是原来的市人大旧址改建的，座落在人民公园的南边，人民广场的北边。
外滩的市政府原址是四九年前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大楼，这栋银行大楼的外观设计典雅精美，庄重雄伟，在外滩建筑群中显然有着独霸一方之尊。我从小家在黄浦江边的金陵东路上，从小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看到沿黄埔江边一字排开去的外滩各国建筑。不过，我第一次走进这栋威风凛凛、有持枪的解放军看守的市政府大楼，是在1981年，是我退伍回到上海。当我拿着市民政局的介绍信去市政府报到，走进这幢大楼，看到这栋建筑内部仪态万方的精美设计和雍容华贵的奢浮装饰，我感到无比震惊。
所以今天，当我看到这幢像火柴盒堆积出来的所谓的市政府新大楼，实在有些令人失望。
这是我离开上海十三年之后第一次造访市政府。我先去了几个办公室拜访我之前认识和共事的官员朋友们。我去见了计委办公室主任，他是秋玲大学同学的丈夫，我在上海时他是一位副市长的秘书。他给了我所需要的资料，并告诉我，地铁公司归建委管。于是我去了建委，同一位副主任谈了谈我所面临的情况，以及我想要如何做。他听了之后，马上就给地铁公司党委书记打了个电话，叫我直接到地铁公司去找党委书记和总经理当面谈。于是我就请这位建委主任为我约了地铁公司的领导见面。
然后，我来到了市政府外经贸委。秘书长刚刚打过电话，所以我并没有费太多的口舌，就使外经委办公室主任明白了我的意思。他们按着我所拟定的文字，以上海市政府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抬头打印出了这份红头文件，盖上了委办的公章。
还真是顺利。我原来还有些担心，怕市政府这一趟有可能会白跑，或至少要跑几趟，可能还要扯皮，毕竟我离开上海，不是市政府官员已经十几年了。然而，我自己也有一点出乎意料，事情竟然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得多。我在心里感谢上帝一路的保护，为我所作的开路和预备。虽然这看起来似乎是我的私事，但其实却是触犯国家法律、违反一切公正的社会道德的一件公事，只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私事往往会被当作公事来办，而真正的公事却又往往需要私下里才能了结。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很满意，甚至有几分自豪，我已经完成了我计划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目标，这也是几个步骤中最重要、也最不容易做到的——获得一个市政府的正式文件。有了这份文件，我就等于拿到了尚方宝剑，我就不需要重复向有关部门和机构反复解释了，这就保证了我接下来行动的合法性，虽然我也知道，这整个事件，在国内这样的环境中，没有什么绝对的合法性，因为说到底，中国并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我回到了延安饭店。
当我走进琳达的房间时，我感觉到，詹妮弗似乎开朗了一些，她开始有一些笑容了，对我也似乎发出了一丝善意的微笑。我故意装着没有觉察到，说：
“今天天气不错，我放你们一个假，今天我们可以出去吃晚饭，我再陪你们逛逛街，怎么样？你们已经多久没有出去放松一下了？”
姐妹俩显得有些惊讶和高兴：“我们哪有心情啊，都快要闷死了，也吓死了。哎呀，你来了，我们才稍微有一点点盼望。你说，你事情办得怎么样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钱拿回来啊？”
我们在延安饭店边上的碧玉餐馆吃了晚饭。饭后，我们信步走在华山路上，在静安希尔顿宾馆对面的街头闲逛着。在当时，在华山路上的这一段的小商店，都还算是有一定档次的，因为他们的客户大都是附近宾馆所住的外国人。
我们走过一家中国民族服装店，店里和橱窗中服装的颜色都十分鲜丽夺目，琳达和詹妮弗一下子被吸引过去，就漫步走了进去。
“啊哟！你看看，她是谁啊？”什么人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我一看，似乎是站在柜台里面的老板娘。老板娘是姐妹俩，其中年轻一点的一位，眼睛死死地盯着詹妮弗，“哎，我说，我肯定在哪个电视剧里看见过她，是哪个电视剧？……是哪个演员？…… 嗯，我一定看见过她，真的，我不骗你的……”
詹妮弗完全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事，一开始还不以为然地笑笑，不当一回事。但是老板娘却不依不饶，还来真的了，她指着詹妮弗，一定要她说出她是谁，是哪个著名演员，演过什么电视剧。这位年轻的老板娘信誓旦旦地说，她前两天刚刚看过那个什么电视剧来着，那就是她，一点没错，名字想不起来，但肯定就是她，就是这个站在她面前的著名演员，就是她，但她却还偏偏要假装不是她。
我看着这几个女人在叽叽喳喳，心里实在觉得好笑。我仔细注视着詹妮弗，心里在想，也难怪，詹妮弗确实美若天仙，到哪里都绝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美女，无论往哪个电视剧里去套，都没有问题。只是，不为人知的是，她前两天还一直在自杀的边缘上挣扎呢。这就是这个看似繁荣发达的人间社会隐藏着的罪恶所导致的悲剧，这就是外表往往看似美丽动人，内心却绝望枯槁的真实世界。
那个老板娘又逮着琳达，说：“哎，哎，这一位美女我好像也有点面熟啊，我怎么好像也在哪里看见过的……”
琳达被搞得有点不耐烦了，她朝我走来，屏住笑，对我说：“都老太婆了，还美女呢。”而她妹妹詹妮弗却好像对此泰然处之，甚至似乎还有些得意，我感觉到，詹妮弗有一种不易察觉但却当仁不让的优越感。她确实漂亮，尤其是在离开了忧愁之后，心情轻松时，她确实是明眸闪闪，楚楚动人。我忽然意识到，这也许未尝不是她们姐妹俩一开始就落入这个骗局陷阱的原因。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感到詹妮弗正在恢复她的精神和正常的自我感觉，这是令我欣慰的。琳达算是比较老练和沉着，与我也比较熟，她对我很信任，看来，至少姐妹俩已经度过了死荫的幽谷。愿上帝保守她们。
回到房间，我告诉琳达和詹妮弗，我们要准备与地铁公司的领导人见面，我们准备要摊牌，要将公司夺回来，先与地铁公司的领导打招呼，也准备接手与他们合作的工作关系。
姐妹俩看着我，睁大了眼睛：“那能行吗？人家地铁公司会不会理我们哪？他们不听我们的，他们与那个家伙关系很好的，他们都听他的，他们凭什么要听我们的呢？”
“这也由不得他们哪。”我说。
琳达向我眨了眨眼，垂下了眼帘，她嘴角的酒窝处流露出意味深长的、似乎无可奈何、但却很坚定的笑意。我很熟悉琳达的这种笑意，她带着某种男子汉的执着。
晚上，在延安宾馆我的房间里，我接待了长脚的来访。长脚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他是我们学校篮球队、也是黄浦区有名的中锋，我是校队后卫，所以我们在学校时，不仅得以天天在一起打球，而且在其他方面也过从甚密。他看上去人高马大的一米八五的个子，但其实胆子很小。他之前的工作一直是在做保安之类的，现在失业在家，没有工作，而我正在考虑如何帮他一把。
“你在找工作吗？”寒暄之后，我问他。
长脚点起一支烟，不语。他似乎有些故弄玄虚地瞟了我几眼。“工作？啥工作啊？老杨你帮我介绍几个投资项目，或者索性帮我办出国，我还是很感兴趣的。”
“那你先帮我一起把这个案子处理好之后，我给你介绍好一点的工作？”
“要我做什么？”
“先做我的保镖，跟着我就行，也可以做我美国来的朋友的保镖，然后，我送你去学开车，为我朋友开车，兼作保镖，收入肯定没问题，也不会太辛苦，而且你也学一门专业手艺，怎么样？”
但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的这位中学时代的把兄弟，曾经一直以做我的保镖自豪的老同学，对这个我认为是对他当时而言最好的建议却不为所动，几乎是以一副不屑的神态，说：“老啦，我想干点别的，开车做保镖这种事，没什么意思。”
我惊愕地呆在那里。心想，这个社会也真的是在发展啊，每个人都好高骛远，都想一蹴而就，都不想做实际工作了，这个长脚，高不成低不就，这也会毁了他自己。而自此之后，长脚真的就一直落魄潦倒，一直在混日子，几乎是在到处乞讨，再也没有好好地工作过，无法振作起来。
就这样，我没有再与长脚谈下去。我原来将长脚的参与包括在我的计划之中，而现在，我不得不改变我的计划。
八
第二天醒来，我考虑了一下，觉得与地铁公司的领导见面的时机还不成熟。因为，这个公司，实际上还在牟必达的全面掌控之中。毕竟，地铁公司一直在与作为总经理的牟必达直接打交道，处理每天具体的日常业务以及财务和资金的往来。而琳达，作为董事长，对地铁公司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投资人的代表而已，是总经理背后的一个象征性人物，并无实权。在我们还没有真正了断和解决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争端之前，与地铁公司的接触，不仅对整个局面无济于事，而且还有可能会导致今后合作的被动性。因为这会增加地铁公司对琳达作为合作人资格的疑虑和困惑，而且我们之间的会议一定会反馈到牟必达那里，使他有所警觉，而做好准备，如果这样的话，反而会有可能使我的计划受到更大的阻碍。
自从琳达和詹妮弗在延安饭店“突然消失”之后，牟必达一定以为她们是逃跑了。由于她们的逃跑，牟必达会以为他已经堂而皇之地达到了目的，摆脱了真正的投资者，使自己成了企业真正的拥有者。而我也希望他处于这样的幻想之中。这就会使得他处在明处，我们处于暗处。而我最终所要采取的行动，需要有某种突然性，打这个骗子一个措手不及，只有在他没有防备，才能真正奏效。
琳达带着我又跑了公司下属的几个多种经营的分公司，使我对整个公司的经营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还让她带我去看了看牟必达在重庆路上的住宅。我要去看一看这个骗子所到过的每一个地方，他作案的每一个场所。他不是玩黑社会吗？我不能不防他这一手。我想起了陈律师的建言，台湾商人大都与黑社会有牵扯。我也要有备案措施。
在回延安饭店之后，我去了一趟工商局，拜访了汤黎明。汤黎明直截了当地问我：“你要我做什么呢？”
“工商局能不能来查账，查一查企业的原始投资，它的资金来源，公司的账目情况和缴税情况？”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我可以叫我们的征稽处去帮助立案，叫区工商局负责专门调查一下……不过一开始可能就停不下来了。”
“你认识什么黑社会的人吗？”
汤黎明看了看我，笑了笑，并不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哎，老杨，你怎么还要动用黑社会啊？算了，不至于吧，这是上海，你还来真的啦？”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在中学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汤黎明与我一起经历了很多不可思议、如果不一起亲身经历就不会相信的经历，汤黎明对我能做什么、敢做什么都很清楚。不过，鉴于他目前在政府的工作和身份，我不希望因为我的事对他产生任何负面影响。所以，我就避开了，没有就这个问题再谈下去。我已经确保了工商局的介入和查帐，这会对公司形成某种外在的威慑。这就是我所要的，因为，即使我的“雷霆”计划无法一举成功，我也可以在之后有一个正当的途径插入一个锲子，进入公司内部进行查账，为真正的投资者最终实际掌控公司埋下一个伏笔。
离开汤黎明之后，我去看望岳父母。我弟弟和弟媳妇也都一起来看我，我们一起吃晚饭。他们都很惊讶我的突然回国。晚餐时，我问起弟妹的情况，弟妹提到，她的妹妹在公安局工作，仔细一问，她的工作单位正好是负责管理黛琳特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徐汇闵行派出所。看来，这不是一个巧合，而是神在帮助我，因为这正是我在考虑要寻找的。
岳父母又在无意中提及了侄子王文。王文是介绍和撮合我和秋玲谈恋爱的表哥的儿子，他最近在做游戏生意——当然是盗版游戏，但他做得风生水起，俨然是个大老板的模样，很有钱了，于是，虽然大家对他的生意都有些不知所措，却又都对他的赚钱本领赞不绝口。
我忽然有一个直觉，要去会会他。
于是第二天，我打了个电话给表哥，请他吃饭。表哥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满口答应。我顺便问了王文的情况，表哥完全是一副得意的口气，对儿子赞不绝口，称他是只“模子”（上海黑话，就是能偶成事的一条汉子），赚钱“一只鼎”。表哥对我要找他儿子帮忙，表现出十二分的自豪，他告诉我，尽管去找他儿子好了，“这个小赤佬蛮有一套的”。
第二天，我找到了王文开在徐汇区的这家不起眼的游戏店。我走进店里的时候，王文正在气指颐使地与人聊天。我一眼就看出是他，虽然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我十几年前，还没出国之前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瘦小的个子，柔弱的身材，一副腼腆文静的样子。而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却几乎是一位肥硕无比的光头蛮汉，一个嘴角上挂着冷笑的家伙，一副三分流里流气，七分满不在乎的模样，我禁不住在心里惊呼起来，时光和环境是如何改变一个人的外貌的啊。
王文在店中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一眼就认出我来，但他并不马上作声。他先对站在他身旁的一位穿黑衣的人低语了几句，然后转到左边的柜台，从里边拿了几个游戏出来，向另外一个人交代了几句，之后，他深吸了一口气，似乎要调整一下心态和口吻，然后才开始与我打招呼：“姑父，你好啊，你看我这里，我这里乱七八糟的，我们到隔壁饭店去谈好吗？”
王文请我到马路对面的一家饭店加茶馆，和我在靠路边窗口的一张桌子坐下。他叫了一壶茶。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他已经是一个谈地下交易的老手了，而这个地方就是他的据点。
我们一边喝着茶，王文一边向我介绍了他的生意，他知道我之前是在市政府工作的，所以对自己的生意似乎还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好像我随时都可以把他抓起来似的。但现在全社会都下海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只要能赚钱！他的潜台词似乎十分明确。
我问他，是否认识黑社会什么人。我知道，干他这一行，一定多少会有这方面的关系。他会意地笑了笑，说：“姑父也玩黑社会啊？”
然后，他问我要干什么，我把我为什么回来，我要做什么事，大致告诉了他，我要有一个备案，一个黑社会的备案。因为那个家伙可能会玩黑社会的那一套，叫一班打手来叫阵，所以我也要有相应的对策，到时候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备无患。
“我明白了，放心，姑父，我来安排。”王文十分机敏，他叫我喝一会儿茶，他先离开一会儿。不久，他回来时，后面跟着那个在柜台里和他在一起的黑衣瘦个子。
“这是我的好朋友，小陆，他是这里的老大，什么人都认识；这是我的姑父，市政府的，放心好了，绝对没有问题的。你们先谈，我过一会再来。”
王文为我们双方介绍之后，就离开了。
那个看上去很低调的黑衣汉，小陆，有四十来岁的样子，好像以前就和我认识一样，一下子就与我很谈得来。我自己都十分诧异，我这个人，怎么从小就与绝大多数的流氓阿飞，无论与他们曾经如何凶狠打斗，最终好像大都成了好朋友。这位也是，我将我的大致情况一介绍，他马上就明白了我要做什么，他说：“阿哥，包在我身上，这种事体，小事一桩，我帮侬搞定。”
于是我与小陆大致约定了时间，后天吧，我准备在后天采取行动。我告诉他，准备好一定的人手，不一定要用，但一定要有准备，一定要有足够的人手。因为这有可能会是一次刺刀见红的肉搏战。当然，托人办事，钱是少不了的。
其实，我们常常谈虎色变的“黑社会”，就是一股民间力量，它往往会在公正的法律缺失、正义无法在正常渠道伸张的地方兴盛起来，它往往被用来维持某种社会秩序或力量的平衡，但这种秩序和平衡，由于总是以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中心，而每个人又都是罪人，一旦拥有强权势力，往往会倾向于邪恶。在中国这个公权力一统天下的社会中，公权力本身就存在着“黑社会化”的倾向，民间各种暗藏的势力当然更可以随时被称为黑社会。但我心知肚明，共产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故意让其存在，其实是要在适当的时候在政治上加以利用，或用来作为宣传的资料。
在搞定了“黑社会”之后，我还需要要搞定“红社会”。我与在公安局工作的弟媳妇妹妹通了电话，请她通知附近的派出所，在后天，我将会协同市外经贸委和工商局，对克里斯蒂娜糕饼公司总部进行调查，请他们密切关注，但不要受误导报警的影响。因为我考虑到牟必达之前曾在公司放风，只要琳达一出现，就要报警，而他们要报警的就是这个最靠近公司的派出所。我需要先消除这个隐患，使事情到时不会出现失控。
现在，我终于准备好了红、白、黑三道（政府——红道；法律——白道；民间——黑道），一起来对付这一罪恶阴谋。没想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上海，我会再一次与一个邪恶之人，与一个邪恶的意图，以及这个邪恶意图所导致的不公正的结果打交道。我的一生，似乎一直是在与各式各样的恶人打交道。我想，上帝将我塑造成像我这样一个人，有他更高的旨意，我无法容忍公然的邪恶和犯罪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以前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尤其是今天，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我更是如此。我现在十分明确地知道，上帝的十戒是人间公正的绝对标准，而我现在所面对的，至少是违背了十条诫命中的三条：“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并他一切所有的。”
在中国上海当时的环境下，我十分清楚，没有红白黑三管齐下，是无法及时彻底地解决问题的。仅仅靠红道——政府，只会在表面上强行解决问题，而无法解决实际上的纠纷；仅靠白道——法律，只会耗时耗钱，因为中国的法院很少会对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私下交易作出明确公正的实质性判决；而光靠黑道，当然也绝对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但是，这三者的结合，却行。
我又与陈律师最后通了电话，我详细告知了陈律师我将要采取的行动的具体计划和安排。陈律师确实是性情中人，他竟对我的思路和计划啧啧有声，大加赞赏。他评价说，这是唯一能够快刀斩乱麻、在目前上海这样的商业和法律环境中、对这样的案子能产生公正结果的法律行动。
我请求陈律师明早十点到公司总部，带着我们所拟定好的、让牟必成签署的关于原始投资的法律文件。
琳达在公司中也有她的线人，那就是牟必达的司机小董。我请琳达与小董随时保持联系，这样，我们就掌握了牟必达的行踪。而我到时候，会要按着我们的时间表，将他引蛇出洞，然后关起门来打狗，彻底解决公司所有者或投资者的问题。
最终，我把我的计划大致告诉了琳达和詹妮弗，她们开始紧张起来。她们望着我，以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撅着嘴，开始不好意思地质问我起来：
“哎，就你这个样子，你不是他的对手哎。他很厉害的呢！你不知道，他那个很凶的样子，你都没有看到过……哎呀，看你好像太温和的样子，哎呀，这个样子，我真的有点害怕，我真的不放心哎，到时候，你不行的话，我们怎么办啊？！他不要把我们都弄死啊？”
她们半天都没想通，她们究竟是如何从前几天莫名其妙的软禁中，从面临生死的无望之中，一下子，在明天，就可以进行诺曼底登陆，大举反攻。她们来来回回在思想和情感的云霄飞车上奔驰，一会儿兴奋不已，一会儿又怀疑至极。
而我则要她们好好休息一天，因为明天，将会是一场决战，一场一剑封喉的决战。
九
一早，我在延安饭店请朱经理为我准备一辆南京军区牌照的军用车辆，我要用一天。接着，我打电话给陈律师，告诉他我们现在准备出发，请他带着要签署的文件在十点钟准时到达徐汇闵行区的公司总部。
我请琳达与小董——牟必达总经理的司机联系一下。小董告诉琳达，牟必达还在家里，还没有出门。接着，我与黑衣小陆打了电话，约他在九点钟，在公司总部的马路斜对面的一个饭店与我见面，请他的人马都在那里准备就绪。
之后，我和琳达、詹妮弗一起驱车前往闵行，公司总部。
这几天，我一直在做琳达的教练，教她如何成为诱饵，将牟必达在我指定的时间引出洞来，使我有机会能在办公室与他直面对峙。我所认识的琳达，一般来说，是一个蛮有魄力的女人。因此我一直在鼓励她。不过在车中，我还是可以感受到她有些许的犹豫和胆怯，这也是很自然的。我告诉琳达，今天，她要摆出一副董事长的架势和威风来，好象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先要一个人径直走到门房间，不必说任何其它话，就说要会见总经理，然后径直走进去，去找公司她所认识和熟悉的员工和主管聊天，告诉他们她将要接管公司。这样一来，他们肯定会马上告诉牟必达，而他也一定会急忙赶过来的。因为他一定觉得，这个已经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地盘，怎么还会容许一个他根本不放在眼里、早已被抛弃的女人再来搅局？所以，我要琳达，作为一个弱女子，形单影只、绝望无助地出现在虎狼之穴，一个狂妄自大、自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下的骗子不会不急着要来狠狠地耍一下自己的威风的。
而这正是我所要的结果。
我先到了那个饭店，与黑衣小陆会了面，打点安排好他的人马之后，我要他跟着我，随时帮我处理出现的问题。我们一起上了车，将车开到了公司大门口，让琳达在路边下了车。
琳达背着拎包，慢慢地按着计划，走向公司大门。
我们的车转了个弯，停在同一条马路边，观察着琳达的动向。
琳达走到公司门口，在门房间逗留了片刻，然后我看见，她走进了公司。一会儿，琳达在公司里打电话给我，说她已经在总经理办公室了，他们都已经通知了牟必达，而牟必达说，他会立即就赶过来。
一切都按我的计划进行着。我坐在车里，观察着公司周围的环境，与小陆商量着各种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和我们的应对方式。小陆也是性情中人，十分领情，也十分机敏，是这一行中的高人。
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看见一辆小轿车停在了公司的大门前，那一定是牟必达。大门打开后，牟必达的车进去了，大门又徐徐关上了。我等车进去、大门关上之后，要司机也跟上去，我要车顶住刚刚才紧闭的铁栏杆大门。
我和小陆以及詹妮弗一起下了车，走向门房。
“哎哎，站住！你们是哪里来的，不能进去。”门房老头吆喝道。
“我是市政府的。”我从公文夹里拿出一份红头文件，上面赫然印着“上海市政府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的红头文件，在老头面前晃了晃，“我要找公司总经理。”
门房老头看着我，一阵迟疑，他不知所措地看着我手中那份他看不太懂的文件，说：“那，嗯，先等等，让我先打个电话通知一下总经理……”
“不需要。”我边说，边往里面走。
“你先把大门打开，市政府领导要进来了，你还不开门？”
黑衣小陆乘势造起了声势。他顺手抽出了一支香烟，丢给了门房老头：“来，来，抽支烟，先把门打开，你看看，你看看，这是南京军区的牌照，是军车，是市政府来的，你还不开门？”
老头似乎吃了迷魂药一般，看看我的红头文件，又看看黑衣小陆，手里拿着小陆扔给他的万宝路烟，又看看堵在门口的确实是军车牌照，他觉得哪一方都不敢得罪，于是就打开了大门，让我们的车开了进去。
却不料，楼上有一个窗户忽地打开了，一个粗俗低沉的声音在叫骂：“谁他妈的放车辆进来啊？不准进来！”
我马上对门房师傅说，“放心，这不关你的事。”我对我的司机说，你哪里都不要去，就呆在这里。然后我向黑衣小陆使了个眼色，带着詹妮弗，一起往楼上跑。
我们上了楼，几个员工为我们指路，把我们带到了总经理办公室。
我们几乎是冲进办公室的，因为我在担心琳达。我们一进办公室，我就发现，牟必达稳稳地端坐在他宽大的办公桌后的办公椅上，他几乎含着十分威严的眼光凝视着我们。琳达则在靠门口的地方站着。
“出去出去，你们是谁？谁叫你们进来的？出去！”他见我们不请自来、若无其事地闯进他的办公室，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冲着我们大声叫了起来。
我迅速打量了一下这个房间。这是一间各方面都相当适中的办公室，是整个建筑最进深、也最靠街口的一个房间，从窗口可以俯视公司的大门和街口，牟必达就是从窗口看到我们的车开进来之后从二楼打开窗户，大骂起来的。办公桌前是一排靠窗的沙发。
牟必达看上去有五十来岁，肥胖臃肿的身躯，骨架子看上去还算是硬实，细眯的小眼显出不耐烦的凶光，但似乎也很困惑，究竟是谁吃了豹子胆，敢来和我叫板？他挺直了腰板，有点摆架子地坐在那里，试图在气势上压倒我们。他气势汹汹地问道：
“你们是谁啊？怎么敢到我这里来？你们给我出去！这是你们来的地方吗？你们要闹事吗？我这里可不是你们闹事的地方。”
我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欺软怕硬的骗子，并非是一个男人硬汉子。我冷冷地盯着他，一声不吭。我将他上上下下死死地打量着，并且让他知道，我正在打量着他。
近一个礼拜以来，我几乎每天都在听琳达和詹妮弗向我反反复复描述把她们逼到死亡边缘的这个坏人，现在我亲眼看着他，我还真佩服琳达和詹妮弗姐妹，她们还真不虚言，他确实看起来八面威风，确实好像有某种别人没有的内功，确实有一种别样的特殊气势和仪态，也怪不得，她们被他骗到手了。
“你想干什么？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别这样大声嚷嚷行不行？这里有女士在场，请放庄重点。”我这样说着，伸手拉过一把椅子来，推到他的办公桌前，面对着他，我坐在了这张椅子上。
“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我把我穿着牛头皮鞋的两腿，高高地搁在了他的办公桌上，重重地用脚敲打着他面前的办公桌面，我脚就直直地搁在他的办公桌上。
“我们不会滚出去的，除非你给我滚出去，而且别再滚回来。”我坐在他的对面，两眼仍然死死地盯着他，厉声呵斥着。
他显然绝对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副情景，这种局面显然是对他极大的侮辱，尤其是在琳达和詹妮弗这两个曾被他随意拿捏和控制的小女人面前，而他却似乎失了方寸。
“你，你，你是谁？谁要你来管我们的事啊？你别以为我没有人，你给我小心一点，当心我好好地修理你……”
“我是上海人。你现在是在上海，你要给我小心一点，这是我的地盘。我问你？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是来这里投资的，我有合作投资项目……”
“投资？谁的投资，你投资了吗？你出钱了吗？你有投资证明吗？拿出来给我看一看！”
我从公文包中抽出了市外经贸委的文件，放在桌子上，“我是市政府的，我告诉你，市政府要调查你这个企业在投资方面的问题。这是市政府外经贸委的文件，我来读，你给我听好了：
“根据国务院和市政府改革开放的现行政策，外经贸委对保护国外投资人的权益十分重视。鉴于现受到关于对黛琳特有限公司的投资者权益被侵犯的举报，外经贸委决定牵头，协同工商局和法院对此开展调查，并依法解决有关外来投资权益被侵犯的问题，以维护上海良好的投资环境。
2004年1月24日。”
牟必达似乎一下子僵在那里了，一动不动。
“你现在必须拿出你投资的证据。拿不出的话，你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你自己乖乖地滚出这个公司，永远不要回来，如果你在这里让我再看到你，你会吃不了兜着走；另外一条路，就是被我赶走。也就是经贸委和工商局会会同法院来处理你这个案子，如果你没有投资，你还威胁这家公司的投资者，你就犯法了，你就会被起诉。你自己选一条路吧。还有，在你滚出这里之前，你还要给我签几个文件，证明这个公司没有你的投资。”
我的脚还搁在他的办公桌上。我看到，他额头上开始冒汗了。
“我听说，你好像认识江泽民，是吧？你好像还认识朱镕基，是吧？还有谁？你认识的？快告诉我。”
我从口袋里掏出了朱镕基秘书前几天给我的名片，丢在他的面前：
“我这里有朱镕基的名片，这里有他的电话，你打电话给他吧，你不是认识他吗？看看他能不能帮你什么忙。”我把电话推到他的面前。
他盯着电话，一言不发。
“怎么？你现在不认识朱镕基啦？你不是告诉她们，你认识江泽民吗？陈良宇你总认识吧？……怎么？你不认识了吗？你这个骗子！”
他仍然耷拉着脑袋，苦着脸，一言不发。
我看到他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字，“知性无我，广生慈悲”
“你还是一个佛教徒？你是个骗子吧？你只会骗女人吧？你来骗骗我看，你还无我、慈悲？……
“你以为死猪不怕开水烫，就可以蒙混过关吗？你想侵吞他人的财产据为己有，你还想要为此杀人灭口，你以为你可以逃脱你所犯的罪吗？你以为你是在哪里？在台湾？还是在洛杉矶？”
他忽然伸出手来，要去摸电话，说：“我，我，可以打个电话吗？”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啪”的一声！我一巴掌就砸在了桌子上，他的茶杯在桌上跳了起来，杯盖也落到了地上。
“你还想打电话？给我站起来！”我这样一吼，黑衣小陆马上冲了上去，把这个胖子从椅子上拽了起来，在胳肢窝里把他架住，让他站着，却无法动弹。我把他原来坐的椅子从他的桌子那边拉了出来。这样一来，他就没有坐的地方了，只能站着。他仍然一言不发，不过他的站相已经有点歪了，他的精神看起来似乎开始崩溃了。
忽然，琳达跳了起来，指着牟必达尖叫起来：“你这个不要脸的家伙，啊！你骗了我们全家，骗得我们好苦啊！……你还要把我们灭口，我看你今天还凶，我看你今天还凶！……”琳达冲上去，对准牟必达，就是左右开弓四个响亮的耳光。
我对琳达所作出的举动惊愕不已，但是当我还处于震惊之中……忽然，一阵更激烈、更暴戾的女声尖叫突如其来，一转眼，詹妮弗以她矫健的、几乎十分凶猛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牟必达，在他的身上发泄了一顿极为罕见的只有女人才有的拳打脚踢和乱揍乱捶，这位美女哭天喊地的架势，就连站在一边的黑社会老大——小陆，都似乎有些大惊失色了。
当这个戏剧性的高潮在不断推进时，我意识到，黑衣小陆开始似乎是想控制局面，他紧紧抓住牟必达的胳膊，不让他动弹。但后来，他可能感觉到牟的神经已经渐渐瘫软下来了，于是他放松了对牟必成肢体的控制力度。最后，当他看到詹妮弗那女性特有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发泄，又看到牟必达这个一开始那么不可一世的老家伙，现在竟然表现出惊恐万状的样子，他反而觉得十分有趣，竟然忍不住偷偷笑了起来。
而似乎就在这时，我注意到，陈律师静悄悄地走进了房间，他四周观察了一下，就在门口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他的手臂中夹着他的公文包。他确实很准时。
“打开你的抽屉！”我命令牟必达。我要乘胜追击，彻底击垮他，不让他有任何东山再起的希望。
牟必达在刚刚经历了两个女人的狂风暴雨之后，可能觉得我这个要求还蛮合情合理的，于是他乖乖地打开了抽屉。我叫在他旁边的小陆搜查一下，看有什么文件、金钱和其他什么东西。小陆拿出了杂七杂八许多东西，一些美金，我看到有他的护照和其它一些证件。
“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把手表摘下来，还有戒指！”我命令道。牟必达老老实实地把手表摘了下来。小陆把他带着的绿宝石戒指也摘了下来。
我把罗莱士手表、戒指、美元和公司的文件都交给了琳达：
“他肯定把你的钱都花完了，现在只能剩下什么，就拿回来什么了”。
我转身对牟必达说：“好了，现在陈律师在这里了，我有几份文件要你签一下字。这几份文件只是要证明，琳达几次转交给你的支票和现金，对这家公司的投资金额的总数，你核对一下，如果不对，你可以提出来。”
牟必达铁青着脸，一言不发。他根本不看律师的文件，只是闷坐在那里，死撑着。
“你签不签？如果你不想签的话，你就要跟我们走一遭了。”我瞥了小陆一眼，小陆心领神会，走了出去。
我拿起了牟必达的护照，看了看，“哦，你这是台湾护照啊，我听说你也回不了台湾了，是吧？既然回不去，你还要这护照干嘛？”
“我……”牟必达看着我，欲言又止。
“再说，我听说你也回不了美国了，你看看，你到底在干什么？你看看，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还在到处行骗，搞得全世界都在通缉你，你怎么还有脸活着？你就好好呆在这里吧，你哪里都不用去了。”我随手将他的护照给撕了，将碎片丢在他的脸上。
他看着我，惊呆了，但却仍然一句话也不说。
“我说啊，你就呆在中国吧，共产党迟早也会来收拾像你这种骗子的。”我都懒得看他。
不一会儿，小陆回来了，我又问牟必达：“你想好了吗？签，还是不签？别忘了，你只有两条路。”
“你还拎不清啊？阿哥今天就要对你不客气了。”小陆看他还是那副不死不活的样子，就一把卡住他的胳膊肘，将他架了起来，疼得牟必达哇哇乱叫起来。看得出来，小陆手中还是有些功夫的。小陆一下子把牟必达拖到办公室门外面的走廊，再将他拖到外面的阳台上，小陆叫牟必达看马路对面。这时，牟必达似乎已经有点神经错乱了，他东张西望，好一阵子都没搞清楚方向。小陆将他整个身体扭转过来，朝向公司大门口的马路对面，指着那里说：
“看见没有？你要跟我们走一趟吗？”
这一眼，看得牟必达在阳台上几乎要瘫下去的样子，他的两腿发起抖来，哆哆嗦嗦地说：“我不要去，我不要去，我不要去……求求你，我不要去……”
我朝公司大门口方向望去，大门口对着马路，马路对面竟然整整齐齐列队站着一字排开的十个“黑衣男人”。他们每人身着黑色西装，外面还披着一件黑色风衣。
哇！我真没料到，这帮家伙竟然还这么专业，所谓的“黑社会”，竟然真的可以做到这么“黑”啊，黑得令我都有些惊讶，原来他们可以媲美军队的仪仗队！
对骗子牟必达来说，这就够了。没错，他是玩黑社会的，他一看这个架势，就是专业黑社会的，要么他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要么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显然，他的精神在经过这个奇特的一瞥的幻影之下，已经彻底垮了。
小陆偷偷对我说，他估计他可能已经吓尿裤了，因为他已经闻到什么味道了。
牟必达移动着似乎不是他的身子，拖着似乎不是他的步子，回到了那显然已经不属于他的办公室里。他瘫坐在沙发里，有气无力地接过陈律师递给他的笔，小陆按着他的手，他照着葫芦画瓢，按照陈律师的指点，不仅在每一份文件上签上他的名字，而且还按着我们的要求，在文件上画了押——用他的手指蘸着红墨印。
所有文件都签好了字，画好了押，陈律师就收拾好了文件，然后与我握了握手，并向我展示了一个美式的胜利手势。他与琳达低语了几句之后，就离开了。
我完成了今天我计划要做的所有的事。牟必达仍然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喘着不服却又畏惧的粗气，他还没有缓过劲来，我对他说：
“你好好想一想你的一生吧。你号称在钻研佛教，但其实你只不过是个骗子，一个罪犯，我今天做的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开始。永远不要以为你可以逃脱上帝的审判。我希望我是最后一次在这里看到你。”
忽然，外面似乎有吵吵嚷嚷的声音传进来。紧接着，办公室的门被一下子闯开了，进来了五六个人，其中有一两个人气势汹汹，他们壮着声势，大声叫嚷道：“是哪个家伙不识相？是哪个家伙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是谁？到这里来搅局啊，快站出来！”
我一看就知道是牟必达叫来的“黑社会”的人，但显然，现在已经太晚了。连牟必达对他们好像都不感兴趣了，都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他一看到他们，本来好像还想振作一下，摆个架势，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他大势已去。而且他们几个喳喳呼呼的，一看就知道完全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
有几个员工也一起进来，想要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想要维持秩序，局面一时似乎变得混乱紧张起来。就在大家都在互相推推攘攘之际，我大喊一声：“别吵了，都给我安静，我是市政府的，谁有话要说？”
这一下子，大家都没了声音，安静了片刻之后，也没人搭腔，于是我说：“今天的事与大家没有任何关系，只与公司的投资人和股东有关系，市政府和工商局已经介入了调查，我们已经与公司的管理部门在洽谈，与本公司业务无关的人，不要搅扰公司的正常业务，请大家离开。”
一阵静默，然后慢慢地，众人开始窃窃私语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小陆轻声对我说：“那个家伙是卢湾区来的，小地方的，我认识他，没什么大的花头。”
我注意到了，那个有点像是头头的家伙，也发现了小陆，他看上去认识小陆，似乎知道小陆比他更厉害，于是他也不再嚷嚷了，他的眼神在看着牟必达，他也在东看西看地找出路。显然，他也意识到，牟必达已经不行了，一切都晚了，都无济于事了。
我对仍然坐在沙发上一筹莫展的牟必达说：“这是你叫来的人吧，没有他们的事，叫他们走吧，我今天让你先留在这里，你知道该做什么。我明天来的时候，不希望再看到你。我知道你住在重庆南路的花苑别墅小区，不要让我到那里去找你。听懂了吗？”
说罢，我就与琳达、詹妮弗和小陆一起离开了公司。
十
回到延安饭店，琳达和詹妮弗高兴得像疯了一样。她们不断重复着她们今天终于报了那一箭之仇的英勇壮举，她们对我赞不绝口，说要好好请我吃饭，她们最欣慰的是，她们参与并见证了对牟必达对她们所犯罪恶的无情审判。
第二天，我约了地铁公司的领导，以市政府的名义，开了一次联合办公会议，我向地铁公司的领导通报了黛琳特有限公司外资管理层的变动情况。我向他们宣布，牟必达的总经理职务已被解除，即日起，他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琳达董事长已经接管担任总经理，而地铁公司总经理所兼任的副董事长职务仍然不变。公司的一切业务都照常进行，财务方面完全由琳达负责。
这是2003年春节前的最后几个工作日。但我当时忙于思考和安排整个计划，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回到延安饭店后，琳达忽然问我说：“你想要回温哥华过年吗？”
“啊？要过春节啦？”我根本没想到已经是春节了。而我实在不愿意在中国过春节。
我马上回答说：“好啊，我回温哥华。”但我回头一想，就问琳达：“我走了，你行吗？”
琳达苦笑着说：“我们当然不行啦，不过，你又不肯留下来做总经理，我也不敢久留你啊，否则June（秋玲）要找我麻烦了。你已经帮了我这个天大的忙，救了我们的命，又把企业给拿回来了。你先回去吧，我自己会想办法。”
琳达确实是一个爽快的人。我知道，琳达需要有人帮助她。于是，我回到温哥华后，为她推荐了一位有经验的上海本地籍的副总经理来协助她的工作。
从琳达打电话给我，要我去上海救救她们，到我将被骗被抢的企业完璧归赵，回到温哥华，整整花了十天时间。
2003年2月1日，我在温哥华与秋玲和孩子们一起过春节。
飞向心灵的故乡——振风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