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什么发现比那些暴露了观念根源的发现更令人恼羞成怒。

——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

一. 左右之争的表象

如果不是川普在美国政坛上的横空出世，很多人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如梦初醒般地关注美国政坛上的“左”、“右”之争；如果不是奥巴马总统在非法移民、伊斯兰恐怖主义、种族对立、同性婚姻和性别定义等一系列政策问题上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的“极左”行径，率直无忌的川普“总裁”大概也没有机会赢得美国众多既“沉默”又“愤怒”的“右翼”民众的广泛支持，出人意料地成为美国总统。

华人多数向来坚挺民主党，但在这次川普竟选总统期间，不少华人180度转向，踊跃挺川，支持共和党，表现出在美华人前所未有的参政议政的巨大热情，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景观。

过去一百年来（如果不是更久），中国大陆几乎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左派”世界。无论你自己觉得你有多么“右”，最终你都会发现，只要你来自大陆，你几乎可以肯定自己是个“左派”。“左”是“官方”宣传口径中“进步”的代名词，而“右”则是“反动落后”的代名词。在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新社会”中，谁会希望自己“反动落后”呢？承认自己是右派无异于自杀行为。我们的潜意识都以为“左”是与“进步”、“好”划等号，这大概是在美华人历来支持民主党的一个自然原因吧。

本来中国人的中原文化，除了“中央”之外就没有其它什么方向，而“中央”本身又不是方向，于是中国人在政治和其它方面也基本上没什么方向感。我们对一切都不求甚解，常常“躲进小楼”就拉倒。1949年之后，引进的“左右”概念铺天盖地，被领袖玩弄于股掌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意就祭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左倾盲动主义”、“反右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大堆旗帜，而其实所有的“敌人”都是“形左实右”，所有的“朋友”都是“宁左勿右”。中国人的思想也就在这几十年忽左忽右的“无限风光”中被来回忽悠，在以“左右”为名的政治绞肉机中被彻底“左右”。我们总以为，“左右”不过是政治上的不同“倾向”而已，就好象左右手一样，有时你用这一只手，有时你用那一只手。

但是到美国之后我们发现，有一半美国人声称他们是“左派”民主党，而另一半人却更自豪地声称他们是“右派”——保守的共和党。他们彼此之间针尖对麦芒，毫不相让。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竟有一半人“不求进步”，甘愿“落后”？这让我们平添了一份不知所措的纠结：究竟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呢？

说来有趣，我对美国的“左派”民主党和“右派”共和党的懵懂认识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解放思想”的中国。那是有一次，我在上海家中的14吋“飞跃牌”黑白电视机上无意中观看到一部美国时政纪录片。

当年里根总统入主白宫之后，白宫南草坪外的大街对面“出现”了一大批“无家可归”的“穷人”。他们晚上在那里搭帐篷睡觉，白天钻出帐篷“上班”，抗议美国政府使穷人“无家可归”，“富人”总统不关心穷人，等等。白宫周围的环境为此显得一片“脏乱差”。刚刚上任的好莱坞出身的里根总统大概心里很不爽，他烦恼了好多天，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高招。他下令将市区内的一栋大楼改建成公寓，专门免费提供给这批无家可归的人，使他们有“家”可归。你不是抗议政府不给你解决问题吗，现在你有房子了，就没有借口抗议了吧？

消息一出，民主党议员纷纷来到白宫对面这些“无家可归”的穷人们支搭帐篷的地方招开新闻发布会，向记者“公开揭露”总统企图以“小恩小惠”欺骗穷人、愚弄大众的“阴谋诡计”。这种“强制”公民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寓里是一种侵犯穷人正当行使他们天赋人权的恶劣行径，是一种剥夺他们选择无家可归生活方式自由的专制行为，这是站在穷人一边的民主党完全不能接受的。

为了回击民主党人的指控，里根总统专门为这些人安排大巴士来回接送，保证他们晚上有家可归，白天仍享有到白宫抗议的“权利”。

然而这些“小恩小惠”的公寓和大巴士运行了两个星期就结束了。因为从第三个星期开始，穷人们（绝大多数是黑人）坚决响应民主党“中央”的号召，拒绝坐车回“家”上当受骗。他们在民主党议员们的支持下，回到了“无家可归”的帐篷中，保持他们“穷人”的“高贵身份”，继续行使他们“有家不回”的天赋人权和公民自由。

他们大概已经忘了他们起初示威抗议的理由。

我当时看得目瞪口呆！原来我们在中国大批特批的极左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竟然还有美国版——“宁要民主党的帐，不要共和党的房”。民主党这种以穷人为势力范围和根据地，以不着边际的口号为政治目标，以抗议游行为政治手段，似乎与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历届政治运动和文革如出一辙，有什么两样呢？

这让我对美国共和党“右派”有了一个最初浅的认识：“务实”和“常识”。里根总统不过是在息事宁人地解决问题啊！

后来我慢慢发现，这确实是“右派”的基本特征：依据“常识”、法律和传统价值观念，解决实际问题。用上海宁波人的话来说就是，“重规矩，讲实惠”。但是，共和党依据的究竟是些什么“规矩”、什么“常识”呢？

反观民主党左派呢，他们对“穷人”的支持，最终只是使这批本来抗议“美国政府使他们无家可归”的人仍然无家可归。后来慢慢发现，原来这是民主党的政治资本，是他们长期以来的选民基础，就象共产党以工人和贫农为其基础一样。民主党以动听但离谱的高调引人注目，对现实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无穷无尽的“抗议”，并不是要解决问题，因为很显然，如果问题都解决了，还有什么可游行示威和抗议的呢？

八十年代里根时代的这出“现实荒诞剧”，今天仍在上演。只是当年抗议的是里根总统“不管”“无家可归”的“穷人”，而今天抗议的则是川普总统“管”了“有国不归”的非法移民；当年是在白宫对面设置个人帐篷抗议示威，今天则是在各大城市设立“庇护城”与联邦政府分庭抗礼；当年抗议的是衣衫褴褛的“穷人”，今天在伯克利、华盛顿、波特兰与防暴警察格斗对打的是拿钱的全武行装备的“黑色蒙面人”，还有那些今天在国会山庄最高法院大法官听证会上衣冠楚楚却寻衅闹事、流氓般质问、小丑般胡闹的参议员、以及被索罗斯大鳄“雇佣”来撒泼无赖的“旁观听众”。

二. 左派的本质

英国“脱欧”（脱离欧盟）与美国“脱左”（共和党川普当选总统），是2016年最具历史性意义的两个事件。它们表面上似乎都以经济和贸易为起因，但却揭示了传统的西方文明感受到的真正威胁：伊斯兰教极权恐怖主义、西方左派“政治正确”的进步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大国以金钱和商业形式向自由世界全方位的渗透、掠夺和扩张。

忽然间，我们似乎看到了英国和美国在精神上的又一次结盟，一个与伊斯兰主义、共产主义和左派进步主义进行全面对抗的联盟。这让我们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同盟国” 对抗徳意日“轴心国”。那是自由与极权的对抗，文明与野蛮的较量。

我们很多人有一个错觉，以为德国纳粹是右派独裁，伊斯兰教是极右派宗教，而美国的民主党是争自由讲人权的左派政党。由于这一长期被洗脑的误解，使我们对西方的“左”“右”之争，往往会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英美保守主义更是大惑不解。

这一误解，一方面，是由于东西方世俗左派和共产党长期的宣传以及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所致——“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另一方面，是由于无神论的世界观的影响，使我们对《圣经》、对人类精神演变的神圣启示几乎一无所知。

我们好像被蒙上了眼睛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拨开世俗的唯物主义迷雾，认识基督教信仰，了解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我们就很容易看出左派世俗的本质，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伊斯兰主义、法西斯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和西方进步主义，在信仰和思想根源上几乎是一脉相承。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说的“左派”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法国的巴士底狱起义和大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标志着近现代的所谓“进步主义”的崛起，开启了近现代欧洲以至全球化的暴力革命。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两百年间，由法国左派激进主义所开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所推进、全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达到高潮的暴力革命，一浪高过一浪，来势凶猛，席卷全球。

法国大革命本来以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为目标和口号，却转眼之间诉诸极端暴力的恐怖专制。大革命几乎摧毁了当时整个法国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结构，震撼了整个世界，不仅直接导致了之后的法国与欧洲的长期战争，而且也因此使战争几乎成为欧洲近现代的政治常态，其影响一直波及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二战中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导致了战争死亡人数以千万计，共产主义在苏联东欧以及亚洲中国的蔓延，共产专制下非正常死亡人数以亿计。

比法国大革命早一千多年的默罕默德，以“阿拉最后一位先知”的身份，“和平”传教十几年不果，于是翻脸，开始“以剑传教”。肆虐欧亚非，横行之处兵刃相见，不仅导致死亡人数以亿计，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当时和平繁荣的欧亚非社会，以及这些地区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基督教、印度教、波斯和中华文明传统。这一长达千年之久的“圣战”，至今仍未止息。

法国大革命的“灵魂”是以伏尔泰和卢梭为代表的法国思想界。他们从对基督信仰的怀疑开始，演变成对上帝的彻底背叛和否定。当时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解放精神，气质上与中国文革时期的“破四旧”、今天西方“政治正确”的“进步主义”思潮一样，虽然它们各自的具体目标和口号因时代而各有不同，但它们都试图在人们的思想中抹去“上帝”的观念，摧毁信仰，打破传统价值理念，建立一个以人为本、“不断革命”、“继续革命”、“天天向上”的“进步”无神论“新世界”。这一极左思潮，不仅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是毁灭性的，之后在德国又孕育出一个比自己更为邪恶的“幽灵”——共产主义。这一“幽灵”在德国培植出充满阶级仇恨的“母毒”——共产国际，并在俄国、东欧和中国育出惊天“逆子”——摧毁教会、践踏人权自由的“苏维埃”和“共产主义阵营”，它们所建立的以人为本的“新社会”，远比任何黑社会更邪恶。

而默罕默德则欺世盗名，假借“先知”之名，向全世界扩张政治军事宗教一体化极权统治。默罕默德最终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绑架人类灵魂、对人类进行宗教奴役、对不信者歧视并杀戮、人类历史上最持久的宗教黑社会集团。

然而我们仔细思想一下，除了年代、地区、种族、名称、口号和武器规模不同，默罕默德的“宗教黑社会”，与列宁斯大林的苏维埃政权、希特勒的纳粹、中国从延安开始的“主义黑社会”，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如果我们从信仰层面去看的话，这一看似荒诞的东西结盟的原因其实一目了然：当代西方的“左派”（无论是进步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与东方古老的“左派”（伊斯兰教）之所以都成为人类文明的破坏力量，并常常联合起来，是因为它们都是从背离《圣经》、背离上帝的正道、背离对上帝的信仰开始的，都是从否认真实、公义和慈爱的上帝开始，否认并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进而在一切层面上都背离上帝为人所设定的基本原则和法度（良心和道德律、我们称之为常识），以极权暴力摧毁和消灭上帝所赐人的尊严和权利。

《圣经》告诉我们，人类始祖亚当犯罪之后，亚当的第一个儿子该隐杀人，成了人类第一个杀人犯。他谋杀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弟弟亚伯。这是人类堕落最明显的标志，这次谋杀为人类历史定下了凶多吉少的基调。

大洪水之后，含的孙子宁禄是“全人类共产主义理想”和“全球化”的鼻祖。他的后代就曾在尼尼微（今天的伊拉克）试图建立“巴别塔”，一座“通天之塔”，一座以人为中心、“世界大同”的“理想”大厦，与上帝对抗。后来著名的“巴比伦帝国”就是“巴别塔”的延续。无怪乎《圣经》对巴比伦的启示和描述贯穿于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因为人类历史上以建造各种形式的巴别塔与上帝的对抗从未停止过，而这就是左派真实的历史。

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与埃及女佣夏甲生了儿子以实玛利，《圣经》对以实玛利的预言是这样说的：“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与众弟兄为敌）。”

令世人无比惊讶的是，在摩西写下记载以实玛利出生的《创世纪》两千年后，在耶路撒冷的东边，阿拉伯半岛的旷野，竟然真有一个人声称他是以实玛利的嫡传后代，这个人就是默罕默德。他的出现和作为，似乎就是为了证实摩西所记载的上帝的预言是多么深刻而准确，证明自亚当犯罪、该隐杀弟以来，人类继续妄称上帝之名、悖逆上帝而在弟兄中大行杀戮的血腥历史。

《圣经》的这些对人类最远古历史细节的惊人描述，对我们今天理解和认识人类世界大的格局及其走向，有着非凡而深远的启示意义。

二十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哈耶克在他的振聋发聩的巨著《通向奴役之路》中，对进步主义、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在思想根源上同出一辙有着全面深刻的阐述：

甚至还在激烈的二战之中，在与纳粹德国敌对的英国思想界，仍有不少“进步派人士”在思想上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为仿效的楷模。

“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于社会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这一趋势的必然结果。甚至当共产主义俄国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内部制度许多令人憎恶特点的相似性已广泛为人承认的时候，大多数人还不愿意看到这个真理”。

“当这个国家和其它地方的‘进步派人士们”仍在自欺欺人，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代表着对立的两个极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问，这些新的暴政难道不是同一种趋势的后果？”

哈耶克还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纳粹法西斯主义、以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欧美教育学术思想界的进步主义左派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墨索里尼向下数起，开始时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最终都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分子。这个运动的领袖们是这样，下层的徒众们就更是这样。在德国，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能比较容易地转变为纳粹分子，或者情形正相反（纳粹分子也能比较容易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笔者加注），这是尽人皆知的，两党的宣传家们尤其了解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这个国家的许多大学教师看到从欧洲大陆回来的英国和美国的学生，无法确定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还是纳粹分子，只能确定他们都仇视西方的自由主义文明。”

这是一位与墨索里尼、希特勒同时代人的观察，他所指出的大学教育的左倾思潮，应该对今天的我们有着警钟长鸣的启示意义。哈耶克其实在提醒我们，今天的一个进步主义左派分子可能就是明天的社会主义分子，共产主义分子、纳粹法西斯分子。而且他们与伊斯兰教主义在历史上始终沆瀣一气，原因是，他们都“仇视西方的自由主义文明。”

而哈耶克在这里所说的“西方自由主义文明”，就是左派所反对的一切——基督教信仰及圣经影响下的历史传统；保障天赐人权和尊严，限制政府权力的法治原则。

三. 右派的本质

正当法国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整个欧洲都为之欢呼，甚至刚刚经历独立革命的美国也为之兴奋之际，一位英国政治家却冷眼旁观。他甚至逆潮流而动，与欧美的“主流媒体”大唱反调，对法国大革命“横加指责”。他就是英国辉格党议员埃德蒙·伯克。

伯克在他的《法国大革命论》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开启了近现代所谓的英美保守主义的先河。过去两百年来的政治历史变迁，证明了伯克对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所做的截然相反的判语的独特性和惊人的先知性。

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充满血腥暴力的残酷历史相反，1688年英国荣光革命和1776年的美国独立革命，经历了相对温和与保守的社会变革，最终导致了在坚实的议会宪政和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基础上“松散”的英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制），并在以《圣经》的“十戒”为基础的英国《大宪章》的法制土壤中，产生出了一个温情脉脉、充满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民主社会。伯克的保守主义就是从这一博大精深的清教徒信仰传统在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实践中所萌发并结出的思想果实。

什么是英美保守主义（右派）的原则呢？伯克在其《法国革命论》这封长信中有深刻的阐述：

“我们对变革的坚忍抗拒，我们冷峻持重的国民性，我们保留着我们祖先的特征。…我们不是卢梭的信徒，也不是伏尔泰的门生，无神论者不是我们的传道师，狂人也不能成为我们的立法者。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发明什么，我们也不认为在道德方面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发明出来。许多关于政府的伟大原则，许多关于自由的思想，在我们出生之前很久就已经已经为人所理解了…我们珍视和培育那些人类与世俱来的情操，那是我们的责任感的最可靠的保护者，最活跃的监视者，也是一切自由的、男子汉精神的真正支柱。我们并没有被挖空，被在里面塞上些毫无价值的关于人权的肮脏的废纸，就象博物馆里填充了谷壳和破布的那些鸟类标本一样。我们保留着我们所有的、仍然是原来的和完整的、没有被夸夸其谈和对上帝的不敬所炮制成的情感。我们的胸膛里跳动着有血有肉的真正的心。”

伯克以英国人特有的凝重、温文与儒雅，痛心疾首地对法国大革命不可理喻的狂风暴雨般的残酷野蛮和荒唐提出了严正的控诉，而这个对进步主义左派否定上帝、铲除教会、消灭历史、极权专制、摧残人性、剥夺人权的惊天控诉和全面否定，就开启了坚定的英美保守主义原则的先河。

这一英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传统——就是要保守哈耶克所指的“西方自由主义文明”的传统，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稳定、最合理、最智慧、也最有活力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体系。它以基督教清教（改革宗）神学为其坚实的社会政治伦理基础，为英美两国文明社会的有序发展，贡献了多位伟大卓越的政治家。

在这一保守主义政治原则和律法传统的指导下，世界目睹了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和美利坚“超级强国”的相继出现。这两个国家先后引领世界三百年直到如今，无可置疑地成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典范。也因此，激进左派的法国和温和保守的英美两国，就成了西方世界政治史上最现实、最奇特的“左”、“右”两个政治“标本样品”。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至少两次，英美两国的保守主义显示出其是保护人类自由和良心、对抗邪恶暴政最强大的力量。

二战前夕，以丘吉尔为代表的英国保守主义者对希特勒妄图称霸欧洲和世界野心的洞察，对竭力讨好希特勒、与邪恶妥协的首相张伯伦的尖锐批评，对纳粹野蛮暴力的无畏勇气，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保护西方文明而战的最耀眼的精神灯塔。而在八十年代，美国共和党总统里根与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联手对抗共产主义所展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和勇气，更成了终结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垮台、结束冷战的中坚力量。

看一看在同一期间，西方左派进步主义、共产主义、伊斯兰主义和纳粹主义在做什么，就更可以看出英美保守主义对人类和平和自由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二战前夕，共产主义的苏联先是与纳粹德国秘密签订了瓜分欧洲的协定，接着背信弃义，抛弃了正在遭受日本侵略的盟友中华民国，与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秘密签订了《日俄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学者最近爆出了二战中延安与东京有着密不可宣、可耻的政治交易。巴勒斯坦地区伊斯兰教最高精神领袖侯赛尼（当时伊斯兰教世界的最高领袖）积极与希特勒结盟，共同策划灭绝犹太人。冷战期间的苏联共产主义阵营和北京始终支持伊斯兰教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左派法国则成为西方的“异类”：戴高乐总统与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国家在精神上总有某种默契，过从甚密。今天，左派在“文化多元化”、“全球化”和“宽容主义”的旗帜下再一次与以恐怖主义打先锋的伊斯兰教一唱一和，并且与之渐渐融为一体——希拉里最得力的助手是来自沙特的穆斯林，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也是一位穆斯林……

任何观念都有其后果。反过来也一样，任何历史现实都是观念导致的结果。法国大革命中激进左派所倡导的“革命”与“进步”所导致的极权暴政、破坏与恐怖、以及政治和司法上的腐败虚伪，与英美革命中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政治保守主义所最终体现出来的温和的人性社会、坚实的法制传统、清廉的政府机制，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

英国之所以成为英国，是因为在第四、第五世纪，以圣·派却克为主的宣教士将基督教信仰传入爱尔兰和英格兰，那里的民心开始被基督的福音洗涤和更新。今天我们惊讶于英国这样一个在地图上难以寻觅、小小的边陲岛国，竟产生了诸如古滕堡、牛顿、弥尔顿、莎士比亚、狄更斯、亚当·斯密和约翰·洛克等众星璀璨、影响世界思想、科学和文学的巨人。很多人以为这仅仅是盎格鲁·撒克森这个民族的优越。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种族主义思想。事实上，在这些巨人产生之前的一千年来，英国人民就一直经历着基督教信仰潜移默化的心灵熏陶和道德培育。在宗教改革时期，英国产生了以殉道者鲜血染成的《克利威夫圣经》，产生了古滕堡铅字印刷机所印制的第一本《圣经》，有国王亲自主持翻译了影响世界四百年的《詹姆斯王钦定版圣经》。英格兰和苏格兰在宗教改革时期，产生了坚定的加尔文的追随者鲍克瑟牧师、克伦威尔将军，约翰·卫斯理，怀德菲尔德等伟大的基督徒，他们才是近代英国保守主义的先驱，他们才是英国的“灵魂”。

二战结束之后的1952年，艾森豪威尔将军当选为美国总统。为了对抗当时咄咄逼人的红色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极权扩张，艾森豪威尔总统与国会签署了一系列联合决议案，明确宣告美国是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国家。1954年，参议院通过联合决议案，将“在上帝统治之下”的字眼加入了国旗宣誓的誓言中（S. J. 126）；1956年将“我们相信上帝”定为美国政府的“官方座右铭”（P. L. 84-140），艾森豪威尔总统还在1956年开始了每年一度的总统早祷会。

在通过这些法案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如此说：“我们这样做就是在重申宗教信仰在美国历史遗产以及未来的超越性作用；我们这样做，就是要持续强化我们国家这一最强大的属灵武器，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使我们永远拥有这一最强大的力量来源……对每一个真正热爱美国的人来说，没有比‘在上帝统治之下’这个‘誓言’更使人受到激励的了，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得以思想我们这个国家存在的真正意义。”

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呼吁重视基督教信仰“对着干”，民主党参议员约翰逊提出了以免税优惠名义限制教会参与政治的《约翰逊修正案》，并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被暗渡陈仓，通过了。

正是这位民主党参议员约翰逊，在其后来的总统任期的六十年代，美国经历了空前的世俗化变革狂潮：从女权运动到性解放运动，从时髦的婚外情和高离婚率，到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崩溃和无父亲的所谓“单亲家庭”的出现，从性滥交、群交到同性恋，从藐视婚姻到鼓励流产……当整个社会最需要教会大声疾呼抵抗这一世俗化狂潮之际，教会却被五十年代埋下伏笔的《约翰逊修正案》戴上了一顶“政教分离”的高帽子，被隔离在政治舞台之外，被政府威胁噤声，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上帝统治之下”的国家，被世俗“进步主义”这头遍地游行、吼叫的狮子，一口一口“吞吃”，一个一个蚕食，…

美国及欧洲（尤其是法国）这一波声势浩大的“世俗大革命”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是遥相呼应，甚至可说是“里应外合”：中国有共产党，美国有民主党；中国有北大，美国有伯克利；中国是“破四旧、立四新”，美国是“去基督教，倡导新的道德相对主义的新宗教”……

今天我们知道，美国当年这一波由“性自由”、“性解放”开始的左派社会政治运动，就是今天荒诞不经的欧美进步主义“政治正确”、同性、变性、性混淆、性模糊、性运动的前驱，他们要消灭的真正敌人其实就是维护两性婚姻的最后堡垒——基督教信仰。

伯克二百多年前就知道左派的这一真正动机，他在《法国革命论》中警告说：

如果“我们抛弃了这迄今为止一直成为我们的自豪和安慰，成为我们的文明以及其它许多国家文明的伟大源泉的基督教，那么我们就要担心某种粗鄙的、有害的、堕落的迷信将会取代它的地位。”

保守主义最终要“保守”的，其实就是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上帝的标准”。什么是上帝的“标准”呢？那就是，上帝的话语——《圣经》向我们启示的上帝的真道，以及上帝赐给我们每个人的良心和权利。

“某种程度上，西方世界的危机在于它对上帝的漠不关心，从而配合了共产主义将人与神疏离开来的尝试。马列主义实际上是人类第二种最为古老的信仰，第一种信仰则是伊甸园中的诱惑之音：‘你们会像神一样。’

四. 破除左派进步主义光环，回归英美保守主义常识

既然认识到了英美保守主义理念及其历史贡献，也看清了左派进步主义臭名昭著的历史渊源，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脑残？仍然有那么多人支持民主党，主张左派“进步主义”，即使这个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纳粹主义在今天西方的翻版？

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来自里根总统1983年在美国全国福音派联会年会上的演讲中所引用的：

“某种程度上，西方世界的危机在于它对上帝的漠不关心，从而配合了共产主义将人与神疏离开来的尝试。马列主义实际上是人类第二种最为古老的信仰，第一种信仰则是伊甸园中的诱惑之音：‘你们会像神一样。’西方能够回应这种挑战，但这只有假定西方对上帝及天赋自由的信念与共产主义对人的信念一样伟大才行。”

多年来，欧美左派高调倡导“多元文化主义”，温水煮青蛙似地使“非基督教文明”渐渐渗透欧美国家。奥巴马在总统任期内任命了两名女性自由派大法官进入最高法院，随即就以五比四的微弱多数裁定同性恋合法；又仅以一两个法官的意见就试图改变人类有史以来对一夫一妻婚姻家庭的基本认知；并在其总统卸任前夕匆匆颁布令人匪夷所思、几乎有流氓行径嫌疑的“厕所指令”，进一步在中学甚至小学就开始打破人类天经地义的性别认定。

美国人民震惊了。他们忽然意识到，今天的“左”“右”之争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和经济范围的理念之争，而成了人类生存的“常识之战”。

今天的“左”和“右”之争已经不再仅仅是无聊的党争政治，而是一场将会改变人类基本常识和价值取向、威胁到你我最隐私的思想信仰和生活的全面战争。因为如果按照奥巴马和希拉里的极端民主党的怪异行为逻辑推算下去，明天，男女不仅可以被强迫同厕，而且慢慢就会自愿同厕，任何意识到性别不同、认识到男女有别，都会构成一种新的“思想罪”——对“全新的性别观”的“错误认识罪”。君不见，《时代》周刊、《国家地理杂志》已开始鼓吹“性革命”，列出有二十几种性别的“性魔”可能，产生一种“无性”（sexless）“新人类”。君不见，开一个糕饼店的基督徒老太太仅仅因为信仰原因不愿为同性恋制作婚礼蛋糕而受到政府巨额罚款以致破产，这与伊斯兰教的“杀力压法”（Sharia law）和共产主义以公权力剥夺任何人的信仰和言论自由的暴政，在本质上有什么两样？

当政府的权力大到可以强迫改变人们如何思想、相信什么的时候，我们离独裁专制也就不远了。左派进步主义痴迷的“脑残”，其实不是智商问题，而是“灵魂”问题。

但是左派们承认过他们有灵魂吗？

就象中国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忽左忽右”的“脑残教育”一样，西方左派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来也在西方世界进行了大规模的世俗化的“脑残教育”，而这个全面“教育”其实就像在共产主义世界进行的无神论洗脑教育一样，就是妄想终结“灵魂问题”。在这一点上，东西方左派几乎都是一样，都要使人脑残到确认我们没有“灵魂”，我们只拥有“理性”、“人性”和“利益”。东西方左派的区别在于：西方左派窃取以灵魂救赎的基督信仰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以“人道”和“宽容”的姿态向全世界兜售“平等”和“多元文化”的进步主义，展示自己所占据的道德制高点；而东方的左派则以金钱和权力为依托，向世界兜售“共赢”机制，以展示自己没有灵魂的“智商”和“实力”。

中国人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这个教育的直接结果。我们天生的左倾集体无意识已经丧失了记忆——我们已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因为我们一旦不承认我们有“灵魂”，我们就只能在地狱里抢占并出租土地——然而在地狱里做房地产生意显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

今天的西方进步主义者，传承了进化论和共产主义的精神衣钵，栖息寄生在基督教信仰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西方文明大树上。一边享受着这颗大树结出的一切果实，一边将树上的枝子、花朵和果子摘下占为己有，窃取民主、自由、平等、弱势群体关怀等基督教特有的传统理念，反客为主地声称基督教是民主自由理念的敌人，他们才是这些果实的主人。还模仿制作成一些没有生命的塑料假花假果到处兜售，冒牌正宗。然而，他们最终却是要拔除基督教信仰这棵参天大树而后快，立起自己人为的乌托邦牌坊，就像当年宁碌后代所建的巴别塔一样。与共产主义和伊斯兰教一样，左派以离弃上帝开始，以人的罪性意志为最终诉求，于是它的堕落、荒唐和败坏当然就是成为不可避免，就像该隐最终杀了自己的兄弟那样。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在最造福人类的基督教文明再一次面临空前危机之际，川普总统横空出世，成为二十一世纪初最不可思议的政治奇迹。

如果在大选前我还认为这是美国的“内战”，今天看来，我觉得称之为“世界大战”可能更为合适。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场信仰之战。

我们几乎是在观看1938年欧洲政治闹剧的重演。温文尔雅、彬彬有礼、魅力过人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与希特勒“言谈甚欢”之后声称，希特勒“纳粹”是“爱好和平”的，欧洲完全可以避免战争。为此，古怪、好战、独裁、大嘴巴的海军元帅丘吉尔被贬下台，因为他惹是生非，老是让“多愁善感”的希特勒不高兴。“和平时期”我们还需要什么“战争狂人”呢? 在欧洲，德国总是演主角，英国总是演反角，而法国呢，总是演丑角。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不知将来是否还是如此？

但是美国人民可没有这么愚蠢，他们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正如托克维尔这位对美国民主最为敏锐的观察家雄辩地指出：

“当我走进美国的教堂，听到它那闪耀着公义之火的布道时，我才真正明白了美国何以如此伟大和天赋非凡。”

有信仰的普通美国人已经预感到了“大战”的不可避免。他们未雨绸缪，没有选择与希特勒“眉来眼去”的“张伯伦”，他们选择了古怪好战、不怕惹是生非的大嘴巴“丘吉尔”。

川普当选为总统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美国这个基督徒建立起来的国家，这个以基督教信仰原则为基石、拥有深厚强大的保守主义传统的伟大国家，在当年的“道德多数”将里根推上总统宝座三十六年之后，再一次显出“英雄”本色，以“沉默多数”将川普推上了总统宝座。

君不见，“左派”和“右派”的对立已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美国的民主（左）和共和（右）两党，已形同仇敌，水火不容，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你几乎已经可以闻到内战的硝烟——专业的黑色蒙面人总是将反川游行示威演变成一场暴乱，挺川示威中总会出现骚扰捣乱不惜武斗的黑色蒙面人；而与之相对的是，俄亥俄州挺川游行中出现的全副武装的民兵，还有全国各地绵延不断的挺川哈雷摩托车队隆隆的引擎吼声……

“西方自由主义文明”正受到巨大的威胁，基督教信仰正受到全方位的挑战，作为世界“自由灯塔”的美利坚合众国正在受到来自伊斯兰恐怖主义、共产主义蓝金黄主义和西方左派进步主义里应外合的攻击和绞杀，川普总统每分每秒都面临着暗杀的叫嚣、媒体的抹黑、弹劾的威胁……

但是，美国人民从容镇定，坚毅中带着有盼望的微笑。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他们知道他们拥有的力量源泉是什么。正如《圣经》中诗人所宣告的那样：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奔腾咆哮，山虽因海涨而战抖，我们也不害怕。”

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你是左派？还是右派？

在其真假尚未涉及到你的生死之前，你根本不知道你究竟真正相信多少。——C. S. 鲁益师

我妻子秋玲是在九四年的感恩节受洗的。我是在九五年的复活节受洗的。

为此，秋玲常常说：我这个人太骄傲，所以上帝要先让我将自以为是、骄傲自大的“老我”钉上十字架、经历痛苦的“理性思考”、破碎一切人间理性幻想，死去并埋葬，然后才能得到“复活”的新生命。而她呢，因为本来就糊里糊涂，反正想也想不清楚，所以上帝就特别恩待她，让她不用经历痛苦的思考，平平安安地在感恩节受洗。

想想确实很有道理。世人语：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不虑，也无大失啊。看来，我太太比我聪明多了——大智者，若愚也！

在刚到美国的头几年，我们对感恩节都还一直讶异不已，象发现新大陆似地不断思考其背景和意义。而对受难节（Good Friday）与复活节（Easter），简直连一点头绪都没有。

对我而言，受难节和复活节几乎象是外星人的节日——神秘莫测、不可理喻地就忽然来临：每年的受难节和复活节的具体假日并不确定，在三、四月份不同的日子；每次好像都是别人告诉我的：学校要放假了、银行会不开门的，或者哪家商店要关门了，这才知道是受难节和复活节的长周末（周五到周一）——还一下子放四天假，比圣诞节还要厉害，圣诞节不过固定放一两天假而已。

确实不可思议！

直到我自己成为基督徒后才知道，受难节和复活节是比圣诞节更重要的节日，是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因为这个节日，才有今天的基督教。

也就是说，没有复活节就没有基督教。

耶稣是在犹太人（以色列人）庆祝犹太教一年一度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节日——逾越节那一天，被无辜地、公开地钉在十字架，死在耶路撒冷的各各他山上的。

“逾越节”这一天，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一天，上帝以“耶和华”的名——自有永有（原文意思：我是）拯救了所有的以色列人，正是这一天，几百万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法老奴役的枷锁，获得了解放和自由，正是这一天，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诞生了！

在耶稣之前一千五百年，摩西——一个旷野的牧羊人，带着上帝托付的使命，擎着牧羊杖，走进埃及王宫，向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帝国统治者——埃及法老，以“耶和华”上帝的名义，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要求：让我在埃及做奴隶苦力的百万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旷野敬拜我——因为我是耶和华！

什么？以色列的神？这些懒惰找死的以色列奴隶，竟然想出这样的鬼花招来耍我！看我不好好地整整你们，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法老嗤之以鼻，断然拒绝。他开始更加虐待以色列人。

上帝遂以十灾一一降于埃及地，惩罚埃及全国从法老到民众对以色列人所行的恶和他们藐视上帝的刚硬的心。

最后，在行击杀长子之灾之前，上帝告知以色列人：杀羊羔献祭，将牺牲羊羔的鲜血涂抹在门楣上作为标记，天使见门楣上的鲜血就会“逾越”过去，使以色列人免去上帝对埃及人罪恶的愤怒审判，而获得拯救。

法老最终在上帝的惩罚中见识了大能可畏的上帝，不得不让几百万以色列人“以上帝的名义”，拖儿携女，浩浩荡荡，离开了埃及。

靠着羔羊的血，得以“逾越”死亡的审判，以色列人终于获得了自由和解放！

旧约所记载的这段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惊心动魄的民族解放和拯救“运动”，而上帝是这一“运动”的主导者！

在经过了一千六百年祭司制度的献祭操练，上帝救赎、羔羊代罪的意义早已融化在以色列人的血液中。

所以，当耶稣开始在加利利海边布道时，施洗约翰就指着耶稣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这个耶稣同时代的人，预言了耶稣的死及其意义——“除去全世界人的罪”！

耶稣的受难，并非只是一个伟大的宗教领袖和道德导师孤立、奇特、牺牲精神令人感慨不已的历史事件而已，甚至耶稣的复活也不仅仅只是显示出他是上帝之子，具有超越死亡的能力而已，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对于整个人类和人类历史，有着更为深远和重大的划时代意义。

当耶稣在犹太人的逾越节，走上十字架，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成为人类的“替罪羔羊”时，上帝主导的全人类的拯救运动开始了：为救赎全人类的“逾越节”“羊羔”已经预备好了，耶稣降世之前七百年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到，六百年前的耶利米先知所预言、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所宣告的“新约”时代开始了！

以色列的逾越节是上帝对一个民族拯救和解放的开始；而耶稣的受难，则是为全人类预备的“逾越节”，拉开了上帝拯救人类宏伟历史的序幕！复活节，是基督战胜死亡黑暗的胜利号角！祂将这自由复活的新生命赐给一切相信祂的人。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保罗在思想上帝令人不可思议的人类救恩计划时，曾发出如此感概！

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受难节，已经不可思议！耶稣从空坟墓中走出的复活节，更令人无法理解！

但是我认为，最不能想象和难以相信的是：今天，在经历了两千多年世事人间的巨变，特别是经历了过去一百多年全球性的无神进化论教育和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洗脑之后，人类竟仍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即使在中国，保守的估计也有七千万），超过二十亿的人，相信两千多年前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

不过半个世纪以前，世界总人口才不过二十亿出头！

记得十年前，2004年的复活节，一部受难节的电影《基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轰动了整个美国影坛和文化界，也震撼了无神论世界：两千年前耶稣上十字架前后的十二小时，对美国人竟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创下了美国二月份影片上映的最佳票房纪录，这部影片是在复活节前四十天上映的）！

在2013年的复活节，美国《历史》电视频道（History Channel）隆重推出十集大型电视连续剧：《圣经》（The Bible），获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功，创下了有线电视礼拜天黄金时段首播电视剧的历史记录。众多影商见其商机，纷纷准备推出更多有关圣经、耶稣、玛丽亚和早期使徒的影片。

2014年的复活节，美国影坛连续推出了《上帝之子》(Son of God)（票房第二）、《诺亚方舟》(Noah)（票房第二）和《上帝活着》(God Is Not Dead)（票房第四）等三部影片。

这一切只不过表明：人类对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是非常明白的：当生命和死亡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一定会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没有人会相信死亡还会假的，更没人会相信假的还可以活得这么长！

面对着80%的美国基督徒，面对着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信仰人口，连好莱坞都不得不买账：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是关乎全人类的！

结束了三天在宁静的深山老林中的“渡假”，我驾着车在北加州蒙特格里海湾的盘山公路上蜿蜒而下。迎面而来的仍然是郁郁葱葱的重岭叠峦、高耸入云的红杉树林。我上山时只想着享受大自然的深邃和壮美，却在那里经历了比天空更宽广的心灵的更新和洗涤，下山时自己也很纳闷，怎么竟然已经决志成了基督徒！

这是我一生中第三次情不自禁、几乎身不由己地、但又是完全主动地做出影响我一生及我后代的重大决定！

我天性迟拙木纳，从小不善言辞，自认没什么天赋，但不知怎么搞的，一生却总是被人推着、扯着、捧着、拉着走。

记得小学时我腼腆得几乎不讲话，像个哑巴。一、二年级时，有一次我想对老师讲什么话，或是我想要问老师什么事，我看着老师，憋了好半天没说出口，老师也盯着看我，等着我这个从来不说话的学生发声、铁树发芽。我看着老师，看着看着，不知怎么搞得的，却叫了一声“姆妈”！觉得有点不对劲，回头一看，发现周围的同学们都静心在听，都看着我，忽然轰然大笑起来，笑我叫老师“姆妈”，我这才知道大事不妙，丢人现眼，通红着脸，象兔子一样溜走了。

小学上课，每逢老师提问时，我总是不敢正面看老师，免得被老师当场点名。但是小学班主任老师却总是在课后笑眯眯地拉住我，又是写标语，又是写横幅，或是出黑板报或墙报什么的，因为我虽不言语，却自小喜好写字画图。就这样，我被老师慢慢地推着、捧着，慢慢地，从小学开始，直到中学，“承包”了墙报、黑板报和钢板刻字油印的“校报”，抄写了无数的“大字报”。

因为不会讲话，就“写话”。从小学到中学，象撒农药似的到处涂鸦，练就了一手名家不认、大家不嫌、自家不弃、具有文革精神、红卫兵气派的莽版行草。甚至还常常被拉到市里去写大幅标语。有一次到江西路上的团市委办公大楼去写从大楼上挂下来的直幅大标语，还遇见了以后成为我中学期间的“精神导师”、文革中赫赫有名的上海市中学红卫兵造反联合总部的总司令。

大概在我小学三、四年级，有一次上音乐课，课间休息，不记得同学们为何都乱作一团到处瞎跑，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个礼堂教室。看到音乐老师的风琴盖没盖上，我喜出望外，偷偷跑到向来无缘接近、神奇无比的风琴前，战战兢兢地伸出手来，试着敲打起黑白色的琴键来。

但接着，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风琴的黑白键竟然被我敲响了！就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还沉浸在亲手触到“伟大”风琴的惊喜之中，我忽然发现，我已被同学们包围了，他们不知怎么搞的突然从四面八方出现了。而更让我恐惧的是，音乐老师那可怕的声音：

“啊，杨振风啊，你在弹风琴啊？”

我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象一个当场被抓的小偷，结结巴巴根本说不出个所以然。

“弹啊，再弹啊，再弹啊 … …”

老师可能看见我已经脸红到脖子，吓得无地自容，就改换了认真的口吻：

“杨振风，侬真的很喜欢音乐？”

我使劲地点点头。

“你会唱歌吗？”

我可能一脸困惑，我怎么知道我会不会唱歌呢？但我还是勉强地点了点头。

“你来参加学校小分队吧。”

什么？我的天哪！对我这样没有音乐细胞，只能像偷东西一样去碰一下风琴（当时还分不清什么是风琴什么是钢琴）的人，能参加小分队？当时对我来说，能进学校的文艺小分队差不多就像今天得奥斯卡奖一样。

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被推着掉进了离我最遥远、也是美丽的梦幻世界——学校文艺小分队！小分队最吸引我的不是唱歌跳舞，而是两位漂亮的女生。

一进中学，又是另外一个新世界。在我还没搞清楚学校座向的东南西北，就被班主任老师推进了“红团”，当起了“代表”，参加了区和市的“红代会”。我的中学——市六中学举办纪念毛主席“题词”的座谈会上，我被拉进去“轧一脚”，像模像样地去与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徐景贤“握手”。现在想想我自己当年才不过十四岁，就如此“风华正茂”了。

中学面临毕业那一年，学校上下热火朝天地鼓动同学们上山下乡。我当然并没有多想，因为对我来说只有一条路：上山下乡！这是革命青年的唯一出路！虽然我妈妈几次暗示我可能可以被“照顾”“留城”，因为我爸爸已去世，我妈妈一人养家。所有的亲戚也都对此振振有词。但我觉得我不需要“照顾”！我绝对不能够那么“落后”，我要做一个革命理想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去闯一下世界。

我和几位很有“潜力”的同学跟着老师去了学校组织的“赴海丰农场考察队”。在海丰还遇到地震的威胁，夜晚露宿在农场的空旷野外。当然顺便也“旅游”了一下无锡鼋头渚。太湖涟漪苍茫的景象，真让我觉得人生方向不定的迷茫。

我心里已经决定要去海丰农场。我也知道我妈妈的矛盾心理：既不想阻止我进步，又不想让我奔向火坑。但是我心里清楚：我必须进步，即使这意味着奔向火坑！

我尽量避免与妈妈谈我毕业后的去向问题，免得妈妈伤心。

有一天，晚饭后，妈妈忽然对我说：“你已经决定啦？”

我点点头：“嗯……”

我知道妈妈在问什么。妈妈尽量不提那个对她来说要她命的地方，那个儿子要去“送命”的可怕的近海“边疆”。事实上妈妈一生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海丰”两个字。

“我已经帮你钉好了两条被头，你看看交，够伐? ”她打开了专放被子的被箱，我看见两条新缝好的棉被上下叠在一起。

我心里一沉，看着妈妈，她的脸色显得有些无可奈何，但却神情坚忍。

我一扭头，走到外面窄窄的阳台上。我憋着呼吸，看着昏暗下来阴沉沉的天空，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知道妈妈心里极苦，也极为无奈。我常常听见妈妈在爸爸去世后，多少个夜晚独自一人在默默地哭泣和叹息，若不是为了我们三个孩子，她真的都不想活的！现在我终于毕业了，她是多么希望我——她的长子，也是她最喜欢的孩子——在她的身边帮她一把啊！但是她却深明大义。既然她的儿子决定了，她不想为难他，她不想让她的孩子做逃兵，情愿自己默默继续忍受牺牲。

当毕业分配前例行的年度征兵开始时，我完全不抱任何希望。因为我知道我的视力可能不及格，虽然我很想当兵。那个年头哪个男孩不想呢？但我也反向思维：如果去当兵，我就要违背我要去海丰的诺言，那就不要去想当兵，反正也去不。

但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竟然成了全校被征召的六位新兵之一。我真的不知所措：沾沾自喜又惶惶不安，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我能够美梦成真；但又似乎对其他同学、对学校、对自己有些背信弃义，因为我发誓要带头去海丰的。

我去找年级组长老孟、班主任肖老师，问：我该怎么办呢？这对我是一个两难境地，我该怎么选择呢？

他们看着我，可能在笑我幼稚天真：为什么要选择呢？当兵是每个青年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啊，你没有选择！

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被推进或拉进了部队，堂而皇之地做了一名“逃”兵，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当然，我也因此永远失去了七七和七八年在中国考大学的唯一的两次机会！谁知道呢？你会因祸得福，或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977年底，新兵一年还没有结束，在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连队指导员找我谈话，要我提出入党申请。我推辞说我还不够条件，还不成熟。其实我实在不想太先进，太积极，不仅压力大，苦得很，而且还有可能惹人嫌、遭人嫉。但是消极抵抗在部队更是大忌，所以入党变得没有退路！就这样，我半推半就“被”入了党。

第二年，我妈妈长途跋涉从上海带着小我五岁的弟弟来皖南山区的营地看望我，她实在想要见我。大概是在心里做好了生离死别的准备，前来见我一面。因为中越“自卫反击战”就在那一年，我们部队的三分之一上了前线。

对上海兵来说，部队实在很苦。所以两年兵役时间一到，大多上海兵往往都溜之大吉——复员了，没人想留在部队。

因为牵挂着妈妈，我一直想早点复员。但领导不让，不断把我送到师部、省军区去培训，还计划着要把我送到南京高级步校读书，希望我留在部队当军官。但是不料想，八零年邓小平在越战后提出了百万裁军，我马上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竟然能够退伍回上海了！

当时的退伍军人回上海后大都分配在公交公司当售票员。我却“蹊径独辟”，接到通知去外滩的市政府报到。当我拿着介绍信，经过荷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进入市政府大楼的时候，感觉象是一步走进了天堂！

多年后，当年审视我档案的一位处长与我成了同事，也成了我的好友，并且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他在一次聊天时问我说：“你知道你是怎么进市政府的吗？”

我摇摇头，我当然不知道。

“因为你的字。”

“我的字？”

“我看了你写的入党申请书和你的材料，就觉得，这小伙子字写得很漂亮，不错，很棒啊。所以就挑了你，那年退伍进市府的，就你一个！”

就这样，因着我在文革中练就的涂鸦武功，我被拉着、捧着，一步一步进了市政府、市府接待办、衡山集团。

我一生似乎始终在是被动地、被人推着、扯着、捧着、拉着走。

但是在我一生中，也有三次明确主动、义无反顾的选择，是我自己生命意志的选择，也就是说，如果我有机会再选择的话，我仍然会做同样的选择。

第一次，是我平生第一次与一个女朋友在人民公园正式约会，在不到一个小时内，我就拿定了主意，为自己定了终身——决定要“娶”秋玲——我一直称为 “傻妹子”的这个姑娘——为我的终身伴侣！

第二次，就是决定出国！

第三次，就是这次，接受耶稣，信上帝，成为一个基督徒。

然而仔细想想，虽然表面看来我是在“主动”作出选择，但其实我更是“被”“选择”——在一个我无法“选择”的“既定”的环境之中，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被迫”作出的选择。

当我们不知道有上帝的时候，我们常常人云亦云、含糊其辞地说这是“缘份”。至于“缘份”意味着什么，是如何形成的，是谁促成，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人生象是一朵飘逝的浮云，很“远”，稍纵即逝，就“分”了，似乎毫无意义和价值。

没有上帝，当然最终一切无解。只能以“空虚”、“缘份”来解释一切、其实什么都没有解释，只不过是搪塞而已。

然而，当我们知道一位有情有义、创始成终、“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的上帝存在的那一刻，我们人生的一切顿时有了意义，我们的人生有了终极目的，我们每个人的存在有了永恒的价值，而我们一生的“缘分”——选择与被选择，都成为来自上帝的祝福，我们的一生都充满了恩典。虽然在当时我们常常并不完全明白。

终于下了山，上了17号公路北上回圣荷西。在灿烂四射的阳光照耀下，加州的天空和远处的地平线完全连在了一起，显得如此的明朗、清晰、深远和开阔。当我的视线与远远的地平线相交，我的心也与天地更紧密地连在了一起。我似乎听见了从遥远的天空、遥远的地平线，隐隐传来耶稣那圣神、温柔的祷告声：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四年一度的美國大選已經落下帷幕。整個大選過程中，美國國內媒體無休止的追逐報道，共和黨和民主黨候選人的唇槍舌戰，各方名流智士的辯論分析，大眾選民的嬉笑怒罵和助威吶喊，使我們或是欣賞或是感慨這真正的百家爭鳴和民主制度。

當我們看見奧巴馬竟然在歐洲德國的柏林墻發起他的總統競選，美國的頭號公敵基地組織也以司馬昭之心表態支持麥凱恩時，我們也許不會詫異：何以美國的總統競選竟會引起世界的關注？

事實上，美國的總統競選已當忍不讓地成為世界新聞的焦點，只要注意各國的新聞報道即可得出結論。全世界已經不將美國大選看作僅僅是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國內競爭，美國大選已成為世界性事件。

是什麼因素造就了今天的美國，使之能如此影響和主導21世紀的世界局勢？作為基督徒，該如何從信仰的角度來認識我們在政治領域及大選中的作用和使命？這些問題的探討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從更深的層面理解美國社會政治的動力來源，對我們可能具有特殊的啟示作用和重要的屬靈意義。

1. 要認識美國就一定要認識美國所倡導的自由的理念

無論以什么標準衡量，美國無疑是當今世界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發達的國家。據2008年的統計資料：美國以世界人口的5%創造出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以上，美國經濟是除美國以外四個最大經濟國（中國，日本，印度和德國）經濟的總和；美國與歐盟的國民生產總值幾乎相等，但歐盟人口5億，美國3億。在高等教育方面，中國的上海交通大學世界100所最優秀大學的排名榜上，美國擁有其中的60所。在美國（3億人口）就讀的大學生人數超過人口最多的中國，印度及日本（26億人口）大學生人數的總和。而在科學方面，自1901年以來所有809位諾貝爾獎獲獎者中，美國擁有309位。美國迄今為止所取得這些令人驚嘆的巨大成就，使我們無法否認貫穿美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獨特理念：自由。

因為美國的成就，今天全世界都認識到，自由市場經濟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最佳選擇；我們似乎也深知思想自由對教育和科學發展的重要性，而民主政治及言論自由則導致長期的政治穩定與社會的和諧發展。

但是自由對美國人民來說似乎並非僅僅是一種哲學認知或意識形態。美國人民對自由如此執著，甚至冒著犧牲生命，國家分裂，甚至導致戰爭的風險也在所不辭。在人類歷史上，除了美國，似乎從未有過任何其它國家因為自由和道義上的原因，自費到地球的另一端去干涉別國的“內政”，去解放別國的人民。 

而唯有美國，其歷史上幾乎所有的重大戰事，都與茶葉棉花人參椰子或石油土地等經濟物質利益沒有什么直接的關系，卻都與人類自由的理念息息相關。從美國建國的獨立戰爭到南北戰爭，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韓戰和越戰，從第一次海灣戰爭到目前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美國人民始終在為自由理念而戰：為自己的自由而戰，為黑人的自由而戰，為全人類的自由而戰，甚至為信仰完全不同的伊拉克和中東人民的自由而戰！即使其代價是累計上百萬美國人的犧牲。

自由是美國人民對生命價值的認知，是美國建國的基石，是美國真正的國號。美國一切的偉大都是來自於對自由執著的追求。事實上，美國是一切追求自由的人們的避難所，是世上一切渴望自由的人們的最后希望。全世界各地各国每年都有幾十萬人選擇美國作為自己的國家，其中很多人甚至是冒著死亡的危險作出這一選擇。

看看這一歷史事實：20世紀70年代初期，全世界約有40個民主國家；而到20世紀末，全世界已有120個民主國家。在人類有记载的2500年的政治歷史上，過去30年民主政治在全世界的驚人擴展，正是因為這個時期是美國這個自由國家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時期。

但是為什么美國人民對自由的追求會如此執著？ 

2. 要認識美國的自由就一定要認識基督徒對信仰自由的追求

對美國開國先父而言，自由根本不是追求物質的自由，甚至主要也不是人身或政治上的自由。自由首先是信仰的自由。事實上，美國基本上是當年歐洲的基督徒追求信仰自由的歷史產物。

被稱為「美國的出生證明」的美國第一份憲章《五月花公約》其實是一群基督徒之間的契約，其中開宗明義地聲稱是为了「荣耀上帝和拓展基督信仰」而前来美國的。在普雷茅斯登岸的這群“天路客”事實上是英格兰的一個教會。

新英格蘭盟約也聲明清教徒来到美國这个地方的唯一理由：「我們来到美國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標，就是要拓展主耶稣基督的國度。」

最著名的新英格蘭殖民地歷史學家考頓·馬瑟（Cotton Mather）總結道：“新英格蘭的居民帶來的…是新教改革。”

而在詹姆斯鎮的最早期移民，他們第一個工程是水井，第二個工程是火爐，第三個工程就是教堂。

曾在獨立戰爭爆發之時發表“不自由，毋寧死”的第一任佛吉尼亞州長派確克·亨利曾經說過：“這個偉大的國家不是由宗教家建立的，而是由基督徒建立的；不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耶穌基督的福音基礎之上。正是由于這一原因，其它信仰的人們才有可能被接納在這里避難，發展以及自由地敬拜。”

確實，人類歷史上從未有任何國家像美國那樣以政治避難來收容前往的人們，因為美國先父自己就是這樣的人；因為聖經就是這樣教導的。

美國的開國先父提及上帝和聖經就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富蘭克林在1787年國會發表演說：“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詩篇 127:1）他提議每次國會會議都以牧師禱告開始。這仍然是今天美國國會的傳統。

被稱為「美國革命之父」的亚当斯(Samuel Adams)是獨立戰爭開始時期最重要的人物。他視自己為「最後的清教徒」。亚当斯曾經談到如何了解自由公民的權利：「借着閱讀和仔細查考偉大的律法頒布者和基督教會的頭所頒布的理論，這些都清楚地記載並公佈於新約中，人們可以從中了解這些權利。」

美國對自由的信念完全是從耶穌基督的福音而來，是從相信聖經、接受上帝恩典的基督徒追求信仰自由的實踐而來。

当 1776年簽署獨立宣言時，亚当斯宣告：「我們把这一天交还给掌權者，所有的人都應該順服祂。祂掌管天地，从日出到日落，愿祂的國度降臨。」

正是由于建國先父們強大的信仰力量，使他們對自由的認識和追求具有前所未有的沖擊力。由五十六人（其中至少有50人是基督徒）簽署的美國最重要的文獻《獨立宣言》開宗明義地宣告：“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人人被造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擁有財產）的權利。”

人的生命和自由是創造人的上帝所賦予的。正是基于這一真理，人的自由與生命及擁有財產的權利才是沒有任何人可以剝奪的。這就是美國開國先父對自由的定義。這就是為什么美國人民會為自由而獻身，因為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3. 要認識基督徒追求信仰自由的力量就要認識基督信仰所擁有的“真自由”

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國家像美國這樣以對自由的信念建國立邦。當年的清教徒之所以會不惜生命的代價追求信仰自由，完全是因為相信聖經中上帝的心意就是使人得自由；完全是因為他們所接受和傳播的基督的福音是使人得永恒生命自由的終極真理。

聖經告訴我們，上帝是人類自由的賦予者。聖經創世記中上帝在亞當被造后對他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是自由的（you are free…）…”（創2:16）。上帝召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為了使他們脫奴役、得自由。

在《路加福音》中記載耶穌第一次在猶太會堂發表他的“使命宣言”：“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4：18-19）耶穌的使命就是叫那些受壓制的人得自由，得上帝豐盛生命的自由。

耶穌基督是人類獲得自由的真理本身。耶穌曾對門徒宣告：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8:32）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14:6）。

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和三天後的復活，是為一切信他的人得“真自由”：脫離罪惡捆綁的黑暗權勢，進入上帝光明自由的國度。整本聖經所啟示的就是這一在基督里的自由。

這就是為什么當年一群流離漂泊只帶著基督信仰的外國人來到新大陸，上帝會如此祝福這塊土地和這群追求自由的信徒及其后代。在這片土地上敬虔度日，勤奮開拓的人們，不僅讓世界上更多的人獲得了人間最大的政治和經濟自由，也讓更多的靈魂有機會獲得與上帝同在的永恒生命的自由。聖經告訴我們：“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得以自由。”（林后3:17）。

美國的自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產生的：1. 其人民放棄在地上黑暗國度里的“自由”，進入上帝光明的國度；2. 敬畏上帝，關愛鄰舍（建立社區）；3. 設立互相監督體系，管制罪惡，使人不能有逍遙法外的“自由”。而這些純粹都是聖經的原則和教導。

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其它宗教，任何其它的哲學思想，意識形態和主義產生過任何類似的全人類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正因為如此，美國才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因為耶穌告訴我們：“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 6:33）

從美国的历史发展，我們可以看出上帝的作為。惟有基督信仰在全人類開出燦爛的自由花朵，在全世界結出豐碩的民主果實。

4. 基督徒所擁有的真自由及其使命

正是由于是純正的基督信仰奠定了美國的國本基礎，最終結出了人類歷史上嘆為觀止的豐富果實，我們作為當代在北美的基督徒，有神圣的責任勇敢地為上帝作世界的盐和光，作全世界人民自由的燈塔，在所有的領域中（包括政治領域）以我們的生命來維護和持守這一神聖的信仰原則：敬畏上帝，尊重生命，保護家庭，遠離罪惡，秉持公義，鏟除強暴。

美国《独立宣言》的诞生地费城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创立者威廉·佩恩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和有远见的哲学家，他曾说，“如果我们不愿受治于上帝，则我们必受治于暴君。”：“如果你要統治有方，你必須為了上帝而統治；如果你為了上帝而統治，你就必須被上帝統治。而不被上帝統治的人民，將會被暴君統治。”

如果離開上帝的統治，不承認上帝的主權，那就剩下人的權力，而任何人的權力都会导致腐敗，而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

華盛頓曾說過：“沒有上帝和聖經，人類無法合理地管理這個世界。”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說：“我們的憲法完全是為有道德信仰的人們制訂的。”

被称为美國19世紀最偉大的國會議員之一丹尼爾·韋伯斯特曾說：“堅守憲法和合眾國的理念，因為神跡不會連串，人類6000年可能只有這一次，不會再重復。…如果美國憲法失敗，將會導致全世界的混亂。”

試想一下，如果美國沒有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果美國沒有強力抗衡蘇聯及全球的共產主義的擴張，今天的世界會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讓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祖先敬虔的品格，我們的先父是帶著對基督信仰崇高敬畏之心來到這裡，他們借著這光航行，他們在這盼望中勤勞，他們堅持將基督信仰的原則運用於社會生活中，滲透於民事，政治或文化機構中，因為他們堅信：實行最具有基督信仰溫柔和平的社會將是最快樂的社會。”

基督徒是带着基督的大使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拥有的真自由是认识永恒真理的自由，是在上帝真理中行走的自由，是將基督的爱活出來的自由。基督徒心中的自由，不仅使我们个人得到天父所赐永远的福分，而且将继续对这个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XXX 同学：

你们好！这几天我一直在反复思想你们在微信上提出的信仰问题。我感受到你们在信仰问题上的认真思索和遇到的困惑。我想我应该将我自己这些年来在信仰方面的一些想法和亲身经历与你们交流和分享，希望能对你们认识神有所帮助。以对话和写信的方式来谈信仰问题，我觉得会相对自由些，少一些拘束，同时，对这样在博客上公开发表，希望你们并不介意。

我相信，几乎没有一个基督徒（特别是中国第一代的基督徒）是仅仅因为明白了教义真理，或悟出了什么道理，甚或拥有特别的宗教情怀而信耶稣的。

我们往往都是因为一个或几个基督徒朋友的行事为人，他们的生活和对生活的态度，他们对我们的关怀和无私的爱心帮助，以及他们对上帝单纯的热情、执着和敬虔，吸引了我们，使我们心中好奇，开始问为什么，进而被带进教会，听到了福音，认识了上帝！

基督信仰是“生命之道”，这个信仰使每一个生命不断经历内在的更新，流露出来的就是一个爱他人的具体行动！这个信仰产生了自由的美国，产生了美国信仰自由的大环境。

在这个自由的环境中，人们能够自由地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公开地讨论信仰问题，不断有机会听闻福音。当今世界（包括中国）的很多地方仍然没有这个自由！很多人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还有很多人因为信仰而遭受歧视、骚扰、迫害，甚至面临生命的危险！

今天，有多少中国的学生、学者和移民同胞来到北美这块自由的土地，因听到前所未闻的福音而信主，成为神的儿女，得到真正的“自由”，我相信，这是上帝对我们中国人的特殊恩典，是上帝拯救中国的真正开始。

我真诚地希望，神的恩典也早日临到你们，使你们也能享受在基督里属天的平安、喜乐和自由。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是通过感受、认识和经历耶稣基督的大爱（上帝神圣的爱）才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耶稣的爱是以他短暂一生所行的惊人神迹和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完全显现出来的。

但耶稣的一生又是如此的匪夷所思，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正如你所提出的，耶稣的复活，实在不容易相信。

确实如此。从人的角度去看，基督教信仰无疑是几大宗教信仰中最令人难以接受的。

基督教信仰完全是基于一个人，一个只活了三十三年的年青人——这个人的出生（童女怀孕生子）、死亡（十字架的死刑）、复活（死后三天再活过来）及其升天的记载。这个人的故事，显得没有必要的离奇夸张、不合情理。

但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也正是因为在人间不可能、也不可信的事，如果一旦被证明是真实发生的，上帝的介入不就成了唯一合理的解释？因为只有上帝才拥有生命主权、能够超越死亡！

整本新约圣经就是在证明：这个不可能的故事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

今天我们有四本福音书，四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在讲述同一个故事。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当年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中要求法官在断案时，为确定事实真相，至少必须有两三个人做见证才被认可，否则不能成立。

只有真实（true）的上帝才会亲自将对事实（truth，也是“真理”）认证所需的基本要求定为法律。上帝对自己也是这样要求，所以我们今天有了不是二、三个，而是四个（如果加上保罗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见证，就是五个）福音的见证。

从亚伯拉罕99岁生子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从以色列人进迦南到被掳巴比伦再回归耶路撒冷，上帝将这些不可能的神迹以文字记载（有亲身经历的目击证人记录见证）的形式镶嵌在以色列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是为了让世世代代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相信祂的存在和作为，虽然我们今天看不见，虽然我们认为不可能。

耶稣的第一门徒彼得（Peter），在耶稣被捕后曾三次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而逃之夭夭。即使当听到耶稣尸体不见了，自己亲自跑到坟墓确认后仍然将信将疑，因为害怕被抓而一直躲藏不出。

十二门徒之一的多马（Thomas），甚至在其他已经看见耶稣复活的门徒告诉他之后，仍然不信，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约翰福音

这就是耶稣的门徒们——耶稣上十字架后就树倒猢狲散，胆小怕事，风声鹤唳，几乎个个都销声匿迹！他们根本不象那些有胆量敢于偷出耶稣尸体的门徒。而且他们为什么要偷？偷一个死人尸体来又有什么用呢？他们不过只是一些普通的渔夫税吏而已。

直到耶稣复活之后亲自向他们显现！

彼得后来成为教会的领袖，英勇无畏，最终在罗马为主殉道，因他自己的要求，被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自己说，他不配像耶稣那样钉十字架。大概他想到自己在耶稣上十字架前曾经三次否认他！

为什么彼得从一个到处躲藏的懦夫忽然成为一个视死如归的勇士？

彼得在晚年的信中说：“我們從前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他降臨的事，告訴你們，並不是隨從乖巧捏造的虛言，乃是親眼見過他的威榮。他從父神得尊貴榮耀的時候，從極大榮光之中，有聲音出來向他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我們同他在聖山的時候，親自聽見這聲音從天上出來。”——彼得后书

使徒约翰也在他晚年写信说：“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過，現在又作見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的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約翰一书

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提到基督复活时曾说：耶稣先“顯給磯法（就是彼得）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卻也有已經睡了的。”

因为这些使徒亲眼看见了耶稣的复活和他的显现，他们亲手摸过，亲眼看见过！

除非我们不相信这些当事人。

但是这些使徒每一个人最终都是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见证耶稣就是降世为人的上帝之子，他们高贵的品格和无私的勇气使任何一个正直的、有思想的人都无法指证他们在撒谎。

最说明问题的大概是保罗！

保罗是耶稣的同龄人（大概比耶稣小5岁），他是当时犹太教的宗教“精英”，极有“学问”，是当时犹太人中反基督教的“魁首”（他在圣经中自称的），积极狂热地捕抓并参与杀害基督徒。他主动要求去执行大祭司捕杀基督徒的命令。在从耶路撒冷到大马色（今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路上，忽然被从天而来的基督的大光逼照，保罗“就扑到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原名，后耶稣为其改名为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作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使徒行传

这就是保罗从一个反对（不是一般的不信和反对，而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穷凶极恶地杀害）耶稣基督的人，突然成为一个舍命传扬耶稣基督福音、从此一生与牢狱为伴也不后悔、最终为耶稣基督殉道而死的使徒的信主过程。

有哪一个人会轻易相信这个大马色路上的大光和耶稣在天上向保罗的显现的故事？但这是保罗自己反复作的见证，是他亲口说的，是他自己亲笔写下的，是他以自己生命的180度突变证实的，是他以自己整个生命来见证的！

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其中几个无神论学者对“保罗现象”进行评头论足的“分析”。最后的结论大概就是：保罗那时生了一种“病”——大概可以命名为“视听幻觉精神分裂综合症”吧，耶稣的显现和天上的大光只是保罗这种病的“突发症”，是他自己产生的幻觉。

当然完全有可能。只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符合任何人类的理性、逻辑和常识！因为这个分析的历史结论就是：一个精神病人因为其精神病发作而创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明！

无神论者学者不光需要有信口雌黄的包天胆量作出这样的解释，而且必须患有最严重的“视听幻觉精神分裂综合症”，才会得出如此违背理性常识的无知结论。

从今天人的角度来看，保罗的书信占新约圣经的一半，他的教义是基督教的正典，他是基督教教义最主要的阐释者，他的神学思想启发和造就了如奥古斯丁、阿奎那、马丁路德、加尔文和爱德华兹等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伟大思想家，他几乎被认为是整个欧洲基督教的“教父”——是他将基督教真正传向欧洲的！保罗是实际上的基督教“奠基人”！而这个“奠基人”却曾经是其“掘墓人”！

这些“事实”确实很难理解，也很难相信，但也正因如此，如果我们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就不难看见上帝的踪影！

保罗是耶稣同时代人，他在提到基督复活的时候曾做见证说：

耶稣先“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卻也有已經睡了的。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因為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纔成的，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哥林多前书

保罗在信中提到，曾有五百人在一起同时见过复活后显现的基督，而在保罗写这封信时（耶稣复活之后二十年），这些见证人大部分还都在世。

在同一封信中，保罗继续说：“若基督沒有复活，我们所傳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並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見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沒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沒有复活了。基督若沒有复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乃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林前 15:14-19

保罗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如果复活是个谎言将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了，只有上帝才能改变人心。只有上帝才能将懦夫瞬间变为视死如归的勇士，如彼得，如约翰，如多马；只有上帝才能将凶残的基督信仰的敌人一瞬间变为基督信仰最伟大的见证人、基督最勇敢的使徒，冒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最终以基督的福音征服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罗马帝国，使欧洲成为基督教文明的摇篮，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如保罗。

上帝体恤人类认知和意识的软弱有限，所以祂在圣经中以“这么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希伯来书）来帮助和坚固我们的信心。整本圣经就是神的见证。这就是为什么证人、证词、证明、证据（witness 、testimony、evidence、proof）在基督教世界（西方）是如此重要。无论是美国总统的就职宣誓，还是法院的证人宣誓，都习惯使用圣经（不是强迫的噢）。这不仅表示圣经在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威，而且也代表圣经就是上帝的见证。

我们所遇见的基督徒朋友就是基督今天的见证。我们都是从“相信”朋友开始，最后才相信耶稣的。就象我们是通过彼得、约翰和保罗的见证才认识耶稣，“相信”上帝的。因为他们是上帝亲自托付的见证人，称为使徒，在同一时代、第一时间写下了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使后人可以通过查考确信其真实性。

神让我们信祂是为了让我们藉着信心享受和经历祂的慈爱和怜悯，象婴孩在母亲怀抱中无忧无虑地享受母爱一样——凭着单纯的“信”！

这个享受和经历爱的过程，就是我们认识和明白真理的成长过程——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过程，就好象我们世俗生命的成长过程一样。而享受这个大爱的前提就是“信心”。

因为信的实质就是盼望——“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

基督徒的信仰是有盼望的信仰，这个盼望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天父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乡，在那里，“神将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伤！”因为耶稣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启示录

生命中除了爱，还有什么真正值得盼望的呢？除了上帝的大爱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除了“信靠仰望”，我们还能通过什么与上帝连接呢？

这就是基督教“信、望、爱”的真义。

我信主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对自己、人生和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句箴言是如此浅显，却又如此深奥！当我们真正开始相信和认识耶稣，我们就会尝试着以上帝的眼光去观察世事、去思考人生、去体验永恒，而这样做就会改变和更新我们内心的一切，使我们的生命焕然一新。

信主对我最大、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当人生有了从神而来的明确的意义、目标和方向，我们全家就充满了平安、喜乐、和谐：我和妻子秋玲更懂得珍惜我们的婚姻和家庭，懂得爱情需要成为恩情，才能真正长久；我们的孩子们一个接着一个信主，认识上帝，全家信主，使我们在精神层面（属灵层面——灵魂层面）上成为真正的“一家人”，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永恒的家——属灵的天家。我与孩子之间可以无话不谈，没有“代沟”，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我妻子是因为老大（女儿杨韵庐）而“糊里糊涂”信主的。我刚信主时也是“糊里糊涂”的，只是按照人的智慧和自己的经验教育孩子（我在美国学教育心理学）。但不久大女儿进入青春期，就开始反叛了相当一段时间，我们也痛苦了相当一段时间。

痛定思痛，我开始思想孩子教育问题的根源。中国父母一般都将孩子看为是自己的财产，或者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所以对孩子的教育往往不是很专制就是很放纵。即使象我，有一些教育心理的知识和背景，对孩子来说，我们的教养也只不过是来自父母的权威而已。一旦孩子长大，发现父母原来不过如此，于是青春期反叛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独立革命”！

老大我们算是失败了，虽然我们竭尽所能。我开始思考如何教育老二和老三。我想到了苏菲芸博士。

她有一次在回答她是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时说：“很简单哪，从小就给他们读圣经，以圣经去教导他们，虽然他们并不懂。等他们长大以后知道自己去读圣经，就不用你讲了，他们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是父母讲的，是上帝讲的。因为圣经是‘人生说明书’啊！”

这么简单？！我意识到我必须要放下自己的聪明，用上帝的方法来“试着”教养孩子。圣经的教导“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常常在我脑海中回荡不已。我一直在思考如何使我们的信仰成为孩子们的信仰。

我的二女儿（杨馨遐）生在美国堪萨斯，与大女儿差七岁，是一个充满活力、沉静寡言、意志坚强的孩子。她从不耍性，如一言既出，就驷马难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在她十二、三岁时，有一次，她很认真严肃地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

“Why do we need to go to church? 我们为什么要去教会？”因为她对去教会一直老大的不愿意。虽然从婴孩开始每个礼拜去教会，但她从不愿意唱诗歌，在教会一直是满脸沉默地反叛，连爸爸妈妈的面子都不给的。

“Why do you believe? 你们为什么要信？How did you believe? 你们是怎么信的？”

“Why do I have to study hard? 我为什么要认真读书？What’s the purpose of it? 读书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

你们可以想象我当时极为兴奋又忐忑不安的复杂心情，我“相信”上帝的引导才是孩子们最佳的选择，正确的人生观是孩子一生的祝福，虽然我也没有经验和把握。“信心”这时就开始显示出它的力量！

当我打开话匣子，与我女儿（九岁的儿子也傻乎乎地在旁听着，因为他是他姐姐最忠实的跟班！）分享我们（他们的父母）一生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和信仰过程时，我的心中涌流出激动、喜悦和满足的泪水！可以想见，这样的分享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的一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从此以后我们开始每天交流，父母孩子之间可以无话不谈。她开始自己主动认真研读圣经；我们全家开始一起用中英文读圣经；她开始主动要求学中文，每天放学后在家由妈妈上课，一学就是五年多，每天风雨无阻，从不间断，直到她上大学；她常常问我们应该怎么传福音；她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去结识、关心和帮助其他孩子；她也靠着自己和姐姐的关系，使姐姐慢慢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作出改变，与父母重新和好；她在教会带领一个中学生团契……

她从小学一个毫不起眼、极为平常的孩子成为中学每年的金榜状元，囊括所有学科的第一名，毕业时获加拿大中学生的最高荣誉奖——总督（如总统）奖学金奖。

今天，她在UBC大学成了基督教校园团契的领袖。下个月（五月）她将利用暑假的机会，去亚洲传福音一个半月。为此她辞掉了一年至少可赚$6,000加币的工作，自己另外募捐$5,000作为海外的生活费。她从小就身体力行，学习为了更高的目标放下自己个人的、暂时的目标这样一个功课，学习牺牲自我、奉献、付出而不计回报的功课。这些功课所教的精神品格除了来自耶稣基督的爱，除了来自这爱的信仰，人间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使我们的孩子去学习，还有哪里可以体验这些人类最高贵的情操？

因为老二坚定的信仰，老大也完全改变，每个礼拜天全家一起去教会，常常回家团聚，工作上也卓有成就，目前是加拿大一家著名的连锁餐厅（Cactus Club)的助理总经理。老三（儿子杨凯文）也成为一个刻苦自律的篮球运动员和出色的学生。三个孩子在一起，不是一起去打网球、羽毛球，就是讨论圣经、科学与信仰问题、道德文化问题或书刊读后感。

看着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在中国是不准出生的）在一起健康快乐的交流，我们的心充满着无限的感恩！

就象一首诗歌所唱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就是最大的祝福！尽管我今天似乎仍然不敢相信！

无法相信——因为这完全是：奇异恩典，何等甘甜，如此恩典，令人敬畏！

这就是信仰！

我还有很多话想要对你们说。我真诚地希望我已经说的这些，能够对你们的信仰追求有所帮助，也能帮助所有的同学。

如果可行，我建议你们联系你们的基督徒朋友，多去教会。同时设法去参加几次福音布道会，完整地听听福音的信息。如果需要，我也可以帮助你们联系，我很愿意！

愿上帝赐福你们全家！

杨振风

过去几百年来，科学家们前赴后继地向上攀登着科学的高峰，这是人类的一项伟大事业：通过科学人类得以认识世界，“征服”世界，过去的迷信神话可以被彻底抛弃，一旦达到科学的顶峰，一个崭新的世界将出现在宇宙的地平线上。

终于，科学家们以坚持不懈的努力，咬紧牙关，一鼓作气登上了科学的巅峰！

他们气喘吁吁地、深深地呼吸着稀薄清新的空气，开始环顾着四围清澄明澈的广宇，还没来得及欢呼雀跃，却见山顶不远处坐着一大群神学家，他们笑眯眯地向他们打着招呼：

“终于见到你们啦，我们在这儿已经等候你们好几个世纪了！”

一百多年前，尼采曾经说过一句话：

“上帝死了！”

这句话曾经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无论尼采的本意如何，在理性、科学、无神论和革命的浪潮中，这句话似乎成了埋葬上帝、基督教信仰及其一千多年西方文明史的胜利宣告。

二百多年前的伏尔泰也有诸多名句，但比起尼采的“愤青”来则逊色不少。他预言“上帝的话”——《圣经》——即将寿终就寝：“一百年后，你只能在历史博物馆里找到《圣经》”。因为他是“书虫”，以为自己懂“书”。

他们都来自基督教世界，也都深知上帝。

尼采的大胆宣告最终只在寒冷的北方及遥远的东方靠暴力成了现实，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像是浪花翻腾而起的一个泡沫。

伏尔泰，只能算是一个假“算命先生”。“上帝的话”——《圣经》在二十一世纪仍是世界第一畅销书！

今天，尼采和伏尔泰都已不知去向。但他们一生耿耿于怀、想要葬送的上帝却出现在二十一世纪，而且是以前所未有的确定性出现的！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并没有出现在历史博物馆里，静静地躺着，也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垃圾堆里”喘息挣扎，而是“出现”在最新的科学发现中，“出现”在最尖端的科学项目中，上帝几乎“充满”了整个科学领域！

上帝似乎在幽默地笑着对尼采、伏尔泰、达尔文和马克思说：

“你们都说完啦？该轮到我了！”

科学，这个曾经被认为是上帝的“死”对头，今天竟然“乖乖”地、努力地、一项一项地在“证明”着上帝的存在！

2014年3月19日新华社专电：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等机构物理学家利用架设在南极的BICEP2望远镜，观测到了宇宙大爆炸的“余烬”——微波背景辐射，发现原初引力波穿越婴儿宇宙留下的印记，这是宇宙诞生时急剧膨胀（暴胀）的首个直接证据。这一突破性的重大发现证实了一百年前爱因斯坦相对论理论所预测的引力波的存在，即刻就被科学家称为诺贝尔奖级成就、人类过去三十年来最伟大的科学发现。

这个科学发现第一次以直接观察的方式进一步证明了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

1.     宇宙有一个绝对的开始（起点）——之前没有时间和空间；

2.     宇宙是在一瞬间从无（物质）到有（物质）：在0.00……（小数点后加上35个零）1秒的时间内，从亿万万分之一厘米（1除1加至少25个零）一下子“爆胀”到今天直径至少有140亿光年的宇宙……；

3.     时间与空间同时在“大爆炸”的“爆胀”中开始，宇宙的一切规律都已经包含在这个“爆炸”之中… …

这些数据让我这个相信上帝的人都数得喘不过气来！

我们会不会很自然地问：开始这个几乎无限宇宙的初始能量从何而来？“爆炸”的巨大能量本身怎么会含有精细的“规律”、生命的信息和潜藏在人类中的精神和智慧？究竟“谁”有这样无限的能量和超越的“智慧”设计？为什么要“大爆炸”？这样爆出的宇宙有什么目的呢？

无独有偶，2013年10月8日，84岁的英国物理学家彼得•希克斯和81岁的比利时物理学家恩格勒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获奖理由是他们在1964年的理论中所预言的“希克斯玻色子”，在半个世纪来全球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于2013年3月终于被位于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世界最昂贵（耗资欧元七十五亿）的粒子加速器——大型强力对撞机（LHC）找到证据。这是让宏观的“宇宙大爆炸”理论更为完整的微观物质的伟大发现。“希克斯玻色子”被称为“上帝粒子”（God particle），因为它被认为是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物质）时“所用”的“建筑材料砖块”(building block)——“基因”或“元素”。

如果我们再加上过去一百年来“暗物质”（dark matter）理论（或称“非物质”“反物质”——宇宙中存在着的95%无法看见“不存在的东西”）、黑洞(black hole)理论（宇宙中如地狱般深不可测却及其可怕的巨无霸空间）、海森堡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theory)（科学家不能观察到物质最基本的形态——基本粒子在时空上的实际存在——位置和动量）、弦理论(string theory)等理论的出现及相应的研究，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传统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角度去看，“物质”世界几乎是“看不见”的、“非物”的、“不存在”的“存在”！

因为作为最基本层面的物质——基本粒子，不能同时在时间（速度质量）和空间（位置）里被确切地观察到；宇宙的主体（95%）竟然不是我们所知的可见物质构成的——“暗物质”并非空间，空间还是由“光物质”构成的！我想，不仅是普通人，即使是科学家们，对此一系列“科学”发现都会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都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或“非事实”？），更不知应该如何解释他们的研究结果。

短短几十年，我们关于宇宙的知识也像宇宙“大爆炸”那样飞速“爆胀”，以至于这些最尖端的科学研究成果，对长期以来以“科学”为其世界观基础的人来说，几乎有点像“神话”和“科幻”小说，似乎需要丧失“科学”理智才能“理解”和“相信”！

我又回想起四十多年前第一次读完关于宇宙天体物理的书后，在昏暗的天井中惊愕不已的沉思。那时的“科学”不是告诉我们宇宙是永恒的，物质是永恒的吗？而生命只不过是从这种“永恒”的物质世界中“偶然”碰撞而经过漫长的进化，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最终脱猿成人？

今天的科学则明确告诉我们完全相反的结论：宇宙不是永恒的，物质也不是永恒的；这个具有普遍宏伟又细微精密的秩序、存有无穷生命和智慧的物质宇宙，有一个起点（开端），在这之前，没有空间“物质”，没有时间；这个直径至少有一百四十亿光年的宇宙是在接近无时间（一瞬间）内一下子就形成的，而不是慢慢进化（或累积）而成的；充满整个宇宙百分之九十五是科学完全无法探测、无法接近、却知道它“存在”的所谓“暗物质”（反物质）。

今天，科学绝对不是在为难“唯物主义”，而是冷冷地宣判了它的死刑！

那么进化论呢？我们所曾经相信的“进化论”？显然这是一个以唯物论为基础的生物“空想乌托邦”理论。在今天科学的光照下，达尔文的“进化论”似乎显得有点像“直立猿人”尚未进入“原始社会”一样愚蠢可笑。

霍金在他著名的《时间短史》中说：“我们将会看到，在宇宙开端之前时间概念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点是圣·奥古斯丁首先指出的。当他被问及：上帝在创造宇宙之前做什么？奥古斯丁没有这样地回答：他正在为问这类问题的人准备地狱。而是说：时间是上帝所创造的宇宙的一个性质，在宇宙开端之前不存在。”

“如果我们对此（为何我们和宇宙存在）找到了答案，则将是人类理智的终极胜利——因为那时我们知道了上帝的精神。”

为何我们和宇宙存在？还有上帝的精神？这个问题竟然出自一个几乎只相信外星人、不相信上帝的科学家口中？

奥古斯丁早在一千七百年前就深刻而准确地理解宇宙时间的真正性质，是因为他认识上帝！他的海量般的伟大著作渗透了上帝的伟大精神！正因为如此他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奥古斯丁曾在《忏悔录》中追问上帝：“你是怎样造了天地？你可用了什么工具？我的上主，自然你不是在宇宙中创造宇宙，…… 你说了一句话（word），就有了万物；你用圣道（word——话）创造了万物。……这圣道就是（创造）的原则，就是你的儿子，你的智慧，你的真理。”

关于宇宙起源，上帝在几千年前就通过圣经早就清清楚楚告诉了我们。旧约《圣经》创世记开篇第一句就明确宣告：

“起初，神创造天地。”—— 创 1:1

开始、时间、上帝（能量）、智慧创设、执行建造、宇宙空间、地球。七个字，言简意赅！一个不需多，一个不能少。你还能进一步精简吗？你还能更准确地形容宇宙的起源吗？！

“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 创 1:1

而根据宇宙大爆炸理论，大爆炸之后约40万年，光子、电子及其他粒子混在一起，宇宙处于晦暗的迷雾状态，光无法穿透。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创 1:3

曾有多少人嘲笑《圣经》的“荒唐”。今天还有什么比上帝“说”更恰当地形容这几乎不占时间、即刻形成、能量无限、充满一切“规律”“信息”的神创造呢？

“说”就是信息的释放！“说”是集意愿、动机、对象考量、实质内容、智慧、结构、秩序、意义、目的为一体的系统化能量释放。

而且，多少年来，更有多少人讥笑《圣经》完全是无稽之谈，竟然说在第一天先造光，而在第四天才造太阳，没有太阳哪来的光呢？

今天的宇宙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发现，光的创造，即光暗的分开，与太阳无关，是宇宙物质原初创造的一部分，是宇宙形成后的第一步。今天我们能够观察的物质属于“光物质”，我们不能观察、但知道存在的物质和能量被称为“暗物质”和“暗能量”。

《圣经》对创世的描写的确凿性，使历代不信者的讥讽嘲笑者显得极其愚昧无知。

宇宙“大爆炸”理论和“爆胀”理论对宇宙起点最白话的解释是：原初时空在大爆炸起点开始，宇宙曾在不到1秒钟的原初时刻内，经历速度快到无法想象的急剧膨胀，原初引力波就在这瞬间的暴胀期穿越整个宇宙，如同创世大爆炸的“余响”。

而《圣经》中上帝以第一人称向人类宣告：

“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我是独自展开诸天，铺张大地的”——赛 44:24

“我亲手展开了诸天，又命定了天上的万象。”——赛 45:12

“耶和华用自己的能力创造了大地，用自己的智慧坚立了世界，又用自己的聪明展开了诸天。”——耶10:12

“神…… 铺张诸天如铺张幔子……”——赛 40:22

描述同样一件事，与当代全世界最有学问的记者的新闻报道语言相比，“古老”上帝的语言显得多么生动、简洁、形象！人人能懂。就好象一个结结巴巴表达不清的小学生与莎士比亚相比。

连“暗物质”这一最近几十年才刚刚发现的看不见的宇宙现象，上帝在《圣经》中都直接了当地告诉我们其被造及存在：

“我造光，也造黑暗；…… 我耶和华是造成这一切事的。”——赛 45:7

“哪条是到光明居所的道路？黑暗的本位在哪里（黑暗居住在哪里）？”——伯 38:19

… …

写于三千五百多年前的《圣经》，竟能如此精确地向我们“预告”当今最新科学发展的成果！我们是否会有丝毫惊讶？虽然很少有人会仅仅因为科学家对宇宙起源的科学研究最终指向上帝而最终相信上帝。

即使今天的科学家已经登上科学的顶峰，他们也绝对不会见到马克思、尼采和达尔文。他们会遇见像圣·奥古斯丁、阿奎那、加尔文那样的神学家。因为奥古斯丁还说过：“所有的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所有的真理最终都会在终极真理的最高峰（上帝那里）相会”。

上帝出现在全人类不能不相信的“普世”“科学”中。

保罗在《圣经》中是这样说明人在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中早就应有的对上帝的认识和悟性：“其实自从创世以来，上帝那看不见的本质，就是他那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可以从他所创造的万物中看见，并得以领悟，使人没有借口推诿。”——罗 1:20

“科學沒有信仰是瘸子，信仰沒有科學是瞎子。”——爱因斯坦

科学正在迎见上帝，而上帝始终微笑地看着他所创造的一切……

二十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三十岁之前不相信共产主义的是没有良心，三十岁之后还相信共产主义的是没有头脑。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正好三十岁。孔子曰：三十而立，似乎仍有道理。

中国大陆从四九年到七九年也正好三十年。

二十世纪有无数的人，包括罗素，也包括我，都曾被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崇高理想”征服。但在我们短短的有生之年，我们却目睹其在全世界的结局：从白雪皑皑的克里姆林宫外的第一声炮响，到处处红彤彤一片红海洋的北京大学”我的一张大字报”，前后好不容易有五十年时间；但从天安门广场血案到柏林墙倒塌，却不到五个月的时间！

今天，你若是从外星球来到地球寻找“共产主义国家”，对不起，你只能很可怜地找到唯一一个还算是“正宗”的共产主义国家——北朝鲜。其它的，不是挂名的，就是卖假货的。

曾经何等不可一世的“信仰”，不过短短几十年，如今却成了昨日黄花。

“头脑”有了，“理想”没了，只能一切向“前”看了。共产主义“天堂”不存在了，大家就都下资本主义的“大海”吧。过去二十几年来，中国经济越来越发达，城市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富豪”榜上的中国人名越来越多，但中国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因此减少。

当七十年代国人反思中国的问题时，认为问题主要出在文革，出在四人帮和毛泽东身上，只要清除四人帮，否定两个“凡是”，思想一解放，中国的一切就会慢慢好起来的；八十年代精英认识到是体制出了问题，体制“不健全”，一定要进行“体制改革”，然后一切就会慢慢好起来的；八十年代末经济一“紧缩”，大家觉得坏了，“南巡”之后一“放开”，大家就都忙着下海了，没时间去想太多问题了，只要经济发展了，还怕什么？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大家忽然发现：虽然观念已经解放了些，体制也改了些，人们也下海了些，口袋里钱也有了些，人们生活也好了些，说话也自由了些，国家也富了些，中国却在“道德”问题的汪洋大海中又进一步沉沦了些。

今天大家都承认，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发展问题（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过美金六七千，世界排名八、九十名），更是社会道德问题（贪污腐败、人心冷漠）、良心问题、信仰问题！而道德良心问题不仅会阻碍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且会毁了它。

因为良心问题是每个人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今天面临的更严重的问题：中国“人”自己的问题！

如果没有良心（内心的道德意识和标准），什么不可以做？如果不相信道德底线（绝对的对和错），发展了又怎么样？，希特勒不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政治家、“天才”军事家、超级经济大师、振兴德意志民族的“不二强人”吗？他的德国后来怎么样了呢？

有了头脑，就没了理想；没了理想，就没了信仰；没了信仰，竟连良心都没了？这是连罗素这个有点“头脑”的无神论哲学家都没有想到过的问题！

中国当然并非没有任何东西可信。中国曾经是一个历史悠久、拥有“礼仪道德“的”文明古国”。虽然那是非常久远以前的事了。

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或维系道德的神明、纲常、哲理，可以套用一句我们熟知的当代革命“谚语”来概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过去的两千多年来我们产生了众多（即使不像印度那样有多如牛毛的上百万个神明，也堪称是洋洋大观）的民间神祗：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弥勒佛、观世音菩萨、十八罗汉、济公活佛、紫微大帝、玉皇大帝、妈祖、财神赵公明（根据维基百科，中国至少足足有一百八十位神明可以去崇拜）；我们有唯一在中国本土扎根的“外来”宗教——佛教；我们另外还有一系列国产高档、纯属中国“文化”精髓的“道德哲学信仰”：老、庄、孔、孟、儒、释、道、程朱理学、陆王心学……

当然在经过前一个世纪的“丧权辱国”和后半个世纪的“扬眉吐气”之后，我们有了更多不得不信、又无法真信、具有“中国特色”的官方“信仰”：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的邓小平理论以及写进宪法的江泽民“代表”……琳琅满目，推陈出新，虽让当代国人一饱眼福，但看得眼花缭乱，心虚没底，以致最后丧失了基本方向感。

中国常常自诩的“礼仪之邦”之“大国风范”，在今日的大陆已基本上荡然无存（台湾可能是硕果仅存），我们常常自夸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已经花残叶落，没几个国人真正有底气在大庭广众引以为豪了——除非日本首相胆敢参拜“靖国神社”，除非我们在自我冥想、修身养性时，才稍稍自慰于我们毕竟还有过较高的道德文化。

虽然如此，在经过前三十年反反复复（三反五反的反，恢复国民经济的复）、反反复复（反右反走资派的反，复课闹革命的复）、反反复复（反自由化的反，恢复高考的复）的洗礼和洗脑，又经过后三十几年收收放放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当今大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一. 破除了迷信（基本上破除了上面所提所有“信仰”，无论民间还是官方，古代还是现代。虽然有不少善男信女仍不失良知，也积功德行慈善，但更多的却是为了谋取私利、避祸消灾而已）；二. 拥有了全球眼光（虽然还是以中国为中心）；3. 知道了普世价值的存在（有时还要根据中国的发展需要和情况而定）。

在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普世价值”观念已像货币那样流通世界，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已经很难再依赖这些“神明菩萨”去“消灾避难”了，虽然一些国人仍然带着国宝“风水”在世界各地“流转”，让一些懵懵懂懂的老外因“盲目崇拜”而有些“头头转”。

作为实实在在的中国人，我们仍然在冥思苦想：如何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长治久安的“和谐社会”，使人们发自内心地彼此相爱、相互帮助，在他人面临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舍己救人？情愿自己吃亏也要诚实待人，敬老爱幼，家庭和睦，勤奋工作，创造财富，人人自律守法，主持公道…… ？

究竟这座“和谐社会“的”普世大厦”的地基应该建在哪里？我们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购买”这一块无价的宝地？

对中国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比真正的政治民主、自由和法制化国家更为遥远的“乌托邦”梦想。

但是仔细想想，这座大厦其实与“头脑”没有多大的关系，而与良心有直接的关系。

孔子又曰：五十而知天命。我们已经过了五十，我们的中国！

世世代代苦难深重的中国人，苦不会白受，头脑不会永远被蒙骗，思索的必被启蒙，寻找的必被寻见；心灵干涸的，必被滋润；良心破损的，必被更新；苦难背后，必有祝福；尽头之后，必又开头！

因为我们已知“天命”！因为毕竟这是神州！——神的州！

1994年12月10日，在我完成硕士论文及答辩后的一个星期，我们离开了居住将近整整四年的海斯大学城小镇，踏上了去加州的路途。

所有的家当都被塞进了我们的道奇（Dodge）轿车，秋玲为两个女儿在后车座创建了一个舒适的乐园。她将后车座及座前空间的家具杂物合并布置成一个“巨大”的平面，平面上罩上漂亮的床单，放上各式玩具、儿童书刊、点心食品。两个女儿进车门一看，立即欢呼雀跃，滚进车里翻起连串跟斗来。

离开海斯孩子们很高兴，我也很兴奋，只是心里有点依依不舍，带着些许迷茫和惆怅。

在过去四年留学生活中，我象老牛拖破车故意慢慢地读书，又不得不象猛虎下山般地玩命打工，海阔天空好像没有明天一样地到处“穷”旅游，研究学术专题般地关注美国社会，也破罐破摔式地生了一个女儿…… 一句上海话概括：“横竖横”。

九四年我与老同学通电话时，他几乎用不耐烦的口吻问我还在美国干什么，可以赶快回上海了。我用“…在生孩子”一句对他来说可能不着边际的话搪塞过去，因为我当时确实除了生孩子不知道我究竟在干什么和想要干什么。他顺便告诉我，我的身价已经是两百万了。这把我着实吓了一跳，呆想了好半天也没转过弯来，因为我记得八十年代的“万元户”好像都给抓起来了。不知道老同学是什么意思？

留学生活结束了，虽然艰苦但毕竟目标明确，也没有选择，所以比较简单。但现在离开学校后，我们将面临选择：身份、居住地点、工作方向、孩子学区……

我从高速行驶的车窗望出去，堪萨斯平原隆冬白茫茫一片的苍凉景象在眼前渐次展现，又慢慢向后移动。横跨美国的七十号州际公路一路平躺向西铺去，看不到尽头。好几天的积雪已经成冰，虽有扫雪车扫过，但因摄氏零下八度，仍十分冰滑，开高速依然危险。尤其当隆隆轰驰的巨龙卡车在你车旁擦肩而过时，总感觉车身摇晃，瞬间可能就失去控制。

我计划西出一马平川的堪萨斯，经过峰回路转、山岭纵横的科罗拉多州，然后北上荒漠原野几乎有点不毛之地的怀俄明州，转八十号公路，向西绕盐湖城入卵石峭壁的犹大州，再横穿荆棘沙原、杳无人烟的内华达州后，即可进入加州境界。

每当在美国高速公路驾车游弋时，我在欣赏一路风光景色的同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感慨并思想美国高速公路系统的意义及对我们观念的影响。任何人初到美国，都会对其高速公路印象深刻。你会注意到它的精心设计：指示路牌明了清晰，上下高速弯道的弯度和长度恰到好处，考虑细致适应不同路况的公路等级及安全隔离设施，甚至高速公路出入口的对称设计也意味深远：使开过头的迷路者很容易回头（当然可以理解，因为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大概只有美国的公路马路上到处都有标明U Turn （180度回转）专用车道的路牌！几乎是在鼓励你犯错误。联想起来，无论是教育、经济、还是开车，美国是个总给你提供第二次机会的国家，这几乎成了“美国特色”，光冲这一点，她就可以被称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因为给予第二次机会，不仅意味着人性化，对人而言，意味着希望。

特别是每当你在高速公路上想要“方便一下”的时候，你总会发现高速公路上“休息区”的指示牌。这是与全国州际公路系统配套的、通常每隔二三十里就有一个的、类似小型公园的路边休息服务区：干净全备的厕所、野餐桌椅、景观自然的树林草坪、共用电话、饮水池和地图等等，对这些方便实用看似平常但十分人性化的设计，会让你在不经意中惊讶不已，常常叹为观止！

真正想来，这个开阔人类视野、改变人类空间移动方式以至时间观念、极大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庞大的高速公路系统，其实来自一个观念！体制是观念的外在体现。开放、平等、自由、共享、联结，这些高速公路为人类所带来的地理空间上的益处，是人人都渴望享有的，并没有所谓“西方高速”或“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公路”的划分。

我们一路欣赏着只有在高速公路才能享受的大自然的移景动色。几年来，我们在美国开车到处旅游，无论是东部新英格兰葱郁古雅、庄重深邃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中西部腹地自然朴实、纯真执着的大地情怀，还是亚利桑那州令人怀思沉缅、肃然起敬的大峡谷的旷世荒迹，西部金州开阔奔放、创意充沛、象征自由精神的沙漠和海洋，都经由这高速公路系统紧密地连接起来，十分便利又自然充分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快要进入加州之前的内华达州，我们的车正以八十英里（一百三十公里）时速行驶在沙漠原野的高速公路上，前后望去无尽无沿，不见一人一车。忽然我觉得车有点压低硬着地，随即“啪”的一声，就看见一块黑乎乎的片状物从车的左前方抛甩出去。我意识到大概是轮胎爆了，于是马上踩刹车。车停在了路旁。

我下车检查，车胎果然爆飞了，只剩下车轮。我十分惊讶，没有车胎，车竟然也能够从八十英里时速如此稳稳地停下来！我向荒原空旷的公路两头观望，仍然是空无一人一车。这下糟了。人迹罕至，鸟也飞不到的地方，我们怎么偏偏就在这里爆胎呢？倒霉！

我只好打开后车厢，将所有的家当都搬出来，取出车厢底部的千斤顶，准备换上备胎继续往前走。但是要命的是，螺帽怎么也拧不动，急得我满身大汗。

正在这时，与我们同一方向的一辆巨龙卡车从远处朝我们呼啸而来，秋玲抱着孩子赶紧远远向车招手。

巨龙在距离我们车后面二十几米的地方停下，司机下车向我们走来。他向我们轻微地打了个招呼，没说什么，也不多问，伸手就拿起我的板头帮我拧螺帽。但螺帽生锈，板头不够扎实，也不行。他回自己的卡车拿了两件板头来试，还是不行。

我问他：是不是帮我们联系拖车公司修车行？他点点头，叫我们不用担心。然后，他回到他的卡车内拿起对讲机呼叫了一会儿。不一会儿他过来，叫我看对面反方向隔离高速道上停着的一辆巨龙卡车，说他已经联系好了，要我过去上那辆卡车，他们会带我到附近的一个修车行，然后修车行会载我回来将车修好。

我说了声“谢谢”，然后将情况告诉秋玲，叫她和孩子等着我，就跑到对面等着我的巨龙，拉着把手，攀上了高高的踏阶。

第一次坐进“巨无霸”的驾驶室里，驾驶室看上去很宽敞，好像可以坐七八个人的样子，伴着隆隆轰响的柴油引擎声的，是电台摇滚音乐和时时插播有点扎耳的对讲机声。司机四十多岁，典型的卡车司机，健壮直爽，很健谈。

我谢谢他带我，他摆了摆手，告诉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在路上每天都看见有车抛锚，我们看见就设法提供帮助。通过对讲机我们就有一个急救系统。无论哪个方向我们都会有车在路上跑。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必须照顾在路上的每一个人，不是吗？”

我想起了泰坦尼克号的故事，虽然时、境、人、事都不尽相同，但精神理念却完全相同：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无论是自己的时间、金钱、精力、甚至生命！我以前认为这是人的一种高尚的境界，或是为自己行善积功德，或为名声和荣誉。但是在这里我经历和看到的却似乎是一个反应机制，是一个超越个人的“制度”，而非仅仅是一种“态度”。

我知道美国的卡车司机是一个比较自由的职业。很多卡车司机几乎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们并不一定隶属于某一个运输公司，反而象合同工一样，与不同的公司签约。今天我在高速公路上看到的只不过是其职业道德准则的自然施行而已。

巨龙卡车在内华达白昼特有的炙热阳光下轰鸣奔驰，虽然是在冬天，坐在高高的驾驶室内却象夏天一样炎热。司机将车窗打开着，高速前行带来的顶头风在窗口内外呼啸而过，夹杂着卡车引擎声和卡车轮胎与路面的磨擦撞击声，轰轰隆隆，声势浩大。司机听着嘈杂的摇滚音乐，吼叫着和我聊着天，随手递给我一听易拉罐可口可乐，还向我咧了一下嘴。

这并非我们第一次际遇如此帮助。三年多前的夏天，我们在纽约租了车，开车到南部弗吉尼亚州去玩，在去美国历史上最早期的大型农庄——詹姆斯镇的路上，迷路了。

我们晚上住下了旅馆，然后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开车出去买食物。按着地图，十几分钟就找到了超市，买好了东西，然后回程旅馆。但因为天黑，我方向搞错，上了高速开了半个多小时才发现。但因已是半夜十一、二点了，好象什么都看不清，地形又不熟，就好象是在荒山野岭瞎开似的，又因为有几条高速交叉，所以可能分道时叉出去了，绕来绕去，最后只好找了一个出口，下了高速。

我们打着闪灯等在路旁，再仔细查看地图和路牌时，远远就过来了一辆老爷车，慢慢在我们后面停了下来。一对中年夫妇下车来，问我们是否遇上什么困难了。当他们得知我们的情况，两人轻声商量了几句，就对我们说：“你们跟在我的车后面，我带你们回去”。我们都没有想到会这样，也不好意思，就说：“你们只要指给我们方向就可以了，不用带我们，因为已经这么晚了”。但他们坚持说要带我们回去，否则我们可能又要迷路。

于是我们跟着他们的车在高速公路上开了足足三十多分钟，回到了我们的旅馆。然后他们掉转车头就开回去了。我们连谢都不知道怎么谢，因为甚至连说一声谢谢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这些对他们好像并不重要，他们并不在乎。我们思想着他们还要开三十几分钟才能回到他们的地方！这样一来一去他们花了一个多小时在高速公路上，在子夜时分，为了几个陌生人，几个外国学生，没有回报！

今天坐在巨龙卡车上，我又一次经历了“倒霉”的高速公路失事，但是我的心是温暖的，是踏实的，是充满感恩和幸福的。我甚至在荒漠沙洲的内华达，都感到天更蓝了，花更香了，鸟语更为轻脆了。我没有丝毫异乡他国的感觉，这不就是家的感觉吗？这不是我们本来应有的人文环境吗？我倒霉吗？我感到我真幸运，因为很多国人都没有这样“倒霉过”。

所以一段时间，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常常自我调侃：雷锋叔叔都出国了！

从东部到西部，从高速公路到一般街道，这样的“失事”，这样的“遇难”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而这个国家以其强大的道义网络及时地予以抢救、提供帮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性化体系啊！运行在高速公路这样一个庞大复杂貌似冷酷的硬件系统上的，是无数令人回味不已的温暖周全细腻温情的人性化软件。显然，这不仅仅是零散巧遇的个人道德水平问题，我看到和经历到的是一个象我们行驶其上的高速公路硬件系统一样实实在在的精神道德的软件体系！

卡车司机一直把我送到离我们车抛锚处四十分钟车程的一个小镇的修车行，然后轻松潇洒地说了声“祝你好运”，就开车离去了。

车很快就修好了，我们又上路了。

不久我们就进入了加州——金色梦幻之州。

灰狗(Greyhound)巴士在国内听起来灰土溜溜的，其实是相当豪华舒适的长途旅游车，是美国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上连接几乎所有城镇乡村唯一的“公共汽车”。车上适逸宽敞的航空座位、暖气空调和干净的厕所，使当时的我觉得，就是光冲坐这汽车，体验一下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普通生活，来美国一趟都值。

在旧金山过关后接着直飞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在丹佛机场转灰狗就象找厕所那么容易。我下飞机后刚在机场东张西望找方向，想象着我在浙江诸暨、安徽芜湖、泾县、合肥火车站转长途汽车多年的历史经验，一位老太太在我旁边走过，笑眯眯地问了我一句：“你需要帮忙吗？”

车站就在机场里面，转个弯就到了。我也与这位老太太聊上了。她元旦新年来丹佛看她的儿子，自己家住密歇根，现在回家去。我告诉她我刚从中国来，要到堪萨斯去读书。她露出惊异和羡慕的神情。我感觉她看着我的眼神中闪烁着一丝只有老母亲才有的怜爱之光。

在这个寒冬的夜晚，告别了我亲爱的家人、朋友和熟悉的故乡，在离家最遥远的地球的另一边，我孤身一人，前途茫然地坐在灰狗上往前赶路，而这一普通美国人并不普通的眼光足足使我在车上回味不已。

凌晨三点多钟，车停在了一个加油站。司机告诉我：海斯到了。他帮我将我两个大行李包取下，车就走了。我打量四周，空旷的加油站，灯光阑珊，一片清冷。海斯真是出乎意料的小，唯一的长途汽车站竟设在加油站；又令人惊讶地偏僻，离最近的一个大城市时速120公里就要开五个小时！

我有学校给我接人的电话号码，公用电话就在边上，很方便。但我想半夜打电话吵醒人家不太好。于是在加油站转来转去，暗暗的灯光下忽然发现加油站小店门口地上有一叠报纸。拿过来翻看，呵，比我的大辞海还要厚还要沉。仔细一看这是当天的报纸，早晨三点已经递送到这个偏远之地了，什么效率啊！我认真数了一下，竟然有六十八面之多，中间还夹着厚厚的纸质较好的周刊、广告夹页等。我象发现宝贝似的，一屁股坐在小店门口的地上，兴奋地阅读起来。

没有什么比在美国最偏僻的乡镇加油站的地上坐着第一时间阅读世界最新消息使我更激动和振奋的了。在一个思想统一口径一致的环境中长大，在“大参考”“小参考”封锁和过滤的环境中工作，资讯的公开流通和思想的自由表达对我而言比什么都宝贵。我完全忘了此刻是独自一人浪游在隆冬深夜的异国他乡，忘记了刚刚经历的二十多小时长途旅行的身心疲惫，我只觉得我与世界的连接更实在、更紧密。而这种连接居然完全不是一种“特权”，而就是生活本身！

早上六点，我打电话到学校告知我已在长途汽车“站”等候。电话刚挂上没一会儿，一辆警车呼啸而来，停在了加油站。我心中狐疑，是不是我看上去有些鬼鬼祟祟啊？一个人半夜三更在加油站附近晃荡，还偷看人家报纸，一定有人看见去报告了！警察问起来该怎么用英文才能解释得清呢？

警察下了车，职业性地前后左右观察了一番，就向我走来，“嗨”了一声，就走向我的行李。我心里有些着急，我又没做什么，那可是我的行李，不是偷来的啊！

警察看着我，笑了笑，问：“行李全在这儿啦？欢迎你到海斯，我来接你到学校。”伸出手来和我握手，然后双手提起我的行李就往警车走去。我受宠若惊、不知所措地象傻瓜一样跟在后面。

我钻进了警车，心里还在向自己辨明：我不是罪犯，还好我不是罪犯！怎么学校会派警察来接我呢？

就这样，灰狗巴士、密西根老太太怜悯的眼光、海斯加油站地上的报纸以及无犯罪记录的警车待遇，开始了我在美国平凡普通、但不寻常的四年留学生涯。

我第一个学期住在校舍与同学合住，体验一下在中国被剥夺了的校园学生生活。第二个学期秋玲和韵庐的到来，使原本安静清冷的校园公寓小区一下子热闹起来了。秋玲热情好客，台湾和国内来的同学们都要来我们家坐一坐，“感受一下杨先生太太的家庭气氛”。没多久，“杨太太”就名扬四方，连老外都常来串门，吃她做的各类点心。

因老外的介绍，四岁的韵庐(Lucy)报名参加了“启蒙(Head Start)”学前班。这是一个联邦政府教育卫生部门设立的一个帮助低收入家庭孩子早期教育的综合项目。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们不仅从小就可以在小学的环境中成长，政府还提供免费的营养丰富的早餐和午餐。韵庐刚到美国，自然不会说英文，虽然在学校玩得开心，但对老师和同学的交流没有反应。老师很忧虑。秋玲每天接送女儿忙得不亦乐乎，觉得很开心：只要有吃有玩，英文怕啥？

三个礼拜后，老师给了秋玲一封信，秋玲有点紧张了。我从学校一到家秋玲就催着我赶紧看信，看看到底讲什么。她已经感觉到是韵庐的英文有问题。她怕女儿英文过不了关，不合格会被踢出来，那不就完了吗？这是一封通知书。学校定了一天召集儿童语言专家、儿童心理专家、儿童社工、老师和家长，对韵庐的语言能力、潜在的语言障碍、甚或智力障碍进行测试评估性的“会诊”。

我告诉秋玲信的内容，秋玲不解地自言自语道：“他们大概以为阿拉杨韵庐是戆大了，不会讲话”。

我也感到哭笑不得。老师天真可爱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怎么不想想，这是一个外国孩子，刚到一个新国家新环境，不会英语很正常啊！

我必须参加这次“会诊”，因为我们觉得这次会诊的结果大概会影响到女儿能否继续上学。

那天，五角大楼会议（语言、心理、社工、老师、家长五方）大家准时到齐。老师首先将我女儿韵庐的基本情况向大家说明一下；然后语言专家用各样仪器对她的听力反应和环境辨别能力进行反复测试；接着心理专家给她看各类象征性的黑白和彩色图片让她回答来对她进行心理测试；社工则在一旁观察记录立案以备日后跟进；然后大家又对我发问，了解她在家与父母的语言交流情况。最终结论是：杨韵庐的听力、智力、反应和语言能力均属正常！

我回来告诉秋玲，她心里的石头一下子掉了下来。我们当然知道！虽然仍然觉得老师有点大惊小怪，但在心里，对美国的学校、政府和专业机构对每一位孩子潜在问题的认真关注和高度的危机意识，他们之间的默契合作和工作效率，实在惊讶和钦佩，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在美国完全不是什么特殊待遇，而是基本的普通待遇。这才是真正让我们惊讶的地方。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

虽然我出国时忙乱无绪，完全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和方向，甚至留学本身都只是为了要出国，而出国也只是为了，哀，出国！但到美国后，我在思想上渐渐有了新的目标：就从美国普通底层的生活中具体深入地观察了解这个国家，探索和思考美国文明的本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What）？好的是如何好的、坏的是如何不好的（How）？好的为什么会好、不好的为什么会不好（Why）？举凡政治、经济、教育、外交、国防、司法、道德、文化、新闻、科学研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 无一不在我的兴趣和关注范围之内。

我甚至叫在4月份就拿到赴美陪读签证、离心似箭立刻要来的秋玲和女儿等了整整一个多月后才从上海直接飞往纽约，而我一个人则坐“灰狗”从中部来到纽约与她们会合，为的就是可以全家一起旅游“考察”美国东部各重镇。从经济文化中心纽约开始，到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签署地费城，从五月花号1620年登陆美洲大陆的普雷茅斯，独立战争的发源地和最优学府哈佛大学所在地的波士顿，到美加尼亚加拉大瀑布所在地的巴法罗，首都华盛顿，以及美国最早的殖民地重镇詹姆斯镇，考察历史性的美国。

我开始每天看电视转播，特别是美国有线新闻广播网（CNN）、三大电视广播网、公共广播网（PRN）和有线卫星公共事务广播网（CSPAN）都是我的最爱：24小时的新闻及评论，访谈和论点交锋，现场直播所有的国会辩论、政府事务和竞选活动全过程，第一次海湾战争，克林顿与布什的总统竞选辩论……第一时间全方位地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体制的结构及其运作。

我甚至喜欢上了美国职业篮球赛，发现了前所未有的飞人乔丹，在打工和学习的百忙中都几乎不漏掉他每一场重要比赛。我从零开始（开始时我连投篮英文怎么说都不知道），经过一年多观看英文实况转播，彻底搞清楚职业蓝联令人叹为观止的复杂结构和规则，这对认识到美国是一个一切都先设立游戏规则的国家很有帮助。

但是知道是什么和是如何做的是一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似乎就没有什么答案了。

当然，在美国的生活是十分现实的，没有钱，你很难沉浸于纯学术的研究。你必须有钱，没钱就得打工赚钱，而作为外国学生，你还必须要有好的成绩已保持学生身份，你还要在家带孩子，和孩子一起玩，与妻子一起分担家务，一句话，你必须养家糊口！

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这不就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个重大发现吗？在国内时我们工作，要么是为人民服务，要么是为国家做出贡献，要么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要么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崇高神圣的革命工作从来不是为了庸俗琐碎的养家糊口，从来不是为了迎合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家庭生活！

我们几乎一直过着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不属于自己的“假大空”的理想生活。

而在美国过了一段“艰苦”、“单调”的“贫穷”生活之后，革命觉悟大幅度降低！开始觉得以前怎么不知道在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原来可以这样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呢？在失去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之后怎么突然觉得简单的家庭生活那样满足快乐呢？以前在上海工作也只有八个小时，结婚有孩子三年来，记得只有一次正正经经地带着孩子去公园玩，总是没有时间（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而在美国我紧张得发疯，每天打工读书十几个小时，但是再忙也几乎可以经常陪着老婆孩子在家或到公园玩，享受天伦之乐。

韵庐刚来时才四岁，下课后整天在学校公寓区周围和其他孩子玩。有一天，韵庐出去到外面玩。没多久，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韵庐抹着眼泪在嚎啕大哭，一根手指还指着不远处一帮跟着走来的小朋友。妈妈问：“怎么哭啦？”韵庐抽泣着说：“他，他，他们，们打，打我，我……”。

几个小朋友，有黑人有白人，知道惹事了，就磨蹭着过来向我们解释：“她站在水塘边，是他们几个踩水溅到她身上了，又去摸他的衣服，觉得她的衣服好看，她就哭了，就回来了… …”

不久韵庐却成了孩子王，孩子们整天地跟着她跑。我们住在二楼。有一次，刚从上海来探亲的外婆看见一个孩子头朝下倒挂在一棵比二楼还高的树上翻来翻去，吓坏了，下面一群孩子还围观大叫。外婆听不懂他们在叫什么，急忙出去想要叫人去救那孩子。仔细一看，原来那是自己的外孙女韵庐，她爬到树顶是在高空表演作秀，让那些孩子佩服的五体投地，却把外婆吓得血压升高，马上去叫妈咪。妈咪听说后却慢不经意地说：“让她去”。气得外婆大骂妈咪“昏头了”，“也变成美国人了”云云。

这就是生活。美国绝大多数的孩子们确实是在自由的、受到保护的环境中成长，我也从自己孩子的成长生活中深切体会到这一点，很多移民父母也是为了这一点而举家移民。但大多数中国父母也会对美国的教育提出自己的看法：小学太松啦，没功课，不学习，光知道玩啦；中学又有大麻、吸毒、过早性交甚至同性恋等可怕问题……

尽管我的孩子才四五岁，又极少有人提出道德教育问题，但我却常常在想：美国的道德教育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美国到底有没有道德教育？

显然，美国政府没有类似中国政府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全国性道德教育；美国学校也不象中国学校那样强调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只有智育和体育课，没有德育课；美国的私人公司更不象中国的企事业单位，都有各级党组织长期把关，孜孜不倦地把思想工作落实到人，而是一切金钱挂帅，有思想问题的就炒你鱿鱼，哪有什么思想道德教育？

但每个在美国生活过的人，每个认真观察现实的人，都无法否认一般美国人不仅很有道德观念，而且有很强的道义感和正义感，前者涉及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后者涉及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他们的文明和道德究竟来自何方？如何产生？难道西方是文明的同义词吗？对此，我并不认同，但却也一直没有真正合理的答案。

秋玲因学生介绍而去上ESL英文课，结识了英文老师凯萝，凯萝是教会儿童主日学（Sunday School）的老师，就带她和韵庐到教会，而且也经常邀请我礼拜天和全家一起去教会。我大多拒绝，一方面打工学习很忙，没空；一方面我也不想去教会。教会？听起来就有问题。经过革命洗礼的共产党员虽然离开了组织，但也不会再回到蒙昧时代去迷信上帝啊！

不过我心里却隐隐地感到，教会应该与道德有点关系。因为根据我亲自观察，政府、学校和企业显然没有也不进行道德教育，新闻媒体也极少进行道德宣传，最多只是提出道德问题让大家讨论而已。只有教会我还比较无知，没机会近距离考察，教会的存在对我而言有点神秘莫测，不可思议。

于是虽然对秋玲去教会有时会有点不以为然，但她需要朋友嘛，所以我就默认了。况且，韵庐可以受点道德教育啊，比如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等等。所以我甚至鼓励秋玲带韵庐去教会，一方面可以学习做人，上更多的英文课，可以有更多的朋友玩，又有免费的餐点可以吃，何乐而不为呢？

但老二馨遐的出生及其所带来的对生命意义的认知使我的思想开始变化了。虽然秋玲教会的朋友们带给我关于上帝的信息我不能理解，但却感到某种神圣崇高的性质和对生命深刻超越的意义。

馨遐出生不久后有一天，秋玲对我说，教会的人说要给我们孩子馨遐Baby Shower（直译：婴孩淋浴），要我晚上一定要一起去。我问秋玲教会为什么一定要给小孩洗澡呢？秋玲支支吾吾讲了半天也没讲清楚。看来她也有同样的问题，但她却糊里糊涂答应了。

那好吧，在秋玲怀孕期间，教会的朋友们奔前跑后帮了那么大的忙，不仅让秋玲在这异国他乡有安慰和依靠，还帮助我们与政府联系，让我们所有的医疗费全免，为报答人家的一片好意，也应该去。我就答应了。

到了晚上，我和秋玲带着韵庐（七岁）和馨遐（一个月）去教会。在一个房间里十几个妈妈还有几个一起来的爸爸围坐成一圈，每个人轮流为馨遐说些祝福的话，说馨遐多么可爱，上帝一定会祝福的。每个人说完就将自己带来送给馨遐的礼物递给秋玲，有衣服，有玩具，有书，有大包的奶粉，有大包的一次性尿布，有婴孩敞篷推车，婴孩娃娃秋千椅，一条精致考究图案美丽可爱的婴孩被毯（直到今天秋玲仍将这条珍贵的婴孩被毯铺在我们床上）… …婴孩所用的应有尽有，我们真是开了眼界。还有的人自己不能来，就委托在场的人转交礼物给秋玲。乔伊斯除了送孩子的衣服之外还专门送了一本精致的“婴孩版圣经”。礼物足足堆满了半个房间。

秋玲不知所措地接过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礼物，眼泪就涌了出来。她问我：“这些礼物都是给我们Cynthia的啊？”

乔伊斯和凯萝还另外专门准备了礼物给韵庐（Lucy）。

礼物分完了，秋玲看看礼物，看看大家，她刚说了一句：“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好？……”眼泪就又唰唰地止不住了，“你们这么关心我们，谢谢，谢谢… …我只能说，谢谢……”

秋玲要我用英文对大家说：“如果没有你们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大概就没有馨遐了”。我用英文还没说，就哽咽起来。

没有馨遐这个幼小的生命？我现在已经无法想象！生命是如此的宝贵！但如果没有他们的爱呢？这种几乎是无缘无故的爱？

我们从小就会背“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今天，我们在最不可能得到爱的地方，在一个意识形态完全敌对的异国他乡，却遇到了这无缘无故的爱，这超越地域、种族、文化、国家、甚至意识形态的爱，这种我们以为不存在的爱！

1994年底，我们决定在拿到学位后离开海斯到加州去。出于对教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刻为我们提供帮助的感激之情，我对秋玲说：“是不是你去跟牧师说一声，就说我们愿意让韵庐在教会受洗。”

我当时心里想：至少也要给教会一个面子吧？人家这样帮助我们，我们也要有点回报吧？孩子嘛，让她有点信仰，学习好好做人，学习帮助别人。我们自己嘛，即使没有信仰也已经知道怎么做人了，况且我的信仰已经完全破灭了，不会再有信仰了。

秋玲礼拜天从教会回来，看见我就开始尴尬地傻笑起来：“牧师说韵庐年纪太小不能受洗”。

什么？迷信还有年龄要求？

“牧师说，孩子太小还不太明白真理，长大了能够明白了，让她自己选择，这是信仰啊！”

啊？还有这种事？教会的迷信，不是应该只有趁人糊涂不明白的时候，才可以兜售吗？怎么还要长大明白和自己选择？这不就穿帮了吗？这可有点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呀！嗯，这确实非常有趣。

秋玲接着说的话更让我跌破眼镜：“他们讲，我可以。”

“你可以，可以什么？”

“受洗啊！”秋玲吃吃地笑了，似乎是在笑教会那些天真幻想的人，似乎在笑自己傻傻的，又好像在笑我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什么？你？… …”

这是我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阴差阳错。现在可好了，骑虎难下！

我故意逗秋玲：“你上当受骗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你信什么吗？”

秋玲却老老实实：“我，我不知道呀！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好啊！”

秋玲还告诉我，全教会要为我们离开海斯举办一个月的募款活动，来帮助我们度过这一段时间的生活。

我沉默下来了，我已经不知说什么好了。

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和理解无疑神圣超越，而由此认知产生的这种对生命（尤其是弱小和贫穷的生命）不求回报的爱是如此执着朴实，而这种爱并非仅仅是一种态度和宣告，更是以集体行动来实践！我知道这样做有多难！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愚昧迷信、随着人类进化和社会不断发展行将就木的没落宗教、一个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一个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竟会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看见伟大和神圣，在冷漠的现实中感受到爱的温暖，在迷茫的困境中看到希望？

当我在海斯北橡社区教会（North Oak Community Church）的座席上看着秋玲身着白袍出现在高高的洗礼池台，象她往常那样明朗甜美地微笑着，但却十分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我有点错愕。我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感到我心灵深处似乎正在穿越海天茫茫、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将要进入一个坦途通达却又丛密林深、人人皆知却又全新未知的新大陆，探索那神秘莫测但又触手可及、爱之不舍又恨之莫名的无价宝藏！

……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心灵将要经受暴风雨的洗礼，真正的暴风雨即将来到！

我在美国就读的海斯堡州立大学(Fort Hays State University)，座落在美国地理位置正中央的堪萨斯州内正中央的一个小城市——海斯(Hays)。就人口而言，这是一个不能再小的城市，仅两万人，而其中州立大学的学生就占了一半。

海斯有一条正街（Main Street），算是市中心，主要商业区不到百米。海斯真正的价值在于那条穿越城北、横贯美国大陆著名的70号州际公路，靠着这条连接东西海岸的交通要道，海斯变得四通八达。海斯城市虽小，但却是堪萨斯州西北政治经济和文化重镇，也是有名的爱丽斯县政府所在地。有名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老布什的副总统多尔都出自附近的郡县。

整个堪萨斯州是一个大平原，美国的小麦粮仓。从飞机上往下看，象是一片沙漠平原。站在地上向四周眺望，极远处的地平线总是紧贴着低垂的天边。无论是高天白云，烈日当空，还是乌云翻滚，雷雨交加，一览无余赤裸仰卧的大地总让你觉得天离地怎么这么近，似乎天人之间，伸手可及，触手可摸。

开车走在高速公路上，永远只见一望无际、垄沟纵横有序、犹如格子笔线画幅般的金色良田，却从不见务农劳动的人影，这使我和秋玲心里有点纳闷。那就再到处去看看，从中部一路坐灰狗大巴士到纽约和东岸去，从北方与加拿大交界的巴法罗到南方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镇，看来看去，还是一样：在美国，广袤的农田里就是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正经务农的“农民”。我们真的开始郁闷了：美国不是一个农业大国吗？怎么没见有人种田呢？

到美国后第一个感恩节到了，我们当时都还对这是什么节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就被秋玲的一个英文老师凯萝邀请去她家做客。

秋玲因为陪读在家闲不住，就和一些台湾同学一起去学校补习英文，是免费的，而英文老师是教会的主日学老师（Sunday School），礼拜天都带他们到教会去。

老师的家离海斯大约20分钟车程，座落在大片的农田中。我驾着我在美国的第一辆福特车，开进她家几乎全新的独立大屋漂亮的车道，停靠在边上独立的三个车位的车库，我注意到他们有三辆车：一辆吉普车、一辆面包车、一辆轻型卡车。

女主人凯萝开门迎接我们。走进门厅，迎面抬头而见的是二楼延伸而出敞开式的过道月台，月台栏杆上素雅大方的灯彩引人注目。门厅左手是宽敞休闲的会客厅，右边是极具品位，装潢精致的书房兼收藏品房。凯萝向我们介绍了她的先生彼得。彼得带着我特别参观了他收藏的宝贝，除了装帧精致的圣经和百科全书外，我还观赏了他的古董左轮手枪、雪茄烟斗和一艘海军驱逐舰模型。想不到在这个偏僻的似乎没有什么文化传统的美国的荒野农舍中，我竟然找到了文化的踪迹！

我问起彼得的工作。他告诉我，他和妻子一起负责管理种植将近50公顷的田地。他们是自己的老板。

哈哈，美国农民？竟然不乏雅兴品位。

“你需要在田里工作吗？”我终于可以问这样一个困扰我们将近一年的问题了。

“不需要，我不在田里工作。你来看……”他带我来到另外一个房间。

这是一间宽敞整洁但陈设简单的房间。屋子中间放着一张长长的大桌子，上面有一架电话，电话两旁是一排排电钮开关，有点像船长的驾驶指挥台。

男主人拉开了屋内遮阳折叠窗帘，映入眼帘的是窗外一望无际交杂着深浅黄色和黑咖啡色土壤的秋冬田野。

“这就是我的工作室，我就在这里工作，从这里可以看到我的农田。这一排是灌溉按钮，这是喷洒按钮。我有全年播种灌溉日程表，如果我要撒种，或撒农药，我就打电话给我的承包商，他们会搞定。”

“他们怎么撒种的？我们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田里有人呢？”

彼得看着我，笑了：“用喷气机（jets）啊。”

“什么？喷气？”我一下子没听懂他的英文。其实我就是根本不懂。

“用飞机（airplane），飞机来撒种，喷药。”彼得笑眯眯地比划着对我说。

我傻在那里，呆住了。噢，原来这就是美国的农业现代化啊！如此商业化！如此家庭化！如此生活化！我虽然在上海城市长大，但却每年都回浙江诸暨我父亲的山区老家，对中国“富饶”的农村一点都不陌生。而且从中学一年级起就几乎每年都到青浦去学农，毕业后又在安徽皖南山区部队四年服役时也是几乎每天务农，搞“小生产”，前后差不多有八年的时间“务农”，对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有着深刻的印象。而在我面前的这个美国农民家庭的生活，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在脑海中浮现出我们中国的农民伯伯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永恒身影。这已经不是什么农业机械化或现代化，而是生活和家庭化了的农业企业。

感恩节晚上火鸡大餐的时间到了，女主人请全家四代人，加上我们一家和另外两个中国同学一起，安静等待，由男主人祷告、感恩、感谢上帝这一年的赐福，然后正式开始晚餐。

这是我第一次在生活中近距离看到老外祷告，以前只是在电影上看见过。敬虔、神秘！这是我的直觉。我觉得这样的习惯很好，等人都到齐了再吃饭，这样很礼貌很文明啊！

感恩还能理解，但是，上帝？

感恩晚餐是自助餐式的。在用餐过程中我与主人的父母和孩子们交谈，得知这是他们年度家庭大团圆的特殊时光。他们的一个儿子刚从威奇塔（两百五十公里之外的一个大城市）回家，女主人的哥哥则从亚特兰大来看妹妹。

这实在有点让我吃惊。他们为什么要在感恩节，有点象我们的中秋节，在他们全家最繁忙、属于最私人的时间，邀请我们这些完全是外人的外国学生到他们的家，与他们全家一起用餐？美国人不是很自私很隐私的吗？不可思议！

我当然没好意思问。但男女主人和全家对我们热情而大方的招待，已经使我们感到他们早就将我们当家人而不是客人了。在晚上将要离开时，他们的几个孩子已经和我女儿楼上楼下嬉笑玩耍得不可开交，几乎掀翻了二楼过道月台。

此后每年感恩节，总有人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参加感恩节的晚餐，无论是“农民”、大学教授、技工、退休教师。而我发现，他们都是基督徒，都很自然地将我们当作家人看待，热情、诚恳、朴素、自然，并没有中国人对朋友和家人有时会让人尴尬的过分热情和强制性的好客。

这使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些素不相识的外国人为什么要主动地有意识地这样做呢？我不仅开始对美国的感恩节及感恩的意义发生了好奇，而且也开始注意美国人的家庭观念以及基督教信仰在普通美国人家庭生活中的影响。

从凯萝和彼得的家开始，我慢慢地出乎意料地发现：美国人其实十分注重家庭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对家庭还要重视。每位教授的办公桌上一定会在醒目的位置放着他们配偶和孩子的照片；随便聊天时几乎每个人一定会自豪地提起自己的孩子和配偶，并问及你家的配偶和孩子的情况；如果远离家乡（美国是一个轮子上的国家，十有八九离家工作），每逢过年过节，几乎每个人都会与家人打电话联系或请假回家团聚；工作以外大部分场合，往往都是夫妻同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妻子往往是家庭主妇，开心快乐地在家相夫教子。这与我们中国人脑中形成的美国性开放、离婚率高、家庭崩溃的印象截然相反。

我大学的一位教授帕克的太太乔伊斯在教会认识了秋玲，经常来接送秋玲去教会，有时会到家中坐一下。有一次她来拜访秋玲时我正好在家，她很礼貌地问我是否允许她读一段圣经给我听。我虽然心里并不情愿，但出于礼貌尊重，就说可以。于是她十分高兴地打开圣经读了一段我似懂非懂、半知不解的圣经章节。然后她很用力很认真地对我说：“上帝爱你，上帝也爱June（秋玲的英文名），上帝爱你们全家，上帝……”

我看着她提到上帝时认真恳切的表情，我实在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是在美国啊！是愚昧无知？还是可怜好笑？她却十分真诚！要知道她可是我大学社会学教授的太太啊！她本人也是大学的英语教师。我心里知道她并不是傻！然而这对我而言，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清清楚楚记得，当我母亲最后确诊查出晚期肝癌，我被告知她的生命最多只有三个星期之后，我独自步出龙华（肿瘤）医院，在自行车停车处，抓住自行车的把手，准备回虹口广中路家时，我噙着眼泪，仰望苍天，愤愤地对天对自己说：没有上帝！这个世界没有上帝！

我也曾在出国后常常坚决地对自己说：我这一辈子不会再有任何信仰。绝不再有！

但是现在，“上帝”却悄悄地找我来了！

就在我还在心里暗暗可怜甚至有点讥笑他们的“落后”、“无知”时，我自己却陷入了真正“可怜”的危机，而这个危机竟让我亲身体验了美国人——从普通人到政府体制——对生命、人和家庭最基本的认知理念，而这一理念从最深层面去看都离不开对上帝的认知，或者说，没有对上帝的信仰，美国人最基本的价值观形成的来源和基础都根本无法解释。

不知怎么搞的（是的，不知怎么搞的），秋玲怀孕了！

对当时的我来说，这个消息简直象是灭顶之灾。我当时正处于研究生项目的最后一年，读书压力自不待言，为养家糊口缴交学费偿还债务，每天平均要工作8-10小时，还常常入不敷出，只能勉强维生。纯粹打工和读书的时间平均每天占据了我16个小时！

而且秋玲没有医疗保险。据了解，当时在美生一个孩子大约需要八千美金。我的天哪！这是我当时打工一年的收入，也是全家一年的生活开销啊！而我当时出国所借的一万美金尚未还清，银行也毫无存款。

我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乔伊斯和凯萝得知秋玲怀孕后，马上帮秋玲找到医生，陪她去检查。

第一次看医生回来后，秋玲对我说：“不去看了！每次要四十块呢，介贵呃！”

我当时打工的小时工资是美国最低工资，每小时四块两毛五。

热锅上的蚂蚁忽然想到流产，何不快刀斩乱麻呢，干净利落呢？流产比较简单，应该便宜多了吧？

打听下来，一万美金，竟然更贵！真正不可思议！在中国可都是免费的！如果生孩子比流产便宜两千块，那就生吧。

但当秋玲到处东问西问、东讲西讲后，反馈马上就回来了。

乔伊斯和凯萝一起上门来看秋玲，其实大概是来看我的。

乔伊斯仍然慈容笑貌，但神情却出奇地沉重古怪，最终对我们说了这样的话：“孩子是上帝的产业，生命属于上帝，不要自己轻易决定，生命是最宝贵的，上帝看重每一个生命，因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

我无言以对。就是今天在我写出这样的回忆时，我都控制不住我喷涌而出的眼泪。

我不相信上帝，但是我心中无法否认，乔伊斯虽然“迷信无知”，但她就象是我们生命中的天使，向我们宣告我们原来蒙昧无知的事实真相，这就是：生命本身就是价值。这对我自以为是的进化的人生观是何等巨大的冲击和震撼啊！

我忽然发现自己原来对生命的看法是如此的卑下庸俗，甚至对自己未出生的孩子也是那样不可原谅的自私自利！我感到无地自容。

原来生命是一种选择！原来生命是可以选择的！而生命的选择就是价值的选择，因为生命是有价值的！而乔伊斯的话至今仍然振聋发聩：人的生命因为上帝而有终极的价值。

我们全家都知道，从第一天起，Cynthia（馨遐）就是爸爸的最爱。因为这个生命的出现，让我开始朦胧地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生命本身。她的出现完全更新了我对生命的认知。

我这个老二，杨馨遐，再过几天，2014年2月12日，就二十岁了。以中国年算，她的生日是初三，已经是二十岁了。她是一个文静热情、意志坚强、勤于思考、人见人爱的女孩。她在中学时总是囊括学校各科成绩的第一名。我都怀疑她学校的成绩是否可靠。于是鼓励她去考美国的SAT，结果她所有的科目都得了满分。于是我又鼓励她报考哈佛试试，哈佛大学给她发了候补录取通知书。但她念家，喜欢和老爸老妈在一起，最终还是选了温哥华的UBC大学就近读书，享受最后几年与父母一起的生活，目前在读理科二年级。她中学毕业时曾获得加拿大中学生的最高荣誉奖——加拿大总督奖学金奖。

并非只是因为她后来长大是这样一个好孩子、好学生，才让我们感慨不已。而是一个两千块美金的决定与这样一个潜能无限、充满创造活力，具有惊人的爱心热情的生命本身的对比对我们所造成的心灵震撼。

回过头去看，二十年前我们对生命本身价值的无知，表现在我们是以物质金钱（诸如养儿防老）、或是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和压力（传宗接代）的角度去看待生命的延续，更因为国内一胎化政策造成的大环境，使我们这一代人对生命的认知完全扭曲错位还蒙在鼓里。

我有时在想，今天我们做父母的，虽然并不一定完美，但应该没有人会愿意选择自己长大的孩子，无论聪明还是愚拙，大有作为还是默默无闻，无缘无故去死。而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个流产决定不就是这样一个选择？让自己的孩子，不知聪明还是愚拙，被迫地、无缘无故地不存在？

我一下子明白了困扰我多年的美国流产诊所爆炸案的背景原因。作为来自一个“流产大国”（无可厚非，国家总是有理的）的外国人，我对当时美国对流产和生命从何时开始的激烈争论觉得有点兴趣，但对惊动全国的诊所爆炸案和枪杀流产医生的暴力行为，实在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为何如此激烈呢？只不过是个认知、界定和文化差异问题罢了。然而当乔伊斯和凯萝认真执着地对我们的“私事”谆谆告诫的时候，我忽然悟到了：虽然绝大部分美国人反对这种暴力形式，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生命无条件的保护，绝大部分美国人都是认真的，也就是说，会不惜付上生命的代价来保护生命。而这种现象完全无法用文化来解释。

1994年2月12日礼拜六中午，我正在假日旅馆（Holiday Inn）打工，清洁整理客房，女老板一蹶一蹶地走过来（她腿不好），笑眯眯地对我说：

“Hey Frank, your wife called. She might need to go to hospital. You can go home.”

我问：“可以吗？”

“Of cause. Don’t worry. Go home. Go!”

我马上飞车回家。

离预产期还有三个礼拜。到了医院，医生说孩子的头还在上面，但羊水已破，只能进行剖腹产。

秋玲的接生医生因为礼拜六放假正在打网球，被立即召回医院。麻醉医师为秋玲精细地打了半身麻醉针药。秋玲安静地躺卧在手术床上，我一直紧紧握住她的手，在接生的两个多小时的过程中，我陪着她，她几乎一直在轻轻地跟我说着话，还时不时地问我：“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啊？我怎么都没有感觉呢？”

我想起八七年大女儿韵庐出生时的事，就说：“这里跟上海真是不一样噢。”

秋玲马上斜了我一眼……

那是1987年6月13日，同样也是星期六的下午，我们老大要生了，我马上叫车送秋玲进医院。但因为是星期六，我原来“打过招呼”的上海第一妇婴保健医院的院长休息了，我想也就不用麻烦人家了，直接将秋玲送进了医院。

然后医院的铁门就将我们隔绝了。我当时还有点愣头青，以为生孩子嘛也帮不上什么忙，就让它去吧。等差不多时间再去看看。

傍晚去医院，门房老头夏天了还戴着顶鸭舌帽，一脸凶相。我原本想去问一下我老婆的情况如何，生了还是没生。但一看门口的情形，心里就凉了半截。

门口站着很多人——当然都是男人，那时还没有流行不男不女的——变着法子想挤进、冲进、溜进门去，看看他们老婆的情况如何，但因为门房老头的严密把关，大都功败垂成。我在外面转来转去，看来看去，想着打电话找院长，但一想人家既然休息，也蛮麻烦的，只不过看一看而已，医院总会照顾好的，也就算了，就回家去了。

第二天礼拜天早上，还是撞墙不能进。直到下午才总算能进医院了，见到秋玲躺在一个十二个人的大病房里。秋玲一见到我，立即扭头不要看我，并且大哭了起来：“你到哪里去啦？你一点都不管我，我以为我要死了，再也见不到你了，你根本就不爱我，你都是嘴里说说的，你啊，你……”

我懵了。发生什么事了？这一点不像秋玲啊！秋玲从来不发脾气，不耍小孩子脾气的呀！

我马上问：“小人生好了？”

秋玲点点头，浑身颤抖着，停不住地抽泣着，眼泪像决堤的水。

“不要哭，眼睛要哭坏的。”

“还眼睛哭坏，人都要死了，你都不找人，还什么院长院长的？”

原来，秋玲三点多钟进医院，大概七点钟生完孩子，就一直躺在手术台上，无人照应。没吃没喝，大便小便都在手术台上，男清洁工还在旁边走来走去，就是没有护士。秋玲说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痛死以后又几乎饿死渴死冷死了，象猪一样被扔在那里，没人睬你，只好在那里哭，一直到半夜十二点多才被推进病房。

…… 往事不堪回首。

秋玲躺在手术台上，安安静静地握着我的手，深情地看着我，我真是不敢相信，似乎是要对秋玲生第一个孩子所经历的补偿，我和秋玲竟然还有这样一次机会，可以一起经历我们孩子生命的诞生。

过了不久，秋玲说：“我有点累了，要闭一歇眼睛。等一歇好了叫我一声，噢？”

我陪着安睡的妻子，激动地看着女儿的出生。一个生命诞生了！多么柔弱！又多么坚强！多么可怕！又多么神奇！

馨遐出生仅仅两天之后，秋玲就可以出院了。中午出院之前，护士把我们带进了医院的另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布置得温馨喜庆，暗红色的绣花地毯温暖庄重，深咖啡色的护墙板上挂着孩子天真笑容的照片和春草芬芳的油画。天花板上顶着生日快乐的五彩气球，桌上摆满了丰盛的美味菜肴，一支深红的康乃馨从细巧的花瓶中悄悄地伸展她优雅的丰姿。旁边的配料桌上还放着一瓶法国红酒。

“祝贺你们，好好庆祝你们宝宝的生日，请慢慢享用！”护士说完就随手将门带上。 “我们？”我和秋玲，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了。这是为我们预备的？在医院？是吗?

古典音乐缓缓而起，我绕过餐桌，走过去弯下腰，轻轻地、深深地亲吻着坐在餐椅上，还很虚弱、但脸上闪着幸福满足光泽的秋玲，许久，许久……

我和秋玲面对面坐着，享受着这完全出乎意料的温馨西餐。

“怎么好像是我们的结婚周年庆宴、情人节大餐？我们到美国还没有这么罗曼蒂克过呢！而且一切竟然都是免费的？在医院的住院开刀一切费用都免费之外还有这样的待遇？我们只是外国留学生啊！”

这是我们一生中最美的一餐！这是我们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餐！最难忘的一餐。

我们两人想的比吃的多得多。我们的心里的感触已经无法用言语表达。

在一个几乎是与我们敌对的、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一个共产党员和解放军战士，一个身无分文的外国学生）竟然享受到了在自己共产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享受过的、连做梦都想不到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待遇！

我们的人生现在才开始遇到真正的挑战，我们原有的世界观开始瓦解崩溃了。我开始感到在这个陌生的国家，在这个离中国最偏远的美国农村小镇，在这个与我们所拥有的文化迥然相异的异国他乡，我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思议的、真正人的待遇！

我们得到惊人的尊重，仅仅因为我们是人！而这样的“特殊”待遇在这个国家竟然並不特殊！

秋玲出院那天外面是冰雪世界。堪萨斯无垠的平原白茫茫一片寒朔，干秃秃的树梢也是银花飞舞。我搀扶着两天前刚剖腹产的秋玲从车上步履艰难地走回学校二楼的家中。雪花飘在脸上，寒风凛冽，秋玲不得不哆嗦着靠在我的身上在雪中慢慢移行。

但不知为什么，我们的心却暖暖地融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