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医院里第一眼看见我那刚出生的孩子被护士推出来“分配”给疲软无力躺在床上的妈妈——我的妻子秋玲喂奶时，我几乎不相信我的眼睛！

一个蜷曲不展的小“东西”，稀松披拉着一些黑茸茸毛发的额头，褶皱的眉头，扭曲局促的鼻嘴，眼睛似乎还有些生气，圆滚滚地睁开，迷茫地向着四周来回翻转着，搜寻着这个陌生的世界。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一定是护士搞错了！

“怎么会这么难看？这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怎么会这么难看？”

我环顾四周，这个大约有十五、六个产妇的病房，每个妈妈的孩子都包裹得严严实实，像是十五六个热水瓶，都是眼眉鼻子一撮堆，哪分得清谁是谁啊！

这可真是有点令人沮丧。

 说实话，在此之前，我还从未见过比“这个人”更难看的“人”了！而这个“人”竟是我初生的女儿！她既不象妈妈那么漂亮，也不像爸爸那么俊气。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原来，那是因为之前我从未见过初生的婴孩。原来，每个人都是这么来的，包括我自己，出生的时候不仅一无所有，软弱无助，而且丑陋不堪，根本就不太像“人”。

…… 日月如梭，大女儿韵庐（Lucy）今年28岁了。这个当年不起眼的“丑小丫”，如今已是加拿大著名的“凯特思”连锁社交饭店（Cactus Club）所属一家饭店的总经理。不过五年前，23岁的她走进这家连锁饭店，“要求”在那里工作 ……

人，这个在初生时比动物更脆弱无能的“活物”，为什么竟会从丑陋无助的蠕动状态，脱化出一副矫健无比的体魄，从“两手空空、赤身露体”的“七斤小毛头”，一跃而为具有非凡创造力的精神主宰，从一个弱不自哺、几乎不能单独靠自己生存的“婴儿”，成为一个可以改变世界、几乎无所不能的“巨人”……

生命，像是一个谜，这一刻，什么动静都没有；下一刻，一个活生生的“人”忽然出现了，于是，一个新的世界也随之诞生了！

人，究竟是什么呢？是上帝“形象”精心的创造，还是物质“演变”无聊的结果？

如果我们纯粹从物质——生物的角度来看，人之所以为人、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之处，大概算是头颅中一公斤半重的“灰白色物质体”，那团“最聪明的浆糊”。因为人其它器官都可以移植，唯有大脑例外，而现代医学更以“脑死”作为人死亡的最终依据。换句话说，人的大脑是人“存在”——生命存活唯一的、最终的、最可靠的“依据”。

但十分有趣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太空时代”，人类已经登上月球、抵达火星和冥王星，宇宙飞船早已冲出太阳系进入银河系，巨型电子望远镜甚至可以观测到上亿光年外的宇宙太空、漫无边际地寻找“外星智慧”，皆因这颗“头脑”指导的科学研究已经对地球及宇宙了如指掌。然而人类对自己的这颗大脑——我们生命的“指挥中心”、最终决定我们是谁的最重要的那部分、人类认识世界、征服宇宙的“智囊”，却几乎一无所知。

今天的大脑科学家们十分坦率地告诉我们，人的大脑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仍然是宇宙间最大的“奥秘”，是科学界最无知的领域。

思想一下吧，我们已经“知道”了几乎所有宇宙运行的规律，但我们对这个“知道” 的所在地竟然并“不知道”，我们对我们的思想意识和观念、我们的情感意志和欲望、我们所有的痛苦、梦想和盼望的所在地、我们“身份”和“灵魂”的居所，对自己肩上这颗“高昂的头颅”，却并“不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会“知道”的！

当然，情况似乎正在改变。近二十多年来，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医学科学界的“哥伦布”们依靠最新的电脑图像扫描技术，似乎正在“强行登陆”这块在每个人头颅中仅占区区立方公分的空间、却令好奇的科学家们“望脑兴叹”、十分陌生的“新大陆”。

 我手头有两本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一本是1995年6月号，一本是2014年2月号，对照着看去寻索大脑研究的发展脉络，很有意思。

 1995年期刊以“宁静的革命”为封面标题，报道了当年被称为“我们时代伟大的科学革命”的大脑研究因电脑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突破性发展”，今天看来似乎十分“粗糙”，好像在看五十年代的影片一样。

20年后的2014年，《国家地理》期刊以“大脑的新科学”为封面标题，继续报道这一被称为“本世纪最具革命性的科学突破”。这一次，撰写报道的记者将自己当作“白老鼠”，在研究人员的帮助下，对自己的大脑进行了一次模拟性“登陆”。

在离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不到一箭之遥的美国麻萨诸塞省总医院的“马蹄诺斯生物医学图像中心”（Martinos Center for Biomedical Imaging），大脑成像的专家们运用先进的“散射频谱图像扫描”（diffusion spectrum Imaging scanning）技术，对这位记者头颅中约16万公里长的（可绕地球4圈）大脑神经纤维进行扫描、储存，以重建大脑的三维图像。而这一“强行登陆”所需的“正能量”，竟相当于一艘核潜艇的动力——一座中型城市所需的电力能源。

美国麻省总医院“马蹄诺斯生物医学图像中心”运用“散射频谱图像扫描”对记者的大脑进行扫描。

在如此强大的“正能量”的驱动下，我们终于得以“一瞥”我们大脑深处一幅令人震惊的高清“三维画面”，得知一些从那个“新大陆”传来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信息”——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这就是“真实”的“我们”：那团看上去像白灰色的“浆糊”，原来在其深处，是一个由几千亿个神经元（neuron）和几万亿根神经纤维（neuron fiber）所组成的超级“电子感应世界”，一个纵横交错、井井有条、一个精密有序得令人生畏的“网络宇宙”，一台被当今科学家们称为“宇宙中所发明的最复杂的仪器”。

深度扫描（图像记录）这个“宇宙”所需的数据空间就相当惊人：一颗盐粒般大小的鼠脑数据就相当于全球图书馆三分之二的藏书量。即使科学家们运用最顶尖的设备和技术，也还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对一个老鼠大脑的扫描数据储存。人脑的神经细胞比老鼠多出三千倍，一幅完整的立体高清度“人脑图”，大概需要更长的时间！

然而，规模如此巨大的“一瞥”也还只是停留在生理层面，还是死的、静止的。对于更进一步的问题，比如，那些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宇宙”中来回飞驰的“飞船”——那些“意念”和“思想的火花”、“灵感”和“梦想”，这些“飞船”究竟是从哪儿来的？要到哪儿去？为什么会在这里翱翔？谁在驾驶这些“飞船”？又是谁制造了这些…… 对这些问题，人类更像是刘姥姥还没摸到大观园的门！

报道引用了一位著名脑神经科学家的话来说：“人的大脑仍然是一个尚未开发的未知世界，我们对其如何运作仍然蒙在鼓里。”

今天（2015年10月22日）我在《纽约时报》上又读到一位理论神经学家在谈论有关死后保存大脑并使其在未来“复活”的可能性问题时，几乎重复了这样的意思：“……神经科学正在迅速发展，但距完全弄清楚大脑的功能机制还及其遥远。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希望能够保存一个拥有足够细节的大脑，并在未来的文明中“下载”并“重新创造”这个头脑的时间还相当长，大概需要几千年甚至几百万年时间……”

大脑为何会如此精密？为何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仍然如此神秘莫测？几乎遥不可及？

 从人的“大脑”，我想到了没有那么巨大可怕、比较“简单”、“亲近”的“电脑”。

电脑可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创造”了。今天，电脑全面“经管”着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工具、离不开的“佣人”。

像人的身体一样，电脑看上去是由一些“硬件”组成：机壳形成“骨骼系统”，鼠标、键盘是“感官系统”，中央处理器芯片是“心脏——心血管系统”，记忆体是“大脑的思维系统”，各种线路和接口是“神经系统”，电路插板是各类“内脏”，而电源大概可算是“呼吸系统”……

但是电脑之所以为“电脑”，并非是因为“硬件”，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软件”——“程序”。如果没有“软件”，或不能启动并使用“程序”，即使是黄金白银所铸之“电脑”，也一文不值；但是若是能执行“指令”的电脑，即使再老旧，也能将人造卫星送上天。

电脑的“程序”就是一系列“指令性语言”，“程序”的运作依赖于“启动程序”所创造的“语言环境”。最著名的“启动程序”我们都不陌生，微软的“视窗”、苹果的OS X、还有更新近的谷歌“安卓”等操作系统。

事实上，电脑是一个接收、传发、执行各种“语言”信息的处理系统，一个“非物质”系统，“硬件”只是“载体”。微软、苹果和谷歌之所以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成为全球超级企业，所累积的资财富可敌国，不是因为他们拥有“硬件”，而是因为他们拥有“软件”——“语言”。这无形的“语言”却是有形电脑的“灵魂”和“生命”，拥有“语言”的电脑，“指挥”着一切没有“语言”的物质世界。今天人手一机的“爱疯”现象告诉我们，我们并非要一块时髦精致的“朔料砖”来显耀，我们要的是“信息”的传递，而信息就是语言。

人的“大脑”创造了电脑的“程序语言”，但是人的“大脑”又来自何处呢？人的每一个神经元至少像一台超级“电脑”那样随时“收发”和“处理”信息，人脑是由几千亿台这样精密相接的超级“电脑”所组成。是谁设计、安装和“启动”了我们这个“头脑宇宙”？这颗精密无比、由数千亿脑神经元组成的“高贵的头颅”？是谁在我们的大脑中输入了“语言信息”？

说到“语言”，我想起了1953年。那是很有意思的一年，或许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那一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化学研究生斯坦利·米勒，根据当年科学家们估计地球早期大气环境中的化学成份，在实验室中以高温和电击合成了一些微量氨基酸。实验结果在1953年4月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发表。当时科学界和媒体为之雀跃欢呼，将此誉为首次为“生命从进化起源”提供了“科学证据”的“里程碑”，并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进一步从这些实验中继续提炼、合成、制造出生命蛋白、细胞、以至人。美国著名的无神论天文学家萨根曾宣称：“这是使科学家们确信生命有可能充满宇宙的最重要的一步！”

在同一年，也是一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生物学家詹姆斯·华顿和英国牛津大学的物理研究生克里克共同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论证他们对“DNA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的假设。这一假设最终导致了生命遗传基因“密码”的重大发现。

运用今天的高倍电子显微镜，我们可以观察到精子和卵子的细胞核里各有23条染色体，这23条染色体就像23卷“书”，印着由30亿个DNA字母组成的“密码程序”——启动生命并可运行各种“程序”（我们称之为才能或天赋）。来自父母双方总共46卷“书”（46条染色体）合成“一部”包含着60亿（几乎是世界人口总数）“字母”的“基因巨著”——一个独特的生命，那就是你和我。

 换句话说，你我生命的“这本书”，有着早已“写好”的、并“按装好”的“驱动程序”。如同电脑由“编码程序”驱动一样，生命也是由可遗传的“密码程序”所驱动，不同的是，电脑语言是“二进位”，0和1；生命语言是“四进位”，A、T、C和G。每个人丰富多姿的一生正是以这样充满能量、可复制的“语言”所“书写”的，所“驱动”的。

六十多年前发生的这两个研究方向南辕北辙的科学事件，今天回头去看，似乎具有某种惊人的象征意义。这两个挑战“诺贝尔”的“科学成就”，表面看来似乎并不相干，一个属于化学领域，一个属于生物领域，但实际上它们都试图从科学的角度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生命是什么？

“米勒实验”试图证明，生命纯粹是“物质性”的，是化学性的，是可以从物质（化学元素）演变而来，是没有目的、不靠“外力”、没有智慧设计的自然结果。这是以进化论和唯物主义为思想背景的一次“科学”尝试，它的目的显然是以科学实验最终否定上帝的创造和存在。

华顿、克里克的发现所证实的结果则与“米勒实验”截然相反，它揭示了生命本质的“非物质性”，非化学性。生命来自“基因密码”，这“密码”就是使物质“从无到有”的指令性“程序语言”。而且这一“语言”具有不可逆转性——基因语言制造生命蛋白，而生命蛋白却无法反馈和影响“基因语言”，这一生命特质使物质“进化”为人成为不可能。很显然，基因密码的发现彻底否定了“进化论”。

所以尽管当年轰动一时，今天已鲜有人再提“米勒实验”。除了方法和成份存在争议之外，实验本身就是一个“死胡同”——不仅证明无法继续将化学反应出的微量氨基酸进一步“制造”出生命蛋白及更复杂的细胞，而且实验本身就是一种掌控下的“再创造”，即使有任何意义上的“成功”，也并不就证明生命一定来自“自然”的“进化”，反而显示了“特定条件”的“设定”和“掌控”对生命元素出现的必要性。从今天的科学研究来看，当时的这个“实验”完全是在“进化论”影响下的一种“幼稚”的、被误导的、近乎异想天开的“闭门造车”，没有什么“科学”价值。尽管进化论学者们多次将其提名诺贝尔奖，但至终与诺贝尔奖绝缘。

而华顿、克里克的发现则于1962年即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且在过去六十年来越来越显示出其里程碑的重要性。它被誉为是过去100年来生物界最伟大的发现、二十世纪科学界最伟大的成就，对今天以至今后100年的生物和生命研究正在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今天的科学告诉我们，生命是一本充满“语言”和信息、比《莎士比亚全集》更伟大的“巨著”！那么，很自然的，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本书的“作者”是谁？

1988年1月，《新闻周刊》报道了人类基因研究的最新发现。细胞分子人类学家根据基因序列的深入研究，从母系染色体基因发现了“粒线体夏娃”（Mitochondrial Eve），即当今全人类女性、也就是所有人之“母”。这项研究成果的论文发表在1987年的《科学》杂志上。为此《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出现了“亚当和夏娃”的形象，并以“寻找亚当和夏娃”作为封面标题。不过这家具有无神论倾向的杂志冠上了“科学家探索一个有争议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的副标题，同时“亚当”“夏娃”的形象也具有某种怀疑、嘲讽和调侃的意味，似乎表示这项研究并非最终结论。

2003年是克里克、华顿基因结构重大发现的五十周年，全世界科学界和媒体都在庆祝这一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美国《时代》周刊也为此进行了专题性报道。

极富深意的是，在1988年，《新闻周刊》似乎是以审视和不以为然的态度报道了“粒线体夏娃”的发现；而十五年之后的2003年，同样是具有无神论倾向的《时代》周刊却是以一种更确定和体面的姿态，向全世界重新正式介绍了“亚当”和“夏娃”。

自从1987年因母性粒线体而发现了“夏娃”之后，科学家们进一步从父系基因中发现了“亚当”——被称为“Y染色体亚当”（Y-chromosomal Adam），这是今天全人类所有男性之“父”。这项研究成果分别在1995年英国最具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和美国最具权威性的科学杂志《科学》上发表。

为此，《时代》周刊在庆祝报道封面上的“亚当”和“夏娃”显得沉着自信、雍容高贵，毫不犹豫地带着初生时完美的天真和纯朴、期待和幸福……

这一切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一切至少告诉我们，人生这部“巨著”的作者除了上帝之外别无答案！人类对“自己”的认识在科学的轨道上转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了最古老的《圣经》在《创世纪》中对人类起源的记载：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亚当）造女（夏娃）。’”

《圣经》甚至向我们解释了为何上帝只造一人：“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吗？… 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祂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祂愿人得虔诚的后裔。”

今天，当“亚当、夏娃”从神秘的“宗教迷雾”中走了出来，登上众目睽睽的“科学殿堂”时，唯物论者、无神论者、进化论者竟然无言以对，他们的“大脑”只会删除所谓“宗教”的信息，但却无法处理这些“莫名其妙”的“科学”数据和信息，所以只能“死机”。他们无法否认，科学已经证明来自圣经的“亚当夏娃”才是他们的“爹妈”，而爬了几亿年的猴子不是。也因此，一个多世纪以来所有以“科学”名义的“进化”努力，最终毁在了“科学的手中”，在科学的铁证面前，人类“进化”的神话，只得付诸东流。

而我们，在终于摆脱了“猿人”噩梦之后，在释然之余仍然惊叹不已：原来，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奥秘——我们的价值和尊严来自那至高无上神圣的形象，我们人生这本书真有一位伟大卓越的作者，我们的生命得以辉煌原来是因为我们是祂永恒中的创造，是祂精心的杰作！

“我们的探索将永不止息，

而我们一切探索的终点将会到达我们探索开始时的起点，

于是我们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地方。”

——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诗人T. S. 艾略特

最近媒体公布了美国太空总署所拍摄到的一颗离地球1,400光年之遥的星球（开普勒—452b）的照片，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

从地球到这颗星球，即使以“光”的速度，都需要“穿越”1,400年才能抵达！如此遥远的一颗行星，为什么会赢得美国太空总署（宇航局）“开普勒太空望远镜”的青睐，成为太阳系外亿万颗星球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呢？

原因是，据报道，这是目前为止在外太空发现的唯一一颗“类似” 地球的行星。这颗行星的直径约比地球大60%，而且也像地球一样不远不近地围绕着一颗大约不到我们太阳一半光度的恒星公转着，处于宇宙中所谓的“适宜生命地带”。

“像”地球又怎么样呢？地球在宇宙中大概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说起来很有意思，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全世界各民族都保持着几乎相同的有关上帝创造的“神话传说”。全人类的这种“共同记忆”是：上帝（神）创造了天（宇宙太空）、地（地球）、人（生命和智慧）！虽然这种记忆在各民族中有着不同程度的模糊和淡化、甚至扭曲和走样。

希伯来《圣经》所描述的宇宙起源和上帝的创造，是这个“共同记忆”最为清晰简洁、最有条理的精辟总结。《圣经》中上帝几乎以第一人称直接告诉我们：地球是为人所“特别”预备的家园，从光、大气层和宇宙中的天体万物，到植物、动物有秩序的出现，都是上帝“话语”的精心设计和完美创造。

两千年来，人类以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为宇宙观，认为自己所居住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不过，哥白尼500多年前发表的“天体运行论”改变了这一切，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从“地心说”转到“日心说”，又从“日心说”到“宇宙中心说”、“多重宇宙说”……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不少科学家开始认为地球在宇宙中并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原因是，19世纪下半叶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提出了“进化”的新理论：人是由物质“进化”的产物，是一连串“偶然”变化的结果，并非之前所认为的是上帝独特的创造。既然上帝不存在，这个宇宙就应该是永恒的吧！既然宇宙和物质是永恒的，那么在永恒的宇宙中出现地球这样的星球应该没有什么了不起，宇宙中的每颗星球都有可能从物质的化学反应中进化出类似人类、甚至比人类更高级的生物。

1921年以来在美国加州威尔逊天文台的“哈勃太空望远镜”向我们展示的浩瀚的银河系及银河系以外的宇宙，似乎印证和强化了这一观念：地球看起来确实是永恒宇宙中亿万颗大同小异星球中微不足道的一颗而已。

根据这样的 “科学”认知，既然地球上的生命可以到处自己“出现”和“进化”，那么其它星球上的情况自然也“应该如此”。科学家们开始“相信”月亮上应该有人，至少应该有生命迹象…… 离地球最近的火星应该有生命，至少从照片上看好像有高山有峡谷，有峡谷就应该有河流 …… 其他星球上也一定有“智慧生物”…… 而且应该到处都有。

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天文学家法兰克·德雷克（Frank Drake 1930 -）和其他一些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在全球发起了“搜寻外星（或地外）生命”计划（SETI）。德雷克不仅在1960年率先开始以无线电信号向外太空发布人类信息，希望“外星人”回应，而且还提出了著名的“德雷克方程”，计算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的“数量”，因为他“坚信”，太空中存在着无数的“地外文明”。

世界各地的科研机构纷纷响应，到处架起了巨型太空信号接收器，“竖起耳朵”，监听来自宇宙——外太空任何星球所发出的任何“有意义”（meaningful）、“有规律”（pattern）的信号，及“外星人”的信号。

1977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向太空同时发射了“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宇宙飞船。“旅行者1号”成为人类有史以来飞离地球最远、第一个脱离太阳系、至今仍在离地球140亿公里以外的外太空向更远的方向飞行的人造飞行器。

在升空之后13年，1990年2月14日，“旅行者1号”终于飞抵太阳系的边界，那是人类从未到过的地方——离地球40亿英里（大约60亿公里）之遥。在抵达太阳系的边界之后，“旅行者1号”再一次回转头来，迎向太阳，面对着整个太阳系，摄下了太阳系边缘所看到的地球——一个处于一条长长太阳光带中几乎看不到的小蓝点！

对此，美国著名宇宙天文学家、电影《接触》和电视系列剧《宇宙》的作者卡尔·萨根（Carl Sagan, 1934-1996）曾写过一本“预言性”的“科学”著作：《苍白的蓝点——太空中人类未来的愿景》（Pale Blue Dot——A Vision of the Human Future in Space）。

萨根说：“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所发现的就是：我们生活在一颗微不足道的星球上，这颗星球座落在一个失落寂寞的太阳系中，这个太阳系又座落在一个被丢在一边的银河系中，这个银河系在宇宙中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而在这个宇宙中，银河系比地球上的人还要多。”

“地球在巨大的、包裹着的宇宙黑暗中只是一个孤独的斑点”。“…… 银河系应该存在着几百几千、甚至几十万个文明体系……”

萨根相信太阳系中至少木星和冥王星都应该有生命。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首席宇航学家罗伯特·杰斯特罗（Robert Jestrow 1925-2008）也认为：“宇宙充满着不计其数的地球、也许还充满着不计其数的生命形式。”

就象地球上的“进化”考古学家们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忙着在地球上到处“挖地三尺”，希望在地质层中找到“进化”“中间链”的证据一样，太空天文学家急于找到外星生命，以证明科学对上帝的胜利。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到21世纪的“好奇号”火星探测器在火星登陆，每一次科学界都兴奋一阵子，然后就陷入不可思议的“失望”之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观察整个银河系，但外太空却迄今为止保持着“可怕的沉默”，除了地球之外，硬是没有出现任何生命的蛛丝马迹。

“诺大”一个宇宙，“一点面子”都不给人类的科学家们，就像在整个地球的地层中始终找不到达尔文曾经确信应该存在的支持其进化论的“中间链”证据一样。

只有“好莱坞”半个世纪来还在持续这种亢奋，甚至比科学界更“科学”，不断在银幕上 “创造”出富有想象力的“尖端”“科学幻想片”，将科学家们大胆预测、梦寐以求却杳无踪迹的“外星生命”活龙活现地展现在观众眼前。《外星人》、《星球大战》、《阿凡达》、《星际迷航》等电影和连环画不断打破票房和发行纪录，大有越俎代包之势，真可谓墙内开花墙外香。

但是“科学幻想”是“科学”吗？以“科学的名义”的迷信不还是迷信吗？

渐渐地，一些科学家们开始从对宇宙太空的“幻想”中“清醒”过来，重新将目光转回到地球。他们发现，原来，生命在地球上出现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么容易和简单，生命的诞生和存在需要有众多互为前提的“绝对标准”和“先决条件”。

2003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彼得·华德向科学界“一边倒”的“地球无足轻重”的看法发出了挑战，发表了《罕见的地球——为什么宇宙中复杂生命并非寻常》（Rare Earth: Why Complex Life Is Uncommon in the Universe）一书。

2004年由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吉列尔摩·冈萨雷斯和哲学家杰·理查德合著的《恩宠之星——为什么宇宙中的地球是为我们科学发现而设计的》（The Privileged Planet: How Our Place in the Cosmos Is Designed for Discovery）发表，更深入地从科学的角度探讨了地球所具有的智慧设计的特性。其论证表明，地球不仅罕见，而且完全是为了人类生命的存在而精密设计的。

举一个最简单易懂的例子，我们今天都知道雾霾pm2.5对人体的危害。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的报告，全世界每年因pm2.5颗粒空气污染导致过早死亡的人口超过200万。而中国的此类空气污染使城市居民的寿命减少18年。雾霾是“标准空气”在成份比例上产生了变化。因为包裹着地球的大气层——“标准空气”是由精密到多位小数点的气体比例组合而成：78.084%的氮气，20.946%的氧气，0.934%氬，0.0340%二氧化碳，及其它不到0.001%的少量气体。没有这些气体如此精密的比例组合，就不可能有水和复杂生命体的存在。而这些比例稍作改变就会导致生命死亡的威胁。雾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如果观察和保持大气层中成份的比例都需要人类最发达的智慧，难道如此精密的空气比例设定却会是没有智慧和随意性的“进化”而来？

加拿大天体物理学家休·罗斯（Hugh Ross）在《造物主和宇宙》一书中对类似大气层等在地球上适宜生命存在的33个互为前提条件的“标准”在宇宙中同时出现的概率进行计算，结果是，1/10 -20 ，即，万亿亿分之一，用普通话来说，就是“万万不可能”。

在将近一个世纪对外太空的观察和搜寻之后，科学家们发现，原来我们所生存的地球在宇宙中是如此“特殊”，“几乎”是绝无仅有！如果我们撇开近代幼稚的宇宙物理中心概念，以科学的现实来看，除非有新的发现，我们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宇宙多么浩瀚广袤，地球确实是宇宙中唯一的“恩宠之星”，是宇宙中唯一一个适合一切生命、并拥有最高智慧——人的存在的星球，处于宇宙中最适合观察整个宇宙、最利于科学研究的最佳位置。

今天所发现的这颗“类似地球” 的星球，尽管远在“天边”1,400光年以外，科学界还是十分兴奋，称之为“地球表兄”（earth’s cousin）。但要确证该星球上真有生命，真是可与地球“称兄道弟”的“表兄”，恐怕还为时过早。

虽然半个世纪以来搜寻“外星人”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目标，而且似乎离目标越来越远了，那些原本是为了接收“外星信号”的“天线装置”也都几乎废弃了。但这一努力也并非完全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二十世纪有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正是出于这一努力，只不过是属于“歪打正着”。

1963年，在新泽西州“贝尔实验室”的两位无线电天文学家，阿诺·彭齐亚斯和罗伯特·威尔逊，“无意中”发现，他们竖起的为搜寻“外星人”的超级微电波信号接收器收到了一种奇怪的噪声。

经测试研究，他们所接收到的“噪声”是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波”。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为搜寻“外星人”所竖起的信号接收器并没有发现“外星人”，却“稀里糊涂”地发现了上帝——宇宙的“第一推动”，因为这一辐射波源于宇宙开端，后来被称为“上帝在创世时所发出的终极信号”。

为此，他们几乎是“莫名其妙”获得了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因为他们的发现证实了“大爆炸理论”——一个关于宇宙开端的理论假说。这个假说是由比利时宇宙天体物理学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提出的，他的名字叫乔治·勒梅特（George Lemaitre），是天主教鲁汶大学教授，一位天主教神父。

我们不禁要问：所谓的“大爆炸”不就是证明了“第一推动”的存在？除了上帝，还有“谁”是“第一推动”？除了上帝，还有“谁”能够“爆”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宇宙，一个拥有人类、微积分、一个“江山如画”的“地球”？

如果加上获得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希格斯玻色子”理论——被称为“上帝粒子”，以及二十世纪人类最重大的发现之一——DNA遗传基因（生命基本上就是由四个字母所组成的语言密码——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主持人类基因组工程的遗传学家法兰西斯·柯林斯博士 (Francis. Collins）在他的著作中将遗传基因称之为“上帝的语言”），我们不难看出，今天最“尖端”的科学发展几乎都围绕着“上帝的创造”和“生命的起源”这些人类思想的永恒主题。

爱因斯坦曾说过：“宇宙中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个宇宙竟然能够被理解。”

如果上帝不存在，如果仅从无神论的角度来看，爱因斯坦这个问题不仅无解，甚至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但是，如果上帝存在，最不能理解的就成了最容易理解的了：因为上帝希望我们通过理解祂精心创造的宇宙，去理解祂对人类的关爱。

今天科学的发展，不是越来越证明这一点吗？

五百多年前，波兰天体物理学家、天主教教士哥白尼发表的《天体运行论》，引起了史家称之为的“哥白尼革命”，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真正的“科学探索”，产生了人类科学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虽然哥白尼对太阳系运转的描述，与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后来所创立的现代科学一样，是来自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和对上帝所创造的宇宙精致美丽设计的坚定信念，但是后来的人们却往往将哥白尼的“科学方法”凌驾于“科学之母”——对上帝的信仰之上。

五百年后的今天，比利时宇宙天体物理学家、天主教神父勒梅特提出的“宇宙开端理论”（大爆炸理论），以“纯粹”的“科学研究”探讨宇宙的终极来源，最终证明宇宙有一个“绝对的开端”，打破了长期以来“物质永恒”的“无神论”宇宙观，导致了今天人类思想观念和信仰更深远的巨大变革。这一科学发现，不仅激发了科学家们对我们所生存地球的价值、目的和意义的进一步研究，而且又将我们直接带回到了《圣经》在三千五百多年前向人类发出的永恒宣告：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二十世纪英国著名诗人艾略特曾意蕴深长地说过：

  “我们的探索将永不止息，

而我们一切探索的终点将会到达我们探索开始时的起点，

于是我们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正是“上帝”自己吗？！  

孩子一出生，做父母的想象力会一下子丰富起来：自己的孩子会不会是个小爱因斯坦？谁知道呢？不管怎样，绝不能错失良机，一定要尽早培养。

我的老三，儿子凯文（Kevin）出生后，我就一直在考虑什么时候该给他买一套男孩子的玩具——“乐高”（Lego）积木，以开发他早期的“智力”和“想象力”。

至今为止，凯文在“乐高”智力积木世界中所“设计创作”的最大项目是拼搭组装了一架波音747飞机，但飞机的一个机翼仍然“残缺”，因缺了几个“零部件”而无法完成。

姐姐馨遐（Cynthia）倒常常独自在那间“乐高”积木房间流连驻足，“创作”完成了不少“有生命”的中小型“作品”。

有一天，我到馨遐的房间，偶尔看见她花了几个小时拼搭组装的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看着边上还有一大堆散躺在那里的积木“等待”着被拼搭时，我的脑海中忽然出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如果没有人的拼搭，这一大堆无知无觉、横七竖八躺在那里的塑料积木，会不会‘自动组合’成一个‘积木人’？那架未完成的飞机会不会‘自己’慢慢‘完成’残缺的机翼？甚至会不会有一天忽然冲动起来，展翅高飞呢？”

头脑正常的父母大概不会去问自己孩子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很显然，这是一个违反理性常识的问题。但这不是一个关于“进化”的问题吗？我脑海中根深蒂固的“进化论”观念常常会跃然而出。

 我一本正经地分别问了馨遐和凯文这个问题。他们以不知所措和古怪的眼光看着我，他们不相信他们的爸爸会如此“不正经”，他们不知道该不该回答我的问题，他们觉得我问这个问题有点动机不纯……

当他们悟到了我要说什么时，就会意地笑了起来。毕竟，我们平时有足够的时间讨论科学与信仰、进化与创造、理性与灵性等人生终极问题。这不过是“进化论”的低级版本——“积木自拼论”，是“无神论”的“乐高版”——“无人论”。

 有谁见过一堆积木，会在没有人“智力”干预的情况下，毫无“共同的革命目标”，却“碰巧”走到一起来了、“偶然”组合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玩具？

思想一下吧，“乐高世界”与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多么“相像”：飞机，火车，人，建筑和城市——就好象是我们这个世界一个“死板”的“拷贝”。如果我们的孩子能拼搭出其中的一个，我们一定会赞不绝口，因为毫无疑问，这是孩子们“智力”创作（或艺术拷贝）的结果，我们绝不会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因为“自然而然”其实是比白痴更“无知”的一种状态，白痴至少还属于“智力”范围之内，只不过“智力”少得可怜而已。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我们生存的这个无限“智慧”的世界是完全出于非“智慧”、比“白痴”还要白痴的“自然而然”呢？

甚至那些塑料积木——“乐高世界”的“建筑”材料也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它们也是人“智慧”的产物。这些看起来“简易粗糙”的塑料积木，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它们是乐高公司设计师“智慧”的结晶。

“乐高”积木以高强度ABS树脂合成塑料制作而成，以圈扣设计，其精准度或误差仅为<0.001pm，小于百分之一毫米，肉眼完全无法辨别。基于这个“最低标准”，任何一块“乐高积木”才得以与其任何一块“乐高积木”既紧密相扣，又易于分拆，使得一个潜力无限的“乐高世界”得以被“创造”出来。据测试，六块标准乐高积木就可以有超过9亿种不同组合的可能性。

2014年，总部设在伦敦的品牌评估权威“品牌财经”（Brand Finance）将“乐高”评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品牌冠军。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一个简单死板、没有生命、纯属模仿的积木玩具的产生尚且需要上百名设计师、上千台电脑、模具、机器及多家大规模制作工厂，那么我们所生存的这个被“乐高积木”所模仿、与“乐高”相比更具无限的精密度和复杂性的生命系统和大千世界，不是更需要有一位智慧卓绝的超级“设计师”吗？

“乐高积木”只是向我们证实了这样一个基本常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自然而然”而来，无论是根据理性逻辑、生活经验还是科学观察，我们都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例子，即使是玩具的“方块积木”！

我们不能对自己的孩子能背几首唐诗宋词所展现的“智力”沾沾自喜，却否认唐诗宋词作者的“存在”和他们的智慧创作。

今天，“无神进化论”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实并不是“有神论”，而是人类的理性常识，尤其是“因果律”。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理性和逻辑前提的“因果律”告诉我们，我们所见的一切现象都是其原因所导致的结果。就象具有创意的设计师和制造商及具有智慧的孩子们是“乐高世界”产生的原因一样，我们生存的这个宇宙世界也一定而且必须是由一个“原因”引起的，这就是所谓“第一因”或“第一推动”的逻辑推理和假设。

这个“第一因”和“第一推动”，我们一般称之为“神”，或“上帝”。

没有人的存在、人智慧的设计制作和拼搭，就不会有“乐高世界”的存在；同理，没有“上帝”的先决存在及其伟大智慧的创造，就无法解释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充满智慧”的世界究竟是从何而来。

这是最基本的“因果律”所得出的常识性结论。

 “乐高积木”被称为“智力”游戏不是没有道理的。将一堆散乱无序的物体配搭组合成一个有秩序、有规则、有“意义”并有效运行的系统，一定是智慧的结晶。比如说，当我们在玩具店的橱窗中看到一架“乐高”积木飞机，就知道一定是有人拼搭而成，不会是积木偶然碰巧撞在一起“自己”组成了这架“飞机”；当我们在地上看到一块精准的瑞士手表，我们不假思索就知道，这一定是什么人掉在这里了，而绝不会“误以为”这块手表是从泥土中“自然”“进化”而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理性常识告诉我们，无论是积木飞机还是实物手表，它们都是一个结构系统，而一切结构系统一定都出自“有目的”的“智慧”设计。

而且，“智慧”具有无限的等级性。积木飞机、比例相等但不能起飞的模型飞机和真正的飞机是不同等级的系统，来自不同等级的智力创造。“乐高积木”的拼搭蓝图就是由成人专业设计师根据不同的年龄等级来设计的，从儿童到青少年。不言而喻，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高智慧（intelligence）的参与，即使是像“乐高”那样的玩具拷贝和模仿品。以此类推，“最原始”的“创作”必然需要“最高级”的“智慧”。

所以，当我们看到比瑞士表更精准的日月星宿在浩瀚的宇宙中有规律的运转（事实上，瑞士表正是根据宇宙钟的时间来定时的），看到比人类制造的最先进的飞机复杂奇妙无数倍、且具有生命气息的飞鸟走兽，看到地球上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滋养着万物生长，当我们欣赏着美丽壮观、永远看不厌的日出日落、蓝天白云、高山峻岭、江川河流，我们猜测、推理、寻求、相信有一位无限大能的上帝创造了这一切，又有什么稀奇的呢？

那些最伟大的艺术家所“创作”的艺术品，不正是因为模仿和拷贝了这个伟大的“原创真迹”而价值连城？而这些艺术品不过拥有“原作”亿万分之一的精度和美感而已；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不也是仅仅因为“打开盖子”（discover）“发现”了那些与创世俱来的物质世界内在的结构系统——科学“规律”和“公理”而名垂千古吗？

有一天，馨遐带回家一盒类似“乐高”积木的“玩具”。不同的是，这是一盒“圆球积木”。原来，这是一盒“有机化学分子模具”，是大学生和科学家们的“乐高积木”。他们所拼搭组装的“积木”类似“乐高积木”，但却是模拟一个更高等级、更深层次的“智慧”设计——我们称之为“科学规律”。

由此，我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对比：“乐高积木”是以缩小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的尺寸“模仿”可见的宏观物质世界；而“分子模具”则以放大十万、百万、乃至千万倍的尺寸“模拟”那不可见的微观分子结构，而这两个方向相反探索的对象其实是“同一个”世界。我们可以想见这个世界的“背后”和“里面”所拥有的层次无限的智慧考量和设计，而这种几乎超越智慧的设计怎么有可能是“无缘无故”、从低级到高级、自然进化而来的呢？

科学巨人牛顿也曾有一件非常著名的“玩具”流传下来。

有一次，牛顿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位不信上帝的科学家朋友。那位朋友走进牛顿的工作室，就看见了牛顿工作室中的桌上摆放着一座制作精致的太阳系模型。他惊讶不已。他把牛顿晾在一边，围绕着模型，前后来回不停地走着，上下左右不断地打量着，目不转睛地盯着模型……激赏之余，头也不回地问牛顿：

 “如此美妙精致的模型，你是请谁制作的呀？”

牛顿不吱声。

那位客人又追问了一句。

 牛顿还是不吱声。

那位客人急了。u

 于是，牛顿似乎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没有人制作的，它凑巧就在那里的，自己躺在那里的。”

 “开玩笑，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吧？”

牛顿慢慢抬起头来，眼神直直地盯着这位朋友，一字一顿地对他说：“这台模型不过是真实的太阳系一个微不足道的赝品而已。对于一件模仿品，你尚且知道一定有人制作，对这个模型所仿造的那个精确运行、浩瀚无比的‘伟大杰作’，你却说，没有‘上帝’的创造，是自然而然来的？”

这位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深深地相信，人类之所以能够认识宇宙中精密运行的规律是因为这个宇宙是上帝智慧的设计和创造，人可以通过上帝所赋予的有限智慧去认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背后的无限智慧。牛顿告诉我们，人类所知道和了解的，永远会比不知道和不了解的要少得多，因为有限的人类智慧只能接近但却永远无法穷尽造物主那无限的智慧。牛顿，作为拥有人类最伟大头脑的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在“真理”的大海边上玩耍、捡了几个贝壳的孩童而已。

牛顿仿佛像是在谈论他的“乐高积木”……

“上帝”（神）的观念是与人类创世同龄的最古老的观念。中国也不例外。

历史上，中国人对“上帝”其实并不陌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不仅有敬“天”和祭“天”的传统——北京的“天坛”就是最显赫的皇家祭坛，而且民间百姓的口头禅中也都离不开“苍天保佑”、“老天开眼”、“天打五雷轰”、“有情天”等提及“天”的习惯语。根据这些生活用语就可以看出，中国人所谓的“天”就是使日月照耀、四季周转、风调雨顺、万物生长的造物主，是人类的“终极审判官”，是有恩典情义的上帝。

中国人特别注重“福”，尤其是家庭的福气。我们每年春节家家都倒贴“福到”，意味着我们所祈求的“福”是从“天”而降的，而绝非从邻居“土地公公”那里碰运气撞来的。“福”与“祭祀”犹如人神之间的双车道，祭祀是人向“天”的敬畏和感恩，福是“天”向人所赐的“恩典”和“好处”。

而 “仓颉造字，泄漏天机”，正是对中华民族敬“天”传统的文字总结。

但是从20世纪开始，从“西方”刮来一阵以“进化论”为动力、强劲无比的“无神论”“西风”，终于使几千年来中国人心中敬畏的“天”塌了下来。事实上，这股“无神论”的“西风”借着“科学”和“进步”的名义，在二十世纪几乎将整个人类推到自我毁灭的边缘，并且不断蚕食着人类自创世以来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和价值体系。

“无神论”显然来自“西方”——“进化论”来自英国人达尔文，与之相应的“最先进”的社会革命思想也明明来自西方——流亡英国的德国人马克思、流亡欧洲的俄国人列宁。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仅这些毁灭性的思想和观念变成了“中国特色”，而且我们还开始顶礼膜拜这些“西人”，他们好像成了我们的“祖宗”，成了中国人的“天”，似乎今天的中华民族不是从敬天的炎黄而来，不是从治水的大禹而来，不是从“神州”而来，不是从“泄漏天机”的仓稷而来，却是从19世纪西方世界的“无神论”、“进化论”、“共产主义”而来。

不仅如此，我们反过来却将全人类（包括中华民族）历来共同敬畏的“造物主”——我们的“天”——说成是“西方”的上帝，将人类（包括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真正的“福气”——人类的基本道义准则，都说成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自由人权”是西方的，“民主法制”是西方的，因为他们与“西方”的“上帝”有关，就与中国人无关。似乎天空可以分成两半，月亮可以分为“东”、“西”，太阳也有“南”、“北”，于是，一切观念和制度上的好东西——那些“大福”，那些造就国家民族之福的观念和制度、信仰和文明，都成了“西方”的，而我们剩下的，只有“鸡地皮”（GDP），只有“丛林法则”，只有“你懂的”。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 “上帝”——中国人的“天”——已经成了奇怪和陌生的“新生事物”。按照当代中国人被“耳提面命”“灌顶”教育多年的“无神论”和“进化论”的观点来看，提出“上帝”问题本身几乎就是愚昧无知和落后的表现。

二十世纪，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消灭”“上帝”和“有神论”思想的“革命性”世纪，是一个“无神论”“深入人心”的世纪。而我们“有幸”生长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在这一“革命”的“大本营”中，我们与上帝完全隔绝。

我们以为，上帝已经永远地成为“过去”，上帝已经永远地消失在古老久远的人类记忆中，我们将会永远生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新时代”！

但是却不料，在上帝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消失，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尚未结束之前，这个处于“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曾经天天宣称“上帝”不再存在的“新社会”，在“存在”了不过几十年之后，在二十世纪还没结束之前却骤然垮台、顿然消失，不复“存在”了，令世人看得目瞪口呆，无话可说。

当二十世纪尘埃落定，世界进入第二十一世纪时，我们更发现，人类不仅将“一定要实现”的“英特纳雄耐尔”“崇高理想”彻底抛弃，而且“落叶归根”，拜倒在既“看不见”又“不存在”的上帝——中国人的“天”——的脚下。

根据我手头上2008年《时代周刊年鉴——大英百科全书》（Time Almanac powered by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的统计数据，在2007年全世界66亿人口中，拥有各种宗教信仰（有神论者）的人数达57亿，占世界总人口的86%，无宗教信仰者7.7亿，占世界人口的11.7%，无神论者1.5亿，占世界人口的2.3%。

也就是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57亿，86%）相信上帝（或某种神灵）的存在，小部分人（7.7亿，11.7%）对上帝（或神灵）抱着无所谓、不置可否或怀疑的态度，只有“极少数”人（1.5亿，2.3%）不相信（否认）上帝的存在。

这是令人震惊的数据。对于一个一生受彻底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教育、来自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之多、以“无神论”为主导思想的国家的人来说，“无神论”者在全人类中连“少数”都够不上——用我们以前的惯用语来形容，只是“极少数”，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事实上，今天人类的大多数相信有“神”这一事实（数字）对于“无神论”来说是灭顶之灾：“无神论”者不仅无法解释这一几乎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据，而且也彻底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信誉”——因为所有“伟大”的“无神论”思想家和革命家都曾向全世界大声宣告，随着人类的进化、教育的普及、科学的发展，“迷信上帝”的宗教信仰都终将消失。然而时间证明，他们的宣告都是谬论——如果不是谎言的话。

《时代周刊年鉴——大英百科全书》是我们今天所能获得的每年度有关人类和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最可靠的数据统计资料，由过去三百年来全世界最具权威的学术研究机构——“大英百科全书”所提供，主流媒体《时代》周刊（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无神论倾向）出版发行。它们既非宗教机构，也非政治团体，既没有篡改数据的前科，也没有夸大事实的必要，而且这一数据每年都在更新。

对于世界人口宗教信仰的统计，该《年鉴》特别说明了其数字来源的渠道：

1. 根据世界各宗教团体信徒的登记数据（自1750年开始，全世界的基督教会开始统计信徒人口数据）；

2. 根据世界上半数以上的国家所进行的人口普查统计数据；

3. 根据全世界每个国家有关宗教问题的27,000本专著以及将近9,000本官方发表的年度报告及政策指南。

我们也许可以怀疑无神论者的人数统计，但是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的数据却不容我们有多少怀疑空间，因为这是根据世界各国各宗教团体信徒人数的登记和调查得出的。而这一部分人，已经先“占据”了世界人口的86%！

86%的“大头”都跑了，剩下的那么一点点“粥”，你再怎么分也还是“入不敷出”！况且，即使是中国这个“无神论”主导的国家，也已“今非昔比”、并非铁板一块了，只要看看全国各地求神拜佛的寺院庙宇终日缭绕的烟香雾气，就可略知一二。 

《年鉴》特别说明，无神论者和无宗教信仰人口的多数来自中国。如果中国是一个“信仰开放”的国家的话，“无神论”者在世界上的比例可能会更低。 

该《年鉴》对美国人的宗教信仰统计数据显示，在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相信“有神”的人占全国人口的88.1%，无宗教信仰者（怀疑论者或不关心信仰的人）占11.5%，无神论者占0.4%。

《年鉴》还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一个世纪前的1900年，当时美国的无宗教信仰者只占1.3%，无神论者全美国总共只有1千人，在当时美国7,600万的总人口中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过去半个世纪无神论的“普及教育”下，这一“族群”有了“长足的进步”，“无神论者”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从1000人“猛增”到110万人，但却似乎仍然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那也只不过占美国人口的0.4%。

欧洲远比美国“世俗”，无宗教和无神论者有1.4亿，但那也只占欧洲人口的19%，81%相信“有神”。

《年鉴》特别指出，大大出乎西方“主流”“无神论”界的意料之外，宗教信仰在全球具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反而是全世界无宗教信仰和无神论者的人数在过去几十年间逐年下降。 

另据佩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0年发布的《全球宗教观察》报告显示，全球69亿人口中，84%有宗教信仰，11亿无宗教信仰（含坚定的无神论者）人口的62%在中国，占中国人口的52.5%。 

对我来说，这些统计数据所反映的信仰世界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所不很熟悉的。其中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进化论、无神论的观念从西方到东方，几乎是铺天盖地、席卷全球，尤其是在最重要的传播媒体和教育领域。“上帝”的观念完全被排除在新闻和学校之外，你在媒体上和学校教科书上几乎完全看不到有“上帝”和“神”的字眼，上帝似乎根本不存在。在这一点上，一切几乎都相反的中国和美国倒几乎完全相同。然而，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无神”大环境下，人类的大多数“不畏强权”，仍然相信“有神”，这一“残酷”的现实，会令任何一位有思想的“无神论”者瞠目结舌，百思不得其解。

从“无神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角度来看，人类的“信仰”实践是检验“有神论”和“无神论”孰是孰非的“唯一标准”，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进化论”理论试图向我们作出的“解释”是：人类相信上帝不是因为上帝真的存在，而是因为在远古时代人类对“天”的无知恐惧和愚昧落后所致，一旦人类进化到“高级阶段”，人类对上帝的迷信就会消失。根据“进化论”的这个逻辑，结论只能是：或者人类从未进化，或者，上帝始终存在。 

我从这些数据中还看到几个令人瞩目、富有深意的现象：

1. 虽然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各方面的发展极不平衡，但在对“上帝”的认知（信仰）上，却与最发达的美国没有什么根本不同（有神论者都在80%以上）。

2. 中国在前三十年，为了“社会发展”，实行了“高度的思想统一”，不允许有任何个人宗教信仰的自由，导致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停止落后、接近崩溃的边缘；而在近三十年的社会改革开放中对宗教信仰开始有所松动，信仰人数也不断增长，反而使社会和经济各方面都有发展。也就是说，至少，宗教信仰自由与社会发展并不矛盾。 

也许这是“上帝存在”最浅显、最表面、但也是最有力的“科学”（统计）明证——即使在这个“无神进化论”极为普及、观念日趋多元化的时代，相信上帝的人——“有神论者”仍然是大多数！ 

在文革结束前后，我那时十七、八岁，我曾读到一篇写于19世纪的文学评著，其中一句话让我至今回味不已：“上帝，自然，人，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我当时觉得有点纳闷和惊讶：自然和人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虚无缥缈、“不存在”的上帝怎么会成为文学的主题？而且是永恒的主题？为什么有人会要写上帝呢？是这位其它方面都智慧超群的作家在这方面的宗教迷信？还是……

我完全是一头雾水，这可是一位思想深邃的文学大师啊！面对着这篇权威性的文学评著，我当时心里在想：大概这就是“时代的烙印”吧？即使这位我所景仰的作家也不能例外，这就是宗教迷信和“精神鸦片”害人不浅的结果吧，到了我们这一代，“上帝”这个“迷信”“鸦片”就一定会彻底消失，从此上帝再也不会成为什么“主题”了。 

但是今天，“上帝”不仅仍然是文学的主题，是“自由”国家民主政治的主题，是各国文明和国民素质的主题，“上帝”甚至还是“科学”新发现的主题。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无神论”和“进化论”思想观念日嚣尘上以至覆盖全世界的今天，“上帝”竟仍然是全人类心灵的“主题”。 

如果十三亿人声称他们是“中国人”，我们会相信“无中国论”吗？我们会相信“中国不存在”吗？如果有十三亿人声称他们是“神国人”，我们仍然会相信“无神论”吗？我们仍然不相信“神国”的存在吗？ 

而现在，远远不止13亿人相信上帝 …… 我们仍然相信上帝不存在吗？

“先结婚，后恋爱”，其实并非是一个坏主意，我和秋玲几乎就是这样开始的。我们先确定了我们两人的婚姻关系，然后，我们“正式”开始谈恋爱。

就象奇妙无比的生命是由每一次平凡无华的呼吸所构成，最伟大的爱情也是由每一个眼神、每一次对话、每一次触摸、甚至每一次挫折所组成。

第一次和秋玲一起看完一场电影，我们漫步在灯火阑珊的马路上，正准备穿过一条马路。忽然，秋玲轻轻地挽住了我的手臂，问我：“我可以这样吗？”

我怔住了，有些喘不过气来。这么突然，又是如此自然；我感觉秋玲似乎有些犹豫，但又很果敢，…… 她是在含蓄温柔地征询我对她爱的许可！

我受宠若惊。我喜欢秋玲那质朴的眷恋、坦诚的爱，我的手紧紧地握住秋玲扶着我手臂的那只手。秋玲那女性的执着，是多么的亲切，又多么的自在！那柔情似水的温馨，那灿烂如熙的暖意，仿佛一直就在我的梦中，一直在朦胧的灯光下等待着我……

我沉浸在爱河之中，如痴如醉，如醒如梦。在柔和淡黄色的灯光下，我看见秋玲的脸上闪烁着迷人的光泽，洋溢着满足的喜悦。

我们在一起，不就足够了吗？那不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动人的乐曲、最迷人的诗章？

我开始时时刻刻思念起秋玲来，渴望着见到秋玲那欣喜的面容，那活力喷薄的身姿。而秋玲更是不即不离，每天一定会借机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至少一次，而且每天一定会给我打电话，即使我们才刚刚见过面。

而每次听到她“又”打电话来，办公室的小肖、小孙和老张总会神秘兮兮地相互会心一笑，好像我又惹上什么“麻烦”似的。

有一次，我们还真的就惹上了“麻烦”。

淮海路上的襄阳公园，座落在锦江饭店和高安路、我和秋玲两人的工作单位之间，五到十分钟的路程，闹中取静，向来是个优雅的去处。有一天，我们约在午餐休息时间在那里见面，秋玲从市委所在地的高安路骑车过来，我从锦江饭店的茂名南路骑车过去。

我们在门口相见之后，买了5分钱一张的门票，进了公园。中午公园人不多，不少椅子都空着，我们便随意挑了一处路边的椅子，坐了下来。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空中似乎弥漫着上海春天特有的令人懒散的闷热湿气，公园里的一切因为春暖花开，显得葱郁盎然。而与秋玲在一起，我的心情更是怡然欢愉。

这是我们的恋爱季节，这是我们的“两人世界”。我们虽然漫无边际地聊着天，但我们的心际紧贴在一起，我整个宇宙都凝缩聚焦在秋玲的身上，我们享受着在一起的短暂时光，我们似乎已经消失在永恒之中，我“目中无人”，只见秋玲……

“分开点！分开点！啊！分开点！靠了尬（这么）近，像啥厄（什么）样子？”

忽然，从背后传来一阵叱喝声。同时，我觉得有一根什么东西顺着我们两人的耳边、从我们背后伸到我们的眼前，敲打着我们两人的肩膀和脸颊。

这是一杆小红旗。我顺着这杆敲打我们肩膀的小红旗回头一看，原来是两位老人（当时在上海，年轻的我们称这些老人‘老头子’），手臂上戴着红袖章，手里拿着小红旗。

如在噩梦中一般，我惊呆了。我怎么也想不到，在这个当时全上海、也应该是全中国最开放、最“洋派”的市区公园，坐着谈恋爱竟也会遭到如此莫名其妙的干涉。分开还谈什么恋爱呢？我感到愤怒，也感到很尴尬。我想到了我作为市政府官员的“权力”，我工作所在地锦江饭店的“威风”，这些“无事生非”的老头子，真是欺人太甚……

但是现在，我是和秋玲在一起，我不能在这里“打群架”，像我在中学时代那样，我现在是有“家室”的人了……我看着秋玲。

秋玲一看如此尴尬的局面，就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噢，公园里也不可以谈恋爱的啊？”然后问我：“那，要么我们就走？”

那两个老头子却不放过我们：“你们两个人是干什么的？那个单位的？啊？工作证拿出来，我们要看一看！”他们很凶的样子，不依不饶，好像他们逮着了罪犯。很显然，我们今天是秀才遇着了兵。

我掏出了工作证。两个老头子拿了去，颠来倒去看了半天，面面相觑了好一会儿，好像他们也噩梦了一场似的。最后，他们尴尬地将工作证还给了我，还拉下笑脸，有些讨好地对我们说：“嘿嘿，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晓得你们是市政府的……我看你们坐得这么近，就以为，嘿……”他们还向我们解释最近治安不太好，社会风气也不太好，所以……

步出襄阳公园时，我默默无语，思念仍被“园管”的蛮横困扰着。转脸去看秋玲，她却煞无介事，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她还调皮地向我作了一个怪脸，说：“伊拉好白相伐（他们好玩吗）？”

好白相？如此扫兴还好白相？

不过慢慢地我才知道，不是“老头子”和“小红旗”好白相，而是秋玲自己“好白相”。在秋玲的眼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很“好白相”，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紧。她的口头禅就是：“这有啥要紧啦？”

看来，秋玲是对的，至少在这一件事上。分开一点就分开一点，那又有啥要紧呢？那不过是暂时的。两年之后，当我们再一次来到襄阳公园时，我们带着我们刚满月的女儿。我和秋玲不仅没有“分开一点”，而是靠得更近了，我们索性住到一块去了。不仅如此，我们的家最后还就安在了公园附近，襄阳公园成了我们家的“后花园”。

我和秋玲的约会是从西郊宾馆开始的，我又是在锦江饭店办公，在当时全国相对贫乏的环境中，这本身就是特权。但秋玲和我最终都并没有太在乎这种物质上的浮华。我甚至从未带秋玲去锦江饭店、和平饭店或上海大厦这些上海最好的饭店、我的“近水楼台”吃过一顿饭。像大多数热恋中的上海青年，我们的恋爱始终是在马路上、在公园里进行的。我们闯荡东西，游走南北，只是为了我们两个人能在一起。我们享受着这个唯一不受拘束和管制、仅仅属于我们的“两人世界”。

当然，马路上的“两人世界”，也并非总是情意缠绵。秋玲就是在马路上漫步时突然停住，问我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世界上什么最好？什么最坏？”

当时我对这个问题有点摸不着头脑。秋玲就自问自答地告诉我：“最好的是人，最坏的也是人。”

显然，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人类的“普世性”问题。我心中暗暗惊讶，秋玲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她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对人性作出强有力的观察。

……而我第一次听到秋玲的歌声，也是在公园里。

有一次，我们在公园里随意走着，聊着，忽然秋玲问我：“唱一首歌给你听好吗？”

还不等我回答，秋玲就扬起笑脸，带着她特有的自我陶醉的欢快神情唱了起来：“洪湖水呀，浪丫末浪打浪啊……”

我被镇住了，也被迷住了。这是我在舞台和电台之外所听到的最美的歌声，而这出自于我所认识的“灰姑娘”！我怎么会没有注意到秋玲那圆润丰厚的嗓音？我怎么会没想到她的才艺天赋？我心中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惊喜和满足。何等幸运！上苍竟如此眷顾，让我终身享受女高音之美。秋玲的歌喉，恰如她的容貌和心灵，甜美动人，充满激情。

……在谈恋爱的马路上，我们甚至还谈到了我们根本不相信的“上帝”。

漫步在皎洁的月光之下，我看着秋玲，一时无法抑制住心底的感激与惊喜，我就说：

“你知道吗？你就是我心中的上帝。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一定是像你这样：单纯，执着，真诚、善良、美丽，怜悯、温柔，甘愿牺牲……”

秋玲一听，变得惊惶失措起来，她竭力抵赖“她是上帝”，她肯定我是在说疯话。

信主之后，我们回想起当年的“幼稚”，感到格外的亲切和有趣。创造宇宙万物并鉴察人心的上帝，好像真是离我们不远，即使我们不信，他还是在那里幽默地看着我们，静静地听着我们胡言乱语，他一定喜欢我们这样在爱中谈论他……

我们婚前简单的“马路公园进行曲”，在婚后进一步演变成“游山玩水交响乐”——我们渡长江，下九江，上庐山，游苏杭，登鼓浪屿，望金门岛，闯紫禁城，观烽火台，泛舟避暑山庄，凭吊圆明园陵……

无论是逛马路谈恋爱，还是旅行结婚游山水，其实都好像是我们人生的写照：我们希望有生命的伴侣；我们渴慕真正的爱情；我们享受与伴侣一路的同行，而当我们走向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时，我们自由地吐露心声，我们单单注目彼此，无论经过嘈杂拥挤的街道还是穿越冷僻荒芜的原野；因为我们都期盼一个充满爱的家，无论在地上还是在天上……

秋玲感觉我们在一起的一切都很“好白相”，好像我们的“两人世界”，就是游历天堂……

直到有一天……

1988年，生了韵庐十个月之后，秋玲利用产假结束前的一段时间和我一起去北京玩了一周。从北京回来之后，一天晚上，她已经坐在了被窝里，准备睡觉，却不知怎么搞的，突发奇想，对我说，她想去读大学（业余大学，我们那时称夜校，或夜大学）。

“好啊。”我当然十分吃惊。在北京游玩的一个礼拜中，她一句都没提起过此事，赞美现在毫无来由地突然冒出了这一句。当然，读大学，对我们这些“文革之子”而言，是一个交织着痛苦和梦想、牺牲和盼望的重大决定。我自己当时正在完成华东师范大学自学高考的毕业论文。看来，秋玲也有梦想，她也不甘落后。但是，孩子才刚满周岁，她马上又要上班，如果再加上考试、读大学，这不是有点疯狂吗？不过我想，秋玲既然是个“灰姑娘”，就是一个铁姑娘，既然什么事对她都很“好白相”，那么读大学对她来说一定更“好白相”了。于是，我顺口说了一句：“那你就准备考试喽。”

“就不要考了，你帮我跟高教局的人说一声就可以了，你不是都认识的吗？我不要考试，直接去读就可以了。”

啊？我的天！原来秋玲是这样“白相”的啊？大学是我开的吗？秋玲自说自话的样子好像事情已经定了。我有些哭笑不得。这可是大学，不是幼儿园！

但毕竟，这是秋玲第一次“正式请求”为她开个“后门”，而这个“后门”也有其“正当性”，显示了她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为了不打击她这种难能可贵的“积极性”，我向教委和高教局的“朋友”咨询了不考试直接上“业大”的可能性。他们考虑之后回复我说，不考试直接进大学，“影响不好”，读大学毕竟还是要有一定的基础课功底，还是先考一下为好，如果分数不够他们会想办法。

但是最糟糕的是，当时离高考的日期只剩下三个星期了，而我之前都不知道。

三个星期？

这对秋玲来说简直是一个“噩耗”。我回家对她说了之后，她瞠目结舌，“悲痛欲绝”。看得出来，她知道，她原本美妙的“大学梦”破灭了。我第一次感觉到她前所未有地沮丧起来。

我鼓励她说：“那就考吧。”

她看看我，吞吞吐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句：“人家不就是考不出来才叫你去打招呼的嘛……”

秋玲上一次参加高考是十年前的1977年，那是文革后第一次高考。不知是神经过度紧张，还是身体正好耍无赖，考试那天，她身上和脸上突然发起了风疹块，脸肿得像南瓜，眼睛都睁不开，考试时都看不太清楚……

结果当然可想而知，秋玲从此与大学无缘。

那时，还是中学刚刚“毕业”的时候，还有点“基本概念”。而现在呢？十年过去了。在这十年中，除了琼瑶小说，秋玲基本上没有碰过其它什么书，照她自己的说法，“我已经都还给老师了。”秋玲对此显得无奈无助，一脸惆怅。

我心头一紧，沉默了。我知道，秋玲多么希望自己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上大学啊！这是她的梦想！

我看着秋玲，心里立刻做了决定：我要全力以赴，帮助秋玲闯过这个难关，实现她的梦想！以秋玲的聪颖、努力、要强的个性和顺服“听话”的态度，她有这个“机会”，虽然她必须面对强大的外在和内在的压力和挑战，包括她自己过去的失败经历。

“我来帮助你考。”

“你帮我去考啊？”秋玲忽然转忧为喜，睁大了眼睛，“真的啊？”

“你去考，我来帮助你准备。”

秋玲一听我说这话，又彻底泄了气。她几乎哭了起来：“还是要我去考啊？侬勿晓得，我是考不出来的，我历史地理政治语文统统都不行的，而且只有三个礼拜……不可能的，我考不出来的……”

我紧紧地抱住了秋玲：“你可以的，你会考过的，我会帮助你的，你放心，你可以的……”

第二天，我去了一趟教育局，问他们要了一套完整的高中学生课本和老师教材课本，整整一箱子，一共有十几本。我又到高教局和社科院，搜罗了文革前十年的大学高考考卷，统统带回了家。

秋玲一看，吓傻了。我的妈呀！要我看这么多书啊？我一辈子都没看过这么多书，三个星期，你还要我活不活啦？

“这些书都是我看的，不是你看的，”我笑着安慰秋玲，“你只要自己负责数学就好（我知道秋玲的数学很好），其它的，政治、地理、语文、历史，我会给你重点去背，你只要努力，死记硬背就可以了。”

“真的吗？”她不相信。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和秋玲每天一下班就在一起，像诺曼底登陆前的盟军那样，紧张而专注地反复演练，像面临最后冲刺的短跑选手一样，与时间赛跑……

每天早上，我给秋玲“交代任务”，“分配”她一天要做的“记忆”工作和任务。她带着这些“任务”去上班，抽空就要背读。每天晚上下班回来，我在家对她检查、测试，陪她演练，一直弄到秋玲精疲力竭，半昏半醒地对我说：“我的眼皮快要睁不开来了，快要搭牢（粘住）了”。

等秋玲“昏”过去之后，我的工作开始了：从课本里“大海捞针”，挑出“重点”，分门别类，以便第二天一早交给秋玲去“死记硬背”。

就这样，我们这个“两人世界”的“夫妻作坊”紧张地运作了三个礼拜。

“大考”那几天，我每天都送秋玲去。不消说，她考得昏天黑地。每次进考场，她都依依不舍地不断回头看着我，好像生怕一进考场就出不来了，会有什么不测风云，会发风疹块，甚至会被吞吃掉似的。看着秋玲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心里实在觉得好笑。秋玲从来都是大大咧咧，天不怕，地不怕的，现在竟如此“前怕虎，后怕狼”，真是“好白相”。

不过一次次考下来，秋玲也越来越有信心了。她每次考完都说考得不错。我要她死记硬背、对她反复强调的那些题目，不知怎么搞的，还真的都出现在考卷上了。甚至语文和政治那几道分数最高、相对来说也是最难的的写作题，也正好都是我事先给她写好让她死记硬背的。她考试中失分，也不是因为不知道答案，而是当时实在想不起来了。考试一结束，却又想起来了。她每天回来都很奇怪地看着我，问我怎么会猜得那么准？

但是，这哪有可能是猜的呢？可爱的秋玲。

两个礼拜之后，秋玲以优异成绩被上海大学商学院会计大专录取。终于，秋玲不需要“走后门”，就可以堂堂正正地、以自己的努力踏入了百里挑一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大门……

男女相恋相爱，如同生命之花绽开、青春激情的瀑布飞流那样神秘和奇妙！每一个生命都像一个丰富的宝藏，有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生命“能源”、天赋恩赐的美丽“宝石”、独特个性和无尽创意的“稀有金属”……而正是男女之爱，那不可遏制的对异性的渴慕、追求和思恋，使得每一个独特生命的宝藏被另一个生命充分发掘、开采、运用和欣赏，实现上帝所赋予的终极价值。

最伟大的爱是永恒之爱，那属于上帝。其次就是终生不渝的爱情，属于人类。两性之爱是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奥秘之一，因这一奥秘之爱我与秋玲相遇，我们成了一生中最知心的朋友，更成为最好的“师生”和“同学”。在我们这个“两人世界”中，秋玲是一个最谦卑顺服、最听话、最努力、最可爱、也是最“好白相”的“五好学生”。

虽然在无神论的世界里似乎完全没有上帝存在的空间，但有趣的是，上帝似乎不需要“空间”也可以存在。人类对上帝的思寻几乎与人类思想自己的存在一样，既单纯又自然，无论别人声嘶力竭地告诉你多少次：“上帝不存在！”时候一到，你还是会“穷极呼天”，象快憋死了的人呼吸空气一样自然。

我对上帝的信仰是我到美国之后才真正开始，但这一信仰之旅其实是我在中国时就早已启程……

在我十三、四岁时，有一次我从二楼的家中下到一楼去，正走在楼梯转角的最后几阶，忽然觉得“悲从中来”，整个思念和心灵似乎一下子掉进了迎面而来的那个昏暗狭隘的天井里去了。

那时我刚读完一本关于宇宙天体的科学读物，宇宙的广袤和浩瀚使我惊讶不已。但我在对宇宙几近无限的发现兴奋不已的同时，也似乎感到了这个无边无际的物质宇宙的无情和冷漠。

如果宇宙只是永恒冷漠、无情无义的物质世界，那我这个有意志情感的人出现在这个宙中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如果没有，那活着有什么意思（意义）呢？

当我想到我刚开始的青春生命很快就会消失在这个浩瀚冰冷的宇宙深处、永远无声无息、永远死亡时，我青春少年的心就像一楼的天井一样，变得十分昏暗，十分迷茫。

尽管是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大环境中成长起来，也明明知道无神论和进化论对我的“个人问题”不会有任何答案，意识形态的狂热也不允许私下有任何的“胡思乱想”，我还是很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希望知道自己存在的来源、价值和意义。

当然，革命已经“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了这些问题。于是我很快就“忘记”了这些“消极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这些早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里的“宗教”问题，“积极”投入了红卫兵革命运动。

五年之后，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扎在自然环境丰饶的皖南山区。

我们隔三差五总要轮流在半夜起来站岗。

有一次仲夏深夜时分，我起来换岗，背着冲锋枪在军营周围巡逻。仰望着满天星斗，呼吸着山岭中夏季特有的胀热躁动的气息，忽然，我感到围绕着军营那葱郁茂密的崇山峻岭和天上无数闪烁不尽的巨大星空，在我眼前一下子鲜活起来。

虽然在黑暗中，但我却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在深邃莫测的群山众岭所迸发出来的强大的生命活力——高山上奔涌直下的清泉碧流，漫山遍野怒放的鲜花和爆绿的枝叶，山岭中飞鸣的鸟雀和奔走的动物，以及笼罩这巍峨山峦的茫茫穹苍……

原来，沉默的大山不是死的物质，它们是有生命的！——那适应四季变化、滋养山中各类动植物的强大的生命力！无言的星空也不是冷酷无情的，它们不总是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霎那间，我感受到在那生机勃勃的大山和温情脉脉的星空背后更为巨大、更为真实、充满温情的生命原动力……

“那是上帝吗？宇宙和一切生命的源头？”

我在心灵中呼唤，在黑暗中尽情感受着这突如其来的宇宙生命力的冲击和引起的共鸣，心潮起伏，充满着无名的激动……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仍然十分好奇，我这个革命战士、共产党员，怎么会如此“不坚定”呢？为什么受了那么多年无神论和进化论的教育，在大自然面前没有想起“进化”而来的《物种起源》和“革命”的《自然辩证法》，却如此自然地从沉默的大山和无言的天空直接就“跑”到“不存在”的上帝那里去了呢？

又过了五年，当我在上海龙华医院得知母亲因患肝癌而只有三个星期的生命时，我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上帝。当然，这一次的“主题”不同，我母亲的生命与我的生命有直接的关系，于是我悲愤交加，仰天长啸，不仅“抓住”了上帝，而且“怒斥”上帝的“不公平”：

“我不相信这样的上帝，竟让我母亲这么早就离开我们！这不公平！这太不公平了！这世界上没有上帝！肯定没有上帝！”

我站在自行车停车场，死命地抓住自行车的把手，哗哗地流着眼泪，在心里对自己喊叫发誓，悲鸣哭嚎，满腔赌咒般的绝望！

因为，没有上帝！

但是，我后来一直在问自己，我什么时候相信过上帝呢？我为什么会在最痛苦绝望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我所“信仰”的奠基人，而是我根本不相信其存在的 “上帝”呢？我为什么不去谴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却对我既不认识也不相信的上帝进行控诉和威胁呢？为什么我竟然会认为不存在的上帝应该是公平的呢？应该为我母亲的死亡“负责”呢？

这不是荒唐不经吗？这不是神经错乱吗？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但同时又不可否认的是，我是那样的自然和真诚，那样的“人性”，甚至那样的理由十足！

不相信管不相信，我仍然没有“放过”上帝。不过，我与上帝再一次的“接触”却是在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刻——开始与秋玲“谈朋友”的时候。

秋玲以她的真挚和单纯，以她对生命的热情和对他人的怜悯，几乎让我的灵魂窒息，使我的心灵得到无限的满足——这是世界上最真挚的情感，这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人性。我惊讶不已，这个世界上（不是上海或中国，而是全世界），怎么还“存在”着这么美丽的“傻”姑娘？

有一次秋玲问我：“你为什么喜欢我？”

我看着她，半天不做声。秋玲急了，催促我快回答，否者就要和我“吹了”。

我问她：“你真想知道？”

她天真地看着我，使劲点点头。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那还用说吗？” 她好像在和我“办家家”，很有耐心。

我看着秋玲眼巴巴的神情，对她说：“我最喜欢你的一点，就是你的‘傻’！”

秋玲看着我，大失所望，噘起嘴来，一脸的委屈：“我傻？我怎么会傻呢？我很聪明的，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噢，是不是我傻，你就可以欺负我啦？”

“你，就像上帝一样！”我对着秋玲一字一句很认真地说，当我说出“上帝”的时候，我忽然转过头去，夜幕中，流下了无比激动和惊喜的热泪。

我知道我拥有什么样的“宝贝”，虽然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不知道为什么，秋玲身上那股真情至切的“傻”劲儿，对我来说是如此珍贵，以致我感到只能用“牺牲”和“美”来比喻，只能用上帝的“完美”去形容，尽管我完全不知道、也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侬骗我，侬瞎讲。”

秋玲越听越糊涂，根本不信我说的“胡话”。她对我一脸狐疑，并开始注意起我的言行举动来，看我究竟是疯了，是在设什么圈套，还是在开她一个“天大的”玩笑。

在一个绝对的无神论国家，以“傻”和“上帝”去形容和赞美自己心中最可爱的情人，确实是匪夷所思。但是我无法将秋玲真诚善良的心灵美归功于我所“信仰”的“主义”的奠基人或伟大领袖，因为秋玲所拥有的品性显然与他们所倡导的革命精神背道而驰。

以进化论和唯物主义的观点，我实在无法理解或解释在秋玲身上所看到的高贵和纯洁。常识告诉我，高贵不可能出于卑劣，善良也绝不可能是从淤泥进化而来。大概正因为我对上帝一无所知，上帝才会成为我对自己的无知——任何没有答案的问题，比如，善良和美——的最后答案。

虽然这四次与上帝的所谓“接触”若即若离、似有似无，如闪电般瞬息消失在无神论“主宰”的中国大地上，但上帝（神）以其无声无形之灵、在我不知不觉之中几乎已经打破了我心中“无神论的‘神话’”：

上帝的思想竟然出现在一个彻底的无神论国家、一个与上帝完全“隔绝”的唯物主义世界，出现在一个对任何宗教没有任何接触和概念的青少年的意念中、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革命战士、共产党员的头脑中，这个事实显然与“无神”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相违背，上帝，或者是关于上帝的思想，显然可以在人心中“无孔不入”地存在着。

不仅如此，上帝还总是与人生最重要的问题“纠缠”在一起：无论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意义（或是其反面，永恒物质世界中生命毫无意义的出现和消失），关于生命起源的奥秘，还是关于死亡和公平、善良和美的来源问题，似乎离开上帝，我们就无法得到真正的、终极的答案。

与上帝有关的念头还总是在我思想和精神最自由、最无拘束和最奔放时忽然出现，无论是在我沉思冥想之时，绝望失落之时，还是惊喜憧憬之时，甚至在我愤怒哀嚎之时，就好像一个在水中快憋死的人终于从水中挣扎着露出头来，用口鼻拼命吸气时，空气却正好在那里等着一样。

而且，不知为什么，虽然我对自己的结论也极为惊讶，我的直觉和理性逻辑告诉我，上帝——如果存在的话，一定而且必须是人间一切可以想见的美好品格的“代表”、“来源”和“别称”，比如爱、怜悯、善良以及甘愿为他人牺牲自我！

我们知道，空气是确实存在的，虽然眼不能见；善良和爱也是存在的，虽然不能以称砣去量，但是上帝存在吗？我们究竟怎么才会知道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呢？ 而且，上帝存在不存在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浪涛汹涌、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上，一个气阀救生艇在随波逐流地漂浮着，三个刚从被日军击落的军用飞机中死里逃生的美国大兵，坠入了更垂死无望的深渊洋海，在生与死、天与水之间翻腾起伏、魂萦荡游……

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蔚蓝色的天空远远驶来的飞机，却是日军战机，他们遭到了屠杀性地扫射……当他们九死一生之后又看到茫茫大海中渐渐临近的船只，却又是日军战舰，他们成了战俘，开始进入了真正的人间地狱……

这是2014年12月25日圣诞节在美加和世界各地上映（2015年1月31日在中国大陆上映）的美国影片《Unbroken》（《坚不可摧》或译《永不屈服》）中的场景——一个根据真人真事的二战传记性故事片。影片叙述美国1936年奥林匹克长跑选手路易斯·赞贝里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在日军战俘营中的生死经历——一个生命与死亡、精神与肉体、信心与绝望、荣誉与屈辱、正义与邪恶、宽恕与顽逆的震撼人心的故事。

这部主题严肃、节奏沉重的“男人战争片”却是由美国优雅漂亮的著名女演员、联合国亲善大使安吉莉娜·茱莉执导，实在是令人刮目相看，回味不已。

吊儿郎当的美国人是从哪儿来这种“坚不可摧”、“永不屈服”的精神力量？

这部似乎与中国“无关”的关于美军战俘与日军的影片，却使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中国！不仅想到了中国，在我看完电影几个礼拜之后，脑海中还一直翻滚着太平洋两岸汹涌不息的波涛……日本，中国，美国，……甚至苏联 ……撩起了中国苦难历史尚未弥散的无尽硝烟 ……

当年的中国不就像这个在茫茫太平洋上垂死挣扎的美国青年一样，在日本暴虐的“危海”中沉浮吗？

当中国陷入灭顶之灾时，有谁乘人之危？有谁伸出援手？

这个美国人的死亡经历，其实是与中国的命运紧密连在一起的。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是从中国开始的……

在当代历史中，大概没有任何事件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影响更大的了；在当代世界所有国家中，大概也没有任何国家比二战中的两个主要敌对国——日本和美国，对中国影响更大的了。

日本对中国的重要性在于，它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两次打败了中国（1895年的甲午海战和1937年开始的侵华战争）。

为此，我们对日本永世不忘：偌大的祖国领土曾遭到日军野蛮的入侵和占领，同胞亲人遭受日军残酷的屠杀和欺压，民族尊严受到极大的凌辱，三百多万军人为此阵亡，两千多万同胞无辜死亡 ……即使在今天，“钓鱼岛”、“靖国神社”、“南京大屠杀”、“日本教科书”……等，仍然是触及两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神经的话题，我们几乎每年都在“纪念”“大日本帝国”。

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至少）在于，它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站在中国一边，成为中国几乎是唯一的同盟军，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与中国军人并肩作战，直到最终胜利。

美国的重要性还在于，美军在太平洋海域彻底打垮了半个世纪以来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正是他们在甲午海战第一次打败了中国北洋水师，开始了日本对亚洲的霸权野心），并大兵压境，对日本本土动用了原子弹，迫使强悍残暴的“大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使中国从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以来一直处于屈辱挨打的战败国地位，一跃而在1945年8月成为对日“战胜国”，并因为美国对战后中国领土完整性的坚持，中国得以重新获得自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所割让和中日战争中被侵占的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领土。

对当今的中国而言，美国的重要性更在于，美国在战后对日本“直接干预”，强势主导了日本的“政治体制改革”——改变了日本帝国的政治军事结构，以民主宪政取代帝制，废除了日本发动战争的机制和能力，七十年来迫使日本按“规矩”办事，使亚洲和中国才会有今天的和平、发展和繁荣景象。

可惜的是，我们对这份“救恩”已经不大记得了。至少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大陆，我们鲜少提及。

我们都知道，美国向日本宣战的直接原因是“珍珠港事件”。但是珍珠港事件又是由于什么原因发生的呢？日本究竟为什么一定要“偷袭珍珠港”？难道日本人愚蠢至极，不知道以这种“偷袭”和“自杀”的方式“邀请”美国参战的可怕后果吗？

即使是在资讯爆炸的今天，我们对美国究竟如何会被卷入战争一般所知不详，甚至以为与我们无关。我们大概不屑去问：为什么电影中这位美国著名的国家级运动员、年仅二十的年轻人，要和其他几百万美国青年一样，远离祖国，奔赴战场，投入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甘愿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在太平洋上空和海域与中国的共同敌人日军作殊死奋战、最终还在战俘营经历日军的残酷折磨？

因为我们的宣传和教育常常为我们作了回答——美国参战只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及其在亚洲的“霸权”。

但是，如果美国真是为了我们所理解的自身“利益”的话，就完全没有必要“主动”卷入“中日纠纷”。日本是二十世纪初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80-90%的能源、橡胶和钢材等军工产品的原料都需要从美国进口。保持两国良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对双方都带来巨大的利益。美国大可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为名，冠冕堂皇地“隔岸观火”，不时“呼吁”一下双方停火；同时继续“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出卖石油、工业原料和武器给交战双方的日本和中国，大发“战争横财”。

如果美国是为了自己在亚洲“霸权”和“野心”的话，则更应该或是要挟与日本瓜分所得，为未来进一步“分赃”埋下伏笔，要么让鹬蚌相争，待战争尘埃落定之后再坐收渔翁之利也不为迟。至少也可以“含蓄”地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完全没有必要“公然”声明反对日本。

为什么不呢？我们的邻邦“老大哥”苏联不就是这样的吗？

本来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但在1939年纳粹德国准备入侵波兰前夕，希特勒忽然秘密派遣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到莫斯科，与斯大林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保证德国和苏联在瓜分欧洲时相互间不起冲突，德国同意苏联侵占芬兰、吞并波罗的海沿海国家、并与德国瓜分波兰，以换取苏联在德国侵占欧洲其它国家时保持“中立”。

为了“国家利益”——无论多么肮脏！

这一当时属于两国“绝密”的《条约》，一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二战后的纽伦堡大审判中，才从签署该《条约》的德国外长、战犯里宾特洛甫口中透露出来，而当时的苏联还竭力否认。

1939年9月1日，这一《条约》签署后的一个礼拜，德国发动了“闪电战”，从西部入侵波兰。接着，苏联也从东部入侵波兰。两个星期之后的1939年9月17日，德国国防军和苏联红军在波兰的布列斯特“胜利会师”，共同瓜分了波兰。苏联同时还不宣而战，入侵并占领了芬兰。可以说，苏联和德国是欧洲二次大战的共同发动者。如果不是后来德军入侵苏联，使苏联遭受了空前巨大的生命损失，苏联也会与德国和日本一样被钉上二战的耻辱柱上。

甚至直到今天，苏联还想重新按照这个“过去的版图”对其在二战时曾占领过的波罗的海沿海国家和东欧保持控制和影响。

苏联在抗战中对中国的态度也是如此。苏联在1937年日本刚开始入侵中国时还以“军需物资”和航空大队支持并参与中国抗战。但在1938年与日本发生冲突之后，就与日本签订了《日俄互不侵犯条约》，立即终止了对中国的援助。而在中国最危难之时“保持中立”的苏联，却又于1940年在暗中与德国商讨加入德、日、意的“轴心国”，为的还是有可能更多地获得瓜分世界的“利益”。

在日本投降前夕，苏军进入东北时不仅抢夺了大量本应属于中国的先进的日本工业器材设备，更重要的是确保蒙古脱离中国版图而独立，落入自己的“利益”和“势力”范围，使中国在抗战胜利之时却永远失去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当然，这也没什么奇怪，对苏联来说这就是“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然而美国对这个所谓的“利益”原则却并不以为然。

针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当时的胡佛总统和国务卿亨利·史汀生立即确立了著名的“胡佛-史汀生原则”，称美国决不承认任何以武力夺占之领土。

“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入侵中国。接着又发生了“南京大屠杀”，美国民意开始同情并支持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虽然在美国仍然弥漫着多年来的“孤立主义”情绪，美国政府当然不希望卷入战争，而保持中立。但是正如罗斯福总统多次宣告的那样：“美国将保持中立，但我无法保证每一个美国人的思想和良心也会保持中立。”

针对日本和德国不断加剧的侵略行径，美国渐渐通过《租赁法案》以贷款、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暗中”支援中国和欧洲盟国。同时美国对日本实行了一系列不断升级的“经济制裁”——国会从1939年开始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包括废除1911年美国与日本签订的《美日商业协定》，通过《出口控制法案》，对日本实行钢铁和机械部件的禁运，对用于军用的航空能源实施禁运，对日本关闭巴拿马运河航道，直到最终冻结日本在美的所有资产，并对日本实行全面的能源禁运和贸易制裁。

美国实施的这一系列“经济和贸易制裁”，几乎完全“卡住”了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喉咙”，其实等于是向“大日本帝国”发出美国不惜走向战争的“最后通牒”：要么从中国撤军，要么向美国进军！

日本当然无计可施，最后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偷袭珍珠港。

在日本与中国的“冲突”中，美国面对的一方是自己的贸易伙伴、“经济正在起飞”的、强大统一的现代化日本；面对的另一方则是一个军阀混战、内乱频仍、政局不稳、经济落后的“东亚病夫”中国。美国没有像苏联那样“精明”与日本密谋瓜分中国，乘机从中“捞他一把”；反而“固执”地选择站在“败局已定”的中国人民一边，去“干预”和破坏“伟大的”的“大日本帝国之梦”——“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偷袭珍珠港几乎完全是美国自取的——是由于美国对日“不必要”的“经济制裁”和对日侵华“不友好”的态度引起的！

其实今天的美国还是如此。在我们的眼中，它仍举着经济制裁的“大棒”到处“干涉”其它国家，只是因为今天美国制裁的对象并不是侵略我们的日本，所以我们常常予以谴责并不屑地加以嘲笑。

美国这个国家并非没有自己的“利益”，美国人——一群来自贫穷战乱的世界各国的移民——也并非不知道去做自己的生意，赚自己的钱。他们希望美国远离战争，不参与其它地区的任何冲突，享受美洲大陆和平富裕和安定的生活——这就是当时主导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也是美过长期以来反战主义和情绪的一个重要根源———因为美国人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泥潭般的欧洲政治极为厌烦，对亚洲事务又觉得不可理喻。

但是，当美国人看着整个欧洲大陆迅速落入希特勒的魔爪，中国大陆也几近被日本军国主义所吞噬，前所未有的邪恶正在向正义猖狂挑战，没有底线的强暴正在无情地肆虐着全球和平！

美国人民的良知开始无法安宁……

无论如何，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公正、自由和人权的关注远远高于对自己“利益”的保护。美国大多数人所信奉的基督教信仰使他们不能不对强权和暴政表示极大的厌恶和藐视，他们无法对残暴的日军对成千上万无辜的中国人民的屠杀袖手旁观，因为他们深信，同美国人一样，中国人也是上帝所造，生而平等，并被赋予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选择的权利。

美国人无法容忍邪恶和残暴！

希特勒知道，为了霸占欧洲的战略计划，暂时决不能去碰美国，去激怒和“唤醒”美国。但日本却按耐不住，以空前的愚蠢和匹夫之勇，以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发出威吓性的“警告”——日本希望美国会因此被吓得半死，而不会再为了另一个“半死”的中国去“找死”！

当路易斯的飞机在太平洋上空被日军击落之后，他在海上漂流了2000多英哩，整整47天，直到他被日军俘虏。

全美国都以为他已经牺牲。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亲笔向路易斯父母致言纪念：“我们怀着感激之心纪念已故的中尉路易斯·S·赞佩里尼。他于1944年5月28日在中部太平洋战场以身殉国。他一如众多爱国先烈，视死如归，为的是让自由得以存在、壮大并造福更多人。自由长存！而赞佩里尼与自由同在——他的壮举让大多数人的追求都黯然失色。”

当日军知道路易斯的名声之后，曾专门将他从战俘营中送到东京的广播电台，向全美国和他的父母朋友们广播自己生还的消息。但当路易斯意识到原来这是日军的计谋，企图利用他进行对美反宣传时，他依然拒绝，坚持要回到“死亡地狱”般的战俘营。

路易情愿忍受残暴，也绝不认同邪恶！

路易在战俘营里遭受到的非人折磨，其实就是中国人民在日寇铁蹄之下经历的一个缩影——强暴的奴役。对美国人来说，日军对中国人民的强暴和奴役，是对全人类自由和尊严的践踏，他们就是美国最痛恶的敌人。虽然这并不是美国参战唯一的理由，但却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强大的一个理由，是美军在二战中真正“坚不可摧”的力量源泉！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捷克诗人裴多菲的诗我们中国人大都耳熟能详。但是去实践的中国人并不多。

而在裴多菲之前二百年，美国政治家派确克·亨利“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号，席卷了整个新大陆，成为这个国家诞生的催生剂。

今天，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是世界上最认真“实践”自由并“推广”自由的人！于是这个国家也就成为一个为自由而战的国家。

即使是吊儿郎当的美国人，即使是像路易斯那样一个“不跑步就会呆在监狱里”的捣蛋鬼，也视自由比生命更宝贵，他们不仅愿意为此而战，他们也愿意为此而牺牲。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三年半的时间里，总共牺牲了四十多万军人（太平洋战场十六万，欧洲战场二十四万）。如果与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的总人口与军人死亡人数的比例相比，每两个中国军人阵亡，就有一个美军阵亡。由于中国是八年抗战，美国参战三年半，所以美国军人牺牲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甚至超过中国军人牺牲人数的比例。美国在二战中的经济损失总共超过三千亿美元（今天的三万亿美元），比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的直接损失还高一千亿，而这时离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不过十年时间。

美国没有在战后要求任何国家为自己国家的牺牲和损失进行任何赔偿。美国不仅没有像苏联那样，在进军东北之后“顺手牵羊”抢夺大量本该属于中国、价值连城的日本工业设备和器材，没有向战败国要求对其战争损失进行任何赔偿，反而斥巨资（牺牲自己更大的经济利益）去帮助重建两个挑起战争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国内经济。

美国也没有乘势侵占中国、日本或欧洲任何国家的领土以扩展自己的“霸权”，反而是让战前属于美国的菲律宾实现独立。并且向英国等殖民地国家施加压力，抛弃殖民主义，倡导战后殖民地各国的独立自主，使战后常被我们津津乐道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得以在全世界兴起。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常常会对日本多年来一直不愿意像德国那样完全唾弃其战争罪行和战犯，不愿意为自己犯下的战争暴行向被侵略过的国家和人民悔罪，感到无法容忍的愤怒。

但是如果没有“普世价值”和标准，就没有“国际法”；如果没有国际法，我们拿什么去衡量日本人对中国人或德国人对犹太人所犯的“罪”呢？如果每个国家和民族都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原则，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向中国道歉呢？他们只不过是在为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和“梦想”而战。

路易斯在战后回到美国，来到教会，听到了福音，成为基督徒。最终路易斯明白了基督救恩的真理，在心中饶恕了曾经残害自己的日本守卫渡边。路易斯专程到日本去，希望向渡边分享福音，彼此和好。但是渡边却避而不见，不愿意接受路易斯的饶恕，不愿意悔改。

受害者饶恕了凶手，而凶手却拒不接受受害者的饶恕？！胜利者主动向失败者“祈求”和好，而失败者竟然拒绝？

奇怪吗？一方面似乎并不奇怪。如果这个世界只有“我们”个人、民族、国家利益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对”和“错”，只有赢和亏；如果这个世界一切只是“霸权”当道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正义和邪恶，只有强与弱，胜与败。

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简直是奇怪得匪夷所思——作为个人的美国人、受害者路易斯，怎么竟会主动地、无条件地饶恕几乎将他迫害致死的凶手——日本人渡边？而作为受害国的美国，最终怎么竟会去帮助战争凶手国日本和德国“重新做人”？

电影《坚不可摧》是根据路易的传记小说《坚不可摧：一个关于生存、韧性和救赎的故事》改变而成。电影展现的只是路易斯一生故事的前半部分——关于生存和韧性的故事。故事的后半部则是关于救赎、饶恕和爱——基督福音的力量。

导演安吉丽娜·茱莉说：“路易斯的故事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因为我们都有过放弃的时刻，而他的信仰值得我们探索和追随。”

并非美国有什么了不起，也不是吊儿郎当的路易斯有什么超级能量，而是他们最终所拥有的信仰——那关于对邪恶最终公义审判的信仰、那关于在患难中仍然存有永恒盼望的信仰、那关于对人类罪恶救赎大爱的信仰，使美国这个国家和路易斯显得不同凡响，因为他们似乎拥有那永恒的、“坚不可摧”的力量源泉。

浪漫的法国人和自信的欧洲人“又”一次被震惊了！2015年11月13日星期五周末巴黎的夜晚，193人被屠杀，300多人受伤。

法国总统这次没有表现出像年初“查理周刊”恐袭之后那样的“高姿态”，与德国总理手挽着手去香榭丽舍大街进行“我们不怕”的大游行，而是立即宣布二战后首次的全国军事管制，向叙利亚派遣战机和航母，并发誓要联合美苏英共同消灭“伊斯兰国”。

欧洲的中心、欧盟所在地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因其高密度的穆斯林居民（占城市人口的40%）自然就成了恐怖分子在欧洲的集散枢纽，在军警的戒严中几乎成了等待下一波恐怖袭击的“鬼城”。

俄罗斯早前一架从埃及起飞的民航班机据称是被“伊斯兰国”在空中炸毁，机上197人（大多是俄罗斯公民）丧生。总统普京誓言报复。

甚至对“反恐”一直隔岸观火的中国这次都被拖下了水：一位中国人质在叙利亚被杀，另有三位中国高铁官员在最新的马里首都恐袭中丧生。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誓言要对恐怖分子“绳之以法”。

两星期前在美国的南加州，一对看似“和平”的穆斯林夫妇，留下了自己仅六个月的婴孩，“忽然”回家抄起冲锋枪，屠杀了14位正在与自己欢聚一堂的同事，致伤21人 ……

加上年初的“查理周刊”恐袭，一年中巴黎被两次血洗，法国、欧洲和全世界都开始有些不知所措了：法国怎么啦？欧洲怎么啦？这个世界怎么啦？为什么这些伊斯兰教“恐怖分子”会如此激进、如此执着、如此持久地对巴黎、欧洲、以至全世界进行无休止的袭击？

欧洲不是已经实行“多元文化”了吗？伊斯兰不是一个“和平”的宗教吗？西方媒体和政治领袖们不总是小心翼翼地将“和平”的伊斯兰教与“激进”的恐怖组织区分开来吗？

人们忽然发现，恐怖主义不仅仅是外来的攻击，而是已在欧洲落地生根，本地化了。对此，欧洲人自言自语地发问着，思考着，相互凝视着，彼此拥抱着，心情沉重、不知所然地凝视着无尽的远方 …… 他们似乎没有答案，怎么会是这样。

看到电视上记者在巴黎血案之后采访一位法国爸爸与他六岁的孩子。孩子的反应诚实自然，称那些滥杀无辜的恐怖分子为“坏人”（they are mean），而爸爸却显得窘迫尴尬，似乎想竭力回避“坏人”的概念，甚至有些“虚伪”地试图“美化”六岁的孩子一眼就能看穿的丑陋和恐怖现实。

爸爸最后安慰孩子说：“他们有枪，我们有花！”

我当时感到惊讶，有些哭笑不得：法国人怎么啦？患了幻觉症？他们生活在安徒生的“童话世界”？

如果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自欺欺人，“花”怎么能抵抗“枪”呢？就法国的“浪漫主义”和欧洲的世俗政治而言，这好像是法文版的“到处莺歌燕舞”：明明大难临头，却仍若无其事地歌舞升平；若从进化论“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来看，则更令人郁闷和困惑：“恐怖”的枪，和“脆弱”的花，究竟谁是“适者”呢？谁更适于“生存”呢？

当进入“发达、文明、进化”的21世纪不过第十五年，我们忽然发现，无论北美还是欧洲，非洲还是亚洲，全世界都笼罩在恐怖“雾霾”之中，无一例外：2001年9·11的纽约和华盛顿恐袭（2996人死亡，6291人受伤），2002年印尼巴厘岛恐袭（202人死亡，209人受伤），2004年菲律宾的马尼拉渡轮爆炸案（死亡116人，伤无数），2008年印度孟买连环恐袭（164人死亡，308人受伤），2015年4·2的肯尼亚大学格瑞沙大学屠杀（147人死亡）…… 恐怖主义的“雾霾”已成为21世纪全球性的“新气象”。

没有一个理性正常的人能够理解这些“无缘无故”的杀戮，一个个昨天还都很“和平”、“友好”的穆斯林，忽然像着了魔似地高叫着“阿拉”，冲向无辜的人群，疯狂扫射、针刺、斩首、引爆身上的炸弹自杀 ……

人们开始诧异，这一“恐霾”究竟源于何处？

在众说纷纭中，有人说，这是美国人和西方殖民主义惹的祸；另一些人说是因为穆斯林弟兄长年来一直受“西方”的欺压；甚至还有人说是因为1000年前的十字军东征引起的，似乎每次恐怖袭击都事出有因，情有可原，都是他人的错。

恐怖攻击的主要目标——西方世界的领袖们对此也随波逐流地指鹿为马，常常“王顾左右而言他”。对于伊斯兰恐怖主义在全球的施虐行径，奥巴马和不少主流媒体一样，对其前任布什总统的指责远远多过对伊斯兰世界的批评。他的口吻往往让人觉得，今天出现的恐怖主义“极端”是由于“伊斯兰们”长期以来受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委屈”。

但是，只要我们略略回顾一下1,400年来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无论是9·11的纽约，还是11·13的巴黎黑色星期五，都只是伊斯兰“崛起”的长河中的几个漩涡罢了。

历史是一面无情的镜子，反射出的只能是它的本来面目 ……

主后（公元）622年，阿拉伯平原一个月黑天高的夜晚，默罕默德翻越城墙，从他的老家麦加城潜逃而出。他如惊弓之鸟，漫无目标地在荒无人烟的旷野逃亡。那年，默罕默德五十二岁，他自创“宗教”已十年有余，麦加的相邻们却并不甩他，对他在“洞穴中”领受“天使”的“启示”不屑一顾，还计划陷害他。于是他成了“难民”。

他逃到了离麦加320公里的麦地那城，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社区。犹太人以《圣经》善待“寄居者”的律法传统（“多元文化”包容性的原创版）接纳了他。默罕默德从“难民”成了“移民”。

默罕默德积极热心地参与当地的“政治事务”，以此扩展其宗教权势，壮大他追随者的队伍。

“移民”麦地那的第二年（公元623年），默罕默德开始组织军马，袭击麦加商旅，显然是报相邻迫害他的一箭之仇。他从一位“爱好和平”的宗教领袖，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戎马生涯的军事统帅。从此，他开始了贯穿余生的“以剑传教”，通过军事进攻、平民杀戮（对不信者）和极权统治，向世界“强力”推销集此三者之大成的宗教——伊斯兰教。

从默罕默德以“难民”身份“移民”到麦地那城不出五年时间（公元627年），当年曾接纳他的麦地那城的“多元文化”已荡然无存，犹太人被消灭殆尽。犹太人因为不承认他是上帝的“先知”而被清洗，两个支族被强行驱逐至叙利亚，剩下的一个支族，默罕默德下令将族中700名青壮男人全部斩首，留下的寡妇和孤儿全部成为奴隶，默罕默德将其中一位丈夫刚被砍头的寡妇据为己有，并将其余的妇女“分配”给了跟随他的穆斯林战士为“赏赐”，而被杀的犹太人留下的财产，则自然成了默罕默德的囊中之物，发家资本。

其余的“不信者”当然没有选择地都“归信”了伊斯兰教。就这样，麦地那成了伊斯兰的“圣地”——默罕默德政、教、军一体化的总司令部。从这个根据地出发，短短几年间，默罕默德就以同样的手段迅速征服了整个阿拉伯平原，并开始向欧、亚、非大陆发起全面的、无休止的、血腥残暴、长达1,400年的军事进攻。

向西，默罕默德于公元629年（在彻底消灭了麦地那犹太人之后不到两年）开始向拜占庭帝国进攻，于公元638年攻占了圣城耶路撒冷；之后向南，攻克了埃及繁华的亚历山大港（公元643年）；在占领北非之后越过地中海，从南端入侵欧洲（公元643年），攻陷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后继续进攻法国；向北，攻占了波斯（公元654年）并进而入侵中亚；向东，越过印度洋袭击印度诸王国（公元636-653）。

1,400年来，麦地那城的“原住民”犹太人因自己的信仰拒绝默罕默德的宗教而被“种族灭绝”的“好戏”，就在全世界各地无数次重演。月牙刀举起之际，就是人头落地之时，不计其数的生命因此倒在血泊之中。军事进攻和平民杀戮成了这一宗教的铁律。

远的不说，只要一窥近一千年伊斯兰教在亚洲的历史，就足以领略其“血染的风采”。

从11世纪到16世纪不到500年，伊斯兰帝国在对印度的入侵、占领和统治过程中，导致了8,000万人（不信教者）被屠杀，平均每年150万人，被历史学家称为人类“最血腥”的历史。

而这一血腥的历史后果，直到上一世纪印度独立之后还可以清楚看出。当印度在1948年从英国独立时，国土以宗教为考量最终分割为三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但这仍未能阻止伊斯兰教徒与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激烈冲突，短短几年就导致了将近两百万人的死亡，上千万人被迫迁移离开他们祖先的家乡。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印度和巴基斯坦仍然互为敌对国。

中国近代也有一例。在1861—1878年清朝的同治年间，发生过一次血腥的“同治回乱”。几年时间内，穆斯林（回教徒）在陕甘两省屠杀了近2,000万“不信教”的汉人，死亡人数占当时陕甘人口的60—70%。是左宗棠将军的镇压才使事态最终平息下来。

据史家记载，从1900年到1923年，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政权共杀害了350—430万亚美尼亚和希腊的基督徒平民。在1921—23年的土耳其独立战争中，土耳其军队在攻占了小亚细亚具有1,900年基督教传统的著名城市士每拿和其它城市之后，大开杀戒，几十万基督徒平民被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巴勒斯坦地区的伊斯兰教最高领袖阿明·侯赛尼，曾与希特勒联盟，企图合作消灭犹太人。他曾兴致勃勃地参观德国的犹太集中营，对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终极计划”赞赏不已。他希望借助希特勒彻底消灭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就像当年默罕默德消灭麦地那的犹太人那样。他还为德国“党卫军”招募穆斯林成员。这位臭名昭著的伊斯兰“宗教领袖”在二战后被定为“战犯”。

今天，伊朗的宗教和政治领袖们常常发出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除掉”的威胁，事实上，这不是什么走极端或新鲜的事，这是伊斯兰世界从默罕默德开始、每一代侯赛尼们执行的“既定方针”。

二十世纪90年代初，另一位默罕默德的老乡“默罕默德”（全名为奥萨玛·宾·默罕默德·宾·阿瓦德·拉登Osama bin Mohammed bin Awad bin Laden），被沙特阿拉伯被政府驱逐出境后，流放到了苏丹，成了“难民”。1996年，宾·拉登又移民来到了阿富汗。

不出五年，宾·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发起了对美国的袭击。象当年默罕默德发起的对麦加和耶路撒冷之间贸易往来的骆驼商队进行攻击一样，宾·拉登在2001年9月11日攻击了美国商业贸易的象征——世贸大厦，导致三千人死亡。奥萨玛·宾·拉登一举成名，在穆斯林世界一时应者如云，似乎成了默罕默德的再世传人。

如果历史这面镜子有任何借鉴作用的话，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世界各地每天都在发生的“恐袭”，只不过是当年默罕默德开创的“正宗的”伊斯兰教老牌店铺每天都要挂出的“营业照常”的招牌而已。历史告诉我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和今天是ISIS“伊斯兰国”，事实上都是默罕默德的伊斯兰教最正宗的原始“版本”。

而这一“招牌生意”即使是在伊斯兰世界内部也是如此。在默罕默德去世（公元632年）后不到三十年间，四位默罕默德的继承人——四大“哈里发”中的三位就相继被暗杀；在默罕默德去世不到五十年的时间，为争夺默罕默德留下的宗教、政治和军事最高权力，伊斯兰世界就爆发了两次内战，今天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和逊尼派就是这一权斗的结果。从此，伊斯兰世界残酷的内斗就成为常态，其激烈程度有时甚至甚于对不信者的外部世界。

二十世纪一场最持久的常规战争——1980年到1988年的两伊（伊拉克和伊朗）战争，本质上就是什叶派（伊朗）和逊尼派（伊拉克）的内斗。八年战争，两国投入的总兵力不过30—50万，但却造成双方总共1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亡。而发动两伊战争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在两伊战争结束不到三年之后，又发动了入侵科威特的战争，导致了由美国领导的联合国部队解放科威特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从而引发至今为止不断升级的全球性恐怖乱局。

在2003年美国对伊发动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双方共投入兵力70万。在这场不到“100个小时的战争”中，双方战场的死亡人数不到两万。但随后在伊拉克境内发生的持续十几年的所谓“叛乱”或“教派战争”，却造成了伊拉克几十万平民的死亡、几百万人的流离失所。实质上，这是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世仇内斗的延续。他们后来攻击美军的主要原因是美军试图阻止他们彼此残杀。美军于2012年撤军之后，因穆斯林派别之间的彼此残杀，死亡人数每年递增。

事实上，今天令世界谈恐色变的ISIS“伊斯兰国”，正是这一“内斗”的直接结果，是默罕默德1,400年前创建的这个“枪杆子里面出天堂和美女”的“斗争宗教”（jihad圣战）的现代版而已。

我曾于1991年夏天在纽约住了三个月，有一段时间在世贸大厦附近打工，每天都要经过双子楼和华尔街，对那一带非常熟悉。十年后的2001年，当9·11恐怖袭击发生时，我在电视中看着这两栋我所熟悉的大厦被无缘无故地撞毁倾塌，人们在那些我熟悉的街道惊恐四散，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伤亡 …… 我无言以对。

这需要多少仇恨与苦毒！以绑架无辜的生命（几百名乘客）、劫持和平便捷的运载工具（民航飞机），去摧毁生命所依赖的工作环境（世界贸易中心），以杀戮和毁灭更多无辜的生命，为了什么？

无论是为了什么，对我来说，这就是纯粹的邪恶，是真正的“魔鬼”幽灵的驱使！

但是今天的西方世界还有勇气直面邪恶吗？还有认识“魔鬼”的分辨力吗？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从怀疑主义开始，演变成虚无主义，从对基督信仰的质疑到抛弃并边缘化基督信仰，于是进化论应运而生，物质主义和世俗主义成为主流。上帝不存在了，魔鬼也就自然消失了。没有终极的善恶标准，一切就都是相对的了。

二战胜利之后，欧洲各国在基督教信仰的忏悔精神中，为自己在非洲和其它地区的殖民统治“悔过自新”，开始大量接纳来自北非和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移民。欧洲人认为，以去宗教的“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政策，将融合“大同小异”的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明，给欧洲和世界带来永久的“世俗化”和平。

然而今天，以黑色恐怖为特征的“ISIS伊斯兰国”将这个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打得粉碎，全世界都目睹了“不存在”的“魔鬼”的“存在”。

ISIS伊斯兰国发动恐怖攻击的动机十分明确，他们在对法国总统在场的法德两国足球比赛恐怖袭击后所发表的声明中提到：“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基督教国家。”似乎在提醒欧洲，你们是我们信仰的敌人。

事实上，就像不知道真钞的价值，就无法知道假钞的危害一样，不认识上帝，也不可能真正认识魔鬼；不懂《圣经》，也不可能真正懂得《可兰经》所导致的乱局。

巴黎屠杀前一个礼拜，我的一位女同事刚好在巴黎旅游。一个礼拜后她回到简单温哥华。我关切地问她感受如何。她看了我半天，说：“unthinkable！（真想不到、不可思议）”她摇了摇头，“unbelievable！（真令人无法相信）”。

事实上，令人不可思议的、令人无法相信的事曾经发生过无数次。

不到100年前，曾有一件尤为著名、震惊当时西方世界的残暴事件，发生在士每拿——这座《圣经·启示录》曾记载的小亚细亚名城。

1922年9月9日，土耳其军队进入士每拿城，土军司令下令，将士每拿都大主教克里索斯托马斯抓起来，交给街上的穆斯林群众去处死。

于是，原本那些“普通”、“和平”的穆斯林转眼成了街头“暴民”。据目击者回忆，他们拽住克里索斯托马斯游街，拔掉他的头发和胡须，毒打并用刀捅刺他的身体，挖出他的眼球、割下他的鼻子、切掉他的耳朵，剜去他一块块的皮肤 ……

在被拽行过程中，他的身躯被自己的鲜血浸透，但他还时时竭力抬起那已经没有眼球、没有鼻子、没有耳朵、没有头发和胡须、体无完肤的头颅——他那颗高贵的头颅，平静地仰望天空，坚定地举起右手，像十字架上的耶稣那样，为那些正在折磨虐待他、将他置于死地的穆斯林祷告：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那些穆斯林却愤怒地砍掉了他正在祷告的右手 …… 直到将他在街上折磨致死，甚至碎尸、毁尸 ……

没有人可以心平气和地重温这段血腥残暴的历史。我想，除了基督徒，没有人能理解这位基督徒在死亡和苦难面前那种平安和镇定；除了基督徒，没有人知道他为何要为那些与他素不相识、无怨无仇却折磨他致死的穆斯林祷告；而除了穆斯林，大概也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那些“普通”的穆斯林会对这样一位手无寸铁、和平温柔的老人如此充满仇恨，如此残暴无情。

我忽然想到巴黎那位爸爸和孩子的对话：“他们有枪，我们有花”。我意识到，今天我们面临的困境，不正是“花”与“枪”的对峙？！

“枪”象征死亡、仇恨、恐怖和毁灭，“花”象征生命、爱、希望与和谐；“枪”很可怕，很强大，似乎可以为所欲为；“花”很柔弱，很渺小，似乎可以被随意欺凌；“枪”以死亡相威胁，似乎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花”身上，而“花”对此好像只能逆来顺受，只能被任意宰割 ……

“枪”与“花”的两军对垒，“花”似乎连机会都没有。

但是，即使被摧残而凋零，“花”不还是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一朵又一朵，沐浴在“枪”无法击穿的春风和阳光里，扎根在“枪”无法摧毁的土壤中，再次含蕊，再次绽开，再次昂扬，再次纷芳，再次以无尽的活力，展示生命无限的绚丽和美好！

“你们看野地的百合花 ……，”好像早就知道人类今天的处境，2000年前，耶稣曾指着遍地的鲜花向世人指出，不要忧虑，不要恐惧，当信靠仰望此生命的上帝。

因为鲜花的生命不是靠自己，鲜花的美丽也不是靠装饰，鲜花的存在靠的是上帝的创造和供应——空气、阳光、雨露、土壤、种子 …… 哪一样是人手所造？又有哪一杆“枪”可以消灭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正是这一写照？因为“花”属于上帝的领域。

而“枪”呢，再强大的“枪”，最终总是会被更强大的“枪”所击败。

法国人和欧洲人大概已经淡忘了，如果公元717-18年，康斯坦丁堡坚固的城墙没有挡住来自东面的穆斯林的军事进攻；如果公元732年（默罕默德死后不到100年），被历史学家称为“基督教的捍卫者”、法兰西军事天才“铁锤查理”没有在法国南部的图尔彻底击败了当时伊斯兰奥马亚王朝对法国的军事入侵；如果1863年，圣神罗马帝国和波兰盟军没有在维也纳彻底击溃奥斯曼帝国的入侵，历史上就不会有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自由的巴黎和文明的欧洲，不会有牛津和剑桥，不会有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和维也纳交响乐团，也不会有今天自由民主的美国，不会有今天全世界的自由贸易、经济发展、旅游、移民和文化交流 …… 西方和人类文明史会彻底改写。

任何邪恶极权，无论是纳粹法西斯还是日本军国主义，最终都会被自己所崇拜的“枪”所毁灭。正如一首诗歌所唱，《这是天父世界》：

“这是天父世界，小鸟展翅飞鸣，清晨明亮好花美丽，证明天理精深。这是天父世界，他爱普及万千，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却仍掌管。”

“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这是曾经被“枪”杀害但从死里复活、被基督徒称为“谷中百合花”的耶稣所说。

这是“花”战胜“枪”的故事。问题是，我们信吗？

“……在一艘无人驾驶的船上，乘客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到底是谁在驾驶着这艘船，看起来好像无人驾驶。’……

“‘这艘船本来就是自动的。’……

“‘这艘船可能是永恒的，机器的各部分碰巧就合在一起了，没有经过任何工程师的设计就自然形成了。’……

“……又有人叫道：‘我不要到其它地方去，我只想留在这里！’

“……但船上的大多数水手及乘客的心里却被另一个较为实际的问题所占据：‘我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最后要在哪里登陆呢？’”

这是林语堂先生《信仰之旅》一书中描述人类信仰起点的一幅图画，他称之为“近代世界的写真”。

在我孤陋寡闻的印象中，中国的文学家、思想家或科学家很少有从容自如地撰文来深入讨论宗教信仰问题，而比较世界各宗教之高下异同，甚至专门著文谈论自己个人信仰经历者，则更是闻所未闻。

所以，当我读到《吾国吾民》（大陆译本《中国人》）和《京华烟云》的作者这本讨论信仰问题的著作时，着实讶异了一番，这确属凤毛麟角之作。

人生，诚如林先生所言，是航行在茫茫无际的汪洋大海之中的一艘巨轮，甚至在你还不知道时你已经在船上了。你不知道这艘船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你似乎看不到船长和水手，不知道谁在掌舵开船，这艘船怎么会一直往前开呢？为什么不停一下再开、开一下又停、开开停停？甚至，为什么至今还没有翻船呢？

但是有多少人认为这样的问题对我们个人的“灵魂”是重要的呢？又有多少人认同我们是在一条人类共同的“生命之船”上呢？我们很少真正踏上《信仰之旅》，执着地追寻这一人生最重要问题的答案。我们也许对《吾国吾民》更感兴趣——因为那是有关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形象”。

林语堂先生是福建一位基督教牧师的儿子，他是民国初年中国最优秀的跨国文化学者之一。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学士学位，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相继在清华、北大和厦门大学任教，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科主任、世界笔会副会长等职，并两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正由于林语堂先生学贯中西、又有亲身登临信仰群峰的特殊经历，是名副其实的“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今古文章”的第一人，才使他晚年的这部著作别具特色。

但林语堂先生在探索这一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时，并非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在那里指点江山；或只是一个凑热闹的外行人在“为赋新诗强说愁”；也不是以学究权威的角色对宗教评头论足；而是以在“这艘船”上一个乘客的身份，试图寻索自己所乘的“这艘船”的来龙去脉。

林语堂心中的“信仰”或“宗教”，“自始至终是个人面对那个令人震惊的天，是一件他和上帝之间的事…… 是一次灵性上充满震惊与遇险的旅程”。“这本书是一个人探索宗教时经验的纪录。记载他在信仰上的探险、怀疑及困惑；他和世上其它哲学及宗教的磋磨，以及他对过去圣哲所言、所教最珍贵宝藏的探索。”

林语堂以一个思想家特有的“探险、怀疑及困惑”的精神，用主要的篇幅先后穿越了“孔子的堂室”、“道山的高峰”及“佛教的迷雾”，然后转向“理性主义”和“ 物质主义”，对它们向宗教信仰的挑战予以回应。最后，他遇见了耶稣那耀眼炫目“威严的大光”，那照亮人生航向的云上的太阳。

在这一趟旅行中，他最关切的是“人的灵性、生命的理想及人类的品性”。

林语堂以孔子为起点，开始了他的“灵性的大旅行”。很显然，孔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无所不在，孔子的“克己复礼”统治了中国将近二千五百年。为此，林语堂认为孔子可能是“所有历史中最成功的社会哲学家”。“孔子代表道德的中国”，而孔学儒士则“成为古代中国知识阶级的贵族”。

由于孔子对于社会纲常教训的影响，使他“对上帝及上帝意旨的关心，及他对于宇宙的灵性性质的看法，被儒家的实证主义所蒙蔽”，而林语堂则想考察孔子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态度。

“上帝——或天，如孔子所了解的，是严格独一的神，但在民间信仰中，则有许多神祇。有一次有人问他：‘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而孔子回答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有一次病得很厉害，有人建议他‘祷尔于上下神祇。’孔子回答说：‘丘之祷久矣。’

“论语记载他所最‘慎’的事情是‘祭’及‘斋’。换句话说，孔子假定上帝是高高在上的，用神秘微妙的方法来领导人事的进行……他一生的历史研究十分注意古代宗教祭祀的方式。”

另一方面，“孔子是个教育家，对藉个人的修身来改革社会有兴趣，……‘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孔子在处理人类社会问题时是把个人放在社会之上的。”

有意思的是，林语堂特别将孔子与马克思作了比较：“我想起孔子和马克思刚好是采取对立的观点：孔子相信没有人格改造的社会改革是表面的；马克思则以为社会环境决定人的道德行为，而乌托邦的实现要靠物质环境的变换。过去四十年间苏维埃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正足以证明后者的假定带来了多少灾祸。由于人类对权力的同样的野心和贪婪，领导者之间的嫉妒与无情，人类为生活舒适及权力斗争必要付出忍受不平等的代价……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并不解决人性的问题。今天在苏维埃联邦的男男女女和联邦外的人一样，为同样的动机所支配，以父母之心关怀他的子女，想送他到比邻近的儿童所进的更好的学校，他们同样以赚钱为工作动机，想得到较高的待遇，也同样有阶级和特权的欲望。私有财产及继承权已经恢复。阶级的特权及工资的不平等已稳定地进展。假以时日，这个反常的俄罗斯国家将坚定地向资本主义社会‘前进’，甚至容许自由工作、自由思想及自由旅行，虽然她仍飘扬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必须对人性妥协，而不是人性对社会主义妥协。”

半个世纪前中国的林语堂，几乎就像两个世纪前法国的托克维尔一样，预言人性的力量，是任何国家政治、思想、主义等意识形态所无法彻底摧毁的。

孔子著名的“仁”，有“慈爱”的意义，“在孔子则指最好的人，是人性发展到理想的圆满。”林语堂发现，“‘仁’字的发音刚好和‘人’字一样，因此一个仁人，读起来是‘仁仁’。这使我们想起英文有一个相似的例子，就是 human 及 humane 两字意义的相似。英文的 humanity 一字，像中国的‘仁’字，包含有‘人道的’及‘人性’的双重意义，例如‘基督的人性（humanity）’，而‘仁’在哲学上的发展则成为具有‘真人性’的意义。”

但是针对孔子以个人的修身养性和礼仪来规范和改造社会的“礼”学，林语堂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一个人，除了想做一个好父亲或好儿子之外，就永远不想做其它事了吗？一个人还清了债务，把儿女送入市内最好的学校之后，不会再问我是谁？或者我应该如何生活吗？人是真的满意了，还是在他心灵深处有些不为人知的疑问呢？诸如我是谁？这个世界是怎么开始的？世界之外还有什么？……”

这就是站在中国文化精神另一端的老子对中国的贡献：他给予中国一个俯仰天地的超越视角和潇洒境界。

老子曾对孔子予以忠告：“汝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彻底地洗净你自己，除去你一切仁义德性；你就可以得救。”这使得林语堂联想起耶稣几乎相同的教训：“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林语堂认为：“孔子让自己的心灵和上帝本身保持距离。孔子凭着良知说：‘未知生，焉知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些话是无法令一个仍然被逼要跳出这种‘可知’的知识范围，宁冒痛苦或失败的危险去追求未知的人满意的。它也不能使我满意。”

“儒”与“道”，林语堂视为是中国思想对立的两极：“孔子是一个实证主义者，而老子则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孔子最关切的是人，而老子最关切的是宇宙的神秘和性质；孔子视宇宙为人的一部分，而老子则认为人是宇宙的一部分。”

对孔子和老子这两位中国文化精神的巨人，林语堂作了进一步发人深省的比较：

“孔子教人以一种德国人的极端严肃和恳切的决心来生活；但在中国人的灵魂中常有来自老子的深思，及可怕沉默的忍耐力，对权威的缄口顺服，定意忍受一切痛苦，枯坐以待任何暴君自毙的伟大的无抵抗，无论这些暴君的势力是多么大。”

“道家与儒家，不过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一个是属于活动的、有作为的、相信的一面；另一个是属于静观的、怀疑的、惊异的、使生活笼罩着一种如梦性质的一面。”

“当一个中国人成功的时候，他是一个儒家；当他为艰难及失败所围困的时候，是一个道家。”

“那些被踢出办公室的官员，……当他是一个重要的内政部长时（即他还是一个儒家的时候——作者注），可能常常忍受失眠之苦，现在却他睡得很香，因为他是睡在道家的天地里面。”因为“官员像孔子，而作家及诗人像老子及庄子，而当那些作家及诗人成为官员时，他们表面上像孔子，骨子里则仍是老子及庄子。”

林语堂对老子的智慧和思想极为推崇，称他为“世界上第一个深藏不露的哲学家……老子充满似非而是的隽语；老子则把他深奥的智慧挤入光辉密集的五千宇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用这么少的字来具体表现一种哲学的全貌，且曾对一个民族的思想有这么大的影响。”

他认为，“老子的影响是大的，因为他充实了孔子积极主义及常识所留下的空虚。以心灵及才智而论，老子比孔子有较大的深度。”

老子思想的中心是“道”，这“道”是一切现象背后的大原理，是生命起源的原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它像流注到每一个地方、滋润万物而不居功的伟大的泉源。道是沉默的，弥漫一切的，且是隐藏不可见的，但却又是无所不能的万物的原始。”

老子的“道”实在很接近写于老子之前一千多年的圣经《创世纪》中创造宇宙万物上帝的“话”——道。只是老子说他不知其名，曰“道”。然而无独有偶，《新约圣经》则直称“道就是上帝”。

林语堂甚至进一步发现，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救赎的真理“用老子以下面的句子来表现，其相似之处，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如反。’”

“老子……在精神上几已升到耶稣的严峻高度。……老子对爱及柔和谦卑的力量的训言，在精神上和耶稣那独创卓识、闪烁着光芒的训言相符合，有时连字句都惊人的相似。”这是林语堂对老子的结论。

而对老子的传人庄子，林语堂的激赏之情溢于言表：“庄子是我所爱好的…… 因为他的风格的迷人与他思想的深奥，他无疑地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散文作家；同时照我的评估，他也是中国所曾产生的最伟大及最有深度的哲学家。”

虽然林语堂先生钟爱老庄，但在他结束“道山的高峰”行程之后，却不无遗憾地感叹道：“从老子智慧的高峰降到民间道教的神秘学、法术、驱邪逐鬼，从来没有一个宗教退化到如此地步。今日道教道士最大的用途是赶鬼。如果哲学家拒绝制造神，民众常自行想象制造他们所需要的神。中国思想中最固执的倾向是相信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及它们的相生相克。”

在对独具“中国特色”的儒、道学说进行深入探讨之后，林语堂的目光开始转向了“对古代中国的思想和心智唯一的外来影响”——佛教。

拥有浩瀚繁复的经典轶卷、经由帕米尔高原和西藏高原进入中国的佛教，被林语堂先生称为人类思想信仰的“迷雾”。林语堂认为，尽管历史上“中国学者极其卑视道教及佛教，将它们视为绝对迷信，但以一般人对宗教的认知，中国人可以说都是佛教徒。”因为“无论学者阶层怎么想，中国人民却需要一个流行的宗教，要有一个神来向他祷告，有一个天堂来盼望；在较高尚的意识中，他们也需要罪恶的忏悔，从痛苦、疾病、仇恨、贫乏，及死亡中被拯救出来的方法。”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梁武帝四度出家，靠亿万银两几度赎回，却使其皇朝国运逆转；“自大狂”武则天伪造佛经、僭称佛身临凡；著名的唐三藏在去阿富汗及印度十六年后带回了六百五十七部佛经；而民间老百姓竟慢慢将一位男菩萨观世音变形为一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女观世音菩萨——佛教以其独特的方式最终成为中国本土“宗教”。

我想起林语堂在他的《吾国吾民》中曾说过：“道家思想像吗啡一样能神奇地使人失去知觉，于是产生神奇的镇定作用。”而“在对待人生的消极态度上，佛教只是道教的一种狂热的形式罢了”。

当然，佛的世界要比中国民间“变形金刚”式的耽想要精妙复杂得多，连最有思想的学者都不得不敬畏三分。

比如说，物质世界是“没有”——空的“存在”：“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 沤灭空本无，况复诸三无？”

比如说佛祖的大弟子文殊甚至警告另一大弟子阿南要抵抗记忆，因为记忆会堕落为斜思淫念：“阿南从强记，不免落斜思”，即使是记住佛的教训也是如此。

“佛努力在禅上成功的目的，是想成为某种温和的超人。因为一个人，如果他已消灭他自己的知觉心，而因此消灭空间与时间的概念；他已升到脱离一切有情及精神拘束的自由地位，而从一种超感觉的心的本质（就是佛性的本身）来看望这个世界及人生，他就是超人。”

当然，这些都是非常人所能理解或感悟的。而禅的境界，到最后“只是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谜语，或是一个巴掌和一吐口水。”

佛要使“一切人类经验非人类化，以致达到一种像神一样的稳定、宁静、和平，如迦叶所说：‘身常圆满紫金光聚’”——佛的本身。

但是，如果记忆（人类的一切思想活动都基于记忆能力）是不可靠的，思想是无益的，生命是“空”的，世界是“幻”的——“生性有如空，缘生故如幻”，那么还剩下什么呢？“打坐”、“入定”、“修行”以致“涅磐”是否最终也是不可靠、无益和空幻的？

在这里，林语堂以并不常见的严苛态度发问评论道：“当然，佛是很感动人的，但这位大师同时又教导我们人的思考是无益的，它犹如‘自咬肚脐’一样徒劳无功。那么为什么还要什么天台宗及华严宗？… 这是我对一切宗教、特别是佛教所想说的：如果宗教是意味着超脱凡世的，我反对它；如果宗教是意味着我们必须从这个现世知觉生活中出走，且有多快就多快地‘逃避’离开它，像一只老鼠放弃快要下沉的船一样，我是和它对立的。”

与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最大的儒、道、佛相比，唯物主义无神论则是当代个人心灵和精神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彻底的无神论在林语堂看来“完全是一个特殊时代人造的产物，只限于一种思想的特殊方式。与一般的信仰不同，唯物主义很少能够成为一个思想家对宇宙问题逻辑推理的根据，而往往是当情况开始显得不太正常、扑簌迷离甚至混乱之时，那些见风使舵和走捷径之人所采取的立场。”

在林语堂的眼中，唯物主义在二十世纪的趋势将逐渐形成“道德的犬儒主义：人性的优美及光明已经过去……任何人若不赞赏毕加索画里挺着大肚子和笨重大腿的怀孕妇人，就是毫无希望的反天才的无知者。于是毁灭的时代来临了，毕加索以一个把钟表拆开，得意地将轮子、指针、螺旋钉及弹簧抛在自己面前的顽皮孩子的心情，切分着这个物质的世界，称它为‘内视’……每一个人都撕破一些东西，而以这样的行为来接受群众的喝采。”

“什么东西被毁灭并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是破坏，因为只有藉着破坏，人类才能表示自己‘进步’。”

而在这一“全面的破坏”中，林语堂特别注意到佛洛伊德“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他把图书馆设在厕所里面，以便于分析许多关于人的事情。”以至于现在任何人要进行对“人”的研究和分析，都必须到“厕所”里去进行。“佛洛伊德要说什么，他就自创什么语言：他发现“灵魂”一字被滥用，就非常聪明地用‘精神’一字来代替。接着便是‘本能的冲动’、‘本我’、‘自我’及‘超自我’，最伟大的词当然是‘下意识’……佛洛伊德派对于人类灵魂的报告，事实上刚好和一个公爵堡垒里面的女帮厨的报告差不多。”

弗洛伊德使“人心和人体已再没有什么隐私；心理学的学生们已经剥去了无花果树之叶，吹散了一切秘密。已经把赤裸的、正在发抖的灵魂送到厨房的洗涤室，而把厕所改为公共走廊；他们已使爱的魅力钝化，把罗曼司的酒弄酸，将尊贵的羽毛拔去，使人内心的至圣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高坛上推下来，而让发出恶臭的‘本能冲动’戴上皇冠坐在它的宝座上。”

可见，林语堂对二十世纪唯物主义对道德人心带来的祸害深恶痛绝。

而对中国人来说，林语堂认为（孔子）的“人文主义已经继续了将近二千年，没有任何人对唯物主义的哲学让步。中间只有过一个活在主后五百年左右的无神论者范缜（梁武帝时代——本人注）。中国人始终是哲学上的理想主义者——重视道德过于物质，而一般民众，则宁愿崇拜偶像或诸灵，也不愿要一种僵死、无神的唯物主义。”

至于二十世纪科学的发展，也使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走到了尽头——林语堂称之为“穷巷”：“近代原子及电子的发明，不只是改变了人对宗教或生命的看法，而是推翻了一切……物质原来是无以名状的、百万伏特的能量驾驶着忽隐忽现无限小的电子……对于物质的传统观念已无法坚持，物质不是固定的，事实上物质是空的，而且并非始终可见。……这些发明的结果是‘物质让位于心灵，而不是心灵让位于物质’。”

“自然科学家像是一个忠实的向导，他把你带到可知世界最边缘一道关闭的门前，坦白地告诉你：“此门之外我不知道，而且无法告诉你。”因为科学只能显示物质世界是“什么”或是“怎样”，却不能显示“为什么”。

与马克思自称其理论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真理”的态度相比，林语堂认为达尔文还较为谨慎，较有“科学精神”，但对其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却毫不犹豫地提出了鲜明的挑战：

“‘物种起源’其实是一种信仰，一种易于招致质疑的直觉猜测，可能对，也可能不对。我不知道，没有科学家可以确知，但在这个‘信仰’中有几个概念上的难题。

“在赫克尔的手中，这个信仰无疑地已变为一种美好的、几乎是诗一样的结构——被称之为‘生物的奇迹’。但以一种学术理论而论，进化论就像一个幸运之轮，被给以无限的时间盲目的碰机会来搅出对的号码，那就不免漏洞百出。”

林语堂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与赌场的赌盘作比较：“我希望看到一种可理解的学说，一位有资格的人告诉我（他的资格不能差于长期流连在蒙地卡罗游乐场的人），在他一生中，曾看见过一次连续搅出五次零的号码。我自己曾见过连续搅出三次零的号码。在轮盘赌中仍未有人看见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号码连续按次序出现。也许在一百万年中这样的情形会发生。但把生命科学的理论建立在这种盲目碰机会的基础之上，听来却令我震惊。盲目碰机会的意义是靠“运气”，而一个拥有庞大形体的宇宙却靠“运气”而建立，听来盲信多过客观的科学。如果在一个赌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号码按序出现，外行人健全的反应，是怀疑赌场主人有意作弊。”

林语堂的思考并没有停止在这里，他进一步发现：“在这种‘瞎碰机会’的理论中，其实有许多矛盾。第一，它假定一个有机体是因它‘适应’了某种目的而生存，但其实最终却‘适应’于没有目的（盲目）的目的（进化）。目的的存在或不存在变成纯粹是形而上的（空谈），而所谓进化也只是为了一种没有目的的目的而改变，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令人无法理解；

“其次，常态（物种）并没有被进化的过渡形态的化石所支持，甚至在百万年的化石中也找不到……缺乏证据，于是就不得不杜撰说，人是从一道没有梯级的楼梯下来，或从有梯级而没有连接东西支撑着它的楼梯下来的；

“第三，叔本华进而推测有‘适应的意志’……（就象）在一个堆满五百张锯形谜板的盘子，在无限次自动变化之后，这些谜板终于各就各位一样。这只是一个奇迹，而科学不能像奇迹。

“其四，永恒的变化是不可理喻的目的论。……根据瞎碰机会的理论，蛇制毒液并不需要思想，不过需要在千万分之一的机会中瞎碰。而与有效射击毒液的舌头及毒液囊的系统配套，也只需要万万分之一的偶然巧合。但因偶然的侥幸继承这种能耐而使下一代也能在体内准确地形成这一化合物的可能性，又要去碰十万万分之一的机会。一种如此简单的东西，以一次碰机会再加上随后要碰的机会合并计算，将是一之后跟着廿三个零分之一，或 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但依靠数学上的或然率是相当危险的。而这种机会必须发生在我们能有一条有毒的响尾蛇之前。生存是容易的，但得到这种机会却是难上加难。这难道真是科学吗？”

由于进化论以“科学”之名出现，使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得以在全世界蔓延，以致在精神、信仰和道德层面，“我们现在停留在悬疑及无知中。”

林语堂强调人类理想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道德的混乱是违背人的本性的。我认为人喜欢有一种强有力的生活理想。一个有清晰理想的社会，要比一个没有理想的社会更易于生活的。它产生较少的神经衰弱者，较少的挫败感，及较少的精神崩溃。”

对于马克思主义，林语堂认为，“像厄塞尼女皇的装饰一样绝对正确的马克思，缺乏谨慎（伪科学态度），以致使他的每一教条都面临着一千种事实的挑战。”

林语堂对共产主义国家“无神宗教”的观察是严苛的，但也是深刻的：“在莫斯科及北平苏维埃领袖们无所不在的画像，宣告了即使在一个无神的社会中也有对某些神祇或其它东西崇拜的必要。……不幸的是，那个他们曾经向他崇拜了卅年之久的神，死后按照赫鲁晓夫所说，变为一个杀人凶手及阴谋诡计的主谋。一个歹徒，二万万人崇拜了他卅年之久，竟未能发现他的真相，就让我们称它为历史上的偶发事件吧。虽然如此，在一个无神的社会中，一神主义必然永远继续，这个宗教无误的“主”是马克思，它的“启示先知”是列宁。如果这个“启示的宗教” 不像神圣一样被崇拜、被坚定地高举，整个无神教会就会崩溃。”

“这就是我们所到达的虚无。”——虚无的信仰。

十九世纪以来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狂风暴雨猛烈地冲击着人类这艘“航船”，迫使它改变既定的传统航向。有思想的人都对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行径、以及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及红色恐怖对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但是信仰之光被无神论的乌云遮盖，道德价值被随意颠覆，人类希望的前景被虚无主义的黑暗笼罩。

人生的出路在哪里呢？人类的希望在哪里？

“不是在那可怕的黑暗中，已经有大光来拯救人类了吗？”林语堂在他的心灵深处，发出了比黑暗更深沉的呼喊！

“我曾在甜美、幽静的思想草原上漫游，看见过某些美丽的山谷；我曾住在孔子人道主义的堂室，曾爬登道山的高室且看见它的崇伟；我曾瞥见过佛教的迷雾悬挂在可怕的空虚之上；而也只有在经过这些之后，我才登临基督信仰的瑞士少女峰，到达云上阳光普照的世界。”

林语堂一生游历中西文化和思想，亲身体验不同信仰体系及其影响。他在基督教家庭成长，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探求并沉浸于各种信仰和文化之中，成为他自己称之为的“异教徒”。他对当时一些教会和基督徒行为的批评是严厉的。当他晚年回顾自己信仰沧桑时，他悚然注目的却仍然是耶稣基督那穿越人类历史黑暗乌云的“威严的大光”：

“耶稣的世界和任何国家的圣人、哲学家、及一切学者比较起来，是阳光之下的世界。像在积雪世界的冰河之上，而且似乎已接触到天本身的瑞士少女峰一样，”

与孔子、老子、庄子和佛陀的教导相比较，林语堂认为，“耶稣的教训直接、清楚、又简易，使每一个想认识上帝或寻求上帝之人的其它一切努力都相形见绌。……在耶稣的世界中包含着力量及丰富——光的绝对无限的明朗！在这里，没有孔子的自制，佛的心智分析，或庄子的神秘主义。在他们推理的地方，耶稣施教；在他们施教的地方，耶稣命令。

“耶稣道出对上帝最完满的认识及爱心。耶稣传达出对上帝的直接认识及爱慕之感，并进一步直接了当地指出，对上帝无条件的爱及遵守他诫命的行动就是彼此相爱，平等相待。如果一切大真理都是简单的话，我们现在就是站在一个简单的真理面前，而这个真理，是一颗包含着人类一切美好发展原则的种子！”

林语堂的信仰之旅，使他曾经攀登人类不同心灵智慧的高峰。但当他重新审视耶稣基督，探讨他个人魅力和力量来源时，仍然发出带着他那特殊的思想火花的问题：

“将耶稣与其他一切人类导师相比较，他那种独特的、炫目的光茫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如爱默森所称道的耶稣吸引人的魅力是从哪来的呢？”

林语堂发现，“耶稣说话不像任何导师那样说话。耶稣从来不解释他的信仰，从来不伸明它的理由。他以了解知识的平易及确信的态度来说话。他教人不用假设也不用辩论。

“他以极其自然和优美的态度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他以十分朴实的态度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声音，一种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声音。

“他有一种真正高贵的声调：“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耶稣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一种二千年来浮现在人了解力之上的命令的声音。”

林语堂的信仰之旅当然是十分个人性的，但是作为一位跨越国界文化、博古通今的一流学者，一位关注“人的灵性、生命的理想及人类的品性”以及中国及人类前景的文化和思想大师，他的信仰历程不仅仅是个人性的，对中国人的信仰和心灵世界也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

林语堂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一个道德犬儒主义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人类理想的崩溃付出代价……一切社会主义的改革，只是倾向和注重于物质和经济的研究，其实正如庄子所说‘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及孔子所言‘声色之于化民末也’。”

面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泛滥使人类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道德底线的现实，林语堂坚信“我们所需要的是深度，而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深度。”而这个深度只有“直接追随耶稣教训的核心”才能获得，就象法国著名的历史学者勒南所言：“耶稣为人类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道德的最高原则。”

林语堂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耶稣的教导不仅是属于灵性的，而且具有强大的政治性——正是耶稣的信仰导致了当今民主和自由的政治体制——“这种自由民主的世界性宗教的根源来自耶稣的道。” 因为在耶稣的话语中，“人的基本价值被肯定。”

唯物主义者“相信只要给那些最卑微的人有饭吃，便万事大吉了。”但耶稣却向世界宣告：“‘天国就在那些饥渴慕义的人心中’、‘温柔和谦卑的人将承受地土’，前者赐人心灵内在的自由，后者宣告‘我弟兄中最小者’（最不起眼的人）的价值。换句话说，谦卑的人在心灵上是自由的，而最谦卑的人将会获得胜利。”

林语堂认为，这正是“一切自由和民主背后的灵性原则。”“因为这个原因，人类将永远崇拜他，无论他曾是何等卑微。人基本价值的淳朴教义，将继续被证明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力量。”

“今天，这种力量仍然是充满活力，它常常更新以沉默的革命来推动人类进步。更奇妙的是，耶稣的教导从来不为任何思想、主义和物质经济的概念所动”，却影响着整个世界和各个时代。

“在耶稣无与伦比的教导中，有一种令人信服的、人所能听到的最崇高的人生理想。人们常常以为耶稣对上帝的启示是过去的事，然而今天无论谁读《福音书》都会相信这是上帝在今天明确无误的启示。……基督徒一旦在他们的生活中‘结出果子’，就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抵抗基督教改变人心的力量。”

对于耶稣在人类历史中无可比拟的影响，以及他对人心灵永恒的震撼力量，即使身为文学语言大师，林语堂也情不自禁地、一再引用勒南那美丽优雅、惊天动地的激情文字：

“这位崇高的人物，每天仍掌控着这个世界的命运……伟大的创作力将会再出现，这个世界会因由古代勇敢的开创者所开辟的道路而满足吗？我们不知道。但无论将来无法预料的现象如何，耶稣将永远不会被超越。对他的崇拜将常常更新新的一代，他的生平故事将不断使人流泪，他的受苦将使最善良的心灵也软化；世世代代将在自己的子孙中宣扬他的名字，比耶稣更伟大的人物将永不会产生。

“安息在荣光中——高贵的创始者：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你的神性已经建立；不必担心你努力构筑的大厦会因某一条裂缝而崩溃；从此以后，在脆弱的人类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你从你神性和平的高处，彰显你无限的能力和影响。几个小时苦难的代价，甚至完全不能触及你伟大的心灵，你已经赎回最完整的永生。千万年后，这个世界仍将颂扬你。我们反抗的大旗，也只会成为环绕着你而进行的激烈战争的记号。自从你死之后，你比你在这个世界行走时更活跃一千倍，更可爱一千倍，你已成为人性屋隅的首石，那些想把你的名字从世界除去的，将会被彻底震垮！”

我们仍然处在人生之航的苍茫虚无中，但是我们可以“将蜡烛吹灭，因为太阳已经升起！”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问题是，就象中文无确定时态一样，今天我们已经不很确定这个表述应该是过去式，还是将来式，因为在当今世界文明和开放的大潮中，中国人凸显出来的“素质”问题，有时几乎成了我们对中国所有“搞不好”的问题的终极答案。

无论是鲁迅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洞若观火、令人叫绝的辛辣讽刺性描述，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对中国人的性格冷静幽默的剖析，还是柏杨、李敖对“丑陋的中国人”的正反鞭笞，都会让我们在国人“素质”问题上扼腕兴嗟，裹足不前，纵有“满腹经纶”，却不知从何说起。

饶有兴味的是，我发现十九世纪法国社会历史学家和政治法学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论美国的民主》中也大谈特谈美国人的“素质”——“民情”。不同的是，他认为美国的“民情”正是美国民主社会“搞得好”的终极答案。

这是引起我深思的一点：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民族的“素质”将很多“好事”渐渐演变成了“坏事”，而另一个国家的“民情”却使很多“坏事”逐步发展成了“好事”的呢？

作为一个法国人，托克维尔身处以民主自由旗号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持续动荡纷乱的时代，一个民主节节倒退、步步受挫的年代，他从对法国“暴力”民主的困惑反思中，希望能对一个拥有民主发展最佳条件並最能全面展现民主发展规律的国家进行研究考察，以此为法国、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民主政治找到一条理论和实践的出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经历过这场（民主）革命的国家中找出一个使这场革命发展得最完满和最和平的国家，从而辩明（民主）革命自然应当产生的结果；如有可能，再探讨能使（民主）革命有益于人类的方法。”（民主的括号是本人加的）

当然，这样的国家只能是美国。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了全面性的考察评述后，将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三：一. 地理环境；二. 法制；三. 民情。

而对这三者的重要性，托克维尔认为：“英裔美国人的法制和民情是使他们强大起来的特殊原因和决定性因素。”“法制比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

换句话说，美国的“民情”对民主制度最具决定性作用。

那么什么是美国的“民情”呢？或者说，美国人良好素质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是什么决定性的因素使美国的“民情”能够孕育、创造并维持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相应的社会形态呢？

民情，托克维尔定义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也就是说，国民整体的道德和精神面貌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和自由（即文明和进步）的程度。

“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我觉得应当把它视为我观察的焦点，我也把它看做我全部想法的终点。……如果说我在本书的叙述中，未能使读者理解我所指出的美国人的实践经验、习惯和见解，即他们的民情在维护他们的法制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那未，我就没达到我为自己规定的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

而美国“民情”包括：宗教、教育、习惯和实践经验，但是其中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根据托克维尔的观察，就是基督教信仰。甚至远在讨论民情之先，在著作的一开始，托克维尔就已经预告了这一要点：

“在仔细研究美国的历史之后，再深入考察它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便可以确信：在美国，任何一种见解，任何一种习惯，任何一项法律，而且我敢说任何一个事件，都不难从这个国家的起源当中找到解释。因此，本书的读者将在本章看到以后所要叙述的一切的萌芽，找到可以几乎启开全书的钥匙。”

而这个起源，这把钥匙，托克维尔为我们粗粗画出了这样一幅素描：这个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他在进入新大陆的荒原时，只随身带来一部圣经、一把斧头和一些报纸，思想在这些荒原里传播的极其神速，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人（基督徒），一本圣经（信仰），一把斧头（生存），一些报纸（知识和教育）……。

托克维尔在开始具体阐述美国的“民情”究竟是如何对美国的民主政治起作用时，总共用了六个章节来说明。但他却首先连续用了三个章节来阐述“作为一种政治设施的宗教及其如何有力地帮助了美国人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宗教信仰对美国政治社会的间接影响”及“宗教在美国发生强大影响的主要原因”。

他强调指出：“北美是由信奉民主的和共和的基督教的人们开发的。”“他们把民主和共和的基督教…带到了新大陆。……在这里，政治和宗教一开始就协调一致，而且以后从未中断这种关系。”

“在美国，宗教是同整个民族的习惯和它在这个国土上产生的全部情感交织在一起的。”

美国是由一群拥有纯正基督教信仰的人——英国的清教徒建立起来的，这对我们今天认识托克维尔所讨论的美国“民情”极为重要，因为不仅这个特点事实上朔造和影响了整个美国，而且这一观念始终如一地贯穿了托克维尔这一巨著。事实上，托克维尔所考察的这个近乎完美的民主制度完全脱胎于“基督教世界”，而这也正是他全部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在基督教世界组织和建立民主制度，是我们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

针对十八世纪开始在欧洲兴起的无神论思想，尤其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高举民主自由大旗对古老的基督教信仰的冲击和诋毁，温和保守的托克维尔毫不妥协地指出：“18世纪的哲学家们，曾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解释过宗教信仰的逐渐衰退。他们说，随着自由意识和知识的提高，人们的宗教热情必然逐渐消失。遗憾的是，这个理论完全不符合事实。

“在欧洲，有些人之不信宗教，只是由于他们愚蠢无知；而在美国，你却可以看到作为世界上最自由和最有教养的民族之一的美国人，以极大的热情履行宗教所赋予的义务。”

“美国是基督教到处都对人们的灵魂发生强大的实在影响的国度，而且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它比宗教更有利于人和合乎人性，因为这个国家在宗教的影响下，今天已是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家。”

这样的观察在今天依旧充满着活力，这样的结论至今仍然真实无比。

需要说明的是，托克维尔并非基督教神职人士，他绝不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来维护或赞美基督教信仰，他只是从政治法律及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民主的原因及民情因素。对托克维尔来说，基督教信仰对美国民主的巨大影响只是他作为一个学者亲自考察后得出的一个学术结论而已。

他曾在自己祖国看到法国大革命因为由无神反宗教思想主导而使民主节节倒退，但在美国的民情中他发现了基督教信仰对成功的民主制度的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他在自己国家横扫一切的“革命”动乱中对民主的前途困惑不已，却在美国温和古老的信仰实践中找到了对民主前景清晰明确的答案！

托克维尔在强调宗教的直接影响之后进一步指出：“宗教（对民情）的间接影响更为强大”，“它合宜地教导美国人掌握行使自由的技巧。美国有不胜枚举的教派，各教派在对它们所应崇敬的创世主的礼拜仪式上虽有不同，但在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上却意见一致……都以上帝的名义去宣讲同一道德……对于社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全体公民信奉什么教派，而是全体公民信奉宗教。何况在美国这样的社会，所有的教派都处于基督教的大一统之中，而且基督教的道德到处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形成美国民情的根本源泉，这就是教养美国人素质品性最重要的渠道。四百年前是这样，两百年前是这样，今天依然如此！

托克维尔对基督教信仰在形成美国民情最重要的单位——家庭中的作用，尤其是对妇女的影响，进行了认真的考察：

“宗教…引导民情，而且通过约束家庭对国家发生约束作用。我一刻也不怀疑，美国的民情表现的极端严肃性，首先来自宗教信仰。在美国，宗教往往无力阻止人们被命运为他们安排的无数良机所诱惑。宗教并不抑制人们一心要发财致富的热情，但它对妇女思想的控制却是绝对的，而民情的主要创造者却正是妇女。美国的确是世界上最尊重婚姻关系的国家，美国人对夫妻的幸福也持有高尚的和正确的看法。”

他比较了欧洲的家庭情况：“在欧洲，社会上的一切混乱现象，几乎都来源于家庭生活问题，而非来源于婚姻。欧洲的男人有轻视家庭的天然结合和合法乐趣的表现；他们喜欢混乱，心里不能保持平静，愿望总是在变。一个欧洲人，在这些往往会扰乱其家庭生活的起伏不定的激情影响下，很难服从国家的立法权。

“而一个美国人，从政界的激烈斗争中退出而回到家里后，立刻会产生秩序安定和生活宁静的感觉。在家里，他的一切享乐简朴而自然，他的兴致纯真而淡泊。他好象因为生活有了秩序而获得幸福，而且容易习惯于调整自己的观点和爱好。欧洲人喜欢用扰乱社会的办法来忘却其家庭忧伤，而美国人则从家庭中汲取对秩序的爱好，然后再把这种爱好带到公务中去。”

在这里，美国的家庭是信仰的一个单位，是拢聚道德情感的深水港湾，是身心灵获得安息、幸福和重新得力的温馨园地，是基督教信仰培育和朔造民情最重要的场所。

托克维尔从对美国个人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品行和道德受到无形的制约的细腻观察中，看到了基督教信仰对人民素质的作用和影响：

“在美国，宗教不仅支配着民情，而且把它的影响扩及人们的资质。在英裔美国人中，有些人信奉基督教的教义，是出于他们对教义的真诚。但是，美国的革命家们，必须公开表示自己真诚尊重基督教的道德和公理。当他们受托按自己的意图执行法律时，基督教的道德和公理不允许他们随便违反所执行的法律；即使他们能够不顾自己良心的谴责而违法，也会由于同党人的谴责而后止步。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在美国提出这样的政治主张：‘一切服从社会的利益’。这个有点蔑视宗教的主张，在某个自由时代（指法国大革命前夕）似乎有人提出过，以此来为他们未来的暴政做舆论准备。

“因此，法律虽然允许美国人自行决定一切，但宗教却阻止他们想入非非，并禁止他们恣意妄为。”

由此托克维尔发现了美国极为重要的“政教分离”原则的奥秘：“在美国，宗教从来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被视为政治设施中的最主要设施，因为它虽然没有向美国人提倡爱好自由，但它却使美国人能够极其容易地享用自由。……

“美国人在他们的头脑中把基督教和自由几乎混为一体。”

而法国的“有些人把共和制度看成是显示自己伟大的暂时手段。他们用眼睛估量了一下把穷困苦难的他们与有钱有势的显贵隔开的那条鸿沟，就想用废墟上的残垣破壁填满这个深渊。他们之主张自由，犹如中世纪的自由佣兵维护国王。不管他们穿着什么颜色的服装，他们参加战斗各有其自己的打算：希望共和制度能够长久到把他们从目前的卑微状态中解救出来。”

托克维尔认为：“真正向往自由的，不是这样的人，而是另一种人。这种人视共和制度为一种长治久安的政体，是理想和民情每天都在催使现代社会必须追求的目的。他们衷心希望把人教育成为自由的人。……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而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如此。宗教，在他们所赞扬的共和制度下，比在他们所攻击的君主制度下更为需要，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其他任何制度下尤为需要。当政治纽带松弛而道德纽带并未加强时，社会怎么能免于崩溃呢？如果一个自己做主的民族不服从上帝，它还能做出什么呢？”

“在法国，我看到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几乎总是背道而驰的；而在美国，我却发现两者是紧密配合，共同统治着同一国家的。”

很有意思的是，托克维尔的时代就象今天一样，总是有人对基督教信仰在美国发挥的巨大影响视而不见，甚至嗤之以鼻。对此，托克维尔只能以“绅士”和“贵族”的身份，向我们耸耸肩，无可奈何地摊开手说：

“有些书呆子认为我的观察有错误。他们总是旁征博引地向我证明，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但其中唯独没有我所赞美的宗教精神；我向他们指出，在大洋彼岸人们关于自由和人类幸福的看法，只是没有同斯宾诺莎一样相信世界是永恒的，没有同卡巴尼斯一样主张思想是头脑的分泌物而已。说实在的，对这些话无需做答，只能说：讲这种话的人没有到过美国，也不曾见过笃信宗教和享有自由的民族。因此，我只好等他们去过后回来再谈。”

为了说明虽然看上去很世俗的美国人真实的另一面——他们的信仰生活，托克维尔还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

“在美国，每星期的第七天，全国的工商业活动都好象完全停顿，所有的暄闹的声音也听不到了。人们迎来了安静的休息，或者勿宁说是一种庄严的凝思时刻。灵魂又恢复了自主的地位，并进行自我反省。在这一天里，市场上不见人迹；每个公民都带领自己的子女到教堂去，在这里倾听他们似乎很少听到过的陌生的布道讲演。他们听到了骄傲和贪婪所造成的不可胜数的害处。牧师对他们说：人必须抑制自己的欲望，只有美德才能使人得到高尚的享乐，人应当追求真正的幸福。他们从教堂回到家里，并不去看他们的商业帐簿，而是要打开《圣经》，从中寻找关于造物主的伟大与善良，关于上帝的功业的无限壮丽，关于人的最后归宿、职责和追求永生权利的美好动人描写。美国人就是这样挤出一点时间来净化自己，暂时放弃其生活上的小小欲望和转瞬即逝的利益，而立即进入伟大、纯洁和永恒的理想世界的。”

托克维尔看到了宗教信仰在美国持久广泛的影响力来自于“政教分离”原则。这个原则，其实是深深根植于基督教神学，来源于耶稣亲自的教导，以及保罗、奥古斯丁、特别是加尔文深刻的神学思想。正是这样一个原则，才使美国政治法律制度从某种意义上真正融合并体现了基督教信仰“自由”和“民主”的核心价值，从最小的单位——家庭和社区，以至整个国家：

“我们看到这些移民每时每刻都在独立自主地行使主权。他们自己任命行政官员，自行缔结和约和宣誓，自己制定公安条例，自己立法，好象他们只臣服上帝……；再没有比这个时期的立法更独特和更富于教益的了。今天美国在世界面前展现出来的主要社会特征的谜底，正可以从这个时期的立法中找到。”

托克维尔是以一个法学家的身份开始他对美国的考察。他认为法律是美国民主成功的三大原因之一，而法律对民情的影响至关重要，所以他对美国法律制度的考察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这个时期（美国祖先抵达新大陆时期）制定的法律中，一个最有特色的法令集，是规模不大的小州康涅狄格在1650 年颁布的法典。……在康涅狄格以及其余所有新英格兰的法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地方自主的产生和发展，而这种自主今天仍是美国自由的原则和生命。”

而这个“最有特色的法令集”有什么特别的呢？“康涅狄格的立法者们 …… 在制定刑法时，想出一个奇怪的主意，从《圣经》里找来一些条文。这部刑法的开头说：‘凡信仰上帝以外的神的，处以死刑。接着，有十条到十二条是逐字从《申命记》、《出埃及记》和《利未记》中引述而来，对亵渎上帝、行妖、通奸和强奸者，均处死刑。”

我们今天可以无知地随意解释、嘲笑和批判这些法律和法律的制定者，但正是这个以圣经为基础的法律成就了今天的美国，形成了直至今天仍然是美国的道德基础和最高权威，这是美国“民情”极为重要的另一个因素。因为“立法者在制定这样的刑法时，经常将注意力放在维持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良好习俗方面，所以他们总是重视良心问题，简直没有一件恶行不被列入惩治的范围。”而且，“这些奇怪的或者专横的法律，并不是什么人强加于居民的，而是由全体当事人自由投票表决的，而且居民的习俗比法律还要严格和富于清教派的色彩。”

我再重复强调一遍：这些法律，“不是什么人强加于居民的，而是由全体当事人自由投票表决的！”美国的“民情”比“法律”更严格，更富于基督教色彩！法律只不过反映了人民的信仰、思想和由此而养成的生活习惯。

对此，作为法学家的托克维尔，一个来自法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和法制的国家，他在将近两百年前竟作出如此感叹：

“这组法律虽订于二百年前，但似乎比我们现代的自由精神还先进得多。作为现代宪法基础的一些普遍原则，即那些为十七世纪的大部分欧洲人难于理解和在当时的大不列颠尚未获得全胜的原则，已在新英格兰的法律上得到全部承认，并被订于法律的条款之内。这些原则是：人民参与公务，自由投票决定赋税，为行政官员规定责任，个人自由，陪审团参加审判。所有这些，都未经讨论而在事实上确定下来。”

“这些基本原则已被新英格兰采用并大加发展，而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至今还未敢去尝试。”

“仔细研究美国共和政体的这段早期的法律之后，我们对立法者的这种管理才能和先进理论表示惊讶。显而易见，他们具有的社会应对其成员负责的思想，就比当时欧洲的立法者的思想崇高和完整得多，他们为社会规定的义务，在其他国家至今还被忽视。法律里订有许许多多细则，是为照料和满足社会的大量需要。在这一方面，今天的法国犹会觉得自愧不如。”

像两百年前的托克维尔一样，我们今天仍然感到震惊：这样的法律精神和原则竟然“未经讨论”就早在四百年前的美国普遍实行了，因为对有信仰者来说，实践信仰是不需要讨论的。

那么四百年后中国的今天呢？我们对民主和法制精神的认知，似乎还处在“瞎子摸象”的“初级阶段”——仍然在“摸着石子过河”。我们仍在坚持“山寨”般的“特色”，于是我们也就一直保存着“山寨”版的“素质”。

当我们中国人今天作为整体对究竟什么是“自由”仍然众说纷纭，不知是好是歹，甚至几乎不知所措之时，托克维尔却告诉我们：在将近四百年前的美国，“在这个还没出过将军、也没有出过哲学家和作家的默默无闻的社会里，却有一个人能够当着一群自由人的面站立起来，在大家的喝采声中，对自由做出了如下的绝妙定义：

‘我们不能安于我们因独立而应当得到的一切。实际上，有两种自由。有一种是堕落的自由，动物和人均可享用它，它的本质就是为所欲为。这种自由是一切权威的敌人，它忍受不了一切规章制度。实行这种自由，我们就要自行堕落。这种自由也是真理与和平的敌人，上帝也认为应当起来反对它！

但是，还有一种公民或道德的自由，它的力量在于联合，而政权本身的使命则在于保护这种自由。凡是公正的和善良的，这种自由都无所畏惧地予以支持。这是神圣的自由，我们应当冒着一切危险去保护它，如有必要，应当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种神圣的自由，属于宗教的领域，需要依靠信仰的力量才能获得。这就是美国“民情”的力量所在。

至于我们中国人最看重的“教育”，托克维尔在考察后发现，美国的教育状况和程度在人类历史上是如此的独特，以致他竟然这样说：

“当我拿希腊和罗马的共和制度同美国的共和制度进行比较，拿前者的手抄本珍贵图书和无知群众同后者的无数报刊和有知识人士进行比较，随后再回顾我们为了古为今用和根据两千年前的经验来推断我们今后的未来而仍在进行的一切努力时，我真想把我的书全部烧掉，以便只用全新的观点来考察如此全新的社会情况。”

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是如此普及，以致“如果你在调查时将无知的人包括进去，你会觉得美国人的知识水平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因为“在新英格兰，每个公民都受过初等教育，而且在这种教育中他们还学到了宗教方面的若干知识和论据。他们了解本国的历史，知道本国宪法的要点。……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的人，简直可以说是怪物。”

“在美国，启发民智的正是宗教，而将人导向自由的则是遵守神的戒命。”

“这就是英裔美国人文明的真正特点。宗教在它本身的领域内是自由和强大的，满足于为它准备的地位，并在知道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压服人心来进行统治的时候，它的帝国才能建设得最好。自由认为宗教是自己的战友和胜利伙伴，是自己婴儿时期的摇篮和后来的各项权利的神赐依据。自由视宗教为民情的保卫者，而民情则是法律的保障和使自由持久的保证。”

当我们观察我们中国的民情——中国人的国民“素质”，我们有些人会觉得，从根本上来说，托克维尔以上的阐述是那样的遥远和陌生，似乎来自另外一个星球。

这是对的，因为正如托克维尔在书中深有体会地指出：“当宗教在一个国家遭到破坏的时候，智力高的那部分人将陷入迟疑，不知所措，而其余的人多半要处于麻木不仁状态。每个人对于同自己和同胞最有利害关系的事物，只能习以为常地抱有混乱的和变化不定的概念。他们不是保卫不住自己的正确观点，就是把它放弃。于是，他们因为无力自己解决人生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而陷入绝望状态，以致自暴自弃，干脆不去想它们。这样的状态只能使人的精神颓靡不振，松弛意志的弹力，培养准备接受奴役的公民。

“一个民族沦于这种状态后，不仅会任凭自己的自由被人夺走，而且往往会自愿献出自由。”

这似乎是在讲中国，似乎在讲一个无神的、几乎没有宗教信仰因而也没有精神力量的中国，似乎在讲一个中国人人都希望改善、但人人都在抱怨的“素质”问题的根源——中国的“国民性”问题。

而托克维尔又一次十分“固执”而且“绝对”地强调这一点：“我一向认为，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

当然，托克维尔这里所讲的“宗教”不是笼统的、一般的宗教，而是十分明确的产生并促成民主的“宗教”：

“穆罕默德自称从天而降，他不仅把宗教的教义，而且把政治的原则、民法、刑法和科学理论都放进了《古兰经》。反之，基督教的《福音书》只谈人与上帝和人与人的一般关系。除此之外，它什么也没有教导，也没有要求人们必须信什么。抛开其他许多理由不谈，只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两种宗教中的前者不能在文明和民主的时代长期发生统治作用，而后者不管在这样的时代还是在其他时代，都注定会发生支配作用。”

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的观察性分析是经典性的，对民主自由的价值和前途的论述几乎是预言性的，我在北美二十多年的生活体验似乎仍在印证他一百八十年前充满激情的“预测”。

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引起我反复思考的还是其对宗教（基督教信仰）在美国民主社会和民情有着决定性作用的重要阐述！我认为这样的真知灼见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不仅因为这是对中国过去一百多年来在追求民主自由过程中对现代文明认知上严重缺失的补课，而且也因为这可以成为中国今天处理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严重社会道德问题及建立“核心价值”讨论的借鉴。

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是从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洋枪洋炮挨打开始的——从武器和机械开始，我们渐渐认识了“赛先生”(Science)——科学，于是我们开始了“洋务运动”，但限于“师夷长技以制夷”“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与此同时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在政体上几乎“全盘西化”。

从甲午战争之后，我们的认识才“进一步提高”，我们知道西方先进的背后原来还有“民主制度”——“德先生”（Democracy）在“操控”，而日本竟然比我们“抢先”一步在制度上首先变革。于是我们“维新变法”，我们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民主。但是中国人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虚无主义、实用主义、唯物主义以及无神论和革命思想，阻碍甚至綁架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探索，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有时甚至仍然停留在一百年前的水准，使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受挫，更阻碍了我们对终极真理的进一步追求。

我们今天对“德先生”和“赛先生”如何而来以及从何处来，几乎仍然一知半解，就象我们虽然知道电脑硬件和软件的重要性，但对其背后隐藏的指令性“语言”却懵懵懂懂，甚至不屑一顾。因为我们不“相信”在“德先生”和“赛先生”后面还有一种“超物质”的“信仰语言”——一位“费先生”（faith信仰）的存在。我们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

但是今天国门已经大开，我们已经无法再向世界关上我们具有“特色”的“山寨”之门。我们不能再自欺欺人地将炼丹术当作科学，将“橡皮图章”当作民主，将曾把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素质”推到悬崖边上的“主义”和“思想”、以及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冷眼旁观的“伦常名教”当作我们今天中国人的信仰，却以为仍然可以民主和谐，长治久安。

虽然《论美国的民主》直到1988年才第一次在大陆发行中文版，而日本早在明治维新的1886年就出了第一版，一个世纪的延迟大概可以看出中国与海外思想界的差距所在。但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终于可以直接从托克维尔平实温和的词语中感受到那穿越历史国界的人类心灵强劲的脉动：

“宗教只是希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宗教的自然合乎人心，正如同希望本身自然合乎人心一样。只有人的理智迷乱，或精神的暴力对人的天性施加影响，才会使人放弃宗教信仰。但是，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在使人恢复宗教信仰。没有信仰只是偶然的现象，有信仰才是人类的常态。”

今天的中国人是否已经预备好了以至可以恢复到“人类的常态”？迎接一位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应该成为我们朋友、但至今仍然十分陌生、我们甚至有些敌对和藐视的“费先生”？因为说到底，“赛先生”和“德先生”来源于“费先生”，他们其实是不可分离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