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班一回到家,随意瞥了一下手机上76届同学的微信群:93个短信!
上海的同学们可真会聊啊!才不过一天而已,似乎是创纪录了。
晚饭后,与秋玲一块去散步,又打了会儿篮球,才坐定下来,浏览同学们的微信。
这才知道,我们小时候的家——四川南路、永胜路那一带将面临拆迁重建。那我们的小学——四川南路小学呢?
因为是教堂所在地,要保留,所以不会被拆迁!

从1966年9月到1973年2月,我们在四川南路小学度过了六年半动荡不安的岁月!
我们最早的求知生命肇始于此,我们每个人有多少童稚的惊奇、天真的欢笑、又有多少无知的错愕和迷失,曾经倘佯流连在这座小学的操场、教室的每个角落,以至整个校园!
在2000年和2003年,我两次回上海时,都曾试图去四川南路小学看看,希望去找寻在年幼的生命中失落的一些什么,……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
啊!我多年来的苦思冥想,我常常惊然而起的痛悔和怅然,都萦绕着这座即熟悉亲切又遥远陌生、甚至有些古怪离奇的学校建筑。
四川南路小学在我印象中最神秘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那个几乎永远大门紧锁、深色灰暗的“仓库”,那个造型坚峻挺拔、肃然威仪、用途不明的蹊跷建筑物。
我在学校时就常常好奇地想去探个究竟。有几次几乎让我如愿以偿。我看见门缝好不容易裂开时,总是想方设法前去偷偷地“探访考察”一番。
每次考察的结果都是一个印象:幽深昏暗的仓库中,总是能够闻到一股没有人气的冷嗖嗖、阴森森的发霉气味。
这让我很扫兴。
但有一两次,在一片死气沉沉和昏暗中,在堆积如山的纸箱货物后面,我看见了露出来的几块形状匀称别致、色彩绚丽多姿的磨彩玻璃窗。

我的好奇心萌发了,这一景象就在心灵的深处扎根了。
长大后稍有点见识了,我就常常在回忆和猜想,那大概是教堂吧。
我成为基督徒后更是常常思想这个问题:我最早的启蒙教育竟然与我今天宝贵的信仰息息相关。
今天,同学的微信报信,不仅又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也终于激励我要一偿夙愿——查出真相,以今天资讯爆炸的速度。
我开始百度,接着又直扑谷歌,挖掘搜索,终于真相大白。
四川南路小学这个神秘高耸的“仓库”原来是洋泾浜天主堂——因位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南岸而得此名——现名四川南路天主堂,正式名称为圣若瑟教堂(St.JosephCathedral),位于今四川南路36号。
教堂地基是根据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上谕”归还的天主教产业。教堂是由天主教神父罗礼思(葡)设计。1860年(咸丰十年)4月15日破土动工,次年6月29日竣工。
教堂建筑为砖混结构,呈哥特特征融合晚期罗马风格:拉丁十字形平面,单钟塔式立面构图,门窗均为半圆型;内部用束柱和肋骨拱顶形式,宗教题材的彩色镶嵌玻璃窗;大门上部有玫瑰窗及扶壁;顶部是哥特式尖塔,由四个小钟座和中央大钟座组成,大钟座座基装有精致的百叶窗,尖塔顶部装有十字架,是为上海当时最高的建筑。
1862年(同治元年)5月26日年文思主教在这里为法国驻华海军司令、海军上将卜罗德(A.L.Protet)做弥撒,出席丧礼的除各国驻上海的高级官员外,还有清廷钦差大臣薛焕、江苏巡抚李鸿章、上海道吴煦等人。

1865年教堂创办类思学校(即今四川南路小学)。
1966年“文革”开始时,教堂停止宗教活动。(成为仓库)
1986年对教堂进行修理并恢复宗教活动。该教堂是保存完好的近代西洋建筑,1994年2月15日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列为市近现代优秀保护建筑。
有关洋泾浜天主堂的修建,还有一段奇特的经历。
1665年(清康熙四年),清朝廷实行禁教,勒令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只限于广州一地活动。1722年(康熙末年)清政府进一步宣布天主教为“邪教”。1724年(清雍正二年),雍正皇帝允准浙闽总督沉罗满的上奏,下令全面禁教,天主教堂及教产全部被没收,于是由明末清初的徐光启孙女在安仁里(今安仁街),捐资创办的老天主堂,也作为教产没收。老天主堂的礼拜堂被改建为关帝庙,原观星台址改建为敬业书院。
鸦片战争后,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清政府公开承认天主教是“劝人为善之宗教”,并同意把康熙、雍正年间没收而没有改作他用的教堂归还天主教会。上海老天主堂的地产已改为关帝庙和敬业书院,按理不在归还之列。但法国天主教会坚持老教堂的部分空地依然存在,要求归还。为了避免纠纷,上海道同意另外购置董家渡和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处的两块土地作为赔偿,用作教堂建设,先后建成了董家渡天主堂和洋泾浜天主堂。
这就是我的母校——四川南路小学的历史!原来她是一所教会学校!
我正好打电话给我在美国加州的妹妹杨英,顺便告诉了她这件事,她也激动起来。她顺便提到她就读的金陵中学原来还是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呢。

我立即又百度谷歌,寻找有关金陵中学的资讯。发现网上金陵中学的介绍大都是关于南京金陵中学的。在查考南京金陵中学的历史资料时,发现南京金陵中学是与四川南路小学有着几乎相同的历史背景,也非常值得我们了解。

金陵中学肇始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由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又译循道会Methodists)所创建的汇文书院。1890年,汇文书院创办成美馆,正式设立中学部。1910年,汇文书院与益智书院、基督书院合并,创建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1952年合并于南京大学),中学部遂更名为金陵大学附属中学(简称金大附中),现为江苏省重点中学、江苏省模范学校、江苏省首批五星级独立高中、国家级示范高中、“全国体育红旗学校”“全国群众体育先进集体”、“全国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南京大学实验中学”。
1951年,私立金陵中学与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合并,改名南京市第十中学;1988年,恢复“金陵中学”校名。
一个多世纪以来,数万学子从金陵中学走出,以其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勇于创新而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其中成就卓著者有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建筑大师、中山陵设计者吕彦直,工程热物理学科创始人吴仲华,文史学家程千帆,经济学家厉以宁、吴敬琏,生物学家傅新元,世界微分几何学界青年领袖田刚等,还有齐康等二十多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学院院士,因而被誉为“英才摇篮”。

在1949年以前,金陵中学的小礼堂,曾经是每周都要进行礼拜唱诗的礼拜堂,学校庆典也在此进行。图书馆则称作琥珀厅,曾经是青年会和金大图书馆的所在地。这洋溢着贵族气息的校歌,只有与钟楼的钟声、小礼堂的钢琴,图书馆与东课楼的红屋顶相伴,才显得它历史的沧桑和气质的高贵。
金陵中学校训:“诚、真、勤、仁”
——“以诚为本”,“唯真是求”,“勤勉执着”,“以仁为怀”。
1888年,美国美以美会创建了金陵中学的前身汇文书院,当时,汇文书院所处的干河沿和它以北的鼓楼地区与今天的繁华远不能比,到处是旷野和农田。
1889年建起的金陵中学的钟楼曾是南京赫赫有名的洋派建筑,被誉为南京第一高楼,蔡元培、徐悲鸿、宗白华等大师级人物常在此“温暖聚会”。最为传奇的是,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钟楼的地下室一度成为藏匿和保护妇女免遭日寇蹂躏的处所。电影《金陵十三钗》就反映了这段真实历史。
1889年钟楼建起,是南京市当时的第一高楼,是基督教在南京建造的学校建筑中最老的一栋,当时被称为南京第一幢“洋楼”,也是当时南京最高建筑,距今已有123年的历史。当时的老百姓不知道汇文书院,但知道三层洋楼,这是他们给钟楼取的外号。
…………
上海四川南路小学始于“洋泾浜天主堂” (圣若瑟教堂St.JosephCathedral)。教堂于1860年(咸丰十年)4月15日破土动工,1861年6月29日竣工,成为当时上海的最高建筑。1865年教堂创办类思学校(即今四川南路小学)。
南京金陵中学肇始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由美国基督教循道会(Methodists)所创建的汇文书院,是南京市当时的第一高楼。1890年,汇文书院创办成美馆,正式设立中学部。
显而易见,两所学校,一所小学,一所中学(金陵中学——暨南京大学),一所在上海,一所在南京,在华东这两个最大的城市,教会在中国建立起的最早的两所基督教私立学校,成为当时在这两个城市两幢最高也是最有价值的建筑,更培养出当代中国一大批最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信仰的力量超越人间一切的权威,无论是皇帝还是主义都无法消灭基督和平仁爱的普世信仰;这意味着基督信仰的真正力量就在于全人教育、心灵更新,这种力量将所向披靡,没有任何其它力量可以与之匹敌;这意味着:属于上帝的应该归于上帝,被夺去的必要归还;这更意味着时间永远在上帝手中:17世纪不行,那就19世纪,50年代闭关锁国,80年代就得改革开放,在上帝面前,中国人最终将无处躲藏。
这还意味着什么呢?
这还意味着我们对我们自己一生的重要部分几乎一无所知。
基督教对中国现代文明的巨大贡献,对中国当代大中小学平民教育事业的丰功伟绩,我们竟会浑然不知!即使我们多年受益于这一巨大的精神资源,即使我们是毕业于“中国第一小校”——四川南路小学——一所应该象哈佛和剑桥那样著名的私立小学!
我们不仅浑然不知!我们甚至有时还以藐视、奚落甚至咒诅的态度对待那些创建这些学校的“传教士”。
我自己就是那样!常常对那些“帝国主义的走狗”持嗤笑和鄙视的态度!直到有一天,自己忽然也成了其中“一员”,这才发现:原来自己对那些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促使中国进步文明而奉献一生、牺牲生命的“传教士”们,对他们究竟在中国做了多少好事,盖了多少学校,建了多少医院,对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中国的事,其实根本一无所知,但我们“中国人民”却似乎对他们有刻骨仇恨!
多年的仇恨教育、谎言宣传和资讯误导往往使我们的思维模式错位变形,以致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意愿和能力。

我们再好好思想一下:这两座教堂学校就是当年的“上海中心大厦”、“东方明珠”,就是当年的“紫峰大厦”(南京)。不同的是:今天中国人自己造的最高建筑都是商业中心,而当年基督徒传教士所造的最高建筑则是教育和信仰中心;今天中国人的最高目标是六亲不认的金钱;而当年传教士的最高目标却是要拯救他们认为最宝贵的中国人的心灵!
但愿中国人不要在一百年之后才开始明白这个道理!不要再过一百五十年才来关注我们自己和我们后代的灵魂。
今天,我们中国人多么应该个个成为饮水思源、知恩报恩的人,成为一个简单淳朴、拥有常识的人,去享受和拥抱这一普世文明的丰富资源。
当然首先,我们应该要知道,是谁在我们的生命中向我们施恩。
我们知道使我们幼小生命成长的摇篮是我们父母准备的,我们应存感恩的心报答我们的父母。今天当知道我们儿时思想和心灵教育的摇篮是谁为我们准备的,我们该如何报答呢?

谢谢您的文章,最近我也在追寻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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