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信仰是现代科学之母

本来，基督教信仰（尤其是宗教改革）催生了自16世纪以来现代科学的全面发展这一历史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无论是从现代科学起源的地理国家的角度还是从科学家个人信仰的角度去看，无论是从最重要的科学家所属的大学、修道院和教会的角度，还是从当代多数诺贝尔得奖科学家所属国家的传统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只可能得出一个历史性结论，那就是：作为一个系统和基础性的现代科学是诞生于基督教信仰，因为早期科学的发展都是与基督教信仰息息相关，与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无神进化论者和共产主义者却在全世界宣传鼓噪，试图扭曲和篡改这一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

共产主义和无神论左派所用的歪曲和偷换概念的手法是，首先将作为在历史上对人类社会具有全面影响的基督教信仰限制在宗教学术性领域以及教会的墙壁之内，将其束之高阁，与世隔绝，使信仰土壤与其在社会人生层面所结出的丰硕的果子分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无中生有地编造信仰与科学对立的种种谎言，使他们得以劫持科学，据为己有；然后反客为主，将科学当做来自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标语和大棒，用来诋毁和打击拥有基督教信仰的人们。这样一来，科学一方面成了历史上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进化”产物，另一方面，科学又被包装成唯物主义的宗教，用来推销和压制以良心自由、超物质灵魂为本的基督教信仰，最终达到以物质欲望来掠夺和控制人的灵魂的企图。显然这是来自魔鬼的企图。

正本清源是历代基督徒的责任。在当今的时代，科学与信仰问题也是如此。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基督教信仰不仅是产生现代基础科学的土壤，是养育现代科学的摇篮，而且还孕育出了现代科学所必需的独特的思想基因。这并非基督徒一厢情愿的宣称，而是有着大量证据支持的历史事实。

一. 从文明与地理上看，现代科学是诞生、成长并发扬光大于基督教文明世界（Christendom），而非任何其它宗教和文明世界

众所周知，生活于16世纪普鲁士（现属波兰）的天主教教士（神父）哥白尼和意大利教士伽利略对天体运行的发现和论证标志着现代科学的诞生，而哥白尼和伽利略出生、接受教育、生活工作及从事科学研究，都在罗马天主教区的波兰、罗马和弗洛伦萨。他们之后最重要的现代科学家，如开普勒、波伊尔、牛顿、布莱尼兹、巴斯卡、法拉第以及众多以他们名字命名科学定理和定律的伟大的科学家们——这些奠定了现代科学各门基础学科的科学巨人，大都来自宗教改革后的英国、法国和德国，所有这些地区自中世纪以来一直被称为基督教世界（Chritendom）。

历史资料显示，从16世纪到19世纪现代科学建立之初的三百年间，科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来自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其中90%以上都是虔诚的基督徒。20世纪以来设立了科学诺贝尔奖，迄今为止获奖最多的前三名国家是美国、英国和德国，这三个国家占获奖总数的80%，而这三个国家都是以基督教新教为其大多数国民信仰的国家。如果加上其它新教、天主教及东正教国家，基督教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占诺贝尔奖得奖者总数的95%。

这一不争的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基督教信仰的国家，或称之为基督教文明世界，是现代科学诞生和成长的家园。正是这一信仰传统所导致的人文历史和社会政治环境，催生、扶持和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二. 哥白尼的日心说和伽利略引起的争议是科学在神学解释上的争议，而非信仰对科学本身的压制和否定

无神论者否定基督教信仰与科学有任何瓜葛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罗马天主教庭对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的“迫害”。

首先必须予以澄清的是，这三位我们今天称为“科学家”的人当年首先都是“神学家”。罗马天主教庭对布鲁诺的审判不是关于科学而是关于布鲁诺作为天主教神父公开否认天主教最基本的三位一体神学教义所引起的，他是作为天主教内部的神职人员而不是作为科学家接受罗马教廷审判的。布鲁诺的问题属于神学上的异端问题，而不是对科学的争议问题。当时基督教世界的法律明文规定，不承认三位一体教义并公开宣传就是异端，若不悔改就是死刑（火刑），类似于今天的反人类罪或叛国罪。我们今天照样会对犯叛国罪或反人类罪的科学家进行审判，但这不等同于对科学的审判。所以，布鲁诺的死刑与他的科学研究并无直接关系。

不仅如此，哥白尼与教宗还是好朋友。据历史记载，1533年，当教宗克莱蒙七世读到哥白尼全新的“日心说”理论时不仅没有批评，反而十分高兴，并赠予贵重礼物以示感谢。在哥白尼有生之年，他也并未因从事科学研究而受到任何迫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哥白尼出版了他著名的《天体运行论》。

支持哥白尼日心说的伽利略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从小就立志要当传教士。他年轻时在修道院学习。伽利略在倡导哥白尼的学说时是以这个学说与圣经并无冲突的理由为之辩护的。伽利略采取的是神学家圣奥古斯丁的解经立场，不将所有圣经篇章都纯粹按字面意义解释，尤其是《诗篇》对地球和太阳的描述。

在哥白尼去世半个世纪后，罗马教廷由于宗教改革的影响以及路德宗新教徒开普勒与伽利略的关系而开始反对他们所支持和倡导的哥白尼理论。伽利略作为教宗的好朋友还专门到罗马劝说教宗不要禁止哥白尼思想。因为哥白尼挑战的是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而不是圣经的宇宙论。

伽利略在1632年曾说过：“硬要在圣经中塞进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教会才会被误导。”

虽然乌尔班八世的教廷最终对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做出了”有异端倾向“的判决，并禁止他其它著作的出版，但伽利略在“软禁”情况下仍然得以继续写作并进行科学研究，完成了他新的科学著作《论两种新科学及其数学演化》，并于1638年在天主教管辖范围之外的新教的荷兰出版，而新教的荷兰是加尔文改革宗的重镇，英国光荣革命时期威廉三世就是从荷兰进军英国的。伽利略寿终正寝，安享晚年，去世时享年78高龄。

总而言之，历史事实与我们多年来所接受的共产主义和无神论世界的宣传相去甚远：

1. 哥白尼一生并没有受到罗马教庭的迫害；2. 伽利略虽然受到教会法庭属于神学性质的“异端审判“，但其原因并非出于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矛盾和对立，而是罗马教庭内部对科学发现在神学上不同解释而引起的。事实上，罗马教廷对伽利略审判的真正原因是两个：1） 宗教改革导致罗马教庭内部（耶稣会）对被新教支持的哥白尼理论异常紧张而起了争执；2）伽利略在其著作中有意无意地攻击教宗的言论导致本来与他关系良好的教宗和其他主教对伽利略的思想和意图产生了误会和怀疑；3）身为天主教徒的伽利略与身为路德宗新教徒的开普勒关系密切是伽利略遭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与开普勒一起跟随路德的新教徒也支持伽利略，所以在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审判和禁书中也包括开普勒的著作。

虽然罗马天主教对哥白尼的理论和伽利略本人进行了神学上的异端审查，但马丁·路德却在当时对哥白尼的著作《革命》（De Revolutionibus）不遗余力地资助、出版及传播。十六世纪的路德宗信徒包括大科学家开普勒等曾帮助伽利略并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十七世纪的加尔文和英国清教徒也大都是科学研究的支持者。英国伟大的清教徒诗人作家和神学家、《失乐园》作者约翰·密尔顿还曾亲自拜访在软禁中的伽利略。

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的新教改革对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全面支持，说明宗教改革对现代科学有着极为重要的积极影响。对伽利略的审判是罗马教庭在神学和体制上的错误和偏差，而宗教改革不仅在神学教义上反对这种错误和偏差，也反对其神职体制对科学发展的某种阻碍与干涉。宗教改革最终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的真正解放，催生了现代科学的全面发展。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作为现代科学先驱的哥白尼和伽利略不仅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更是由于研究神学才得以研究科学的（研究神创造的物质宇宙一直是中世纪神学的一个分支，后来演变成一个独立的研究分支——科学）。当时能够有能力研究科学的大都是神职人员，普鲁士人哥白尼、意大利人布鲁诺和伽利略以及西班牙人塞尔维特只是众多神学家兼科学家的几个代表而已。正是由于他们是基督教神职人员，所以才拥有教会的环境、物质和人力资源可供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昂贵的、持续的、耗时费财的天文观察和医学等科学研究。这本身就说明罗马天主教会不仅不反对而且应该是支持科学研究的。

更何况，罗马教廷对哥白尼和伽利略的科学发现是从神学角度进行异端审判，而不是对科学本身的审判，这不仅不是反科学，甚至反而从反面证明了天主教对科学的过度重视。虽然我们今天可以马后炮地认为教廷当年对他们的审判是错误的，不过，哥白尼和伽利略当年很多的科学发现，今天不也证明是错误的吗？在宇宙物理的意义上，这个宇宙的物理中心既不是地球，也不是太阳；但在神学上，地球是上帝创造整个宇宙的最高峰、中心和目的，这是无可置疑的；甚至从今天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地球毫无疑问是宇宙中人类科学研究的中心。

三：现代大学是现代科学的摇篮，而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修道院）则是现代大学的摇篮

假如说，1000多年来罗马天主教会是一块自中世纪以来艰难粗糙、并非完美地孕育着现代科学理念的实验苗圃，由于古代希腊异教观念的影响及自身的局限性，时常误伤苗圃中幼芽的话，那么，经历了新教改革洗礼后的教会、社会和国家，则成了真正催生和养育现代科学的摇篮和家园。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世界成了最适合“科学”居住的自由世界，正是在这个世界中，出现了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群体。

培养这一群现代科学家的摇篮是现代大学。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现代大学有三个传统来源：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它们都起源于公元1200年前后。之前古代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也有被称为大学的机构，但最终都没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于公元1088年建立。博洛尼亚大学的座右铭是：”无处不在的彼得是法律之父，而博洛尼亚则是法律之母“，这个大学注重研究基督教神学和教会管理法以及民法。

法国巴黎大学建于1150年，是赫赫有名的巴黎圣母院的附属教会学校，后来逐步发展成现代大学。

英国的牛津大学及其姐妹大学剑桥大学分别建于1096年和1209年，是以培养基督教神职人员为目的的神学院。

这三个大学都是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产物。

但是对现代基础科学作出最伟大贡献的却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后成为新教、当时还相对落后的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而并不是在各方面更发达的欧洲大陆天主教的法国巴黎大学和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正当罗马教廷在对伽利略维护哥白尼理论横加指责并作出审判的时候，牛津大学的神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们却受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的激励和影响，回归圣经，正确地指出了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并非是圣经中的宇宙观，他们在为意大利的哥白尼和伽利略辩护的同时，也为新兴的现代科学预备信仰和思想观念的基础。

我们来看看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校训吧。牛津的校训是：“主是我的亮光”。剑桥的校训是：“神圣智慧之光”。这两个校训都引用了耶稣的宣告：“我是世界的光！”

于是这两所大学借着圣经启示中上帝的真理之光，不仅培养了无数传道人，将灵魂的规律——福音传遍世界，照亮人类无助黑暗的心灵；同时也在宗教改革之后培养了大批科学家，发现上帝创造宇宙时所设定但隐藏着的规律，照亮人类对物质世界认知上的黑暗。

我们再来看一下牛津和剑桥大学在艾萨克·牛顿时代（英国清教革命也称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时期）的学院名就可以看出，基督教信仰是如何充满并造就了延续至今的牛津和剑桥的学术气氛、人文精神和科学传统的。

牛津大学：全人类灵魂学院，三位一体学院，基督教会学院，基督圣体学院，耶稣学院，圣十字架学院，圣约翰学院，圣彼得学院，圣司提凡学院，威克里夫学院。

剑桥大学：三位一体学院，基督学院，基督圣体学院，耶稣学院，圣十字架学院，圣约翰学院，圣彼得学院，圣母玛利亚—安妮学院，抹大拉学院，以马内利学院。

现代化学奠基人波伊尔、现代数学和物理学奠基人牛顿、现代电力动力学奠基人麦克斯韦尔在剑桥大学的时代，剑桥共有十六所学院，其中的十所都与基督直接有关（如上所示），他们受教育和从事研究的学院就是彼得学院和三一学院。

除了国王学院和王后学院，这两所大学全是以基督教信仰的教义、基督使徒和圣徒来命名各个学院的，这体现了这两所大学基督教信仰的根源。谁能否认这些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不是在基督教信仰的熏陶之中、在圣经的光照之下、在圣灵的启发和激励下才揭开了上帝在创世以来一直隐藏着的物质世界背后巨大的规律的奥秘！

而当象征科学最高成就的诺贝尔奖在二十世纪颁奖以来，牛津和剑桥大学一共培养出了192名诺贝尔奖获奖者，其中牛顿、波伊尔和麦克斯韦尔所在的剑桥大学共有120位获奖者。美国版的牛津剑桥——哈佛和耶鲁大学（哈佛所在地被称为剑桥市）后来居上，哈佛大学的诺贝尔获奖者达160位；耶鲁大学有62位获奖者，而哈佛、耶鲁也都是来自英国的清教徒所建立的神学院。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真理”。耶鲁大学的校训是：“光和真理”。源于耶稣的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世界的光”。

牛顿生涯中有一件事很能够说明当时的新教（圣公会）教会与牛津和剑桥大学的依附（甚至可称为上下级）关系，也可称之为最确凿的基督信仰尤其是宗教改革是现代科学之母的直接证据。

牛顿在1669年被授予卢卡斯数学教授的荣誉席位（牛津剑桥大学教授中相同于学术国王地位的独一无二的荣誉职位）。当时一般剑桥和牛津的教授拥有这一荣誉职位都被要求是经过按立的圣公会牧师，当然实际上并不需要履行牧师职责，这样，担任这一职责的教授（虽然是神职人员）就可以有更多时间用于科学研究。因为牛顿并非是一个按立牧师，为此他特向英国国王查理二世请求免除此项要求，获国王批准。这一事件显示了当年在新教改革风起云涌的英国上下尤其是主导牛津剑桥大学的新教圣公会教会体系和国王对科学研究的高度重视。

另一个英国的清教徒革命对现代科学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重要证据就是对现代科学作出最大贡献的英国伦敦皇家学院（起初也称为“促进物理——数学实验学习学院”）。1660年最初的十位创会者中有七位是清教徒科学家，在1663年的皇家学院清教徒占了62%，而当时真正的清教徒人数占英国人口比例是相当低的。

从这些历史事实可以见证，正是那些最初以基督教信仰为研究主旨而建立的古老大学，不仅为现代科学提供了充足的信仰的阳光雨露、思想的土壤和水分，而且也为科学诞生预备了苗圃和温床，并最终成为科学成长的摇篮和家园。

四：现代科学的奠基人都是相信上帝的基督徒

不仅仅是基督教世界为科学的诞生和发展营造了大环境，也不仅仅是以基督教神学研究为主的大学为现代科学准备了小环境，而且，从哥白尼、伽利略和开普勒开始的几乎每一位现代科学基础学科的奠基人本人都是坚信上帝存在的基督徒，都深信圣经所描述的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的真实性。他们不仅都是基督徒——主要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而且他们本人大都就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神父、修道院院长、神学家和教会长老），且有很坚实的神学基础。

麦克斯韦尔，这位被科学界公认的在物理学界的影响仅次于牛顿、而被爱因斯坦认为对他的影响比牛顿更大的英国数学物理学家，八岁就可以背诵圣经诗篇中最长的119篇（176节）和英国伟大的清教徒诗人弥尔顿的长诗。他14岁就写了第一份关于数学曲线的科学论文。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剑桥大学彼得学院和三一学院求学和工作，是“剑桥使徒”的成员。

虽然他的圣经知识和深厚的神学修养是公认的，但麦克斯韦尔在大学时代仍然对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进行了严格的考察。后来他写道：“寻遍天下你也找不到除救主（基督）之外的上帝；查考整本圣经你也找不到一句阻止你探索科学的经文。”

他说：“我可以成为一个很坏的人，但我没有成为那样的人，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使我将自己交给上帝，尤其是通过科学研究……”

他临终前的遗言是：“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像大卫王那样按着上帝的旨意为我同时代的人服务。”他先是在福音派长老会教会，后来他成为苏格兰教会长老（牧师）。

与伽利略同时代並与他齐名的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曾说过这样一句被众多科学家（包括牛顿）重复的经典箴言：科学是在“追寻上帝的思想”。他说：“作为天文学家的我们是至高神在‘自然之书’中的祭司（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如此而言，我们的深思熟虑就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而是超越万物之上的神的荣耀。”

另一位现代科学的奠基人、化学之父、也是自然哲学家和物理学家、著名的伦敦皇家学会创始人英国化学家波伊尔，在他回应他同时代的哲学家笛卡尔的论文《论自然界的终极原因》中，批评了笛卡尔关于科学研究不能发现上帝的论点。恰恰相反，他论证道，自然哲学家（今天我们称为科学家）可以在对大自然规律的发现和研究中看到上帝设计中所包含的智慧。

犹如英年早逝的音乐天才莫扎特，法国天才数学家帕斯卡不到39岁就去世了。他不仅是数学概率和电脑语言的奠基人，还发明了最早的计算机和温度计，同时他又是一位伟大的充满激情的神学家。他说：“信仰告诉我们感官所无法告诉我们的，并非是与我们的感觉相反，而是在不违背它们的同时超越它们。”

帕斯卡设计了最早的“帕斯卡计算机”，一种计算机语言以帕斯卡命名。1654年在一次信仰上的神圣经历之后，他停止研究数学和物理，开始专注于神学写作。他是坚定的詹森教派信徒，他为基督教信仰辩护的著作《致外省人书》（Lettres provinciales）被奉为法文写作的典范，他生前的笔记成为名著《思想录》。

以下是现代科学界各个领域奠基人的名单，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与哥白尼齐名的德国（普鲁士）天文学家、数学家、天体力学家、神圣罗马帝国皇家数学家；

　 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法国流体静力学家、数学家、计算机学家、神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音乐家、教育家、气象学家；

　　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德意志哲学家、数学家，发明了微积分；

约翰·瑞（John Ray，1627–1705）——英国自然历史学家；

　　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万有引力、牛顿三大运动定理和微积分的创立人、皇家学会会长；

　　赫歇尔（Sir William Herschel，1738-1822）——德国/英国天体物理学家、第一架巨型天体望远镜发明者、英国皇家天文学家、皇家学院院士、作曲家；

　　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9 –1832)——法国解剖学家、动物学家、古生物学之父；

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Johann Karl Friedrich Gauß；1777-1855）——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大地测量学家、数学王子；

　　布鲁斯特（David Brewster，1781-1868）——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实验光学之父；

　　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英国化学家、电磁学家、皇家学院院士；

　　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1–1871)——英国计算机科学家（计算机之父）；

　　莫里（Matthew Maury，1806-1873）——海洋学和海洋气象学之父、天文学家、气象学家、海洋学家、海道测量学家、历史学家、地质学家、地图测量绘制学家、美国海军司令；

　　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1807-1873）——瑞士/美国冰河地理学家、鱼类学家；

　　辛普森（James Simpson，1811-1870）——苏格兰妇科医学家；

　　斯托克斯（George Stokes，1819-1903）——英国数学物理学家、流体动力学家；

　　孟德尔（Gregor Mendel，1822-1884）——法国遗传学家、遗传学之父、神父、修道院院长；

　　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法国细菌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巴黎大学，英国皇家学会外国会员；

　　法布尔（Jean Henri Fabre，1823-1915）——法国物理化学植物学家、昆虫学奠基人；

　　凯尔文（Lord Kelvin，1824-1907）——英国/爱尔兰数学物理学家、动力学家、第一和第二热力学定律发现者、绝对温度命名者、电报发明家；

　　瑞蒙（Bernard Riemann，1826-1866）——德国几何学家；

李斯特（Joseph Lister，1827-1912）——英国防腐外科手术学家；

麦克斯韦尔（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英国物理学家、电动力学家；

约翰·斯特拉特-瑞利勋爵（Lord Rayleigh，1842-1919）——英国空间、模型分析学家；

　　弗莱明（John Ambrose Fleming，1849-1945）——英国物理电子学家、伦敦皇家学院院士、公理会牧师；

　　拉姆西（William Ramsey，1852-1916）——英国元素化学家。

现代科学出自基督教最重要也最具决定性的证据就是，所有早期最重要的大科学家都是基督徒。无一例外！

我们能否说出一位佛教出家和尚同时也是知名科学家吗？我们能否说出一个穆斯林阿訇同时也是科学家吗？我们能够说出一个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党委书记同时也是一位大科学家吗？恐怕一个也没有！

五：基督教神学尤其是宗教改革神学是催生现代科学的思想基因

现代科学的产生必需要有很多前提条件，其中观念上的条件最为重要，因为科学最重要的是对世界持续的观察和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所以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也就是他们的世界观和他们的信仰至关重要。

现代科学之所以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于佛教、儒教、伊斯兰教以及无神论国家的原因是，这些宗教本身都没有现代科学所必需的信仰，也就是对这个世界真实性的信念以及这种信念所带来的系统性的贯彻到底的理性逻辑。

回教提倡一种严苛的宿命论。回教徒相信世界万物事无巨细早已被阿拉命定，是不可改变的，也是不可知的，更是不能知的。既然如此，要去尝试认识或改变它，就是违背阿拉的意愿。因此直至今日，我们很难发现真正有原创性的穆斯林科学家的出现。

印度教以及从其脱胎而来的佛教对宇宙世界的认知是主观轮回的，他们对宇宙是否是真实的存在并不在乎，他们认为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信之则有、不信则无，所以没有理由穷其一生探索和研究一个並不真实、不能把握的客观世界。

无神论同样不可能进化出现代科学。纯粹的无神论怀疑和否定一切，对世界的一切持不确定观念。如果一切都由机遇产生，偶然进化又毫无目的，那么作为一个化学反应的偶然结果怎么会孜孜以求去探寻另一个偶然发生的化学反应呢？怎么会认为偶然中会有规律和目的呢？

公元前二、三百年间的古希腊曾产生过阿基米德和欧几里德这两位数学天才，但是现代化的基础科学并没有在那时建立起来。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科学这样一个系统性的实验王国，需要有一套完整的信仰和神学系统为基础。而希腊哲学在其多神宗教的背景下显然只能是一种智力冥想以致最终成为逢场作戏的理性游戏而已。于是，古希腊天才的科学探索最终只不过成了人类偶尔闪现的惊人想像和灵感的火花。

在基督复活之后的一千年，福音传遍了欧洲。到了13世纪，以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汤玛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神学家对上帝的理性及上帝创造普遍启示的神学意义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确立了人类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能够证明上帝存在的神学和逻辑论证，阐述了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和研究人能够认识上帝创造的神学思想。

宗教改革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圣经作为上帝话语的唯一权威，每个信徒能够凭着信心直接来到上帝面前，每个信徒都是上帝圣洁的祭司的神学思想。于是，每个愿意认识上帝的人都可以通过研究宇宙自然直接认识和明白上帝的创造，也因此可以更好地担负起管理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的职责这样一种信念就在平信徒中被普遍建立起来，这对科学研究的全面发展是一个观念上的突破口。

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在他的巨著《科学与现代世界》中指出：基督教信仰是科学之母，其源头来自于中世纪教会所强调的神的理性。“在16世纪西方基督教发生分裂（宗教改革）的同时，现代科学欣欣向荣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宗教改革所导致的）新的世界观强调直接观察的科学精神。”怀特海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一种基本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的信念，那末，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

于是，现代化科学所需的”观念基因“就形成了。以下是这个现代科学的”观念基因“的结构和组成部分：

1. 宇宙万物是一个绝对真实的存在，是人的感官可以观察、体验的真实存在——这是实验科学第一个必要条件；

2. 宇宙是全智全能的上帝作为第一因的神圣创造，因此，宇宙万物具有上帝理性所产生的逻辑和规律，并且是一个彼此相关联的整体——这是基础和系统实验科学第二个必要条件；

3. 宇宙万物的存在和规律是恒长不变的（而不是不可捉摸始终变化不定的）——这是实验科学可以证实的第三个必要条件；

4. 上帝创造的宇宙规律是可以被上帝所创造的、有着与上帝相同形象和样式的人所认识的，而且也是作为创造主的上帝愿意让人知道的——这是现代实验科学系统得以产生的充分条件。

这些观念源于圣经并在教会内部经历了长达千年的争论和思考，它们是现代科学的充要前提。新教改革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强调和更新的观念是：

1. 圣（指耶稣拯救的特殊恩典——福音）俗（指上帝创造的普遍恩典——宇宙万物的创造）虽然有别，但都源于上帝也最终都归于上帝；

2. 重申因信称义的教义使每个人都直面上帝，也就是每个人都将对自己负责，而不是靠神父或通过其他人的赦免；

3. 人人皆祭司的教义使每个人都将根据自己的恩赐（天赋）在圣俗各个工作岗位上（个人对世界管理的责任——为此必须充分认识和研究上帝创造的宇宙规律）尽忠，成为圣洁，荣耀上帝。

宗教改革一方面从个人的角度对上帝的创造进行进一步的神学思考，另一方面打破了天主教中央等级的属灵管理制度，使每个人不再被限制和固定在一定的等级体制中，使具有恩赐和天赋的基督徒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被大大地激发和解放出来，随之而来的科研机构如伦敦皇家学会的诞生，使得教会、国家、大学、社会以及个人对发现和研究上帝所创造的宇宙规律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使得持之以恒的科学研究成为现实。

六：现代科学与宗教改革患难与共证明了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亲密关系

我们可以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去考察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亲密关系这一点。

一般历史学家都认为，现代科学始于哥白尼革命，而无巧不成书的是，同样受到罗马教廷审判的天主教科学家哥白尼（1473-1543）和天主教神学家马丁路德（1483-1546）是同时代人。哥白尼在1514年写下《短论》开始形成日心说理论，由此开启了现代科学革命。马丁路德则在1517年贴出了95条纲论，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两人的划时代“笔记”前后只相差三年，有意思的是，他们去世的时间前后也只相差三年。

意大利的伽利略（1564-1642）和德国的开普勒（1571-1639）也是同时代人。德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开普勒是与伽利略齐名的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他最为人知的成就是“开普勒定律”——出自他的著作《新天文学》、《世界的和谐》、《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的三条定律，对牛頓产生极大影响，並启发牛頓后来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当时开普勒的德国是马丁路德之后的德国，是一个新教国家，同时开普勒也受到在日内瓦的加尔文神学的影响，加尔文坚定支持伽利略。

1610年的头几个月，伽利略用他强大的新望远镜，发现了四颗绕着木星运动的卫星。在发表他的报告——《星夜的差使》时，伽利略咨询了开普勒的意见，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增加其观测发现的可信度。开普勒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撰写并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回复——《与星夜信使的对话》。他支持伽利略的观测，并对伽利略的发现进行了一系列的推断。同年年底，开普勒在《四颗卫星的观测报告》中发表了其利用望远镜对月球的发现，进一步支持伽利略的发现。

宗教改革不仅与科学革命有着同时性，而且也与科学革命同患难共荣辱。当哥白尼和伽利略的科学研究被罗马教廷判为异端之日，也正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被同一个教庭判为异端而先后逃亡和流放之时，当然更多的宗教改革家和新教徒更是被送上了火刑柱。事实上，宗教改革人士所遭受的迫害远比哥白尼和伽利略所遭受的更为严重、更为残酷。

而当宗教改革在英国激起了强烈的信仰感召力与科学热情时，人类科学最伟大的天才诞生了。化学之父波伊尔(1627–1691)和现代物理学和数学之父牛顿（1642-1727）先后出生于清教革命——英国内战（1648-1649）时期，他们都经历了英国的荣光革命（1688-1689），他们的一生处于英国近代史上极为动荡的时期，但因为宗教改革全面更新了英国国民的精神和灵魂，使其最终成为英国振兴的信仰动力。清教革命这一动荡时期，获得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爆炸性科学成果，为英国积累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财富，导致了英国之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工业革命的中心。

就这样，从信仰开始，英国的新教改革大大促进了英国科学的发展。而在这一时期开始的清教徒和英国人以及随后的欧洲大规模移民美国，则进一步在美国延续並加速了这一发展，以至为全人类成就了今天这样一个科学高度进步的世界。

如果不了解基督教信仰，对“西方的”现代科学为什么会在短短的两百年间取得如此惊人成就因而改变世界的原因一定会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当我们真正理解基督教信仰的内涵和实质之后，对这一信仰就是产生现代科学最重要和最直接原因这一历史事实，相对而言就比较容易辨识、判断和理解了。